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身材瘦小、皮膚白凈且戴著眼鏡的趙命可乍看上去像是南方人，再結合其自西北大學畢業后曾前往廣州及深圳工作和生活的經歷，進一步給人加深了這一印象。事實上，趙命可快節奏的寶雞普通話，一開口就印證了其西北漢子的身份。文學創作通常是建立在具體的生存空間之上，而非無根的空間。縱觀當代陜西作家群的文學活動，他們往往從陜北黃土高原、陜南山地和關中平原三大板塊共同構筑的空間出發，這也意味著這群作家的作品有意無意中受到這一地理環境的影響。賈平凹在《文學與地理》中寫道：“什么樣的地理出什么樣的作家”①，他在作品中通過對家鄉陜南山區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描寫，從《商州初錄》開始就形成了“商州系列小說”。趙命可的作品亦是如此，南方從不是其小說的主要背景，西北的城鄉才是他留戀和探尋的坐標。

陜西作家一直以來有著長篇史詩性小說的創作傳統。例如，《創業史》聚焦農業合作化運動這一新中國初期的重大事件，柳青通過塑造一系列典型人物盡可能來還原當時農村社會的復雜形勢；陳忠實在《白鹿原》中借用巴爾扎克所說的“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暗示了整部小說的史詩氣魄。相比之下，趙命可更青睞中短篇小說，《到天盡頭去》便是其在這一領域持續深耕的結晶。小說集中收錄了趙命可四部短篇小說《到天盡頭去》《谷文慶簡史》《來雨》《李飛狗的愛與凄楚》，以及五部中篇小說《都是因為我們窮》《我欲乘風歸去》《兩地書》《與女人對弈》《兔兒鼻子》。王祥夫認為，趙命可的中篇要比短篇更出色②。在趙命可筆下，鮮活的人物來自具體而豐富的生活之中，再結合其質樸又不失幽默的敘述，其文字散發著吸引人的魅力。這一魅力來源于底層小人物與遙遠理想之間的張力，其中“出走”的不確定性賦予小說更深層次的內涵，展現出作家的人文關懷意識。

一、“出走”前后

文學作品的“出走”模式，自中國現代小說開始便很常見，因而也成為研究者的重要考察對象之一。它與近現代的重大歷史事件關系緊密，充斥著集體主義精神和家國情懷。如晚清政府派遣留學生前往西方學習，走出國門開眼看世界；巴金從家庭中出走，通過作品控訴和反抗封建家族制度的不人性；還有“五四”以來的大批女性從包辦婚姻中出走去尋求自由和平，如作家丁玲、蕭紅、蘇青等。

在當代文學中，這種集體“大我”意識在逐漸減弱，作家們更喜歡著眼于個體“小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狀態。“70后”一代人的成長軌跡與人的主體性和社會身份的轉變軌跡一致，革命年代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對他們的觸動不深，這代人反而對各種邊緣性底層生活的感知更為敏銳。因此，“70后”對意義的焦慮要遠遠高于周圍的幾代人，以至于存在與自由的問題成為他們首要探討的問題，這就往往激發起抵抗平庸的膽量和信念。在他們看來，出走的意義在于個體對庸常生活的反抗、對自由的永恒追求。而出走這一動作，走向的是不被規定的生活以及不被規訓的精神。縱觀趙命可《到天盡頭去》中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后可以得出，“出走”是這些小說背后隱含的核心命題。“出走”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個體生存現實層面的需求，在“進城敘事”“底層敘事”的創作潮流中體現得較為明顯。短篇小說《到天盡頭去》，講述了農村少年馬文離家出走的故事，這一故事在中篇小說《我欲乘風歸去》中有了進一步的充實和發展，通過“上路”“開眼”“大旱現實”“馬文的出走”“張寡婦”“馬高”“一場好戲”“審訊”“賈所長的怒吼”“傳統”“分地”“蘋果園”“溫泉”“工作隊”“變化”“胡一大夫婦”“我心隨風”幾個部分豐富了馬文出走前后的來龍去脈。短篇小說《李飛狗的愛與凄楚》更是深化了“出走”主題。退伍軍人李飛狗因為家鄉村子改造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工地，被迫從祖輩傳下來的村舍、菜地出走，來到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出走”也是個體擺脫精神困頓的必由之路，這時的“出走”與青春成長、悲觀理想及個體自我追尋與救贖掛鉤。如在短篇小說《來雨》中，王來雨的妻子精神“出走”了，她選擇王來雨是因為自己念念不忘的初戀名叫李來雨，帶著這個秘密她與王來雨成為夫妻。在家庭生活中，她內心時常因為這個秘密而忐忑不安。而中篇小說《都是因為我們窮》講述了以馬林旭為代表的傳統媒體人的工作和生活困境。作為曾經的記者和編輯，馬林旭隨著紙媒的衰落而辭職，回到家中和妻子一起經營飯館，在這樣的巨大轉變中反映理想的“出走”。而中篇《與女人對弈》和《兩地書》寫的是愛情的“出走”，短篇《谷文慶簡史》寫的是親情的“出走”……

