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引言：誰打響了“革命文學論爭”的第一槍

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這次論爭的焦點、規模、持續的時間、論爭主體的多樣性等較歷次文學論爭都無出其右。它既是檢視五四新文學在“第一個十年”尾聲中諸多得失的終點，又是“第二個十年”的發端，由此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形成了獨立的研究空間。這場論爭常被描述為1928年后期創造社與太陽社在提倡“革命文學”時，對魯迅、茅盾、郁達夫、葉圣陶等文壇既成作家的攻擊所致，相應的主要“人名”和“刊物名”基本都圍繞在馮乃超、李初梨、蔣光慈、錢杏邨、魯迅、《文化批判》以及《太陽月刊》上。然而，有關“革命文學”的討論早已有之，[1]何以在1928年才引發筆戰？進一步值得追問的是，所謂“革命文學論爭”為何發生在“大革命”失敗后，而不是在“革命文學”風行之時？在這一問題視域下，外國文學思潮、人事關系等并不足以闡釋論爭的發生，誰打響了“革命文學論爭”的第一槍仍值得重新梳理。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與前一年因政治劇變所導致的文壇變動密切相關，脫離此語境考察1928-1930年這一歷史時段，[2]容易造成相關當事人在“大革命”及其失敗后這一階段的經歷被無形“越過”，后者往往是理解并闡釋論爭爆發的重要線索。基于此，本文擬從1927年的兩篇重要文本，成仿吾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與甘人的《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自己的認識》重新梳理“革命文學論爭”的發端，以“大革命”失敗后文壇討論“中國新文藝的將來”為線索，展示創造社內在焦慮的嬗變以及魯迅怎樣被推向“革命文學家”論敵的位置。

一、打擊“趣味文學”的引線：1927年的成仿吾與魯迅

魯迅和成仿吾在廣州有一段交集：魯迅于1927年1月19日抵達廣州，1927年9月底離粵赴滬；成仿吾則早在1926年3月初即抵達廣州，至1927年7月30日才以“出國采辦軍用化學班器材”的名義前往上海。據魯迅日記，1927年2月20日收到成仿吾信，此后何畏又幾次登門拜訪，不久以后，魯迅同成仿吾、何畏和王獨清等人一同簽署了《中國文學家對于英國智識階級及一般民眾宣言》。[3]魯迅與創造社的關系也較為融洽，創造社出版部和北新書屋離得很近，都是魯迅經常出入的地方。前者除售賣創造社的刊物外還代售其他書刊，其中就包括未名社的出版物。在赴上海前，創造社出版部廣州分部還送了魯迅一批書：“《磨坊文札》一本，《創造月刊》、《洪水》、《沉鐘》、《莽原》各一本，《新消息》二本。”[4]在收到贈書后的第二天，他在致李霽野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迫壓了，可嘆。看現在文藝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創造，未名，沉鐘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5]

《沉鐘》1925年第1期

廣州時期的成仿吾對文學的思考仍延續了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啟蒙路徑。1927年1月16日，成仿吾在《洪水》上重提“文學革命”，開啟了他對“趣味文學”的批判。他認為新文學運動“僅在黎明時期有過純粹努力于表現的一個時候”，但都是“集中在自我的表現的”。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中，成仿吾認為由“趣味”帶來的三個問題是：“這是文藝的正軌嗎？”；“這是在中國文學進化的過程上應該如是嗎？”；“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不是這樣的文學？”“趣味文學”的所指是：周作人的Cycle（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北京大學高校教師知識分子團體）、劉半農的《何典》、陳西瀅的《閑話》和“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鈔”，即“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6]成仿吾強調“時代的要求”和“文藝的本質”，指出“現在已經是我們應該起來革命的時候！”[7]以“革命者”身份身處廣州的成仿吾與仍在北京的知識分子已經出現明顯差異，他還不能清楚闡明文學與革命的關系，但已經開始本能地從否定層面來確認什么不是“我們的文學革命”。沿著這一路徑，成仿吾在《洪水》上陸續發表了《打倒低級的趣味》（第26期）、《文學革命與趣味》（第33期）、《文學家與個人主義》（第34期）。這組文章的立論都落在“文學革命”上，逐漸細化了他對于“趣味”界定，成仿吾指出他要打倒的是“低級趣味”，其理論根據是：“不過趣味有高低卻不一定與社會階級的高低為正比例。反之，就一般而論，越是在社會生活上階級較高的人們，他們的趣味越是低級，比較那些階級較低的人們更要低級。”“決定趣味的高低問題的主要因子是個人所受的教養是不是完善。”“一切低級的趣味，它們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虛偽的與游玩的。”[8]這些言論獲得了一定反響，在第28期、30期、35期《洪水》上都刊載了以《〈完成我們的革命文學〉的回聲》為題的讀者通信。他們對成仿吾的主張有贊同也有反對，為此，成仿吾專門撰文回應爭議：

