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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評論是揭示文學發展規律：指導文學創作的重要手段。早在新文學建設之初，魯迅就針對當時文藝界現狀指出批評家要“發掘美點”，“扇起文藝的火焰來”1。他以筆為媒，批判現實，關注社會，直面當時文藝作品中存在的問題，揭示其背后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掀起了中國現實主義文學的主潮。而今，在中國當代文學進入新時代后，文藝評論同樣肩負著“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2的重要職責。廣西民族出版社2024年出版石一寧的新書《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延續了魯迅對現實主義文學的關注，其中大多篇章通過對新時代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以及理論評論等五個方面的多維度掃描，呈現了新時代文學藝術發展的概貌。同時，作為“中國多民族作家作品系列”中的一部，該書延續了作者對民族文學一如既往的關注，在對文學時代性、民族性和人文性的深刻反思中“扇起文藝的火焰來”，生動展現出新時代中國當代文學的多彩光芒。

一

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反映，不同時代的獨特背景和社會環境都深刻塑造著文學作品的面貌。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所言：“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3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文學作品的風格、題材和創作方式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例如在古代，文學作品往往強調傳統、宗教和英雄主義，史詩、神話和傳說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文學形式，它們反映了人們對神靈、英雄和歷史的崇拜。而到了現代社會，文學作品則開始關注更廣泛的主題，如社會問題、人性的復雜性和個人的情感體驗等，體現了現代社會生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在當代中國文學中，現實主義文學的時代性尤其明顯，石一寧在本書序言中談道：“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現實主義，后時代的現實主義文學，總是在繼承前時代同流派文學傳統的基礎上，同時借鑒吸收歷史的和當代的一切文學流派的經驗和技巧，形成現實主義的嶄新風貌。”4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后，文學自然要回應時代的召喚，以新的視角和新的形式來書寫中國社會歷史上的這一偉大變革。

新時代的社會變革為當代文學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和主題。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社會結構、經濟形態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影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也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面貌。石一寧敏銳地捕捉和反映了新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新質”。他在評論王華發表于《民族文學》的小說時指出：“新的生活、新的矛盾、新的人物和新的情感，是新時代中國現實主義文學所必須面對并致力于發現與表現的客觀對象。”這一觀點深刻地揭示了新時代現實主義文學的核心特征和創作方向。

鄉土小說作為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其發展歷程深刻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和時代精神的演變。從20世紀初至今，鄉土小說經歷了多個階段的發展，每個階段都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魯迅筆下的閏土和阿Q形象的塑造，展現了農民的精神困境和時代變革的迫切性，具有強烈的啟蒙性質和批判精神。新中國成立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背景下，鄉土小說開始強調農村的變革和農民的新生。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描繪了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的農村生活，體現了國家政策對鄉村社會的影響和農民生活的改變。而當進入新時代后，鄉土小說面臨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更加復雜。尹馬的長篇小說《回鄉時代》通過主人公周楚陽的回鄉之旅記錄了國家級特困縣南廣縣在脫貧攻堅戰中取得的成就，也反映了各族人民的思想蛻變和精神重建。石一寧看到了這部鄉土題材的小說與文學史上鄉土小說的不同之處，認為“《回鄉時代》呈現了鄉土文學的新質”，這種“新質”并非完全來自文學的建構，“更多的是時代生活的變遷和革新所致”。

石一寧在《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一書中所展現的對文學時代性的自覺探索，折射出他對文學作品深層次意義的理解，更反映了他獨特的文學洞察力和對時代精神的敏銳把握。在對楊文升長篇小說《神山》的評論中，他能夠超越單純的藝術分析，深入探討文學作品與社會、歷史、文化之間的聯系，從而發現作品中體現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并將之稱為“這部小說最重要的意義所在”；在對“岜萊詩會”作品的賞析中，他看到了詩人楊克、吉狄馬加、艾克拜爾·米吉提如何通過詩意的表達，展現中華兒女的民族自豪感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認為這是“中華民族美好家園的詩意呈現”；在對肖亦農長篇報告文學《尋找毛烏素——綠色烏審啟示錄》閱讀中，他指出了作品中所包涵的全球視野、科學精神以及人性的高揚，并滿懷激情地將作品對內蒙古烏審旗人民對毛烏素沙漠成功治理的描繪稱為“一個中國奇跡的豪情書寫”。這些批評不僅揭示了文學作品內在的藝術價值和社會意義，也反映了石一寧對當前時代背景下文學作品所承載的文化使命和社會責任的深刻理解。

