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第一次較為全面地展現了新中國的文學創作實績，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從“現代文學”轉向“當代文學”出版方向的一次重要調整。“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延續了1948年“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編輯思路，試圖建構新中國的“人民的文藝”，強調文藝作品的“工農兵方向”。“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確立了合作化小說中“兩條道路的斗爭”的主導敘事模式，突出了工業題材小說中“黨的領導”的“決定性”力量，推動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成長敘事”模式的生成。可以說，“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在編輯思路、題材內容的選擇和敘事模式的規范等方面，為此后“紅色經典”的生產機制奠定了重要的范式。

關鍵詞：人民文學出版社 “新創作選拔本”叢書 紅色經典 生產機制

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時，當代文學的出版是其既定的主要出版方針。然而，在實際出版過程中，人民文學出版社仍是以“五四”現代文學為主。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加大力度出版新中國成立后新創作的作品，于是開始出現了一股“新創作轉向”的趨勢。1958年8月，原屬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牌的作家出版社分立。根據文化部的出版分工，人民文學出版社負責出版有“定評”的新創作作品，即“選拔本”。于是，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第一次較為全面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后新創作的優秀作品。“新創作選拔本”叢書雖然較少被人關注，然而，作為“十七年”時期當代文學經典化生產的重要形式，可以說，這套叢書為此后“紅色經典”的生成奠定了重要的范式。

一、新創作轉向與“新創作選拔本”的誕生

1951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該社編輯方針將以現代文學為主，其次是中國民間文學、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1。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現代文學”也包括當代文學。據此，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定的具體出版方針有四個重點：“一、當前國內創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及民間文藝；三、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文學名著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現代進步的和革命的作品；四、近代和古代的世界古典名著。這四個重點，不僅是今年的編輯方針，且是長期的方針。”2從中可以看出，195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出書的首要重點放在“當前國內創作及五四以后的代表作”。不過，在實際出版過程中，出版“五四以后的代表作”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真正的重點。“當前國內創作”出版的嚴重不足，是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后面臨的重要問題。為此，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對過去的出版工作進行了“全面檢查”：“我們出版物中，新創作的比例是不多的，反映當前現實生活的作品更少。”“全年出書七十八種。四九年以前的作品有卅九種，占百分之五十，其中以五四作品居多，解放區作品被吸收的僅有六種。三年選題計劃中甚至很少注意到這一方面。新創作共卅五種，占全年出書種數百分之四十五，但其中反映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現實生活的，除《經濟建設通訊報告選》外，只有五種，而且分量是單薄的；如果以字數來算，則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占百分之六十，新創作僅占百分之四十。這和我國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比較起來，那是太過落后了。”3由此，人民文學出版社對編輯方針進行了自我批評，認為“有脫離政治的傾向，有忽視文藝的政治宣傳作用和放松思想斗爭的傾向”4。

因此，1954年后，新創作的出版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重點推動的方向。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方針任務提出“整頓鞏固、發展業務，多出反映勞動人民現實生活和斗爭的中國現代創作……更好地為配合國家政治任務、經濟建設和人民文化生活不斷提高的需要而服務”5。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完成了《五年出版規劃草案（1958—1962）》的制定工作。《草案》進一步明確提出“出書輕重緩急的安排，其位置應該是：中國的新創作居第一位；蘇聯和其他兄弟國家的現代文學和資本主義國家的革命文學居第二位；五四新文學遺產和中國古典文學居第三位；外國古典文學居第四位”6。這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出版規劃中較為明確地將新創作作為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

