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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樣年華》修復重映版海報

如果說王家衛電影曾經改變國人對電影的認知，將之由故事性訴求拓寬至更多可能，那么修復重映的《花樣年華》則再一次更新了人們對經典文藝電影的文化態度。在“速生”、“速朽”的流行風潮漫卷下，重映如同在“卷文化”當道的社會生活上空懸置一座用于汲取和分析的容器。這一情形本身，像極一項意在展開社會觀察的實驗性藝術，通過實施和反饋照見社會生活的諸多面向。

被重新編碼的 “對倒”

近年，《繁花》《我的阿勒泰》等影視劇改編如火如荼，受劇作吸引涌入的觀眾一部分轉向原著讀者，文學原著再度煥發新的生機。這類影響文化生態的流轉與輸送由來已久，正如提及華語影史文藝片經典《花樣年華》，便不能不將目光轉向一個人。

《香港文學》創刊人，作家劉以鬯

劉以鬯，《花樣年華》片尾特別致謝的作家，于1972年創作了短篇小說《對倒》。讀過《對倒》，導演王家衛敏銳地捕捉到小說的獨特形式暗合了世紀之交人們對未來一無所知、彷徨迷惘的社會心理。于是在2000年，以《對倒》為重要靈感來源，王家衛作品序列中被反復揣摩、層層解構的電影《花樣年華》誕生了。

“對倒”，本來是一個郵票學中的術語。“對倒票”是指兩枚正反相連、互為鏡像的連票。如果分開來看，它們各自并無特殊性，只是普通郵票，但相連時卻因獨特的錯位排列而成為郵中珍品。

啟發了劉以鬯小說的慈禧壽辰對倒票

劉以鬯的小說《對倒》以誕生于1894年的慈禧壽辰對倒票為靈感，將“互為鏡像卻無法共存”的意象融入小說，用一老一少兩個人物的兩條平行敘事線，描繪了當時香港社會人與人之間近在咫尺卻對面不識的孤獨感。

《花樣年華》中三處引自小說《對倒》的字幕

因果的鏈條上，是王家衛汲取小說《對倒》的敘事結構，用鏡頭語言構建了《花樣年華》的敘事。“對倒”形式暗合了種種“錯位”，影片便在這種錯綜氤氳的氛圍中展開。同時，電影的“對倒敘事”更為復雜：一方面，將小說中的平行敘事線轉化為周慕云和蘇麗珍的伴侶始終未正面現身，代之以背影、聲音或局部特寫入鏡而形成的“在場性缺席”；另一方面，表現為周蘇二人以偵破伴侶出軌的謎團為共同目標，通過“扮演”揣摩對方（既指二人的伴侶，同時也指周蘇之間）心理而形成的“錯位關系”。王家衛甚至曾經表示，比起愛情片，他認為《花樣年華》更準確的定位是懸疑片。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之“花樣年華”

假如像王家衛所明示的，用勘破懸疑的眼光觀看《花樣年華》，則很可能發現，一個“謎團”聯結的往往是另一個“謎團”。當年，蘇麗珍身上花色層出不窮的旗袍既是她努力維持的體面，也是暗示劇中時間與場景轉換的暗語。一襲華服輕而易舉地將觀眾帶入到周蘇二人暗流涌動的情感旋渦中。當目光隨著旗袍的細節流轉，心中不免暗自揣度周蘇情感的進度條——真心與假意，冒險與試探，融入與彷徨……此時此刻，身著旗袍的張曼玉不再僅僅是她自己，而是名為“in the mood for love”（《花樣年華》英文名）的審美意象，將觀眾自然而然地帶入到一種無比“眷戀”的模式中審視——她表征的是一個沉浸在愛意中、對愛既懷疑又渴求的存在——窗外的風景也“觀看”著看風景的人，在這個意義上，《花樣年華》的后勁綿延，余音繞梁。而念念不忘的回響與其說是“愛”，毋寧說是“永恒的遺憾”。在王家衛黏稠、致密又華麗的慢鏡頭下，旅館的房間、梳妝鏡中、街巷石階、一對無論并肩還是擦肩卻始終不曾執手的男女都被罩上一層暖調，而這暖調光團包裹在更為深廣的、幾乎看不到邊際的黑暗中，即便提供了片刻暖意，卻始終仍是離散在海里的孤島。

