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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年，大衛·休謨（1711-1776）橫渡英吉利海峽前往巴黎，官方身份是英國駐法大使秘書（后晉升為臨時代辦）。不過相比而言，他的另一重身份——英國當世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更令慣于“追星”的巴黎士女如醉如癡，其中“最真誠的崇拜者”是蓬帕杜夫人。據休謨事后向友人吹噓：“當我被引薦給蓬帕杜侯爵夫人時，如眾星捧月般環繞在她左右的那些溜須拍馬之徒都對我斷言，從未見她對任何一個男人說過這么多話。”

照英國傳記作家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的看法，蓬帕杜夫人不僅是國王路易十五的首席情婦，而且是法國啟蒙運動的首席贊助人。她在宮廷接見休謨時“公開示好”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包括啟蒙哲人在內法國朝野的共同心愿：通過文化交流彌合兩國長期的政治（及軍事）沖突。在他們眼中，這位身材肥胖、笑容可掬卻又滿腹經綸、妙語連珠的蘇格蘭“文人”（man of letters）最適合充當英法文化使者——事實上，也正是在此期間，他收獲了“好人大衛”（Le Bon David）的令名。

為休謨奠定聲望的是他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英國史》（1754-1761）。正如歐內斯特·C.莫斯納在《大衛·休謨傳》（周保巍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中所言，“休謨在巴黎的風行主要得益于當時正在盛行的‘英國狂’（Anglomania），得益于人們對抽象思辨和歷史的興趣。”早在動筆之初，休謨私下便對好友勒勃朗神甫（Abbé Le Blanc）宣稱，他預見到《英國史》將在法國“大獲成功”。勒勃朗是著名藝術評論家和歷史學家，也是一名受蓬帕杜夫人贊助的巴黎“文人”。他最早將休謨的《政治論文集》（Political Discourse）譯成法文，大受歡迎。勒勃朗有意承擔翻譯《英國史》的任務，后來由于個人原因被迫中途放棄，于是將這一任務轉交友人小說家普雷沃神甫（Abbé Prévost）。

普雷沃其時年事已高，動作遲緩，六卷本首部《斯圖亞特王朝》直到1760年方才面世，然而許多法國熱心讀者已急不可耐，乃轉而搜求英文原版。經濟學家、《百科全書》詞條編纂者莫雷萊（André Morellet）——他被稱為“最后一位啟蒙哲人”——在回憶錄中透露，1760年身陷巴士底獄時，他如何說服老友、法國書報總審查官馬勒澤布（Malesherbes）為他“捎去”兩部著作——塔西佗的《歷史》和休謨的英文版《英國史》。法蘭西學院院士、哲人沙特呂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則對友人聲稱，他自學英語只為“閱讀休謨史書”。結識休謨后，沙特呂侯爵在一封書信中告訴這位歷史學家：他的名字“在文壇，就像耶和華在希伯來人中一樣值得尊敬”。重農學派領袖、后出任路易十六財政總監的杜爾哥（Turgot）對休謨的著作也推崇備至，認為“無論從標志性事件還是從非凡人物來看，（斯圖亞特王朝）都是英國現代歷史中最有趣的”，其重要性非比尋常——只是普雷沃譯本差強人意，倒不如他本人“親自動手翻譯”。

普雷沃病逝后，由貝洛夫人（Mme Belot）主持翻譯的《都鐸王朝》和《金雀花王朝》相繼出版，進一步鞏固了休謨的聲譽。哲人愛爾維修（Helvétius）于1763年初致信休謨，對他在歷史書寫中展示的“公正的哲學精神”極為欽佩。同年8月，沙龍男主霍爾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贊譽休謨為“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因為休謨在史書“序言”中警告說，所有預想人類天性發生巨大改變的政府計劃都是不切實際的“虛構”，正中時代之弊病。1764年，著名作家、第戎高等法院德·布羅斯庭長（président de Brosses）——“拜物教”（fetishism）一詞的發明者——在寫給休謨的信中評價：“您十分真實地描繪了您的國家，不帶偏見地呈現出貴國的社會禮儀、特質和政府的真實情況”，并斷言其成就甚至“勝過塔西佗”。