與此同時，為落實1950年第一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提出的出版專業化方針，1953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了副牌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第一次出版的新創作一般用作家出版社名義出版。雖然這一內部分工仍存在業務交叉現象，但是出版的專業化無疑成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最終方向。195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計劃里就提到，“逐步走上專業分工，分出藝術出版社、文學古籍刊行社，使作家出版社成為作家協會領導的獨立出版機構”，但是，“在專業分工工作沒有最后完成之前，我們仍然部分地負擔著文學的普及任務，必須完成品種計劃，為密切配合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而努力”7。1958年8月，作家出版社分立，成立單獨機構，劃歸中國作家協會領導，同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文學新創作部門和通俗文藝出版社并入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分立后，文化部明確規定了二者在新創作方面的出版任務：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任務是“選拔出版當代中國優秀文學作品（作品須經過二、三年的社會考驗，有些還應經過原作者的修改提高）”；作家出版社的任務是“團結當代中國作家，出版他們的文學創作和評論著作”8。至此，當代作家新創作的作品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經過社會考驗”的新創作選拔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新創作選拔本，還有其他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圖書出版的政治生態。1950年7月，碧野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列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出版后，即遭到了張立云和陳企霞的批評：“我認為這部小說，作為人民文藝叢書之一，是不妥當的。人民文藝叢書，不是普通的叢書。它是我們文藝新方向以來的示范的叢書。……絕大部分都是因為在工農兵文藝方向的發展中，有著或多或少的創造（從內容到形式）的意義，才成為有代表性的東西。而碧野的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則對這樣的要求還有很大很大距離。”9這一時期，天下出版社的“大眾文藝叢書”中的《村歌》和《囑咐》，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文藝建設叢書”入選作品《采蒲臺》中的《鐘》也受到小資產階級文藝批判運動的影響。二是在當時“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進快上”政治語境下，出版社也在開展“競賽”活動。人民文學出版社“原來提出：苦戰五晝夜，出書40種，結果完成88種，其中許多書從發稿到出書只有一天的時間”10，其中“三組的民歌選10種，在各地無數資料中選出來的，任務既定，分頭編選，通宵達旦，一天編完，第二天出書”11。作家出版社分立的原因之一，便是要解決“審稿遲”“出書慢”“對作家聯系不夠緊密”“情況隔膜”的問題12。在這種“競賽”中出版的作品，其質量可想而知。因此，作家出版社分立后，出于對作品內容的審慎考慮和對圖書質量的保證，人民文學出版社提出不再接受新創作稿件，而只出版經過一定時間考驗的有“定評”的優秀創作“選拔本”，從而能夠保證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質量和國家級出版社的權威地位。

二、“人民性”的編輯思路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了“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出版，是受到“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影響。1948年8月，“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在周揚的主持下由柯仲平、陳涌等編輯，由新華書店出版。該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13，目的是“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14。這套叢書作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發展方向，曾在第一次文代會上人手一套。新中國成立后，這套叢書仍然由各中央局、各地區根據新華書店（或者是出版委員會）的統一版本“重行排印，打出紙版，分發各區，或寄出樣本，由各區翻印”15。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后的一個重要出版任務就是繼續出版“中國人民文藝叢書”。1951年至1953年間，“中國人民文藝叢書”連續出版了20種；1954年1月，田間的《趕車傳》成為這套叢書的最后一部。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提出要重新出版“中國人民文藝叢書”：“7年來我們一共出版了中外古今的文學書籍1551種，應該肯定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在一般水平以上切合廣大讀者需要，而且有比較長遠的價值的。這些書應該作一次全面的評選和排隊，用各種叢書或統一版本的形式，系統地重印幾批。有計劃地供應文藝界學術界與廣大讀者的需要，克服過去重版書另（筆者注：原文如此，應為“零”）星紊亂和不及時的情況。”16因此，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作計劃是：“（一）在新創作方面，恢復人民文學叢書計劃：（1）全部重印1949年新華書店出版的50幾種人民文藝叢書（改名人民文學叢書）一套。——這套叢書雖然質量不整齊，編輯體例也不十分謹嚴，但大體上是匯集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后各解放區的比較優秀的有力反映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斗爭生活的作品。照原樣給予保存，是有歷史意義的。（其中有些作品已經作者修改的，照修改本重排。）（2）根據上述人民文學叢書規模，將51年到57年出版的新創作作品，加以慎重評選，選擇50種至100種，編為人民文學叢書的第二集。這個評選工作由編輯部提出初目，請中宣部文藝處、作協、文化部聯合評定，以統一版本格式，一次重印。——這些書以本社出版為主，如各出版社同意，也可編入原由其他出版社出版或其他叢書中的作品。”17然而，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并未按計劃出版“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或“人民文學叢書”，取而代之的是“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因此，“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可以說是“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另一種形式。