大約是半年多以前的事了。我因為有所感觸，接連寫了三篇關于我們文藝界現況的文字，交達夫帶往上海在洪水上發表了。當初頗有人以為會掀起一陣風波來，但自發表以來，到現在又已過了有幾個月，差不多還沒有發生過什么重大的回響；時過境遷，連我自己也已經丟到了九霄云外。這真是不能不感謝我們的國民革命，因為在革命的時代，革命的急劇行動與這行動而變化的利害關系，這些占據了全民中意識的中心，所以我這次拋出的小石頭所應誘起的微浪，得以逃出多數人的注意。[9]

成仿吾并不承認是自己在文章中沒有把相關問題闡釋清楚，但重新對“文學革命”、“趣味”以及預備如何來建設新的文學，建設什么樣文學”做出了審慎的界定：

再就創作于批評兩方面觀察趣味的作用時，我們可以說：在創作心理上，趣味即特殊嗜好的滿足；在批評上，趣味即既成法則的應用。

……

我們新興的文學，在創作心理上應該是純粹的表現的要求，在批評上應該是一種建設的努力。……至將來成為什么樣的文學，這是要看大家的努力如何才能決定的，不過至低限度要是擺脫一切不合法的既成法則與既成形式，打倒一切淺薄無聊的趣味，以誠摯的態度深入人性之根源的，自我表現的文學。[10]

這篇“答復”的署期是“六月二十三日”，可以看出，成仿吾在“清黨”后的中心議題再次回到了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并未論及他前一年在“國民革命”背景下提出的“革命文學與他的永遠性”，某些觀點甚至與之相反。隨著《洪水》終刊，成仿吾“完成我們的革命文學”就此告一段落，待到他從日本回上海后，其思想已經是“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了。

在成仿吾“奧伏赫變”之前，身處廣州的魯迅同樣也在思考革命與文學的關系，沿著“革命時代的文學”、“革命人的文學”等思維路徑繼續推進。直到抵達上海后，魯迅還未像編《三閑集》時為“三個閑暇”而要“射仿吾”。1927年底的魯、成二人的文學思想本是“各走各的路”，并不沖突。問題在于，魯迅才是事實上“大革命”失敗后第一個談論“革命文學”的“大作家”。《民眾》旬刊上的《革命文學》（1927年10月22日）公開否定“革命文學家”：“革命文學家風起云涌的所在，其實是并沒有革命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927年12月21日）則再次否定“革命文學”。[11]可以想見，魯迅的這些言論給準備提倡“革命文學”的成仿吾以及后期創造社成員造成了相當大的“麻煩”。在《太陽月刊》、《文化批判》尚未出版之前，上海文壇中“革命文學”的風評已經為魯迅所“貶低”了。

二、細讀甘人：《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及其他

在這個當口，同樣思考“新文學往何處去”的甘人（鮑文蔚）在《北新》半月刊上發表了《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將“近年來的文學”分為“主觀文學”和“客觀文學”，前者以表現自我的“新印象派”、“新浪漫主義”為代表，后者則以魯迅為代表。文章的語氣與《完成我們的革命文學》類似，對話的對象則是成仿吾。甘人不點評地批評了創造社。“中國最時髦最受人崇拜的文藝作家不都是外國留學生么？”“批評家說，文藝是自我的表現，中國近年的文藝界便捧住了這句至理名言做工，于是客觀的藝術幾乎絕跡……”“不是癲頭癲腦的瘋子，在盲捧外國詩翁，便是酒色糊涂的浪子，在連篇累牘地發色情狂病囈，這是中國近來文壇上很占勢力的唯美派與頹唐派的色彩。”[12]

《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載《北新》1927年第2卷第1期

針對這種“主觀文學”，甘人像成仿吾的《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樣也提出了三個問題：“這種文藝是不是健全的文藝？是不是我們社會上需要的文藝？是不是我們社會上應該及自然產生的文藝？”[13]——答案自然也是否定的。在這個基礎上，甘人呼吁“血與淚的文學”，這似乎又回到了1923年鄭振鐸等人的主張。但甘人專門強調他所謂的“血與淚的文學”不是“趨時的文藝家所口口聲聲提倡的血與淚的文藝”，后者的特點是：

