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年味，到底是一種什么味道？

從北京回家過年的動車上，我輾轉反側，無法入睡。車窗外是燕趙大地，寂靜的黑夜在列車兩側熟睡，不由讓人回想起許多年前下雪的村莊和那位包著頭巾的老人。

那是我的奶奶，一位性格剛強的老人，我的年味記憶，要從她開始。

年味，或許是炸豬油的香味。

年幼時，村莊每家每戶都養一頭豬，從年頭喂到年尾，用于過年期間肉食的消耗。

殺豬一般都在臘月二十左右，最晚不能超過小年。因此那幾天村莊上空到處都是豬的慘嚎聲。上小學時，第一次了解生命的概念，我便對豬產生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同情，甚至將殺豬取肉的父親等同于劊子手。

于是每逢殺豬，我就躲在炕沿上，隔著臟兮兮的玻璃窗，探頭看向大門外同村的叔叔們忙碌，厭惡著，不靠近他們這群“殘害”生命的屠夫。

奶奶每次都以為我是害怕，不敢靠近，每次都會說我是“屁膽子”。這種誤解一直持續到我上初中，家中不再養豬。

盡管我一再認為殺豬是殘暴的行為，但每次奶奶炸豬油的時候，我總是守在鍋邊。

老家不用炸這個字，用“煉”，炸豬油也叫“煉肉”。煉肉一般是殺完豬的第二天或是第三天開始。

殺豬當天，要取下豬脖頸處的一圈肉，混合白菜、粉條和土豆炒殺豬菜，請幫忙的叔叔們吃。還有同村家里有老人的，就需要我這個腿腳靈活的小孩，端著碗送過去。

忙碌一天的叔叔們，圍在爐火邊抽煙喝罐罐茶，聊一年的收成、孩子的學業、明年的計劃。

往往這個時候，小孩子最好不要在場，不然總要被問上幾句：作業寫完了沒？長大以后要賺多少錢？怎么不給叔叔們倒茶之類的問題。

奶奶做的殺豬菜是我記憶中最好吃的，對一個不愛吃豬肉的人來說，面對肥肉顯少產生恐懼，已是不易。

第二天各家各戶將碗送回之后，奶奶就開始著手煉肉的工作。

煉肉的第一步是分肉。腿、肋排這些帶有骨頭的是不能煉的，要留到過年期間烹煮，可供煉制的是豬腹附近的肥肉、脂肪和一些小的臟器，比如脾臟。

奶奶有一把紅木把手的菜刀，用了幾十年，最為趁手。她是20世紀30年代的女人，深受纏腳陋習的戕害，無法快速跑動。加之身形瘦小，看上去就是個沒什么力氣的小老太太。

但她拿起刀分肉的時候，完全像變了一個人，半扇豬她能輕易地挪動。那把厚重菜刀在她手中，輕巧地像一根針。我則抱著一個瓷湯盆，將奶奶分好的肥油和肥肉抱到廚房的案板上。

分完肉奶奶并不休息，找來火柴燒灶。灶臺里火勢熊熊，一塊塊肉被奶奶放入大鐵鍋中，一直燒兩個小時，才能將豬油燒得滾沸，大小不一的肉塊因高溫油炸緊縮變干、變脆。

這之間，奶奶會分別3次倒入食鹽。

第一次是剛剛出油的時候，倒入半鐵勺；第二次是豬油滾沸的時候，這時候要適量加入食鹽，而這個時候，就到了我最喜歡的環節。

奶奶會在灶臺前喚我，我急匆匆地從外面跑進來，顧不上屁股上的雪，伸出手從奶奶手中接過炸得焦黃酥脆的一塊瘦肉。奶奶知曉我不喜歡肥肉，因此總給我留出許多瘦肉。