蘇麗珍精致的旗袍是“保護”，也是“禁錮”。

并肩卻不曾執手

近在咫尺，形同孤島

重看《花樣年華》，總不免回到給予它靈感的源頭。《對倒》特殊的時代背景也索引了《花樣年華》中周蘇的際遇絕不僅僅止步于微觀的個體意義——被緊緊包裹的線條固然曼妙，而旗袍嚴格的形制又何嘗不是建筑在“禁錮”之上。他人的注視仿佛密不透風的牢籠，令周蘇在反復道出“我們與他們不同”的心證拉扯中喘不過氣。在攝影機華麗的舞動往復中，《花樣年華》講述的野心始終指向更為宏大的、世紀之交的寓言——克制、膠著、晦暗不明又神秘。厘清這一點，王家衛為何在重映中增加首映時果斷刪去的“吳哥窟重逢”，以及發生在新世紀初平行空間的故事段落，似乎不言自明——一個時代結束，屬于那個時代的“花樣年華”便已完成了屬于它的使命。

一幕光影織就的“牢籠”

2000年，《花樣年華》首映留下的最大謎團莫過于周蘇聚散的懸而未決——正當所有觀眾以為，“如果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走？”將成為一個永遠得不到答案的追問，時隔25年，2025年重映的導演特別版新增情節與結尾彩蛋“花樣年華2001”終于給出了某種意義上的回應——當周蘇二人重逢在吳哥窟，“我不記得了”——隨著蘇麗珍對分別后是否曾打電話給周慕云的答案脫口而出，這段發生在上世紀60年代香港的“不了情”，似乎由此開始破冰，終于可以釋懷。

盡管重映彩蛋“花樣年華2001”并未點名身份，但另一對“周慕云”和“蘇麗珍”的故事顯然早已脫離了微縮的“上海社群”，發生在2001年便利店的邂逅仿佛再次確證了，“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花樣年華2001”的講述是平行時空意義上的，兩人間的行為模式不再欲說還休、撲朔迷離，反而多了幾分“快意恩仇”的味道。令人驚詫的是，竟然在幾乎以極致含蓄的東方意蘊為代名詞的《花樣年華》中，觀眾看到蘇麗珍受情傷后暴食蛋糕，周慕云為她吻去唇邊奶油——這樣帶著“生猛”意味的情節發展——延遲滿足始終是令人魂牽夢縈的。看到這一幕，令人頓悟般意識到，王家衛肯用25年，締造一場審美的延宕，何其奢侈。原來早在25年前，看過《花樣年華》的人便無意中鉆進了一個“蓄謀”的“圈套”，隨著時間推移，對影片形形色色的解讀層層疊加，無疑都為王家衛著意營造的審美對象包裹上愈加厚重的結晶。

跨越25年之久的審美對話

在數字修復的煉金術中，經典并不意味著一成不變，而是通過跨越25年的審美對話完成了對經典本質的終極詮釋——剖開記憶的琥珀，讓被封存的故事在新的時空中繼續生長。因此，電影修復并不僅僅意味著對過去的緬懷，而是讓每個當下都成為故事的新起點，在永恒輪回的影像時空中，每個走進影院的觀看者都將參與重塑未完成敘事的最新章。這之中甚至也包括了如今與時代生活密不可分的人工智能。

經典是持續流動的對話載體

曾幾何時，人工智能越來越深入地參與著社會生活，已成為探索各個領域不可或缺的視角。盡管目前人工智能給出的答案仍然脫胎于人類規劃的訓練，但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問世，及其與各個領域越來越廣泛的接入和博弈，已經肉眼可見地帶來了不容忽視的碰撞與影響。以至于人們正在生成一種將之作為重要思維路徑的行為慣性。

早在《花樣年華》重映消息釋出之初，王家衛便接受了一次由人工智能提問的訪談。提問AI的身份被設定為一位與《花樣年華》同齡，也就是出生于2000年11月23日的年輕女性。問答雙方所要探討的話題是“重映的《花樣年華》25周年導演特別版是一次經典重溫還是一次炒冷飯？”“不同的時代處理感情有不同的方法，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希望在這部電影里你會找到屬于自己的花樣年華。”有意無意間，王家衛如此破題已經帶有一絲人機交鋒的意味。

“25歲剛好進入了對情感與生命意義探索最深的年紀”——人工智能一面自我剖白，一面將提問的視線轉向了充斥著社交媒介、身體旅行極大便利，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的今天，“作為AI，我沒有情感和感官，無法真正體驗電影院里的沉浸感和儀式感”——“我希望在未來，你可以像一個觀眾一樣看到這部電影”，王家衛這樣回應。

看似暫時無解的矛盾恰恰印證著經典的生命力——無論世事怎樣變遷，真正的經典都不是被束之高閣的標本，而是持續流動、等待在某一刻煥新的對話載體，而那時，總有新的生命在聆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