作為一種對抗行為，出走從跨出家門那一刻起便開始完成，但與此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那便是出走以后會如何。魯迅在《娜拉走后怎樣》一文中，對于《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娜拉的出走現象深入思考，認為其面臨著“不是墮落，就是回來”③兩種結果。無論是娜拉還是其他人物，出走是為了尋找，“追尋”的意義和價值在于填充內心的不滿足。“出走”中首要的便是離家出走。究其原因，人從家中出走是因為家存在的不合理性，使人無法安居。作為一種與家族決裂的手段，出走必然由強大的決心支撐。真正的出走傳達的是，在跨出家門后便不會再返回，這就意味著出走者的姿態是堅定決絕的，心緒是五味雜陳的。同時，出走這一決定也不可公之于眾，因為它必將受到世俗力量的反對，對于出走這一行為造成影響。在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中，“我”的“出走”既是與原生家庭的割離，同時也是自我青春夢想的破滅，是青春成長過程中的必經之路。小說通過“出走”來傳達少年對個體意義的追尋、身份的認同以及成長中的隱痛。在《到天盡頭去》一文中，少年馬文在故事一開始便離家出走了，出走的原因在《我欲乘風歸去》中可見一二。馬文對于農村家庭生活感到委屈和怨恨，他渴望的生活熱情和溫情在他的家庭中是缺失的，作為孩子他經常被父母隨意打罵，甚至懷疑自己是撿來的。在這個村子里，沒有人關心孩子們的內心世界，即便是他們的父母。面對生活中的種種煩惱，出走成為打破原有生活秩序的最直接路徑。因此，馬文迫切想要將自己與日常生活做一個了斷，他渴望走到天盡頭去。在出走的路上，他感到既激昂又忐忑，一方面他不知道這一行為的結果如何，轉身回家和到天盡頭去都讓少年感到心中沒底，但回家就意味著妥協和失敗，因此他選擇堅定地走到天盡頭去。想到這里，他又覺得充滿期待和力量。正如作家在結尾寫道：“他走得執著而堅定，他想，就是八匹馬，也別想把他拉回來了。”④在小說中，作家將人物放置在廣闊的空間中，讓他們在漂泊的路上進行自我認知。對出走者而言，出走是表明一種獨特的自我放逐方式，這一方式讓他擺脫原有的角色，帶走的只有獨一無二的自己。在小說中，馬文渴望確認自我的獨特性和存在價值，這一點從他請求老師甘強廣播自己寫的稿子這一情節可以看出。馬文在出走的路上偶遇老師甘強，在得知老師的哥哥甘子是縣廣播站的干部時，馬文認為如果自己的作文在全縣廣播后被父母和親戚聽到便會對自己刮目相看，這樣自己就不用再挨打了，親戚也不會再笑話自己。想到這里，他興奮得一夜沒睡來寫稿子，甚至不惜通過偷自家的蘋果來作為交換條件。然而馬文的設想并未實現，現實情況是家里人覺得廣播吵，早就把線拔掉了，就連馬文自己也沒聽清，廣播就猝不及防地結束了。正如作家在結尾所寫：“馬文現在往天盡頭走去，人們都看見他瘦小的身影，馬文知道他結實的身子會在陽光下像冰一樣融化。”⑤馬文與父母之間的關系其實反映了中國老輩父母的深層文化意識，直到現在仍然存在于很多父母的潛意識之中。在他們眼中，兒女是自己的私有財產。這樣就導致了矛盾產生：當父母傾注了全部的愛給兒女的同時，沒有將兒女作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人來看待，而是將其納入自己的規范之中。隨著孩子自我意識的發展，親子沖突隨之愈演愈烈。在社會文化由傳統向現代的變遷過程中，子輩自我意識覺醒，對“大家長”式的親子關系發出挑戰，兩代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馬文自我意識與現實生活的沖突導致失望，失望的同時并未到絕望的地步。另外，對性的釋放與追尋往往被看作一種肉體上的出走，這種出走與悲觀隱含著某種聯系。在“張寡婦”一節中，馬文與張寡婦之間的微妙情感可以看出，馬文真正關心的與其說是天的盡頭，不如說他在思考自己與世界的關系，自己在世界中所處的位置。但是從本質上來看，出走帶來的是一種在路上的游蕩狀態，象征著馬文尋找自我身份這一過程。

