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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女性書寫中的底層經驗書寫，不僅僅是女性知識分子作為主體書寫底層女性，還有許多之前從未進行過文學創作、擁有豐富的現實生活經驗的素人女性寫作者參與書寫。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寫作，素人女性作為主體的底層經驗書寫總是帶有強烈的自我書寫意味和時代印記，她們的作品或隱或顯地展現出了處于現代社會底層的女性獨有的個人創傷、身體傷害以及生存困境。通過分析這些作品，可以看到她們試圖沖破集體想象而找回自我主體的抗爭和努力。

關鍵詞：底層經驗書寫 素人女性寫作 困境 個體書寫 主體

新世紀初，“底層寫作”作為一種文學思潮出現并逐漸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研究對象1，如何更好地傾聽底層的聲音，站在平等的立場上書寫底層成為文學界重點關注的議題。關于底層的意義一開始并不明晰，但“底層”一詞本身所涵蓋的階級意味十分明確，它直指當下在文化程度、經濟現狀以及政治地位層面處于相對弱勢的群眾。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指出，物質資料生產和人類生產的重要性之間的不平等，使得女性作為人類生產的主要從事者逐漸喪失了其在社會、家庭生活中應該擁有的權利和地位，成為受壓迫的群體。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極度依賴物質資料生產的社會底層，女性更加處于底層權力結構中的次一等結構，由于權力地位的不平等、生存資源匱乏，以及被動的生存處境，她們往往會面臨比底層男性更多的困境。許多底層文學寫作者，尤其是女性寫作者關注到了這一現象，她們在書寫時有意將視點落在底層女性的生活經驗上，試圖還原出底層女性的真實生存困境，如喬葉的《良宵》、盛可以的《北妹》、張抗抗的《芝麻》、畢淑敏的《女工》、林白的《婦女閑聊錄》、馬金蓮的《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孫惠芬的《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文珍的《寄居蟹》等。這些女性寫作者的底層寫作，更多的是站在人文關懷的角度，是一種如同林白所說的“另一種文學倫理和另一種小說觀”2。她們的書寫往往帶有文學性的點綴，盡管在遣詞造句中盡量選取樸實動人的語言，但寫作習慣仍在不自覺間流露。這種習慣有時會給人“剝離”之感，無法建立起一個令讀者信服的現實世界。素人女性寫作者的出現，彌補了這一短板，相較于專業的寫作者，她們幾乎沒有受過任何文字訓練，語言大多平鋪直敘，沒有經過任何藝術加工，甚至有些粗糲。對她們而言，寫作更像是一種傾訴的窗口，但也正因為此，她們的作品中帶有一種真摯的情感和原始的力量，而她們筆下所講述的底層生活也更為真實動人。評論家項靜將這種寫作稱為“素人寫作”，項靜認為素人寫作會釋放出多個或數不盡的“小主語”，這些主語從四面八方發出聲音，以其多層次多維度的生活經驗，回到被遮蔽和忽略的現實世界，重建與周圍真實世界的關系。3

1990年代初，全國婦聯為了更好地在農村婦女中開展“雙學雙比”4活動，策劃創辦一個面向農村女性的刊物。《中國婦女報》副主編謝麗華主動接下這一艱難的任務，創辦了《農家女》雜志。《農家女》是當時全國唯一一本面向農村婦女發行的月刊，它打開了一扇傾聽農村女性聲音的大門。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向雜志投稿，傾訴內心的苦悶，尋求幫助，許多以往被忽略或掩蓋的底層女性困境也逐漸得以浮現，諸如家庭暴力、計劃生育、重男輕女、土地問題等。1990年代是女性主義發展的繁榮時期，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大量西方女性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翻譯傳播，關于女性權力的討論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農家女》雜志卻為我們呈現了關于女性的另一番境遇，即在父權制度根深蒂固的社會底層，女性遭遇著怎樣不能言說的困境，以及該如何學會自救。2001年，央視《半邊天》欄目組收到來自一個名叫劉小樣的農村女人寄來的數封長信，信中用質樸動人的語言，講述了一個農村女人對自己被困于鄉村生活中的不滿，以及對走出鄉村、走向世界、體驗全新生活的渴望。在此之前，《半邊天》一直是一個關注都市女性生活的節目，《我叫劉小樣》在《半邊天》周末版的播出，使得觀眾第一次在國家電視臺的平臺上，聽到一位普通農村婦女內心的吶喊。“人人都認為農民，特別是女人不需要有思想，她就洗衣服，她就看孩子，她就做家務，她就干地里活。然后她就去逛逛，你說做這些要有什么思想，她不需要有思想。”5這是劉小樣所感受到的他人對農村女性的評價。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為人們打開了一扇接觸世界的窗口，信息在不同社會階層中快速流通，使得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有機會接觸到之前不曾看到的世界。同時這也催生了另一種痛苦，精彩紛呈的現代文明生活和貧乏的鄉村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由此產生了巨大的落差感。劉小樣拒絕被他者定義，渴望著將自己從乏味的生活中解放出來，于是她用近乎決絕的語氣，在電視上喊出那句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依舊被無數次引用的口號——“寧要痛苦，不要麻木！”從《農家女》到《半邊天》，女性的自我言說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都變得更為豐饒，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劉小樣的那句口號更像是一句箴言。進入新世紀后，伴隨著女性生存空間的不斷擴大，她們的視野也愈發廣闊。一方面，女性不再處于歷史的邊緣地位，而是擁有多元的視角去審視和參與到社會生活中，去體驗各種不同的人生；另一方面，社會媒介的興起、文化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個人社會生活的流動多變性，使得不同階層、社會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的女性得以被“看見”。新世紀以來中國近的城鄉發展流動同個體之間的互相映照，也可以看到在資本、政治和父權的三重張力下，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為重新奪回自身主體的抗爭和努力。