他們竟可以從自卑自嘆的浪漫詩人一躍而成了革命家，昨天還在表現自己，今天就寫第四階級的文學，他們的態度也未嘗不誠懇，但他們的識見太高，理論太多，往往在事前已經定下了文藝應走的方向，應負的使命。……以第一第二階級的人，寫第四階級的文學，與住在瘡痍滿目的中國社會里，制作唯美派的詩歌，描寫浪漫的生活一樣的虛偽。[14]

這幾乎將所有提倡或創作“革命文學”的“小資產階級”作家一網打盡，也顯示出在“革命文學論爭”發生之前，已經有人注意到“階級屬性”與“革命文學”口號之間的矛盾。在上述觀念的基礎上，甘人認為接下來的文學應當以魯迅這樣的“客觀文學”為前途：

“魯迅從來不說他要革命，也不要寫無產階級的文學，也不勸別人寫，然而他曾誠實地發表過我們人民的痛苦，為他們呼冤，他有的是淚里面有著血的文學，所以是我們時代的作者。……看了近來唯美派與頹唐派文藝的漸漸惡于神經較敏銳的讀者，而魯迅作品的日益暢銷，我們可以相信這種理論的正確，從這里面我們可以探得將來文藝潮流的消息：客觀文學將代主觀文學的地位，而且可以斷定，客觀文學的成功將遠過于主觀文學。”[15]

用我們現在的視角來看，甘人所謂“客觀文學”可以直接等同于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中的“魯迅文學”。他之將魯迅塑造為“中國新文藝的將來”，很大程度上是與創造社對比出來的。或許他并非刻意吹捧魯迅，“不過是想說魯迅不作假，感到什么，就寫什么而已。并不想批評革命文學家，雖然對他們頗有不敬，然而其不能成為批評是很明白的。”[16]但文章還是有“追求偶像”的效果，后期創造社則相反，他們的思路是“打倒偶像”。而且，甘人與魯迅的關系確實比較近。甘人1920年考取北京大學西洋文學系，求學時期與“語絲派”成員多有往來，尤其與周作人相熟，是八道灣十一號苦雨齋的常客。[17]從甘人發表的若干文章來看，他更像是魯迅的“粉絲”。同樣是在1927年，甘人針對商務印書館發行的《阿Q正傳》的英譯本（George Kin Leung譯）撰寫了評論文章為魯迅抱不平。[18]當時的甘人正在南通某中學任英文教員，魯迅抵達上海后，他也隨即而至。正是由于北京時期與“語絲派”交往，查魯迅日記可以看到，1927年12月13日出現一個看似奇怪，實則情理之中的“登門組合”：潘漢年、鮑文蔚、章衣萍、李小峰。[19]北新書局南遷以后，《北新》逐漸呈現出以往《語絲》那樣的影響力，查閱1927年的《語絲》和《北新》撰稿人情況可以發現，兩份刊物基本是以北新書局為中心的“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對于甘人這樣的“周邊人員”，文章發表在北新書局的刊物上相對容易，后期創造社由甘人進而攻擊魯迅，在論戰的邏輯上也不無道理。

《北新》刊登甘人這篇文章的時間很微妙，1927年11月至12月恰好是創造社刊物“青黃不接”的時候：《洪水》行將終刊，《創造月刊》衍期，《創造周報》擬恢復但一直沒能實現。《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其自己的認識》成為“大革命”失敗以后第一篇為文壇“指出路”的文章。同一時期的成仿吾正在與馮乃超、李初梨等人緊鑼密鼓地籌備《文化批判》，但他在國內的文學主張還停留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打倒趣味文學”上。甘人所批評的“文藝是自我的表現”等觀念，其都實是成仿吾以及創造社自己的觀點。對于從日本回來的成仿吾和后期創造社成員來說，彌合甘人所指出的他們文學主張上的斷裂，進而為創造社謀取“歷史合法性”變得無比重要。

三、李初梨與甘人的論戰：《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的“左右開弓”