從文化意蘊層面解讀，出走既可以說是逃離現實困境的一種主動選擇，某種程度上也是弱者表達抗議的唯一且無奈的選擇。馬文的出走并非物質上的壓力，而是心靈上對故鄉的失望。在少年馬文看來，南莊像是魯迅所說的“鐵屋子”一樣窒息，所以他要跳出這一“鐵屋子”。因此，他朝著天盡頭去是為了尋找美好的未來、自我的價值和生命的真諦，那里是他的理想世界。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轉型，作為“精神原鄉”的鄉村顯得破敗而荒涼，成為“底層、邊緣、病癥的代名詞”⑥。生活在鄉村的人們便有了一種出走的沖動，希望走出閉塞、貧困與蒙昧。因此，“出走”在空間意義上是對舊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告別，而在文化意義上則是一種自我放逐。盡管在獲取自我放逐的路上會面臨艱難險阻，也可能需要付出慘重代價，但負重前行的出走者依然渴望改變既定的命運軌道，達到精神上的超越或新生。小說中的馬文沒有歸途，他們無數次踏上無終止的漂泊之路。這為出走之旅增加了一個向度，那便是使出走如離弓之箭，朝著無法預測的遠方遙遙前進。

二、底層人物的愛與痛

在社會轉型時期，作家們在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與社會結構中的典型問題相關聯，底層小人物在某種程度上是反映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為底層人物，他們身處時代迷霧，生活在灰暗的角落，在邊緣夾縫中艱難度日，找不到出路。但也恰恰從他們身上，折射出時代的迷惘、生存的困境和精神的困境，進一步探尋生命的價值，有著不可低估的社會意義和文學意義。金宇澄看到趙命可筆下所關注的一些城市危情故事和農村風景畫，其中的人物包括剛工作的大學生、一意孤行的小職員、夜晚不睡覺的流浪音樂家、偷情的有夫之婦、熱情自私的教授和詩人等，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基層官員和他們下屬的風情、小店老板娘的欲念和謀略、莊戶人家的情誼以及鉤心斗角的生活⑦。在小說集《到天盡頭去》中，“底層”并不意味著刻意渲染苦難和壓抑的氣氛，也不是為了證明戰勝苦難的能力，而是通過描繪一眾平凡小人物與生活的周旋搏斗，展現出生命的頑強以及理想的閃光，這來源于作家對于真實的追求。作為現實事件和平庸生活的體驗者和參與者，趙命可始終將自己置于一種真實的處境中來反映生活的本質。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寫下：“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⑧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體系沖擊下的小農經濟模式被打破。城市化是一把雙刃劍，它推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被敏感的作家捕捉到，繼而創作出了一系列小人物形象，他們在轉型的社會中飽受著身份認同的焦慮和心靈上的異化反應。在鄉村的人們看來，城市既讓他們向往，又令他們挫敗；既能夠改變命運，又難以獲得身份認同。薩義德表示：“一旦離開自己的家園，不管落腳何方，都無法只是單純地接受人生，只成為新地方的另一個公民。或者即使如此，在這種努力中也很局促不安，看來幾乎不值得。你會花很多時間懊悔自己失去的事物，羨慕周圍那些一直待在家鄉的人，因為他們能接近自己所喜愛的人，生活在出生、成長的地方……”⑨喪失歸屬感時的出走者便會出現身份焦慮，對這一心態的揭示是作家們人文關懷的顯現。正如徐則臣表示，“我最關心的還是人，是鄉土中人的狀況。……真正的文學，我覺得應該關注在轉型期間人的心態的問題。比如我們寫農民工進城，當然他首先要面臨一個怎么掙錢的生存問題，但他還要面對心理落差、身份認同這樣的問題，我覺得這些東西可能是一個作家更應該看重的。不僅是物質的困境，它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困境和出路的問題。”⑩在賈平凹筆下，無論是《廢都》中的莊之蝶，還是《高老莊》中的高子路都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漂泊者，身處城市的他們內心有著對故鄉的眷戀。趙命可在中篇小說《與女人對弈》中表達了這一感受：“可以想見，在這些淘金者中，有多少是郁郁不得志，或者想以此逃離對他而言行將窒息的生存空間，才不得不背起行囊遠走他鄉，有誰會在如意的時候、看得見明天的時候在異鄉漂流呢？”?同樣，小說集中《李飛狗的愛與凄楚》的篇名，便精準指出以李飛狗為代表的這群背井離鄉的出走者的生存困境和尷尬境遇。作為退伍軍人，家鄉的村莊被改造為高新技術產業園區這一事實，讓他感到眼前的環境像是迷路了一般陌生。