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年來，“生態文學”的概念及其文學實踐正在穩步推進，開始引發人們的關注和熱情。這種狀況顯得有些意味深長。雖然學界也不乏一些圍繞它所進行的理論探討與分析，但如何確定定義和理解這種現象，似乎還沒有令人滿意的解決方案。目前來說，人們還只是滿足于在它的旗幟下認領各自的位置與歸屬地，并借此完成自己的文學實踐。至于它涉及的一些根本性難題，尚不夠明了也無實質性進展。譬如：生態文學是傳統文學的某種自然演化與延續嗎？它是一種全新的文學類型嗎？它是文學在現代社會發生根本的結構性變化之際的一種應激反應嗎？抑或，它是文學的終極之地嗎？

上述問題雖然可以歸結為一種整體文學場域并給予一種整體性的描述，但它們其實都有不同的解釋路徑，并且各自指向不同的領域，需要以不同的視野和邏輯去加以引導與處理，尤其需要廣闊的哲學、社會學思考方向，而不能將其視作是一個簡單的文學史內部問題去理解。簡言之，生態文學的出現以及對它的討論方法，更接近文化研究的范疇，而不是對文學修辭和表達對象的過度強調。并非我們面對自然去書寫就必然能創作出生態文學，同理，模仿現代派文學或者“西馬”學者如馬爾庫塞對現代文明的猛烈批判，也難以克服我們在現代社會中遭遇的各種不適感和陌生感。如果不是這么看待問題的話，當我們面對陶淵明的歸隱山林或王維的田園詩歌以及中國文學史上極為普遍存在的對大自然的放歌吟詠，就無法區分它們與當下生態文學的本質差異。

嚴格說來，生態文學是不是一種新的文學類型，還存在爭議。也就是說，盡管它們可能帶有一些鮮明的外部特征，但我們仍然無法從題材的層面上去確認它。用更通俗的表述說，要抵進生態文學的真相，作者寫了什么固然很重要，但是看作者怎么寫才更重要。究其實質，生態文學乃是歐洲工業革命與現代文明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直接伴生物，它是在現代文明突破了人類生存的邊界后才逐漸被意識到的一件事情，并且也僅僅是這種意識的一部分在文學方面的體現而已。而對現代文明的邊界有怎樣的理解和認知，絕不是依靠題材、修辭等等文學手段就可以解決的。它是一種哲學思想，有時在形式上表現為對于自然的親近，有時可能被表現為對于歷史運動的逆向思考。因此，人們把它的源頭追溯到美國作家亨利·梭羅和他的《瓦爾登湖》是有道理的。

如果把梭羅和《瓦爾登湖》理解為生態文學的遠景，那么發源并崛起于20世紀70年代從美國到歐洲的“綠色運動”則是它扎扎實實的近景。以今天的美學觀點來看，梭羅的寫作其實很難就其“文學性”價值進行深入討論，他的寫作及文本價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被“追認”的。這一點完全得益于“綠色運動”作為一種波及全球的思想建構與文化認同的出現。而活躍于當下令人矚目的中國生態文學，其思想資源和理論支撐，與梭羅及《瓦爾登湖》的被追認其實出于同一邏輯。

厘清這些背景性因素，對于理解生態文學的理論內容和具體實踐都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生態文學有著非常特殊的不同于歐美文學的本土語境，因此它自身仍然包含著難以以一言蔽之的復雜性。中國生態文學如果希望在理論上獲取清晰而有深度的闡釋，其文學實踐贏得具有說服力的高質量成績，就不得不直面其自身所包含著的復雜關系，迎接各種復雜性的挑戰。

挑戰之一，是人如何能“像自然一樣思考”。我知道這是一個充滿詩意的說法，它的實質是提示人們必須重新思考人與自然這一古老的關系。這確實是個由來已久的老話題，至少，從盧梭與浪漫主義糾纏不清并且倡導自然崇拜時，這種關系就被定義過，并且影響深遠。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盧梭在其名著《愛彌兒》中曾咬牙切齒地說過：“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變壞了。”在盧梭看來，被鎖進社會關系而脫離了自然情感的人，其人性是完全不可靠的。一直以來，由盧梭所奠定的這些二元論式的硬核思想，都是浪漫主義文學的源頭之一。考察文學史和學術史就會知道，盧梭的這種簡潔有力而極端的思想，對后世法蘭西乃至全世界的文學認知與實踐，都產生了直接或者間接的深刻影響，特別是經他這些思想，開辟出了一條后世哲學、文學理論對于現代主義/現代派予以反思和批判的思想路徑。比如，法國學者安托萬·貢巴尼翁在2005年寫了一本《反現代派》，細數了法國一系列受到浪漫主義影響而反眼看世界的頭面人物，并就此梳理出了一條重新思考現代性的反現代路徑。