作為“革命文學論爭”的重要篇目，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存在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這篇文章在正式發表前可能進行了大幅改寫。第1期《文化批判》是在1927年12月23日編好的，附印時預告了第2期的要目，李初梨的文章題為《如何建設革命的文學》。[20]“革命的文學”與“革命文學”僅一字之差，意思卻很不一樣。前者在1928年以前是一個宏觀命題，強調在文學的立場上帶有廣義的“革命性”，后者則是一個“專屬概念”，或者說是專屬于創造社的概念。前述已經提到，面對甘人的詰問，后期創造社自出道之始就面臨著嚴峻的“歷史合法性”考驗。作為后期創造社的理論擔當，李初梨首先要處理的就是對創造社的過往進行自我清算，這種內在焦慮以往常被“攻擊魯迅”所遮蔽。

《文化批判》第2號要目預告（載《文化批判》1928年第1期）

《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載《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

《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開篇就強調郭沫若1926年發表的《革命與文學》是“在中國文壇首先倡導革命文學的第一聲”，由此展開了李初梨的三段論：1.什么是文學？2.文學革命底歷史的追跡3.革命文學底建設的展開。在“什么是文學”這節，李初梨的立論完全來自成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將“革命文學”的批判對象對準了“趣味文學”。在“歷史的追跡”這節，李初梨則從五四新文學以來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指出，“‘創造社’把他最后的三個詩人，——穆木天，王獨清，馮乃超，送出社會來以后，已完全地失了它革命的意義，它前期的歷史的使命，已經完結。……以后當為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醞釀期。”[21]如此一來，由郭沫若“發明”的“革命文學”就順利地給后期創造社轉型鋪平了道路。然而在“革命文學底建設的展開”一節，李初梨卻遇到了困難，不得不又將其分為“無產階級文學的作家問題”和“無產階級文學的形式問題”。這個困難簡而言之就是“敵人太多”——魯迅、甘人以及太陽社都先于后期創造社討論過“革命文學”的創作主體和形式。這一“劣勢”尤其體現在先于《文化批判》發行的《太陽月刊》上，兩份刊物的編發周期始終是后者領先前者15天，由此導致創造社總要看太陽社“先說了什么”。而在《太陽月刊》創刊號上，蔣光慈發表了《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認為“革命文學”與“中國社會”的關系是“中國社會生活變化太迅速了！”“中國革命浪潮涌激得太緊急了！”[22]由此引出“他們曾參加過革命運動，他們富有革命情緒”的作家（暗指太陽社）來規定“革命文學”的創作內容與創作主體。這些表述給后期創造社帶來了更大的困擾——他們都沒有“革命經歷”。這就是李初梨改寫《如何建設革命的文學》的重要根據，蔣光慈《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刊登于1928年1月1日發行的《太陽月刊》上，而《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中，“革命文學底建設的展開”中很大一部分都在批駁蔣光慈——李初梨顯然是看到蔣光慈文章后重新規劃了所要“聲討”的對象，將1927年12月就預告的文章大幅擴充并修改題目，最終發表時署期變成了1928年1月17日。[23]

《太陽月刊》1928年1月號

厘清上述李初梨的改寫細節后可以看到，《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變成了一篇“左右開弓”的文章。在后期創造社的立場上，甘人、魯迅和太陽社都是他們的“論敵”，至于甘人是否代表魯迅，前者的文章是否由后者“默許”，這些問題可能還沒有被后期創造社仔細想過。他們的首要任務是盡可能地處理創造社自身的“危機”，即李初梨稱之為“最難解決”的問題均由甘人、魯迅和蔣光慈這三人在不同層面上討論過。為此，李初梨要“試列舉一二出來，加以分析”，隨后展開了對甘人、魯迅、蔣光慈的批判序列。“我要問甘人君，魯迅究竟是第幾階級的人，他寫的又是第幾階級的文學？他所誠實地發表過的，又是第幾階級的人民的痛苦？”而對于蔣光慈，李初梨否定了“文學是自我的表現”和“文學的任務在描寫社會生活”，認為前者是“觀念論的幽靈，個人主義的囈語”，后者是“小有產者意識的把戲，機會主義的念佛”。[24]他認為：“文學，與其說是社會生活的表現，毋寧說它是反映階級的實踐。”對于蔣光慈的“革命的步驟只在太快”說，李初梨則將其引向“蔣君在此地卻犯了與甘人君正相反的毛病”，認為“革命情緒的素養”“相當思考的過程”并不是決定“革命文學”的關鍵，重要的是要把“所有的一切布爾喬亞意德沃羅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著無產階級的世界觀”。[25]