一、集體記憶中的個人創傷

“被消音的群體”這一術語源自英國社會人類學家愛德溫·阿登納，他用這一術語來形容在社會科學各學科中，相較于對男性知識研究，對女性知識研究的匱乏。6將這一術語沿用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進入城市謀生的群體，尤其是女性群體身上依然十分契合。1980年代初，中國從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變，社會的轉型使得中國農民個體開始走向城市，成為產業工人群體中的一員。從農村來到工廠的女性，因為低廉的工資和易于管理而受到資本市場的歡迎，而生產和消費需要依靠一種性別差異來作為層級制度的基礎。7最初從農村進入城市工廠的年輕女性，被統稱為“打工妹”，“打工妹”這個詞有兩層含義：一是代表著年輕、未婚的女性個體，二是相較于男性次一等的身份標簽。在制造業發達的珠三角，男女比例長期失調，在普通人眼中，打工妹只是流水線上的一顆顆螺絲釘，很少有人會顧及她們精神方面的需求。成為打工妹，意味著她們走出農村父權體制，渴望走向現代文明，與此同時，她們被作為廉價勞動力，在日復一日的重復勞動中失去自主權。而素人寫作中的女性底層經驗言說，最初是通過還原身體被馴服、主體被異化的過程，從而使得“被消音的群體”重新發出吶喊，進而“被聽見”或是“被看見”。

鄭小瓊的詩集《女工記》講述了在深圳和其他地方打工的女性的個體生存經驗，詩歌題目由無數個女工的名字構成，這顯示了鄭小瓊“讓她們返回個體獨立的世界”這一寫作目標。作為曾經的無數深圳女工中的一員，選擇以人名組成詩歌篇名，既展現了鄭小瓊對于一種集體無意識的反抗姿態，也是她抵御自我虛無的一種方式。鄭小瓊的詩歌中鮮有唯美和浪漫的氣息，她用簡潔有力的文字講述了女性的各種苦難，這些苦難中既有屬于個人的隱秘體驗，也有中國女工這個群體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所共享的集體記憶。《女工：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幾乎是大部分工廠女工的真實寫照：

老了 十年像水樣流動……巨大的厭倦／在腦海中漂浮……多年來 她守著／螺絲 一顆 兩顆 轉動 向左 向右／將夢想與青春固定在某個制品 看著／蒼白的青春 一路奔跑 從內陸鄉村／到沿海工廠 一直到美國某個貨架／疲倦與職業的疾病在肺部積蓄／卡在喉間 不再按時到來的月經8

鄭小瓊在詩歌中常常將女工比作螺絲，一個不起眼的零部件，不斷地被旋轉、擰緊，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生銹，然后被棄置一旁。與此同時，時間和年齡也被反復標記，女工的青春非常短暫，她們從鄉村來到城市，憑借年輕健康的身體成為資本市場的廉價勞動力主力，在不間斷的重復勞動下，她們精神和身體逐漸麻木，然而等待她們的命運也并不明朗。她們有的家庭破裂，最終成為城市中孤苦的拾荒者（田建英），有的為了生計出賣肉體（楊紅、周紅），有的在回家相親和繼續留在工廠間徘徊（李娟、舒苗、劉美麗），有的拖著滿是疾病的身體回到鄉村（蘭愛群）……當這些個體經歷變成一個個具體的名字被記錄時，痛苦的實感也更為清晰。正如鄭小瓊自己在創作后記中所言，《女工記》中的這些女性擁有共同的身份和背景——女性農民工，她們有著相同的背景和生活，有著相同的苦惱，關于婚姻、關于工作；9同時她們又是一個個具體的人，她們的背后有著屬于自己的個體經歷和命運遭遇。《女工記》在向我們展示了底層女性在大的時代背景下所經歷的集體創傷——由于資本市場的強大，人被漸漸物化，面臨像商品一樣不斷被消耗的命運的同時，也為我們還原了女性由于個體選擇、所經歷的無法再次選擇的命運。