“公正”和“不帶偏見”是休謨歷史著作的重要標志，也是法國哲人對他贊賞有加的主要原因。正如《百科全書報》（Journal Encyclopédique）刊載的一篇評論所言：“光榮革命”之后，在休謨之前，幾乎沒有一位英國歷史學家“以客觀公正的態度寫史”——其中絕大多數如伯內特（Gilbert Burnet）之流，一邊接受新政府資助，一邊肆意吹捧“新君”奧蘭治親王（即位后稱威廉三世）。相反，休謨秉筆直書——他一向主張“歷史學家的首要品德是真實和不偏不倚，其次（才）是有趣”——稱頌查理一世“擁有一位好國王的美德”，認為這位合法君主遭受克倫威爾及其黨羽的政治迫害：他在缺乏合法權威的情況下受到審判，并被無端處以死刑。休謨宣稱，人們發現“這位君王立于斷頭臺前更顯偉大：他在統治期間經歷了勝利的榮光與失敗的不幸，而這些都不及他此刻的堅定、慷慨與正直”。英國國內不少人指責休謨為一名被斬首的國王“灑下同情之淚”，更指責他對蘇格蘭女王瑪麗·斯圖亞特“飽含憐憫”，并據此贈予他綽號“老婦人休謨”。而前耶穌會士、法國著名文人切魯蒂（Joseph-Antoine Cerutti）則慨然為之辯護：“休謨先生的史書可以被冠以人類理性書寫的《英國激情史》（“History of English Passions”）……這種單純的善良使他的公正更加高尚，也使他的哲學更加感人。”

與歷史時序不同，《英國史》采用“倒敘”手法：始于斯圖亞特王朝歷史（兩卷），次及都鐸王朝史（兩卷），最后是凱撒入侵英國史（兩卷）。本書不僅考察時人的生活方式，也詳細刻畫當時的貿易和學術狀況、宗教及政治糾紛——遠超以往帝王功業史的范疇。此外，除了忠實再現歷史，臧否人物也是本書題中應有之義，比如：在控制欲極強的伊麗莎白女王治下，酷愛自由的英國人逐步“喪失了所有自由”；首創共和的“護國公”克倫威爾其實只是癡迷權力卻“昧于大勢”的偽君子。

休謨堅信，自由是培植心智生活的先決條件。正如他在《論藝術與科學的興起與進步》（“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一文中所言，“在任何民族中，如果這個民族從來不曾享受過一種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產生藝術和科學。”休謨這一觀點不僅與啟蒙時代精神相契合，而且也順應了社會進步的潮流：相對于經濟發展而言，藝術與科學進展較為緩慢，它們需要一個長期穩定且寬松的政治環境才能臻于成熟，步入其黃金時代（如十四至十六世紀的佛羅倫薩和十七世紀的荷蘭共和國）。

除了自由之思想，休謨也倡導獨立之精神。他秉持史家的良知和責任，下筆往往獨出己見而不肯隨俗，正如《百科全書報》評論文章所說，休謨是“第一位敢于宣稱君主制與共和國一樣有利于藝術、哲學和商業進步的英國作家”——事實上，和前輩孟德斯鳩以及稍后的愛德華·吉本一樣，休謨堅信文人在君主制下受到的“禮遇”遠勝過其他政體（如克倫威爾的“英格蘭共和國”或大革命后的“法蘭西共和國”）。他在探討英國內戰起因時曾以冷峻的筆調寫道，“讓人民不知道他們服從的界限，遠比讓他們知道君主應該遵守的界限更安全。”

根據傳記作家詹姆斯·哈里斯（James Harris）的看法，休謨的歷史著作，就像他的隨筆一樣，是“溝通學術界和大眾對話之間鴻溝的嘗試”——在《論隨筆寫作》一文中，休謨曾經坦承：作為跨界的文化使者，“我認為推動學術領域和日常會話之間的良好交流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這兩者息息相關相互依存”。休謨選擇這一體裁，顯然受到法國哲人的影響。早在愛丁堡大學求學時代，他對蒙田和笛卡爾等人的著作便產生了濃厚興趣。最早吸引他的是迪博神甫（Abbé Dubos）《對詩歌和繪畫的批評性反思》（Réflexions critiques sur la poésie et sur la peinture），日后休謨曾引用書中名言：“靈魂的欲求不下于肉體的欲求，人類最大的欲求之一便是讓其心靈始終處于忙碌狀態。”