從“革命文學論爭”的發生學層面來看，正是這篇文章使得以往零星的“革命文學”討論變成了一場“混戰”。太陽社方面，錢杏邨在《太陽月刊》第3期上發表了公開信《關于〈現代中國文學〉》為蔣光慈正名，強調太陽社才是“革命文學”的發明者，由此開啟了與創造社的論戰。甘人則發表了長篇回擊文章《拉雜一篇答李初梨君》，進而又引來后期創造社成員傅克興的《評駁甘人的〈拉雜一篇〉——革命文學底根本問題底考察》。這條引戰—攻擊—回擊—再回擊的脈絡凸顯出一個重要現象——上海文化圈以往有關“革命文學”的討論從來沒有出現過“指名道姓”的罵戰文章。李初梨與甘人的論戰起了一個很不好的頭，使得“革命文學論爭”中經常出現在文章標題中就“開罵”的現象，如《讀成仿吾的〈全部的批判之必要〉》（楊邨人）、《“除掉”魯迅的“除掉”！》（彭康）等。值得注意的是，甘人火力十足的反擊之作《拉雜一篇答李初梨君》直到1928年5月才發表，他為何過了兩個多月才“答李初梨君”？這其中也有奧妙，因為魯迅也“下場”了。

1928年1至2月，創造社對魯迅的“攻擊”形成了一定規模，主要篇目是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在《語絲》上發表了首篇“應戰”文章《“醉眼”中的朦朧》（2月23日）。魯迅也很關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專門點了兩次李初梨的名。[26]緊接著，魯迅陸續在《語絲》上刊登了《文藝與革命（通信）》（4月16日）、《太平歌訣》（4月30日）等文章，所有矛頭都直指“他們先前在做什么，為什么今年一齊動筆了？”[27]這一質詢對創造社意味相當深長，魯迅自然知道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先前在做什么”，但后期創造社“有幾個是初見的名字”突然冒出來，遑論“無論出身是什么階級……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卻又率先“革掉”魯迅參與“無產階級文學”的資格，當然是一種冒犯。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載《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甘人顯然也注意到了魯迅的態度和后期創造社的理論漏洞，在因自己“惹禍”但已有“正主”回應的背景下，洋洋灑灑近萬言的《拉雜一篇答李初梨君》終于登場。甘人發現“李君為做文章缺乏合式的材料，將我幾句我不完全的話硬拉過去湊搭”，沿著李初梨牽強的“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甘人將其翻譯成另一套令后期創造社尤為難堪的解釋。“這是說，我是第一第二階級的人，然而做的是第四第五階級的文學，所以是革命文學家。在革命未完全成功之前，我還可以做我的第一第二階級的人，讓他們挖墻腳去，我只專來做揭屋頂的工作。等到房子完全塌倒，我自然也做了第四第五階級的人，現在則暫時站在屋頂上再說。”[28]這種樸素的感受代表了同一時期許多參與論爭者的意見，而對于李初梨所謂“要牢牢地把握住無產階級的意識”，甘人則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究竟是指誰的意識？——他這篇文章里提及無產階級的意識的凡數見，但究竟什么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則終為說得明白——。”[29]所謂“無產階級意識”、“無產階級文學創作主體”等問題顯然不是簡單“說理”就能解決，直到1928年9月，李初梨系統的理論文章《自然生長性與目的意識性》發表后，才算正式回應了甘人的提問。[30]于甘人自己，他在“拉雜一篇”后前往法國留學。巧合的是，成仿吾也于1928年5月赴歐洲學習。兩位引發“罵戰”的重要當事人均缺席了“革命文學論爭”，但論爭中派別的對立之勢已呼之欲出。

四、派別的形成

《北新》刊登甘人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源自這份刊物有意“轉型”。當時的編輯者潘梓年認為之前的《北新》“材料太單調了”、“內容太弛緩了”，因此給《北新》定了五個目標：一、思想批評；二、學術研究；三、社會問題討論；四、選登有價值的文藝作品；五、書報的批評文字。[31]同時，潘梓年還設立了“短評”和“自由問答”兩個欄目，前者“專載‘時事雜評’‘隨感錄’等短小文字；”后者“專預備接受青年的一切疑問”。[32]同樣是在第2卷第1期《北新》半月刊上，潘梓年預告了下一期要發表的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是一篇別開生面的論文”。《太陽月刊》出版后，潘梓年對“革命文學”的看法較為審慎：“革命文學，也正和革命一樣，絲毫勉強不得。……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保護農工……并不能誰喊了誰就是一個革命者……革命文學也是一樣，決不是立了‘我要做革命文學了’的志愿就真的可以寫出革命文學來。……實在說，所謂革命文學也并不是充滿著‘革命’一類字樣的作品，而是能表出，能引起，一般人的革命情緒的作品；換言之，是描寫真在革命的民眾的生活狀況的作品。”[33]他希望“現在的青年，把注意，精神漸漸集中于切實的社會問題和自然科學問題。因為空談革命是毫無實際的”。[34]直到4月，事情發生了“倒轉”。在潘漢年辦的《戰線》上，潘梓年化名弱水也“罵”起魯迅來：“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后的論戰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氣量太窄了。……他那種態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十足表現出‘老頭子’的確不行了罷。”[35]由此引起了魯迅的強烈不滿，將其認定為“創造社一派”。[36]