“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部分入選作品來自于原“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分別是馬烽和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劉滄浪等集體創作的《紅旗歌》、趙樹理的《李家莊的變遷》、胡朋等創作的《戰斗里成長》、柳青的《種谷記》、田間的《趕車傳》、草明的《原動力》共7部。其實，新中國成立后，除“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外，“文藝建設叢書”也是一套很有影響、收錄新中國成立后新創作的重要叢書，但“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收入原“文藝建設叢書”的只有《開不敗的花朵》和《銅墻鐵壁》兩部。這也表明“新創作選拔本”叢書與“文藝建設叢書”的編輯思路不盡一致。“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體裁與“中國人民文藝叢書”也大致相同，不僅包括了小說、散文、詩歌，也包括了民歌、戲曲、民間文學和民族敘事詩，如陳其通的《萬水千山》、老舍的《龍須溝》、夏衍的《考驗》、杜印等人的《在新事物的面前》、劉滄浪等人的《紅旗歌》、曹禺的《明朗的天》、胡朋等創作的《戰斗里成長》、徐琳等整理的民間文學《逃婚調》、阮章競的《漳河水》、田間的《趕車傳》等。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對“中國人民文藝叢書”表現出較高的認同。當然，為展示新中國新創作的成就，“新創作選拔本”叢書不僅選拔了從人民文學出版社分立后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創作，也選拔了其他出版社的新創作，如中國青年出版社的《不能走那條路》《在新事物的面前》《高玉寶》，通俗讀物出版社的《三里灣》《變天記》，工人出版社的《把一切獻給黨》《演員朱寶庭》，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的《一面小白旗的風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三年早知道》，新文藝出版社的《四十年的愿望》，華東人民出版社和新文藝出版社的《黎明的河邊》。可見，“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確實也進行了較為廣泛的選拔。

“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出版思路，總體上延續了“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宗旨，試圖建構新中國的“人民的文藝”，強調文藝作品的“工農兵方向”。“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統一配了編輯部所寫的“出版說明”，對該作品的內容、寫作背景、藝術特色、作者等方面進行介紹。這些“出版說明”也都強調了作品的大眾化、民族化風格，如《三千里江山》“這部小說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優秀傳統，運用了人民大眾的樸素語言，是一部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好作品”18；《趕車傳》“不論在表現重大主題方面，不論在刻劃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方面，也不論在學習民歌、探索新的風格方面，都說明作者的努力以及取得的初步成果”19；《白蘭花》“在語言的運用上，詩的形式上，吸取了民歌的格調，且能不拘一格，隨時變化，整個詩篇氣勢磅礴、情調質樸、節奏明快，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20；《李家莊的變遷》“作品的文字樸實、洗練，毫無雕琢堆砌的詞藻，風格獨特、新穎、大眾化”21。《演員朱寶庭》原由工人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當時的“內容提要”只簡單介紹了朱寶庭的生平和革命斗爭事跡。在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說明”里，則引用了毛主席在朱寶庭逝世時挽詞中對朱寶庭的評價“工人階級的英雄”，以此突出其工人階級的身份。“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甚至還選入了《中國民間故事選》，可見其對大眾化、民族化形式的看重。