雖然眼下成為城市居民，他在骨子里還是認為自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菜農，生活在這個城市的邊緣顯得格格不入。過去的生活無法回去，新的生活也不接納他，這樣的尷尬境地使他倍感孤獨。面對愛情，他感到無比難堪和無所適從，喜歡城市里的女大學生卻不敢表白，覺得自己與她有著難以彌合的精神隔膜。面對工作，從部隊復員的李飛狗也不清楚自己的能力所在，一度成為游手好閑的無業人員。他的內心充滿哀怨、苦悶，雖然偶爾也有轉機，但都好景不長。可以說，他像是游離于城市之外的異質存在，無法與這個城市里的事物黏合。因此，作為城市漂泊者的李飛狗的歸宿便是再次返鄉，而面對已經回不去的村莊，他只好“又走到了他家以前住的地方，他在一個面館里坐了下來，面條還是麥子做的，只是再也吃不出一個播種者的喜悅”?。城市化讓這群從鄉村出走的人再也無法返回到從小到大生活的土地，作為時代轉型期的特殊人群，他們付出了肉體和精神的雙重代價，在夾縫中求生，吟唱著小人物的悲歌。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文壇崛起了一批“新寫實”小說，比如談歌的《大廠》、方方的《風景》、池莉的《煩惱人生》等。在這些小說中，主人公往往是真實可感的人物，他們在現實生活的一地雞毛中感到茫然無措、無可奈何，沒有崇高的理想和英雄的光輝。在趙命可的小說集中，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小人物也面臨著理想的失落，如《都是因為我們窮》便是作家深入體味了現實的沉重后，用戲謔的口吻去訴說社會中刺骨真實的生動寫照。故事從一群傳統媒體人的聚會開始講起，展現了以馬林旭為代表的這群行業逐漸凋敝的中年人的生活困境。曾經在媒體工作的一群媒體人，收入高還體面，同事關系融洽，人人都在拼命。隨著手機閱讀的快速發展，報刊行業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這群從業者在裁員和降薪的壓力下也對理想產生動搖，進一步加劇了紙媒衰落的惡性循環。這群知識青年曾經在理想主義的推動下執著于生命意義和價值的追尋，對物欲橫流的時代下精神自由無比向往。這時的他們是奮進的、專注的、百戰不殆的，然而在被殘酷的現實碾壓過后，他們開始產生疑惑，既不知道自己身處何處，也不知道該去向哪里。在聚會中間，同事王琳朗誦了一首里爾克的詩歌《秋日》，喚醒了這群曾經的文藝青年對于過往理想的追憶：歲月的魔爪早已將他們殘存在心底的詩意清理干凈，在這個為舊同事，也是為自己曾經的理想和激情送行的夜晚，只有詩能夠壓倒生存和世俗的困境，讓他們在深圳的夜晚找回一點點讀書人的尊嚴，盡管這一點點的尊嚴也是虛幻的，和這個城市，和他們生存的處境是格格不入的……作家的悲憫情懷體現在對小人物的無力、軟弱以及反抗上，對扭曲、變形的人性的挖掘則是另一種表現形式。在趙命可筆下，作品充分挖掘人性的異化引發的一系列悲劇，這樣的書寫可以說是深入到了人性中最隱蔽、最細微之處。在小說中，作家對人性的趨惡、靈魂的脆弱進行了深邃的洞察，進而審視人類的普遍人性，將人性在欲望的驅使下所產生的無奈、掙扎、困頓等連鎖反應充分展示出來。雖說是批判，作家的厲害之處是在批判的基礎上，對人性本質懷揣著哀婉、憐憫、寬容、忍耐之心，從而讓作品的內涵更為深刻。在《來雨》中，郝枚的秘密丈夫來雨并非完全蒙在鼓里，雖然對于郝枚在結婚時所說的因為叫“來雨”才嫁給他的這個原因感到荒謬，但是他依然相信郝枚的忠誠和善良，因而選擇“就讓她活在她的夢里吧，只要她自己感覺幸福”?。甚至，他樂意和妻子一起帶著這個秘密到墳墓。與此同時，對于這一心照不宣的秘密，郝枚往往在心里安慰自己，“就當自己是和哪個真正的來雨在一起生活吧，無非是生活的場景改變了，日子還是一樣的一天一天往前過”，在二人的婚姻生活中并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出格行為，還為王來雨生下了女兒小月。這一篇在小說集顯得獨特，不禁使人聯想到遲子建的中篇小說《第三地晚餐》。在遲子建筆下，陳青與馬每文這對夫妻二人各自攜帶著不堪的往事回憶進入婚姻，正是這些秘密導致婚姻中產生危機，但是“有這份潛在的情感承諾，意義的認知框架就能夠創造出那種信念，而信任、希望和勇氣都與這種承諾相關聯”?。他們逐漸意識到，值得珍視的是眼下和未來所擁有的，而非過去。陳青和郝枚一樣，都是帶著缺憾進入婚姻，她們心里都另有他人。這時，兩位作家試圖說明愛情并不是拯救人生的靈藥，但“夫妻間的感情，就在這柴米油鹽的浸潤和熏染中，在調侃而又透著浪漫的話語聲中，一天天地加深起來。他們已經不可分離了”?。中年人的愛情往往不如青年般炙熱，好在有了彌足珍貴的超脫和釋然。與此同時，兩位作家也警醒而深刻地意識到這種溫情所掩蓋的生命本色的悲涼，他們溫暖的敘述下是對悲劇意蘊的批判，用敏銳的眼光洞察人性的弱點，進而上升為對于人類悲劇性命運的同情與理解。