將潘梓年的文章解讀為創造社“攻擊”魯迅可能過于片面，[37]其實，他對論爭中的幾位主要當事人（甘人、李初梨、馮乃超、蔣光慈）都提出了批評。創造社與太陽社的“革命文學發明權之爭”是“太為文學家的地位顧慮了”；錢杏邨的通信則是“未免太小氣了”；對于李初梨質問魯迅和甘人是“第幾階級”，潘梓年更覺得“大是辭費”，明確提出“魯迅到底是怎樣，我們只要從他近來作品中去批評，我們只能先研究作品的價值用以詳斷作者的地位，我們不能先定了作者地位再來評判作品的價值。”“魯迅說得好，你們覺得舊的不好嗎？你們拿新的好的來！至于誰是向前者誰是落后者自有時代在那里批判；” [38]然而，在李初梨“左右開弓”的背景下，即如魯迅，在回應攻擊自己的文章時也難免落入了意氣之爭。

革命文學由“論”到“爭”正是在上述情境中產生的，這個過程中“催生”出了“語絲派”。這里的“語絲派”并非文學社團或流派意義上的，而是出自所出自魯迅在《“醉眼”中的朦朧》中的自嘲，即李初梨“但他一看見‘以趣味為中心’的可惡的‘語絲派’人名就不免曲折，”[39]魯迅的這種理解來自成仿吾在批判“趣味文學”時提到了“以語絲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40]創造社方面起初并沒有使用這個說法，他們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清楚描述所要攻擊的對象。直到1928年6月，鄭伯奇才將“語絲派”是創造社論敵的說法坐實：“我們所批評的不是魯迅個人, 也不是語絲派幾個人, 乃是魯迅與語絲派諸君所代表的一種傾向。”[41]

《“醉眼”中的朦朧》載《語絲》1928年第4卷第11期

這種“傾向”是什么呢？在1927年的成仿吾看來，是京派文人在《新青年》解體后有意無意組織起來的一種“趣味文學”，進而妨礙了“革命文學”的登臺。不過他也清楚“語絲派的人名”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語絲派”，后者在文壇中有公認的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人，將魯迅劃歸到“趣味文學”也不合適。問題在于，隨著北新書局南遷以及魯迅主編《語絲》，后者每每提及“革命文學”時也存在與周作人類似的“趣味傾向”。在創造社指名道姓地發起“攻擊”前，魯迅在《語絲》上發表過不少若有若無調侃“革命文學”的文章。例如《語絲》第4卷第7期上“隨感錄”中的《擬預言》：“正月初一，上海有許多新的期刊出版，本子最長大者，為——文藝又復興。文藝真正老復興。宇宙。其大無外。至高無上。太太陽。……有革命文學家將馬克思學說推翻這只用一句，云：‘什么馬克斯牛克斯’。全世界敬服，猶太人大慚。”[42]這種“戲作”，雖然沒有直接拿《太陽月刊》或具體的“革命文學家”調侃，但本身確實帶有很強的“趣味”。進一步說，魯迅的文章中很難直接看出他對“革命文學”的態度。

隨著“革命文學論爭”的爆發，魯迅類似的“嬉笑謾罵”氣質某種意義上甚至更強化了，除比較著名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醉眼”中的朦朧》、《革命咖啡店》幾篇文章外，《語絲》上的“通信”欄亦亦塑造了魯迅及所謂“語絲派”在論爭中“戲謔”的態度。例如在魯迅與冬芬（董秋芳）的《通信》中，后者對當時“革命文學”的感覺是“革了命之后的民眾能夠賞識所謂民眾文藝者已有幾分之幾？莫非現在有許多新《三字經》，或新《神童詩》出版了么？”魯迅在回復相關文學問題后在信末仍不忘調侃馮乃超：“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偷兒：我們反抗去！”錢杏邨也關注到了這類化用對方文章字句的“隨感”“通信”“雜感”，在《“朦朧”以后——三論魯迅》中，他考察了“《語絲》十六至十八三期”，特意點名魯迅與冬芬的通信中“我要更加講趣味，尋閑暇”，指出“不但可以看出魯迅的性格，也可以看出他是怎樣的在玩味人生”。[43]隨著《語絲》上越來越多陌生筆名的出現，以創造社為代表的“革命文學家”們確實感受到很大壓力。