時至今日，我們可能都受到過這條路徑的啟發，但也能明顯發現這條路徑的致命局限，那就是它把“人與自然”做了一種二元式的切割。當年梭羅只是在瓦爾登湖生活了兩年就返回了社會，而按照盧梭建造的思想性“瓦爾登湖”崇拜，它設定人們只有住在其中才能獲得圓滿的人性。事實上這是一種變形的美學思想牢籠，它的出現制造了肉眼可見的人性悖論——即只有遠離乃至隔絕人性，才能擁有完美人性。我們完全可以假設，一定存在著不少如此生活的人，他們遠遠地離開了被他們所厭棄的世界，披星戴月風餐露宿，或者深宅高門離群索居，趨近于一種“絕對自然”的狀態。但我們無法判斷他們是否真的獲得了盧梭所說的圓滿的人性，尤其無法賦予其意義。生態文學在面對這樣一種具有迷惑性的狀況（無論這種狀況是話語層面還是生存層面）時，需要擁有自己的哲學認知和人性理解。

迄今為止，在這個關系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的有關論述仍然是具有真理性的。馬克思始終強調的一個綱領性論點是“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所有行為只有在其與他人構成社會關系時，才能討論并呈現出價值意義。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首次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認為人對自然的利用（包括認知、征服與改造）是社會進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但它并不是一種單向度的剝奪與攫取，而是在與自然的對話中重建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離開了人的自然，是一個無以名狀的沉默的存在，無從談論它的意義。假設有一種極端的聲音說，那就讓自然沉默好了，用不著人類來賦予什么意義。我覺得我無法反駁這種聲音，我只能說這顆星球或這個世界與它所孕育的人類這個物種，本就是生存在這個關系中無法分割。因此，我們無法假設一種可以剝離自然的人的“純粹社會”生存狀況，同樣也無法想象一種沒有人參與的純粹自然。人與自然，始終處在一種互相認知、互相發明的狀態中。

在生態文學所呈現的世界中，我認為人是最重要的主體，在那些對山川河流原野風貌盡情謳歌描述的作品中，在那些對自然的傾倒式崇拜中，人始終是無法真正置身事外的。我自己是一個攝影愛好者，有時候我會帶著器材去拍日出日落，拍群山之巔或者呼倫貝爾大草原，還有很多人跡罕至的長城，等等。久而久之，我突然會意識到似乎缺少了什么，那些看似豐富的風光美景漸漸被壓縮成另一種重復性的單調。我們還會發現，這樣一種看起來單純的自然，只要它們是需要被表達被敘述的，就無處不包含了人類的眼光。因此，我覺得生態文學里最重要的一端仍然是人的元素。生態文學如果不是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中透徹理解人的命運，它就只是一個單純的背景畫面。當然也不能說那不是生態文學，但是離開了人的關系要素，生態文學當中被高度期待的“自然”的價值含義不僅沒有那么豐富，甚至也失去了被表達的機會。因此，我理解的生態文學是人與自然密不可分的文學。我會對某種狀況始終保持警惕，即在生態文學當中把自然單極化、把自然去人化。

挑戰之二，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物質相對發達、生產力及生產效率極大提升的情況下，人與人的關系如何達到一種和諧并緩解突如其來的“現代性”壓力。這仍然是我們生態文學中包含的重要母題。由于生態文學受到其邏輯起點的規約，往往偏向于自然環境的審美渲染，或者專注于因為受自然條件限制而低效簡單的傳統生產關系的描寫，比較擅長表現簡單環境中人性的態度和立場，同理，也就不容易在新文明條件下去呈現復雜的社會關系層面中人與人的精神狀態。“現代性”是一場令所有人都特別難受又不得不面對的顛覆性革命，它所改變的，絕不僅限于生產方式與經濟活動，更包括生產關系中的價值判斷及人與人相處的基本方式。我們時常懷念在物質條件不夠豐厚的時期，那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似乎較單純。我們看到很多與此相關的文學描寫，都傾向于以一種審美方式刻畫過往的純粹，并渴望回到那樣的圓滿狀態。然而他們卻不太知道或者不愿意去學習和面對當下復雜社會關系里的人性難題，甚至在挫折時表現出一種拒絕和放棄的態度。就像那句網絡梗所說的，“城市套路深，我要回農村”。