三、留白藝術的巧妙運用

“留白”這一概念最早是在中國畫使用，說的是在畫面上的某部分不作任何描繪，刻意留下空白。清人笪重光在《畫筌》中提到“無畫處皆成妙境”說的便是“留白”這一手法。隨著人類藝術的發展，“留白”手法從繪畫領域巧妙運用到其他藝術門類之中，如書法、音樂、戲曲、文學等領域都有“留白”的使用。在文學創作中，唐代文論家司空圖在《詩品·含蓄》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表達留白手法言簡義豐的效果，宋代陸佃《埤雅·釋獸》形容其是“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從具體的文學作品來看，作家在創作中使用“留白”手法，一方面在表達效果上并不寫滿寫全，而是留有想象的余地。如汪曾祺在《大淖記事》中寫到保安隊劉號長奸污民女巧云的情節時，用幾句簡單的文字代替了大段的內心獨白，將巧云內心復雜的心理狀態交給讀者去補充、去品味，從而使作品獲得更大的藝術張力。另一方面，從小說的結構方式而言，留白可以稱為“不寫之寫”，也就是省略一部分故事內容或情節，讓讀者參與其中對細節進行擴張。正如汪曾祺本人所言：“語言的美，不在語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體現的意思，而在語言暗示的東西，傳達多大的信息，即讀者的感覺‘想見’的空間有多廣闊。”?情節的“缺席”在這些作家眼中是一種“在場”，通過留白的方式使故事的涵蓋面無限擴大。在具體創作中，作家往往會故意省略部分小說故事情節或是某位重要人物的肖像特征。如《文城》中，余華一邊為讀者設置敘事“迷局”，一邊又不時釋放“信號”，于草蛇灰線之中引導讀者從層層“迷宮”中如林祥福追尋“文城”一樣，追問民國初年的溪鎮在命運浮沉之際的系列問題所在。可以說，文學活動中的“留白”考驗了讀者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從而與作者在想象空間中相遇，一起探索文學的意境美。同時，這一機會需要讀者超越一般閱讀過程中從語句中被動獲得的習慣，而是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從情境和細節中進行能動的判斷。在余華看來，這種既明晰又節制的結構性留白是一種“敘述的美德”?。