我急匆匆地吃完，還沒嘗出味道，只能伸手再要一塊。

這次吃得慢些，小心地吹氣，待肉塊微微涼些，放入口中一邊咬一邊呼氣，還是有些燙嘴。

待咀嚼之后，我覺得味道合適，就跟奶奶說味道剛剛好。

這個時候奶奶就知道，應該在出鍋前再加一點鹽，免得存放的時候變質。

我最喜歡吃的，還是炸干的脾臟。雖然只有食鹽調味，但炸干之后的脾臟，干、香、脆，最重要的是塊頭大，且沒有一滴肥肉，吃起來非常過癮。

每年奶奶都會把最好吃的那部分留給我，甚至在出鍋前會專門找來一個空碗，為我留下滿滿一碗瘦肉。

炸豬油的香味，就像是過年的開始，從廚房上空的煙囪飄出，昭告著整座村莊，馬上要迎來一年的末尾。

時隔多年，奶奶不在人世，村莊也不再像過去那般家家養豬，但一想到過年，我總能想到炸豬油的香味，以及奶奶在灶臺前慈祥的笑容。

年味，或許也是香燭的味道。

對少年的我來說，爆竹的記憶有許多，父親也曾販賣過兩年爆竹。按理說，少年好玩的個性應當對爆竹的味道記憶更深才是，但略一回想，卻發覺爆竹的氣味極淡，反倒桌上燃燒的香燭有一種悠長的氣味。

每逢過年，除去貼春聯、門神之外，最重要的便是祭祖。

與清明不同，村莊過年的祭祖時間是在大年三十的下午3點至6點。過早過晚都不好，早上要寫春聯、貼門神，天黑后家家戶戶又開始過年，因此請祖先回家的時間大多都在下午。

父親告訴我，這是在請“三代”，就是請我們家三代祖先回家過年。

這聽上去是一件極浪漫的事，在生命逝去之后，后代子孫憑借記憶將他們從孤苦的墳塋請回熱鬧非凡的家中，一起團圓。

請“三代”時，父親的兄弟都會來。我大爸、三爸、四爸，還有我們這些孩子，會捧著香表紙錢、炸油圈、炒制的獻飯、煙花爆竹和專門請人寫好的“三代”等，去往村莊側邊的山丘請他們回家。

燒了由我拓印的紙錢，一行人跪在火堆旁，父輩們聊家常，小孩子著急放炮。儀式結束后，“三代”會被供奉在家中的紅色木桌上，緊鄰著爺爺奶奶和我睡的那張土炕。

“三代”請回來后，爺爺會第一個上香。他要先把嘴里的煙鍋放下，一般會掛在爐筒邊的掛鉤上。他會從中山裝的上兜里掏出一塊灰撲撲的手絹，將胡子上殘留的水漬擦干，那是剛才喝罐罐茶留下的。

然后他取出三根紅色的香，借著蠟燭的火點燃。大爸、三爸、四爸和父親跟在爺爺身后，我跟在父親身后，隨著爺爺舉香鞠躬，我也有樣學樣跟著鞠躬。三根香插在香爐中，裊裊青煙攀上房梁。

取出香表和紙錢點燃，爺爺跪下，我們也跟著跪下。灑茶、祭酒，磕三個頭，起身再次鞠躬，這才算將“三代”真正請進了門。

做完這項工作，就可以收壓歲錢了。

我興致勃勃地抓著爺爺的袖口，從他手里接過一塊錢，奶奶也給我一塊，大爸給5塊，三爸四爸給3塊，父親給我5塊，這便是我過年的全部收入。

有時等不到大年初一，我就會沿著泥土巷子跑下去，輕輕敲開小賣部的門，買一塊錢的辣條，吸吮著手指小口小口地吃完。

香燭燃燒著，廚房里奶奶在煮肉，爺爺去了后院喂牛，父親照顧著爐火。等到晚上8點一家人圍在電視前看著春晚，節目暫停的間歇，我會給爺爺奶奶磕頭拜年。跪拜要對著紅色木桌上的三代祖先，要讓他們也看見。