對于文學來說，這顯然是一種考驗，也更是用武之地。進而言之，生態文學尤其不能繞開這個問題去定義和表達自己。自從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在各個領域深入推進并成為歷史大勢之后，上述情形越來越彰顯出了中國本土語境的特殊性與復雜性。相對說來，歐美的生態文學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歷史條件下去思考一般性的環境保護問題，涉及欲望控制和材料甄別、消費降級等等，總體趨向是一種限制性思維，本質上是一種選擇；而對于中國語境下的生態文學來說，需要面對的問題就復雜得多。綠色環護這類生產問題被提上政治實踐日程之后，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現狀會帶來選擇困難甚至沒有選擇的窘境。舉例而言，環保政策在經濟發展相對好的地方比較容易實施，而在經濟上特別依賴某些企業的地方，選擇起來會非常痛苦。生態文學當然解決不了也不必解決此類政策問題，但它卻涉及一個寫作者理解復雜問題的思想能力。這是生態文學的“中國深度”極富挑戰也極富魅力之所在。

更為棘手的是，人們發現那句網絡梗還有下半段：“農村路也滑，人心更復雜”，或者“農村道路遠，套路更加險”等等。雖然都是玩笑梗，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社會問題引發的進退兩難的精神苦惱。這種隱喻式的玩梗，打破了對于傳統觀念舒適區的審美想象。改革開放的實質是解放生產力，同時也使得原有的生產關系發生動搖或解體。即便是在經濟不夠發達的社會結構里，原來簡單平穩的勞動方式和分配方式都在變化，甚至更加激烈。以往延續久遠的鮮明清晰的倫理情感與道德價值的邊界，都在上述變化中模糊起來，這些變革必然給人們造成巨大的困惑，深刻影響人與人的交往模式和自身的道德態度。這個挑戰尤其是體現生態文學“中國深度”的場域，因為“生態”絕不僅僅是自然、環保等綠色問題，而更涵蓋著“人與人”的灰色問題，需要寫作者更加仔細地觀察和深入地探討，從而建立起理解分析新的文明狀況的思想維度。

最后一點，是自然與科技發展突變關系中所產生的生態問題。與前兩種挑戰相比，這是個不折不扣的“現代性”問題。這個意思是說，前兩個挑戰適用于所有的社會結構變遷帶來的不同判斷與感受，它們與歷史仍然保持著緩慢的、有連續性的可以理解的關系。但是以工業革命為標志的“現代性”結束了過往歷史的連續性，在文明的意義上，它釋放出的能量既帶有截然不同的性質，似乎又充滿道德惡意。對這種邊界感喪失的強烈危機意識，是生態文學的核心倫理價值之一。這個問題涉及技術升級與生產工具的迭代，它在極大提升勞動生產效率的同時，是否會帶來“科學侵略自然”的風險，這是被人類所擔憂和關切的，尤其是生態文學著力表達的。

何謂“生態”？如果我們把“生態”理解為人類與自然之間所保持的和諧平衡狀態，那么我們就會知道，所謂的“和諧平衡”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它們只是相對意義上保持階段性的平衡。而在事實上，人類生存活動中每一次工具的發明和使用，都不可避免地帶來原有生態的失衡與變動。哪怕是最簡單的石器的發明與使用，也使得原始人群的狩獵效率大大提高。人類借此獲得更多的食物，讓自己得以更多繁衍，而代價則是野生動物更大數量的被捕獲及至死亡。人類歷史上，經歷過無數次因為新工具的出現而造成的生態失衡。有些失衡持續的時間較長，有些則很短暫，但無一例外，人們最終都會克服新工具造成的恐慌，重新尋找到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平衡狀態，然后合理地利用工具，享受新文明的成果。

然而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科學技術突變與動力燃料的進階，無論性質還是量級，都遠非此前歷史年代的任何變化所能比擬。特別是大機器工業制造帶來的生產成本下降和產量的幾何級過剩增長，對國際貿易市場的擴張性需求，不僅徹底粉碎了原有的世界生態平衡，也帶來了殖民和戰爭。當海洋霸權文化驅使著利炮堅船從海平線上陡然升起，那些黑洞洞的炮口讓農耕文明驚恐地發現，他們引以為傲的天行有常、生態和諧、自然大美，都變成了一紙空文。他們無法再用奇技淫巧、失道寡助這類傳統理論解釋所發生的一切，也無法安慰自己。他們首先面臨的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問題。