突出作品對大眾的教育意義，是“新創作選拔本”叢書貫徹“工農兵方向”的重要編輯思路。這在“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出版說明”“序言”“后記”等方面都有所體現。《高玉寶》原由中國青年出版社作為“解放軍文藝叢書”的一種在1955年出版，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時增加了《我是怎樣學習文化和學習寫作的（代序）》，著重強調這部小說對大眾的教育意義。《誰是最可愛的人》的“出版說明”里說：“這些通訊，在報刊上陸續發表時，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和喜愛，鼓舞了志愿軍的斗志，激勵了全國人民建設祖國的干勁，起到了相當廣泛的教育作用。我們以為，在今天全國大躍進的形勢下，這些通訊將更具有新的意義。志愿軍的那種不怕任何艱苦、奮勇戰勝敵人的英雄氣魄，無疑會激勵我們更加奮發地建設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22《把一切獻給黨》“是一部具有很大教育意義的自述體小說，在廣大讀者群眾中發生了良好的影響”23。《紅旗歌》“除了人物性格刻劃的生動和個性化的語言等藝術上的成就之外，主要就因為它的思想內容對當時城市中的工人群眾和工廠管理人員具有積極的教育作用”24。

群眾教育是新中國成立后文學出版工作的重要方針。新中國成立后，群眾教育工作是與文學普及工作相結合的重要任務。1949年10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和1950年頒布的《政務院關于改進和發展全國出版事業的指示》，就對通俗讀物的出版進行了明確的政策動員和總體要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51年3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在成立時的出版方針就提出“特別注意選印通俗文學作品”25。1953年中宣部又專門成立了通俗讀物出版社，并指出“通俗讀物的出版工作，是黨向人民群眾經常地進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一項重要工作。”26無論是高玉寶怎樣學習文化和寫作，還是對群眾進行政治思想教育，這些文學作品都很好地契合了這一“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工作，發揮了文學作品的“普及性”因素，從而實現了“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和“通俗讀物”出版的結合。順便一提的是，“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群眾教育”，主要指向的是“工人群體”。因此，《誰是最可愛的人》《把一切獻給黨》《紅旗歌》等“選拔本”在“前言”“出版說明”中都著重提及該作品對“工人群體”的教育。因為對“農民群體”的“教育”任務，則主要由同時期通俗讀物出版社和其他出版社的“農村版”圖書所承擔。

三、社會主義建設題材的敘事規范

“新創作選拔本”叢書主要收錄的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新創作，也有少量之前的作品。通過對收錄作品的題材進行歸納，可以發現，“新創作選拔本”叢書重點關注的題材內容是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生活變化。“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共出版了48種，其中直接反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生活變化的作品有23部：反映農業生產與合作化的《一面小白旗的風波》《三年早知道》《三里灣》《不能走那條路》《麥收》《春種秋收》《前途似錦》《橋》；反映新生活變化的《天山牧歌》《龍須溝》《歡笑的金沙江》《李家莊的變遷》《逃婚調》《漳河水》；反映工業生產建設的作品有《四十年的愿望》《在新事物的面前》《紅旗歌》《把一切獻給黨》《原動力》；反映干部群眾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進行思想改造的有《明朗的天》《考驗》；反映陜甘寧大生產運動的《紅旗呼啦啦飄》《種谷記》。此外，短篇小說集《黎明的河邊》的“第一輯”反映的是農業合作化。《在茫茫的草原上》《高玉寶》《演員朱寶庭》《趕車傳》《金色興安嶺》《變天記》等也以較為全景式的視野反映了某一地區或某一個人從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后的變化，實際上反映的也是解放區或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生活的變化。因此，整體上涉及反映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生活變化方面的作品有三十部，足見“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所選作品的編選傾向。