二

石一寧的文學評論展現出鮮明的民族意識，這種意識的形成與他的多重身份和經歷有著密切的關系。作為壯族的一員，石一寧深受壯族文化的影響，這種文化背景使得他在評論中更加關注民族問題和民族文化的傳承。同時，他在《民族文學》一線的長期工作，使他有機會深入接觸和研究中國各民族的文學創作，這不僅加深了他對民族文學價值和意義的理解，也增強了他對民族文學在中華文化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石一寧的上一本評論集《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聚焦于民族文學的特定領域，深入探討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美學價值、文化間性以及絲路文學等特定議題。《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則在內容上更為廣闊，不僅包括對具體作品的分析，還有對文學流派的理論探討，以及對名家與新人的評價，顯示出更寬廣的文學視野和更全面的文學探索。但在對民族文學的關注上，兩書是一脈相承的。《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一書共收錄各類評論文章70篇，其中和民族文學直接相關的就有29篇，可見作者對民族文學價值的持續重視。

石一寧對文學民族性的探索首先體現在對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深切關注上。他認為文學作品不僅是藝術創作的產物，更是民族文化傳承和表達的重要載體。通過文學作品，可以展現一個民族的歷史傳統、價值觀念和生活習俗。在評論吳德銘的小說《香格里拉之戀》時，他不僅注意到了作品中“豐富的民族元素和民族色彩”，更看到了小說中尼瑪和卓瑪救治跳傘受傷的美國飛行員杰克、日本飛行員伊藤次郎時“展現了藏族人民天性的善良和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對生命的珍惜”。這種對民族文化深層價值的展現豐富了作品的人文內涵，也強化了民族性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石一寧深刻地認識到，文學作品中民族性的多維價值，不僅在于展現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還在于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其次，石一寧的民族文學觀還具有更深層的內涵。他認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不能僅止于此，還應當超越表面的民族符號和風俗描寫，深入探索和表達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質，這樣才能真正地反映一個民族的靈魂，觸動讀者的心靈。蒙古族作家鮑爾吉·原野的《烏蘭牧騎的孩子》，通過孩子的視角，講述了蒙古族少年在草原的冒險經歷，讀者可以從中感受到草原、駿馬、馬頭琴、長調這些鮮明的地域特色和濃郁的蒙古族風俗人情。但在石一寧看來，小說更重要的是“從民族特色深入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內心，抵達蒙古族的民族特質”。在分析索南才讓的小說集《德州商店》時，他就指出，作品中的草原生活圖景之所以讓人印象深刻，就是因為作家“寫出了一種內在的真實——生活的，人的。他筆下的草原，不止有牧歌，更有人生百態和人性善惡”。維吾爾族作家帕蒂古麗的散文《在聚居的空氣中》，通過作家的湖南桃源縣之行記述了維吾爾族歷史學家翦伯贊的家族故事，展現了個體和故土之間的深厚聯系，反映了她對民族融合的深刻思考。石一寧敏銳察覺到了作家這種尋根探究的寫作姿態，認為她對“維吾爾族和回族生活、歷史、文化懷有一種尋根探究的熾熱之情”，讀后“令人真切感受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必然性、具體性乃至日常性”。石一寧的觀點強調了文學作品在展現民族文化時的深層次表達和內在精神的挖掘。文學的民族性不僅僅體現在作品所描繪的民族風俗傳統上，更重要的是通過人物的性格塑造、心理描寫和情感表達，來體現和傳達一個民族獨特的精神特質和文化內核。

另外，石一寧還將民族文學放在“一帶一路”的時代背景下予以審視，極大拓寬了民族文學的研究視野。“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言說空間，為作家創作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歷史和現實素材。絲路文學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文化和學術交流的自然延伸。絲綢之路穿越了多個民族地區，涵蓋了豐富的民族文化。石一寧將絲路文學定義為“題材涉及絲綢之路的文學”，不僅有助于展現這些地區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多樣性，也“更有利于確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研究的主體性”5。在本書中，他進一步闡釋了絲路文學的特征，指出“絲路文學，在整體上應該是內涵豐厚、有強烈人民性的文學，是朝氣蓬勃、元氣充沛的文學，是骨硬筋強、血旺體壯的文學”。同時又通過對吉狄馬加長詩《我，雪豹》、王金鈴《絲綢之路賦》等不同作家、不同體裁作品的個案評析，展示了絲路文學的創作實績。石一寧將民族文學置于一個更廣闊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動的平臺上，不僅強調了民族文學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地位，還通過提出“絲路文學”的概念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

三

石一寧的文學評論向來具備全局性視角，在對文學與時代、社會、文化復雜關系的把握中體現高屋建瓴的批評姿態；同時又能夠深入作品內核，洞察作品的深層含義，入木三分地展現對文學藝術的深層次理解，可謂高度與深度兼備。在《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一書中，石一寧還是一個真誠的審美體驗者，他立足于內心的審美感受，從作品的史詩性和人文性出發進行了文本解讀。