其實最先站出來對這一切說“不”的，并不是被殖民被征服的弱勢民族，而是歐洲人自己。早在那些“反現代派”理論出現之前，英國人就因為痛恨大機器制造剝奪了自己的土地和工作機會而爆發過著名的“搗毀機器”運動。然而，從工業革命到后工業時代，從信息時代到互聯網時代，直至今天如火如荼的AI算法大模型時代，科技革命的邏輯仿佛奧運精神，信仰的是“更高更快更強”，至于康德關注的“合目的性”的哲學訴求，作為美好的教條只在理論層面被尊奉。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的敬畏在科技革命帶來的巨大效率和便捷面前，其實始終居于次一級的地位。

在邏輯上，被搗毀的機器顯得那么無辜，就像今天的AI技術極有可能并且在事實上已經誕生了“殺死人類”的沖動一樣，它們都是人類自我欲望的產物。可是我們發現，當AI發出了對人類的威脅后，人們寬容地笑了笑說，要警惕，要好好使用，然后轉過身爆發了比從前更大的熱情投入到夜以繼日的研究中去。不可否認，在歷史中，圣賢們對于欲望的深刻認知與控制的努力從沒斷絕過，人類希望規訓它，讓它變得乖巧可愛有利于自己，為此人類想了很多辦法，諸如“小國寡民、棄智絕圣”的、宗教的、因果報應的以及審美教育的，等等。但今天看起來不能說毫無效果，但也都收效有限。

或者這就是人類的命運？也許，換一個思路就能天高地闊？如果“存天理滅人欲”的生活曾經是我們拼死反對的，人類為了爭取到“欲望”的權利和自由而前赴后繼不絕如縷，如果我們承認欲望是人類誕生繁衍的自我機能，而滅絕它既是不可能的也是無從想象的，那么，我們的選擇就只有一個：與它和解。剩下的，也就只能是在何種程度上重建人與自然、科技與生態的關系了。

今天我們看到，在鄉村和草原，傳統的勞作方式正在被日新月異的技術工具改造著，人們取得了廣泛的收獲，似乎同時也在失去什么。換句話說，高效率的技術工具讓傳統的生態正在被動搖或者說正在被侵蝕，不過，一種新的生態正在悄然降臨。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聰明最沒有“門戶之見”的一群人，他們沒有走上兩百多年前發生在英國的“搗毀機器”的可笑路線，相反，他們熱情地擁抱了新技術和新工具。一個最簡單的現象，馬在草原是多效能的勞動生產力，或戰爭或放牧，牧民喜愛這種高貴的動物。騎馬在遼闊的草原自由馳騁不僅是勞作，更產生了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美感。然而，現在的牧民基本不再騎馬了，他們用摩托車取代了馬匹。當牧民騎著摩托車放牧的時候，是否顯得滑稽？他是一種怎樣的狀態？這個狀態是否破壞了我們所在意的生態？或者與自然構成了一種新的關系？

這些被新的科技時代所激發出來的問題，最終都會回到“自由與平等”“效率與正義”等等傳統范疇的無休無止的爭論之中。前些日子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鎖邊”大動作獲得成功，乃是科技造福人類的壯舉。同樣的壯舉還包括幾千年前偉大的建筑——長城，以及“南水北調”這樣偉大的當世工程……所有這些究竟應該怎樣定義？是對大自然肆無忌憚的破壞，還是人與自然的雙向奔赴，都是生態文學需要面對以及回答的問題。

總之，新的生態狀況正在提出新的可能性。我始終認為，生態文學應該堅持一種人與自然互相發明的立場，既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霸權姿態，也要警惕把自然單極化、去人化的寫作。作為生態文學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我們應當具備一種迎接挑戰的開放姿態，將關于人與自然、人與人、科技與自然等新課題放置于一種全新的時代關系中去觀測，將生態文學放置到一個新的文明水平上去思考。如果生態文學意識不到上述關系，體驗不到“中國深度”，那么生態文學很可能會停留在原有的舒適區，很難為這個時代提供更有價值的文學思考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