“新創作選拔本”叢書中最引人矚目的是反映合作化的作品，甚至可以說，“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收入的反映合作化的作品為合作化題材的創作提供了一種寫作范式。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農業領域的合作化運動。但是，農業合作化并非新中國成立后便成為文學創作的主題。1953年9月，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的報告中說：“（這幾年）在描寫農村新生活的作品中，婚姻和家庭問題的主題占了顯著的地位。”27趙樹理的《登記》、馬烽的《一架彈花機》《結婚》、谷峪的《新事新辦》《強扭的瓜不甜》等，都屬于這個主題中反響較大的作品。其實，第二次文代會之前，也產生了一些合作化題材的小說，如馬烽的《解疙瘩》、康濯的《買牛記》《正月新春》、劉藝亭的《新犁》等，然而周揚的報告卻沒有提及這些小說。究其原因，無疑是這些作品藝術性不夠成熟。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的報告中說：“現在我們的國家正在逐步地和廣泛地進行著社會主義的改造；在人民生活中社會主義因素正日益迅速地增長著并起著決定的作用。”28因此，從“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寫合作化，而不是在一部意義上展現農村的世情生活、鄉風民俗、個體生存狀態，而是要傳遞出新社會制度的意義秩序，這是第二次文代會對當時創作的一個總體導向29。

1953年11月20日的《河南日報》發表了李準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為該小說出版了單行本《不能走那條路》。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報》轉發了該小說，并特別加“編者按”予以高度肯定：“這篇小說，真實、生動地描寫了幾個不同的農民形象，表現了農村中社會主義思想對農民自發傾向進行斗爭的勝利。這是近年來表現農村生活的比較好的短篇小說之一。”30《不能走那一條路》面世后，反響強烈，影響廣泛。《不能走那一條路》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反映社會主義農村兩種思想、兩條道路斗爭的小說，為合作化題材的創作找到了一條符合反映“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的寫作道路。“新創作選拔本”叢書選入的反映合作化運動的作品，也基本上遵循了這一創作道路，并不斷在單行本的“出版說明”中對此寫作路徑進行強化。《三里灣》“在藝術上的成就，特別是在它及時地反映農村兩條道路斗爭方面，可以說是一部優秀的深合時宜的小說。……較之解放前的《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有更大的發展和成就”31。這種“深合時宜”正是基于周揚在第二次文代會報告里所倡導的“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和及時反映合作化運動中兩條路線的斗爭。《一面小白旗的風波》“表現出農民在偉大的變革中如何克服了種種自私、保守的落后思想，成為具有嶄新的風貌的新人”32。《三年早知道》“真實而生動地描繪了在前進中的社會主義力量如何勢如破竹地摧毀了人們思想意識中的舊的殘余，人們在不斷戰勝腐朽事物中，變成忘我為公的先進人物”33。《麥收》“這個集子所收的八個短篇小說，都是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其中主要的幾篇均以互助合作運動中先進思想和落后思想的矛盾沖突為主題”34。《橋》“描寫了1953年推行收購余糧和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時，在云南農村中所展開的兩條道路的劇烈斗爭”35。值得注意的是，《春種秋收》里收錄的小說由于寫作時間較早，“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還沒有更深入，農村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也沒有到尖銳化的程度。這個短篇小說集僅是反映那樣一個時期的農村生活面貌”，但是，在該作品的“出版說明”里，也盡量將其導引向“兩條路線的斗爭”方面，特別指出“以農村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斗爭為主題的，有《往來的路上》、《第一步》、《一同前進》等篇”36。由此可見，“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收入的合作化小說形成了一個基本的敘事模式，即合作化運動中兩條道路的斗爭和干部群眾的思想改造，并最終走上了集體化道路，這也成為此后合作化小說的基本敘事規范。