供奉要持續到大年初三，趁著夜色，我會陪同父親送祖先們回去。

大年初一的早上，村莊里的叔叔伯伯們，會去往各家各戶串門，主要是去“三代”前上香。

父親一般都會帶上我，家中負責招待的就是爺爺奶奶。有一年我起晚了，在家中和爺爺喝罐罐茶，嘴里塞滿了奶奶遞給我的小吃水果，一轉頭正碰上來上香的叔叔，一口沒咽下去，眼淚都憋出來了。

初一下午，一般都是姑姑們來看望奶奶，父親他們會去舅爺家。父親說過，初一初二都是先去娘舅家中看望，或許是這種傳統，無論是村莊還是家中，對女子的敬重往往多些。

初二初三來得都是些我記不住名字的親戚，因為他們也不會給我壓歲錢，記憶就更不清晰。

香燭燃燒時，奶奶坐在炕上，等著她的后輩從大門進來，給她和爺爺拜年。有時候人多，房間里站不下，整個院子擠滿了人，喊上一聲：“給您拜個年！”那種人丁興旺的感覺，就化作兩位老人臉上的笑容。

我記掛著祖先的，還有供奉給他們的吃食。有香蕉、蘋果等平常吃不到的水果，那時候家里窮，如果不沾祖先的光，我興許一年也吃不上幾回。

因此送祖先時，我往往最積極。

送祖先就不必去墳塋，而是在家附近找一處地方，燒拓印的紙錢和請人寫好的“三代”，毛筆字上寫著我的姓氏，以及爺爺奶奶、父親以及我的由來。我鄭重地看著火焰升騰，最后化為灰燼，在一片爆竹聲中，默默與未曾謀面的祖先告別。

回到家中，父親便將供奉的吃食遞給我，他總是不吃，爺爺奶奶也笑著看我。那一雙雙眼睛里，藏著對未來的期望，而那份期望就寄托在我身上。

興許，這便是香燭燃燒的意義。

年味，到底是一種人味。

今年回家時遇上大雪，我困在離家300公里外的城市，父親接連打了許多個電話詢問我的情況。自爺爺奶奶離開后，四爸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畢業后離鄉，家中漸漸只剩父親一人。

前兩年，父親一個人過年，這種煎熬我從未覺察。去年我在武漢因凍雨未能回家，一個人看春晚，吃著買來的零嘴，感到分外煎熬。給父親打去視頻電話時，他被圍在堂哥堂姐中間，臉上的落寞凝成厚厚的霜。

今年確定我要回家過年時，他雖未表達，卻藏不住欣喜。那個陪伴父親10余年的阿姨，總算要成為家中一員，他張羅了一年，就等我回家見證。

爺爺奶奶還在的時候，每逢過年，10余人擠在一間小小的房間看小品，到好笑的地方，一群人哈哈大笑。爺爺奶奶坐在土炕上不看節目，就看著我們邊吃邊喝，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今年三爸一個人在家。堂弟生了小孩，三媽要看顧，兩個堂姐一個在天津，一個在銀川，堂哥又因自己的原因去找三媽過年。偌大的院子就剩下一個年過60的老人，盡管他強撐著不讓自己表現出一點難過，還是在祖先面前喝醉了酒。

四爸50歲了，現在有兩個孩子，都比我小。他結婚晚，現今有一兒一女，過年倒不至于落寞。

只有我爸，一直期盼著我成人。如今抬頭一望30歲近在咫尺，仍然沒有成家的消息。

祖先面前，我們拼來拼去只有5個人。三爸好酒，倒了一杯又一杯，不停勸我要早些成家。父親也在一邊唱和，似乎沒有其他的話題能引起他的興趣。

家中早沒人炸豬油，現在擺在餐桌上的是更貴的牛肉，筷子動來動去，卻還是沒能吃完。

門外沒什么風，我卻覺得眼角酸酸的。

有時默然的不是口舌，是歲月流逝又無可奈何的悲戚。我仰望著父輩面皮上的褶皺，如同仰望著山河風雪的波紋，最后在寒風和他們的話語聲里，喝了一杯又一杯。

年味，是記憶的味道，是一種不斷渴望抓住又不斷失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