在趙命可的小說集中，很多故事都使用了留白這一手法，帶給讀者可以反復回味的閱讀體驗。《兔兒鼻子》在敘事時間上有著大量留白。故事通過插敘回憶的方式，敘述了張立勇等人大半生中的各個重要節點。作家選取了幾個片段來書寫，所選取的片段在時間上頗具濃縮性，這些片段的留白讓讀者帶著問題繼續閱讀，使故事的走向兼具趣味性、懸疑性和合理性。例如小說的開篇便從主人公“兔兒鼻子”——張立勇為自己打了一口棺材開始說起，“兔兒鼻子”這一名字本身就有故事可講，再結合張立勇是否給老朱頂罪，一直出現在口中的宋陽，還有張立勇在故事尾聲突然被野豬中傷后作者并沒有給出他是死是活的明確結果一系列疑問，都吸引著讀者帶著問題繼續品讀作品。正如王祥夫評價：“好的小說，魅力永遠來自始終不明確”?，趙命可善于使用開放式結局，將生活場景鏈接形成一種“召喚結構”，讓讀者化身為積極的小說創造者，參與到作家的文學創作之中。在中篇小說《兩地書》中，第一章節的標題“愛上一個影子”便吊足胃口，小說從祁陽的視角觀察一個只在信里出現的男人，通過五封“南方來信”傳達了部分信息，南北“兩地”的地理距離又在空間上留給讀者偌大的想象空間。遙遠的深圳無論是在地理空間還是心理空間上都是神秘而引人入勝的，因此祁陽在學校的同事都很羨慕她有個南方的男朋友。這個男人在寫給祁陽的信里也提到，祁陽將他視為夢想，替自己去實現走南闖北、征服世界的美夢。夢往往是人們美化過的現實，正是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張力產生了大量的闡釋空間，吸引著祁陽對南方的無限向往之情。然而，從那個遠在南方的人看來，一個人漂泊的路并非祁陽眼中充滿驚喜和挑戰，而是無比孤寂凄冷，真實情況是沒有音樂與鮮花，更看不到前途和終點，只有遙遙無期、走不到盡頭的路，自己只是個匆匆過客。因此，與祁陽的美好想象相反，在他看來“也許，路一開始就走錯了，結果還是錯。”?讀完小說《兩地書》，讀者不免陷入沉思、浮想聯翩，回味故事中有很多本可以大書特書的情節，但作家都簡單帶過或者語焉不詳。比如祁陽和這位神秘的南方男友后來如何，又和公安局的小伙子是否順利結婚，她又將怎樣帶著復雜的情感繼續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趙命可的高明之處在此，在閱讀的過程中感到豐滿充實，但在閱讀結束會發現保留了很多空白。在短篇《谷文慶簡史》中，一開篇便是谷文慶死于非命的事實，讀者帶著這樣一個巨大的疑問進入到故事之中探尋。作為故事的主人公，谷文慶從小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孩子：在陜西某個封建保守的小鎮上，他喜歡打架、追女孩、抽煙喝酒，遭到鎮上的家長們的嫌棄，一直以來形單影只的他像個另類。事情的轉折點發生在谷文慶的作文《云上的日子》獲得了全國比賽的二等獎時，市教育局局長親自來為他頒獎，他甚至還獲得了保送到市里的師范學院中文系讀書的資格。出人意料的是，谷文慶拒絕了這一寶貴的機會，聲稱當老師是女孩子的工作，男人最好的職業是軍人或者警察。事實上，谷文慶看似反常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出于對父親由來已久的強烈的道德批判，而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正是這樣的道德批判使他走上了道德的反面。正如“我”所說，谷文慶一直是傳聞中的“虛幻”的一個人，是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而能夠洗刷掉人們對谷文慶的偏見以及谷文慶內心深處的苦悶和仇恨的只有時間。作為一部“簡史”，作家并沒有采用絲絲入扣的寫法，而是通過的留白讓小說極富空間感和延伸性，使這一短篇小說具有史詩的韻味。小說在結尾寫下，“人們只能寄希望于時間，你還耗得過最具分量、最為沉重的歲月的大河嗎？”?小說的結尾中，作家運用了“返觀”的手法。“返觀”指的是敘事者在文末回首往事，從而照應前文的過去時敘述。張愛玲在《金鎖記》行文結束之際對三十年前的上海夜晚進行返觀，提到三十年前的月亮已經沉去，三十年前的人去世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卻不會結束。過去的三十年已物是人非，但愛恨情仇卻定格在時間之中，現世的瑣碎、不堪、仇怨化身不絕的蒼涼。《谷文慶簡史》的結尾，再一次提到伴隨著谷文慶一生的揮之不去的諸多傳言，這些傳言讓谷文慶的死進一步被悲涼綿延和繚繞，故事時間將盡未盡，從而使讀者體驗到更為深邃的蒼涼感。在此之后，“一個真正的谷文慶，我們又知道多少呢”?的提問，讓故事時間無限延伸以至永恒，隱藏著超越時空的傾向。