新中國的工業敘事也是“新創作選拔本”叢書較為重視的內容。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工業建設也逐漸提上日程，然而作家們對工業題材無疑是陌生的。在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上，周揚指出解放區工業文學創作的貧弱，“反映工業生產和工人階級的作品非常之少，到現在為止，較好的還只有《原動力》、《紅旗歌》幾篇”37。為此，郭沫若、周恩來等在文代會上號召文藝工作者到工廠、農村和部隊中去深入生活。在這種情況下，老舍、巴金、艾蕪、周立波、康濯、孫犁、李季、杜鵬程、蕭也牧、丁克辛、路翎等一批作家都曾到工業一線深入生活，創作出了一系列反映工業建設的作品。“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收入的工業題材作品中，《原動力》《紅旗歌》都創作于第一次文代會之前，新中國成立后創作的有話劇《四十年的愿望》、《在新事物的面前》、自傳體革命回憶錄《把一切獻給黨》。《原動力》是“解放后第一部寫工業生產和工人階級的中篇小說。它反映解放初期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在恢復工業生產過程中的生活和斗爭”。“書中的主角老孫頭（孫懷德）是作者著意刻畫而獲得成功的人物。……這是一個受過階級斗爭鍛煉的，忠于共產主義事業的老工人的典型”38。周揚在《紅旗歌》的“序言”中說：“不管它還有某些缺點甚至比較嚴重的缺點，我們要給予這劇本以較高的評價”，原因是“它是第一個描寫工人生產的劇本；它用藝術的力量，表揚了工人在生產競賽中的高度勞動熱情，批評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評了某些積極分子對待落后工人不去耐心團結教育而只是譏諷打擊的那種不正確的態度；表揚了行政管理上的民主作風，批評了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作風。”39換句話說，《紅旗謠》的成功之處是對黨領導工業建設、改造落后思想的敘事模式。《原動力》《紅旗謠》也就奠定了工業題材文學創作的模式，即相信黨領導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正確方向。因此，“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在“出版說明”里，也無不是強調黨領導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的堅定信念。《四十年的愿望》“對幾個主要人物，如鋼軌部黨支書趙昆山、老工人梁樹云等的描寫是比較成功的，對陳主任那種不相信黨能領導工業建設、輕視工人階級的智慧和力量的資產階級觀點和保守思想的批判，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40。《在新事物的面前》也是反映了建國后對群眾運動、工業生產等方面出現的“新事物”的理解和支持，堅定工業建設的信心。

四、革命敘事范式的生成

“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直接反映革命斗爭的作品有16部：《萬水千山》《白蘭花》《呂梁英雄傳》《紅日》《英雄的十月》《變天記》《政治委員》《戰斗里成長》《鐵道游擊隊》《銅墻鐵壁》《開不敗的花朵》《在茫茫的草原上》《金色興安嶺》《三千里江山》《上甘嶺》《誰是最可愛的人》。此外，《黎明的河邊》共收入十三個短篇小說，第二輯是描寫膠東革命根據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各種英雄人物的優秀作品。

如果將“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入選的作品與當時的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作進行比較的話，就會發現，“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沒有選入、但在當時比較有影響的小說有《保衛延安》（1954）、《青春之歌》（1958）、《紅旗譜》（1957）、《戰斗的青春》（1958）、《林海雪原》（1957）、《苦菜花》（1958）、《野火春風斗古城》（1958）等。這其中除了《保衛延安》的落選是受到“彭德懷事件”和“胡風事件”的牽連外，其他作品的落選，也并不能完全歸咎于未能趕上“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出版時間41。從入選作品的內容、題材、作者、出版說明、后記等方面來看，“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對革命歷史題材小說的選編有著自身的特征。

一是突出作者親自參加革命的經歷。“親歷成為一種述史的資本，其意義在于使述史者本身成為歷史的見證人，這便使得他所講述的歷史具有了不言而喻的可信度。”42真人真事和作者的親身經歷，是“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入選的革命題材作品的突出元素，“出版說明”中對作者和小說內容的親歷關系都進行了重點介紹。《白蘭花》的作者“1948年曾在大別山地區參加過游擊戰爭”43。《政治委員》“由于作者非常熟悉部隊生活、各級指揮員和戰士的特點，所以寫來特別真切生動”44。《萬水千山》的作者參加了紅軍長征的“從四川到陜西的一段路程”45。《呂梁英雄傳》《戰斗里成長》《趕車傳》《黨費》《鐵道游擊隊》《銅墻鐵壁》《黎明的河邊》《開不敗的花朵》《在茫茫的草原上》《金色興安嶺》等，也都在“出版說明”或“后記”里說明了作品內容與作者親身經歷的關系。作為“革命者”的作者講述自身經歷，對新中國革命歷史的建構具有合法性。正如有研究者所論：“紅色形象要讓讀者‘感動’，首先要讓革命者形象成為一位讀者‘熟悉的人’，這在敘事的過程中非常關鍵——讀者沒有理由對一位‘不太熟悉’的人物的感情波瀾發生共鳴，即使他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那么，紅色形象吸引讀者的，首先來自于一個個體人物的命運變化和情感生活：建構革命人物作為一個‘人物’的信息，建構一個革命者的感性系統，許多時候，要比建構其作為一個‘革命家’的信息來得重要。”46