此外，休謨熟讀培爾（Pierre Bayle）的《歷史和批判辭典》，尤其贊賞培爾對宗教的批判態度，曾由衷贊嘆“培爾那里蘊藏著多么巨大的寶藏！”照彼得·蓋伊在《啟蒙運動》一書中的看法，休謨不無驚喜地“發現培爾能夠與自己相伴一生”。受培爾啟發，休謨對蒙田著作產生濃厚興趣——1737年，當休謨首次隱居法國鄉間寫作《人性論》時，蒙田名篇《為雷蒙德·賽朋德辯護》是他案頭常備之書。1742年，休謨發表一篇有關蒙田的隨筆，以此向蒙田致意。毫無疑問，蒙田啟發了他的懷疑主義精神：所謂“休謨之叉”（Hume’s fork）——將人類知識分為兩類，一類是數學和邏輯命題知識，另一類是經驗命題知識，并且承認后者具有“不確定性”，很大程度是蒙田“吾何知”（Que sais-je？）的2.0升級版。

相比于蒙田，休謨對笛卡爾“用力更勤”——為了研讀和批判其唯理論（Rationalism）。他的隱居地選擇在拉弗萊舍（La Flèche），據他后來在《我的自傳》中交代，原因是此地有一所耶穌會士學院（笛卡爾曾在此學習）——學院館藏圖書四萬卷，使得休謨的哲學和歷史著述如魚得水。笛卡爾以論辯形式寫就的《沉思錄》，對休謨的學術研究方法論影響尤為顯著：即以（自然）科學的精確研究法施于歷史及哲學等人文學科研究。在包括休謨在內的十八世紀哲人看來，歷史著作不僅是一門藝術，也是一門科學——“歷史是智慧的偉大情人”（great mistress of wisdom）——在人文科學諸門類中，它可能也是最有價值的一門：“歷史是為了未來而加以詮釋的過去”（history is the past interpreted for the future），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歷史事件”。

休謨為人平和，但他的宗教觀相當激進，被對手貶稱“異端”（The Infidel）。他認為就其本質而言，宗教乃是“一種迷信”——源于原始人對外界環境（自然）的無知而產生的恐懼。作為迷信的宗教無論在道德上還是政治上都“極其有害”，特別是以基督教為代表的一神教，它比西方古代的多神教（異教）更具壓迫性，更容易造成人民的分裂。同時，由于宗教信仰并非理性的產物，因此，無法基于事實來支持或反對它——從這一點來看，用嚴密的論證勸說別人信教或不信教都是極其可笑的行為。據此，休謨大力倡導宗教寬容。他的名言是，“一般來說，哲學錯誤只是荒謬可笑，而宗教錯誤則極其危險。”

正是在這一問題上，以反宗教為己任的法國哲人與休謨共鳴最多。伏爾泰是當時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早先他曾與休謨有過交鋒——伏爾泰在史學著作中對休謨“恩主”赫特福德勛爵（Lord Hertford）進行人身攻擊，休謨也曾憤然發起反擊。盡管如此，在拜讀《英國史》后，伏爾泰卻不計前嫌，主動向休謨示好：“人們無法再為《英國史》增譽，因為這部作品在任何一種語言中都是上佳之作……人們從未如此清楚地意識到，只有哲學家才應該寫史書，因為他們不受任何一個國家與任何一個政治或宗教派別制約。”在年邁的德芳夫人（Madame du Deffand）沙龍中，伏爾泰曾將休謨《英國史》與愛爾維修的《論精神》（De l'esprit）進行對比，認為“休謨先生展現出英國人的智慧和膽識”，而愛爾維修“沒有表現出這些品質的二十分之一。但他在法國卻受到迫害，他的書也被焚毀”——這一切都證明“英國人是心智成熟的大人，而法國人不過是幼稚的孩童”。

在啟蒙哲人中，孟德斯鳩最早發現并認可休謨的天才。1748年，孟德斯鳩讀到休謨近著《道德和政治隨筆》，對“論國民性”一文印象尤為深刻。次年，在致休謨信中，孟德斯鳩不吝溢美之詞：“在這篇優秀的論文中，您賦予道德因（moral causes）而非物理因（physical causes）以更大的影響力。在我看來——如果我有資格評判的話，您直指事物的要害，這是很不容易的：您的寫作方式展現了大師的手筆。”與之相應，休謨對孟德斯鳩也懷有崇敬之情。同樣在1748年，被法國當局封禁的《論法的精神》在日內瓦面世，正在意大利進行外交訪問的休謨第一時間入手此書。他不僅“懷著極大的興味和關切”讀完此書，附帶還完成一份意見反饋表。1749年末，休謨以“某種不為人知的方式”，促成《論法的精神》（兩個章節）在愛丁堡翻譯出版。后來，他又以書信形式將批評意見反饋給孟德斯鳩——后者驚喜地發現：休謨的評論“充滿了真知灼見”。于是，孟德斯鳩欣然接受休謨的通信邀約，直至這位長者于1755年辭世。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照勒勃朗的看法：“在歐洲，您（休謨）是唯一一個可以取代孟德斯鳩男爵之人。”