與此同時，留白藝術的使用有時也會造成小說敘事與讀者之間的割裂。例如小說集主題“到天盡頭去”，含義模糊不清，變成了空洞的能指。另外，留白式的結尾也是對中國傳統小說“大團圓式”結構的沖擊，對我國讀者在接受上發起挑戰。在《到天盡頭去》中，大部分作品是采用了上帝視角，即第三人稱進行書寫，而第一人稱往往可以更好地呈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在趙命可筆下，人物心理卻是較為直白的，這一點削弱了留白藝術所獨具的豐富闡釋空間。除此之外，作家追求小說真實感的同時缺少語言上的雕琢，讓小說在匠氣上略顯遜色。或許這是作家有意為之，從而專注地追尋小說更深層次的元素。

結語

作為副文本，小說的腰封上寫著“我一直夢想能做一個睿智的小說家，一個誠實的勞動者，一個大地的歌者”。趙命可擅長從當下的生活出發，通過敏銳的洞察、樸實而又不失幽默的筆觸，書寫一個個兼具真實感和傳奇性的小說。對于大多數普通人來說，生活往往是平淡無奇的，但如果不是麻木地重復或漠視它，而是深入體驗和思考，便可以挖掘出平庸生活中潛在的巨大生命力。趙命可正是如此，在小說中體察人生，勘探的終點是“人”和“人性”。

在《到天盡頭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面對現實的種種牽絆和窠臼時，往往對未來并不樂觀，與此同時也不會妥協，他們往往以一種韌性的生命姿態面對人生課題。統覽整部小說集，不論是少年主人公的理想破滅后的傷痛成長，還是成人世界的欲望和規則，作品中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和情節都不免讓人聯想到他個人的生活經驗，傳達出對故鄉復雜纏繞的鄉愁思緒，進而上升到對人類悲劇命運的思考和荒誕性的靈魂拷問。《到天盡頭去》的出版，展現出作家扎實的文學素養和嚴謹的創作態度。在小說集中，從問題意識到世界意識可以看出作家文學視野的開闊和藝術思考的深入，因此有理由相信趙命可在今后的文學道路上創作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注釋：

①賈平凹：《文學與地理》，《長江文藝評論》2016年第2期，第85頁。

②④⑤⑦???????趙命可：《到天盡頭去》，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第6、135、12、2、148、32、22、8、244、44、45頁。

③魯迅：《魯迅全集 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頁。

⑥梁鴻：《中國在梁莊》，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2頁。

⑧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

⑨（美）艾德華·薩伊德：《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99頁。

⑩田志凌，孫曉驥：《新鄉土文學：文學離今日鄉土有多遠》，《南方都市報》2007年1月22日，第12頁。

?（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趙旭東，方文，王銘銘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42頁。

?朱小如選編：《新世紀優秀中篇小說選（下）》，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第846頁。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

?余華：《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5 年版，第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