二是反映重大的革命事件和宏大的革命歷史。“新創作選拔本”叢書選入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基本上都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重大革命事件，有著宏大的革命歷史圖景。《萬水千山》描寫的是紅軍長征，《紅日》描寫的是具有重大革命意義的我軍全殲國民黨王牌師第74師的孟良崮戰役，《英雄的十月》描寫的是遼沈戰役中的一場決定性戰役——錦州之戰，《變天記》反映的是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的宏大歷史，《三千里江山》《上甘嶺》《誰是最可愛的人》反映的是“正在發生”的抗美援朝的英雄事跡。《政治委員》中“各篇小說的情節比較簡單，甚至沒有什么故事”，但該作品“從東北四平戰役一直寫到百萬雄師下江南、把蔣匪軍從全國大陸消滅為止。廣泛而深刻地描繪出整個解放戰爭的巨大圖景”，“作者善于在作品里，把當前的戰斗和我國三十多年來的偉大革命歷史有機地結合起來……反映出了我國幾十年來的革命斗爭歷史”47。夏衍的《考驗》反映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教育的會議精神，出版時的“扉頁”引用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公報”中關于黨員思想教育的內容。

三是突出革命的群眾性。“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入選作品還突出反映了黨領導農民群眾參加革命斗爭，并在革命斗爭中迅速成長。“群眾性”是“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入選作品的重要特征，這也符合“新創作選拔本”叢書“人民性”編選思路。《白蘭花》的作者“把白蘭花這個英雄形象，刻劃得非常的生動。她有中國一般農民的淳樸和倔強的氣質，也有中國一般農村青年的活潑、機智和勇敢的風格，她是一個農村青年婦女，又受了黨的教育，她又有女性的獨特的柔和而堅韌的品質以及向往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48。《銅墻鐵壁》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于1951年9月出版，1959年版扉頁摘錄了一段毛澤東關于“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的論述，以此表明戰爭的群眾性和作品所反映的群眾戰爭。《英雄的十月》“真實地描寫了過去兩個歷史時期的偉大戰斗場面，為我們刻劃出許多光輝的英雄形象。使我們深信，黨的領導和群眾的勇敢和智慧相結合就是無敵的力量”49。《戰斗里成長》“在新的英雄人物的創造上獲得了顯著的成就。石頭的形象在劇中最為突出和生動。作者對他的性格的發展描寫得入情入理，十分自然。……石頭性格的發展過程對于農民出身的戰士來說是很典型的”50。

從這些編選特征中，我們也就能夠明白前文所述的那些作品未能入選的原因。《青春之歌》寫的是知識分子，顯然不符合這套叢書的“工農兵路線”；《紅旗譜》則反映了從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后到“九·一八”事變時期這段時期的革命歷史，而不是直接反映黨領導的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林海雪原》雖后來一直被視作“革命通俗小說”的典型代表，但與“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反映重大事件、突出群眾性等特征并不相符。