余論：可以預見的局限性

重新梳理“革命文學論爭”的發端不難發現，派別問題導致了這場論爭出現大量意氣文字，卻無法進行有效學理討論，這場論爭恰恰又是在許多機緣巧合下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以及被視為“語絲派”（或者說“魯迅派”）等人的主張，如甘人提出的“客觀文學”、郁達夫提出的“大眾文藝”、胡秋原提出的“革命文學問題”等都因其身份標簽而被忽視。正反論戰雙方所關注彼此文藝陣地的經常是能引發爭議的論文或作品，對其他有價值的翻譯、創作以及論敵文章中有意義的論述則選擇了主觀屏蔽。這就使得當時甚至后來在討論“革命文學論爭”時期的相關作品時，視域相當有限。現在談及“革命文學”經典作品時，往往會想起《少年漂泊者》、《菊芬》《流亡》、《歸家》等“革命+戀愛”式文本，基本都是創造社和太陽社的作品。魯迅所推崇的白薇的《革命神的受難》、《打出幽靈塔》；李俊民的《跋涉的人們》；柔石的《二月》等，在當下的研究環境中則是“為人所知，但不熱門”。盡管歷史不能假設，但即使“重來一遍”，“革命文學論爭”的展開形式恐怕還會如此。在“大革命”失敗的陰霾下，知識分子普遍思考“新文學往何處去”，而論爭的發生地上海恰好是繼北京后新的文化中心，在大量新書局誕生的背景下，發達的出版行業使得新刊物、新編輯不斷涌現。很多時候一場論戰、一次莫名其妙的對魯迅的攻擊，往往只是刊物編發周期，甚至刊登的時間所導致的。這種媒介的無序發展，給本身就頗為沉重的“新文學往何處去”命題帶來了太多的隨機性。如果不是后來“左聯”成立，這場“革命文學論爭”的結果猶未可知，中國左翼文學的最終方案也仍將在主客觀條件下反復被歷史所“篩選”。

注釋：

[1] 李躍力曾指出，1928年的“革命文學”絕非空降上海文壇，而是經過了長期的積淀終至“爆發”。具體路徑是晚晴革命時期（如鄒容的《革命軍》）就產生的以宣傳革命為目的的文學觀，歷經1923年北京大學費覺天、鄭振鐸等人提出的“革命的文學”、“血與淚的文學”，到1924年《民國日報·覺悟》上沈澤明提出的“革命文學”、再到1926年蔣光慈、郭沫若等人提倡的“革命文學”，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正是這條譜系的末端。詳見李躍力：《“革命文學”的“史前史”——1928年之前的“革命文學”觀》（《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4期）

[2]有關“革命文學論爭”的研究基本都默認了這種2年制的歷史分期。這不僅是因為論爭持續了兩年，更因為1930年“左聯”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左翼文學的開端。然而，“左聯”的成立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左翼文學”，前者只是一個實體組織，后者如果以文學的標準考察，未必直到1930年后才產生。在長時段的研究視角中，1928-1930年的“革命文學”則被宏觀視為“左翼文學”或“左翼文學的準備階段”，一般不會專門區分“革命文學”與“左翼文學”。其實，在專門的研究領域，“革命文學”、“左翼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左翼文學運動”和“左翼文學思潮”各自都有很細致的劃分標準。

[3] 載《洪水》半月刊第30期，1927年4月1日。此前，成仿吾于1927年1月16日在《洪水》半月刊第25期上發表了《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其中涉及到對魯迅的批評。從魯迅的日記來看，成仿吾的文章發表后并未影響他與魯迅的關系，成仿吾的信件與何畏的拜訪很可能是為與魯迅商議聯名簽署宣言。

[4] 《魯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頁。當時《創造月刊》已經出版至第1卷第7期，《洪水》出版至第34期，《新消息》則出版至第4/5期合刊。

[5] 魯迅：《27025致李霽野》，《魯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頁。

[6]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在廣州時期大概率看過成仿吾的這篇文章，但沒什么反應，且仍與創造社交好。