當然，除了精神氣質的契合和思想觀念的共鳴，休謨與法國啟蒙哲人也存在大異其趣之處。比如他的宗教觀是“溫和的不可知論”，而啟蒙哲人多奉持無神論（日后馬勒澤布的曾孫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論斷，正是激進的反宗教思想促使了大革命興起）。休謨能夠跟法國耶穌會士友好往來，但啟蒙哲人與之不共戴天。此外，更主要的不同在于，生活在“理性時代”的啟蒙哲人普遍相信，“人類的高貴之處在于理性”，而休謨則認為，人類不過是另一種動物——一種受激情驅使和主宰的動物——“人的理性不過是激情的奴隸”：只是在激情過后，為了替自己的行為找一個借口，人才會運用到理性。

正是基于對理性的盲目崇拜，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啟蒙哲人往往樂觀地相信人類社會及道德會不斷進步并臻于完善，對此休謨并不認同。根據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惠蘭（Frederick G. Whelan）在《休謨及其同時代人的政治思想》一書中的觀點，受杜爾哥影響，懷疑論者休謨并不相信任何“無限趨近完美”（“perpetual progress towards perfection”）的“進步理念”（“idea of progress”）。在休謨看來，人類的行為往往受“信念”驅使，因此若想推動社會進步，就需要通過某種方式影響和改變人們的“信念”——照他的看法，“大多數信念之所以合理，僅僅是因為它們管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強調以常理和人情（moeurs）對抗唯理論的休謨不僅是情感主義者，而且也是實用主義者——他號召人們“做哲學家，但做學問的同時，還要堂堂正正做人”。

作為十八世紀的情感主義者，休謨對女性的友善和尊重是他在巴黎備受歡迎的重要原因。“我的讀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他在一篇隨筆中宣稱，“嚴肅地說，我支持這樣的觀點：女性尤其是有思想的、受過教育的女性（我自己也是只對這些讀者寫作）是所有風雅文學的主要對象——與同等理解程度的男性相比，女性是更好的評判者。”事實的確如此。在所有法國讀者中，休謨認為最好的評判者是布夫萊爾伯爵夫人（Comtesse de Boufflers）。1761年，閱讀《英國史》后，伯爵夫人致信休謨，“我無法用言語向您傳達我的感受。我太感動了，深深地被感動。這種感動在我心中久久回蕩，以至于某種意義上變為一種痛苦。我的靈魂得到了升華，內心充滿愛和善意……先生，您是一位技藝高超的畫家。您所描繪的畫面優雅、真實、又充滿活力……毫不夸張，我似乎看到了一位圣人的作品。”

布夫萊爾伯爵夫人是巴黎名媛、沙龍女主，盧梭、狄德羅以及博馬舍（Beaumarchais）等“百科全書派”皆是她的座上嘉賓。她和休謨迅速建立起一種“友誼關系”（且維系終身）——傳記作家莫斯納（Ernest Campbell Mossner）曾意味深長地說，“這種關系要比友誼更加親密”——休謨臨終之前分別向亞當·斯密、達朗貝爾（d’Alembert）等摯友致信，其中便有一封書信致伯爵夫人，坦言“我看到死神正在悄悄地逼近，但我既不感到焦慮，也沒有什么遺憾”，可見這份情感分量之重。1765年，在外交官休謨離任返回英倫之際，正是這位夫人將她的“受保護人”盧梭托付給“好人大衛”。休謨不顧狄德羅和達朗貝爾等友人勸阻（他們對他講述“農夫與蛇”的寓言），決定攜帶其時受法國政府通緝的盧梭“私奔”——由此引發日后鬧得沸沸揚揚的“盧梭-休謨之爭”。二人大打筆戰，大半個歐洲的文人哲士各執一端（連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也牽涉其中），由此“文人共和國”（Republic of Letters）面臨土崩瓦解，歐洲啟蒙運動亦遭受重創。

1776年，美國革命爆發。休謨的好友富蘭克林作為美國駐法公使出使巴黎。據目擊者聲稱，這位美洲啟蒙哲人（被譽為“美國先生”）在法國朝野大受歡迎的盛況，唯有當年的休謨“差可比擬”。

同年，休謨在愛丁堡家中安然去世。據威廉·卡倫（William Cullen）醫生所言，休謨在離開人世之際唯一感到遺憾的是：“他認為自己一直致力于使自己的同胞變得更聰明，特別是把他們從基督教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只是他尚未能完成這項偉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