史詩性是文學作品在敘事規模、主題深度和藝術表現上的一種特質。它通常體現在作品對歷史事件的宏大敘述、英雄人物的塑造以及對人類命運和社會變遷的深刻反思中。黑格爾認為“史詩就是一個民族的‘傳奇故事’，‘書’或‘圣經’。每一個偉大的民族都有這樣絕對原始的書來表現全民族的原始精神”6，可見史詩在表現民族精神、傳承歷史記憶和文化價值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分析王久辛的長詩《狂雪》時，石一寧首先指出，正是因為該詩以南京大屠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為題材，才具有了如此深遠的影響力與持久的生命力，而“《狂雪》對南京大屠殺慘案并非僅僅停留于對歷史事件的還原，對侵略者的聲討，對死難同胞的哀鳴，同時它還展開了關于人性與獸性，關于戰爭與和平，關于國恥與民族精神，關于軍人與責任等的鄭重思考”。無論是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再現，還是深刻的主題探討，無不表明《狂雪》在藝術上的史詩性特質。在評論顧艷的長篇小說《荻港村》時，石一寧強調的是作品在敘事上展現出的史詩性追求。通過百歲老人許長根的視角，小說講述了荻港村這個村莊近百年間的風云變幻，人物個體與家族、社會和歷史的交織，構成了一幅宏大的歷史畫卷。小說將個人的生活經歷置身于中國近百年來壯麗的歷史進程中，通過個人命運的起伏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變遷，“正是對主人公革命生涯的演繹與對滾滾歷史洪流的書寫，使作品具備了史詩的品格”，石一寧也因此稱這部小說為一篇“蒼涼而壯麗的鄉土史詩”。這種對文學作品史詩性的關注顯示了石一寧作為文學評論家的宏闊視野，在文本細讀的同時卻并不拘泥于一隅，而是始終將眼光投向文學作品與社會和歷史的密切聯系中。

文學即是人學。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學中人的問題一直是聚焦于文藝理論家視野中心的基本學理命題。周作人率先打出“人的文學”的旗號，梁實秋指出“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的標準”7，錢谷融則以一篇《論“文學是人學”》“拿到了解文學創作之門的‘總鑰匙’，打開了探討文學本質的大門”8。石一寧繼承并發展了五四以來文藝理論界對人的問題的關注，通過對不同體裁文學作品的解讀，進一步深化了對文學與人性關系的理解。他指出文學與歷史學不同，“歷史學關注的是歷史事件，而文學關注的是歷史中的人”，進而高度贊揚了彭蜀湘的長篇紀實文學《家事連綿也崢嶸》在處理歷史題材時的獨特視角，認為書中對人物的刻畫，不僅使作品的敘述更具吸引力，而且與同類題材作品相比“更具人性的深層燭照與洞察”。而在徐曉華散文集《優雅的土地》中，“最著力呈現的是人的精神”，作家通過鄉村小人物生活態度和價值追求的描寫，不僅展現了人性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也從個體層面展現了民族精神的堅韌和不屈。在對長篇報告文學《尋找毛烏素》的解讀中，石一寧強調“報告文學的核心任務仍然是表現人，是表現人豐富的人性，表現人的堅忍意志和崇高精神”，“《尋找毛烏素》這部報告文學對人的精神的挖掘，是對報告文學的人學本質的積極探索和闡發”。石一寧的文學批評始終圍繞文學的核心——人，無論是關于歷史題材的處理，還是關于散文和報告文學創作，他都強調了文學應當深入探討和表現人性的豐富。這些論述不僅深化了對文學與人性關系的理解，也為文學創作和批評提供了寶貴的視角和思考路徑。

文藝評論不僅僅是對文本的解讀，還包含了批評家個人的生命體驗和情感投入。石一寧始終保持著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的真誠和純粹，在展現新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多元景觀的同時，他也毫不避諱地指出不少作品在敘事結構、語言表達、思想深度、創作視野等方面的不足之處。這種不溢美、不隱惡的批評態度，使得他的評論既有理論的深度，也有情感的溫度，同時也展現出他對推動中國當代文學健康發展、“扇起文藝的火焰來”的自覺和擔當。

[本文系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廣西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研究中心特別委托項目“石一寧文學評論與編輯思想系列研究”（項目 編號：2024TBWT01）、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世紀中國唯美主義思潮在中國傳播經驗與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21BWX027）、河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新時代河南紅色文化基因傳承與弘揚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2-ZZJH-11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魯迅：《對于批評家的希望》，《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頁。

2 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國文藝評論》2022年第1期。

3（南朝）劉勰：《文心雕龍·時序》，崇文書局2014年版，第104頁。

4 石一寧：《文學經驗：探索與言說》，廣西民族出版社2024年版，第4頁，后文所引皆出自此書，不再一一加注。

5 鐘世華：《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現場的觀察與反思——讀石一寧〈民族文學:現場與思考〉》，《南方文壇》2022年第5期。

6 [德]黑格爾：《美學》（第3卷·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08頁。

7 梁實秋：《文學與革命》，《偏見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6頁。

8 丁帆：《從五四“人的文學”到“文學是人學”――重讀錢谷融先生的〈論“文學是人學”〉》，《文藝爭鳴》2017年第11期。

[作者單位：南寧師范大學旅游與文化學院 平頂山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