[7] 成仿吾：《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洪水》半月刊第25期，1927年1月16日。

[8] 成仿吾：《打倒低級的趣味》，《洪水》半月刊第26期，1927年2月16日。

[9] [10] 成仿吾：《文學革命與趣味——復遠中遜君》，《洪水》半月刊第33期，1927年5月16日（衍期出版）

[11] “我以為革命并不能和文學連在一塊兒，雖然文學中也有文學革命。但做文學的人總得閑定一點，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學。……等到有了文學，革命早成功了。革命成功以后，閑空了一點；有人恭維革命，有人頌揚革命，這已不是革命文學。他們恭維革命頌揚革命，就是頌揚有權力者，和革命有什么關系？”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120頁。

[12] [13] [14] [15] 甘人：《中國新文藝的將來與自己的認識》，《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期，1927年11月1日。

[17] 此外，甘人與潘漢年是宜興同鄉，曾在1925年將后者引薦給周作人，潘漢年的作品《苦哇鳥的故事》隨即發表在《語絲》上并與周作人建立了通信。有關甘人的生平，本文參考了姚小平根據甘人子女資料整理的《波峰浪谷間的鮑文蔚》一文，載馮克力編：《老照片》第49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27-40頁。

[18] “惟其因為太懇切，反見得譯文有些僵硬與不自然了”甘人：《阿Q正傳的英譯本》，《北新》周刊第47/48期，1927年9月16日。

[19] 詳見《魯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

[20] 參見《文化批判》第1期廣告頁，1928年1月15日。

[21]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22] 蔣光慈：《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蔣光慈全集》第6卷，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67-69頁。

[23] 見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末署期，《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24]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25] 李初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

[26] 這實在還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賀之下，也從今年產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索性主張無產階級文學，但無須無產者自己來寫；……后來看見李初梨說：“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 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

[27] 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

[16] [28] [29] 甘人：《拉雜一篇答李初梨君》，《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3期，1928年5月6日。

[30] 李初梨這篇文章是為了在理論方面全面回應郁達夫“無產階級的文學只能由無產階級自己創造”，以及魯迅“車夫的本階級意識形態不行，早被別階級弄歪曲了”。然而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即過于深奧晦澀，不僅有大量德語詞匯，還有許多繁瑣的公式，使其沒能產生有效的學理對話。有學者曾指出：“李初梨的理論并不直接指向政體革命,而是勾勒出以"全社會"視野為核心的認識體系,并轉換了智識階級對革命的認同方式,從這兩個層面將無產階級革命的概念和問題帶進文學中,為國內馬克思主義從政治理論到文學理論的拓展提供了契機。”王健：《在認識革命中重塑“文學”——論李初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理論的思路與影響》，《文學評論》2021年第5期。

[31] 潘梓年：《編者致辭》，《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期。

[32] 潘梓年，《編完以后》，《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期。

[33] 宰木：《太陽月刊出版》，《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28年1月16日。

[34] 潘梓年：《編完以后》，《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6期，1928年1月16日。

[35] 弱水：《談現在中國文學界》，《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2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頁。原載《戰線》第4期，1928年4月1日。

[36] “有一粒彈子，是瞄準著我的”，魯迅：《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頁。

[37] 潘梓年很可能只是礙于兄弟之名“支持”了一下《戰線》，正如他在《北新》上也有一個弟弟，即經常發表討論心理學問題的潘菽（潘梓年二弟，潘漢年是潘梓年的表弟）。或許，潘梓年對于“革命文學”與“革命文學論爭”的看法并不是一回事，后者雖然“在一向頗覺衰頹的文壇上，果然又會興奮一下子，實在是好現象；只可惜這興奮仍帶著病態。” 弱水：《談現在中國文學界》，《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2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頁。原載《戰線》第4期，1928年4月1日。

[38] 弱水：《談現在中國的文學界》，《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第2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106頁。原載《戰線》第4期，1928年4月1日。

[39] 魯迅：《“醉眼”中的朦朧》，《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

[40]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41] 何大白：《文壇的五月》，《創造月刊》第2卷第1期。

[42] 魯迅實際諷刺的不止創造社和太陽社“兩家”，幾乎將當時整個中國的“新興現象”都盤點了一遍，所謂“革命文學家”顯然是指吳稚暉，但在創造、太陽二社可能有別的理解。

[43] 錢杏邨：《“朦朧”以后——三論魯迅》，《我們月刊》第1期，1928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