結 語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創作轉向”和“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出版，選拔出版了一批得到社會認可的、有定評的優秀作品，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的經典化提供了重要的動力。“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對人民性、大眾化、群眾化等因素的強化，是對“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思路的繼承，代表了新中國成立后“新的人民的文藝”發展的方向性引導。“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對社會主義建設題材的重視，彰顯了新中國成立后主流話語對社會主義敘事的迫切需求。“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所選的合作化小說，突出“社會主義因素”的“增長”，形成了 “兩條道路的斗爭”的敘事模式。“新創作選拔本”叢書對革命歷史題材作品的選拔，注重作者的親身經歷、反映重大革命事件或宏大革命圖景、突出革命的群眾性等特征。“新創作選拔本”叢書是“十七年”時期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形式，從中可以看出建國初期對“紅色經典”的選拔標準，為紅色經典生產機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文藝制度史研究”(項目編號：21&ZD25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國營人民文學出版社今年三月在北京成立》，《人民日報》1951年8月17日。

2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二年工作總結報告》，1952年，內部檔案，現存人民文學出版社。

3 4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初步工作總結報告》，1954年，內部檔案，現存人民文學出版社。

5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工作計劃（草案）》，1955年，內部檔案，現存人民文學出版社。

6 《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年出版規劃草案（1958—1962）》，1958年，內部檔案，現存人民文學出版社。

7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工作要點（草案）》，1956年，內部檔案，現存人民文學出版社。

8 《文化部黨組關于進一步明確出版社的分工，加強協作和調整若干出版社的方針任務給中央宣傳部的報告（1959年9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0》，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頁。

9 企霞:《無敵的力量從何而來——評碧野的小說〈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文藝報》1951年第3卷第8期。

10 11 《文化部出版局〈出版通訊〉發表一組文章，反映北京、上海出版界“大躍進”的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9》，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86、492頁。

12 宋強：《文學出版與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北京師范大學2019年博士論文。

13 14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廣告，《文藝報》1949年第1卷第1期。

15 《關于出版委員會的報告》(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一九四九年)》（第1卷），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頁。

16 17 《一九五八年工作計劃要點草案》，1957年，內部檔案，現存人民文學出版社。

18 楊朔：《出版說明》，《三千里江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19 田間：《出版說明》，《趕車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20 43 48 喬林：《出版說明》，《白蘭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21 趙樹理：《出版說明》，《李家莊的變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22 魏巍：《出版說明》，《誰是最可愛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23 吳運鐸：《出版說明》，《把一切獻給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24 劉滄浪等：《出版說明》，《紅旗歌》，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25 《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出版書刊》，《人民日報》1951年8月17日。

26 《中央宣傳部關于成立通俗讀物出版社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1953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央檔案館編，中國書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 487-488頁。

27 28 周揚：《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斗——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文藝報》1953年第19號。

29 參考杜國景《合作化小說中的鄉村故事與國家歷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頁。

30 《編者按》，《人民日報》1954年1月26日。

31 趙樹理：《出版說明》，《三里灣》，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32 吉學霈：《出版說明》，《一面小白旗的風波》，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33 馬烽：《出版說明》，《三年早知道》，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34 西戎：《出版說明》，《麥收》，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35 劉澍德：《出版說明》，《橋》，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頁。

36 康濯：《出版說明》，《春種秋收》，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

37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516頁。

38 草明：《出版說明》，《原動力》，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

39 周揚：《論〈紅旗歌〉（代序）》，《紅旗歌》，劉滄浪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

40 李慶昇、趙鏘等：《四十年的愿望》“出版說明”，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41 “新創作選拔本”叢書的出版時間分別為1958年9月和1958年12月。《林海雪原》《紅旗譜》都出版于1957年；而《野火春風斗古城》1958年6月發表于《收獲》，1958年12月作家出版社也及時出版了單行本。

42 郭劍敏：《中國當代紅色敘事的生成機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頁。

44 47 劉白羽：《出版說明》，《政治委員》，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

45 陳其通：《萬水千山》，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頁。

46 余岱宗：《被規訓的激情——論1950、1960年代的紅色小說》，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17頁。

49 華山：《出版說明》，《英雄的十月》，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頁。

50 胡朋等：《出版說明》，《戰斗里成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