對于女工而言，最初感到自身主體性正在消失的標志是失去自己的名字，為了便于管理，她們穿上一樣的工作服，別上工牌，像機器一樣被編號。這也是《女工記》格外強調用人名來作為詩歌題目的原因。女工在流水線上日復一日地進行重復而繁瑣的勞動，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使得人被迫去適應機器，而不是機器去適應人，于是她們進一步失去了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鄔霞的散文《吊帶裙》講述了自己在制衣廠四年的艱苦工作經歷，文章的最后，她終于在18歲那年辭職，她寫道：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證，上面的名字叫鄔霞，我終于做回了自己。10如同文珍的小說《寄居蟹》中的林雅一樣，身份證是這些漂泊在城市的底層女性確認自己存在的一個重要標志，上面記錄了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還有自己的戶籍。林雅將失去身份證看作自己無法再回到故鄉的一個重要信號，這其中暗含了關于底層女性身份認同和自我的最終歸屬問題。身份證作為證明個人身份的憑證，使得她們能夠作為獨立的個體在城市謀求新的發展機遇，進行各項社會活動。與此同時，與土地直接聯系，作為一種以家庭、家族、宗族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的戶籍制度的存在，又決定了無論這些女性在城市何處謀生，她們作為單一的個體都無法真正在那里扎根。戶籍制度同勞動力相混合，又重新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權力形態11，許多底層女性既無法回到最初的故鄉，又沒辦法被城市完全接納，在年齡超過工廠對女工的要求之后，她們的選擇非常狹窄。婚姻是大多數女性的選擇，大部分女性同鄔霞一樣，只能嫁給同樣從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男性。盡管在城市生活，她們遵循的卻是鄉村父權制下的婚姻規則，即最終要回到另一半的戶籍所在地生活，終老于陌生的環境中，處于“他者”（the others）的監督下。鄔霞的散文《遠嫁》就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這樣的命運，因為來到丈夫偏遠而又貧困的老家生育，她遭受了被婆婆虐待、基本營養得不到保障、丈夫冷暴力等種種心酸的經歷。她在文章中反復表述了自己對于遠嫁的后悔，并且將這一切歸咎于婚姻：沒結婚的時候，以為哪里都一樣，經歷這次婚姻，我才知外省的人不一樣，風俗習慣也不一樣。12事實上，她在散文中所講述的種種遭遇，諸如家暴、女兒被婆家奪走、自己在丈夫家鄉受到冷落等，和風俗并沒有太大的關聯。而她在袒露自己不幸婚姻經歷的同時，也忽略了一個最重要的本質，即農業文化依舊按照傳統的勞動分配決定家庭中的男女地位，父權制下的婚姻使得男人享有絕對的權力，而妻子被視為自己的財產，可以隨意處置。從制衣廠辭職，拿回自己的身份證是一次關于自我重建的嘗試，而這種嘗試在父權制度下的婚姻中又一次走向失敗。同《女工記》中在婚姻中受到傷害的女工一樣，底層女性在尋找自我主體的過程中不斷掉入權力支配的陷阱中，同樣的悲劇被反復記錄、講述，緣于得到更強大的主體的庇護的渴望，也緣于她們在男權社會中“無根”的共同處境。

二、無根處境下的生態危機與身體傷害

一些生態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由于女性的生育特征和自然環境比較契合，女性和自然的關系更為緊密，而生態災難和生態退化對婦女的影響也遠遠大于對男性的影響。13盡管這樣的觀點因為具有二元論傾向而遭到批判，但卻道出了在生產集中且注重經濟效益的工廠，底層女性和自然環境一樣被視為資源具有利用價值而不具有內在價值的現實。生態環境的破壞對底層女性的影響是長期而深遠的，工業發展加大了對廉價土地的需求，失去土地的女性不得不去城市尋求新的生存途徑。而她們的選擇非常局限，大部分只能進工廠成為一名女工，由于長期接觸工業制品以及個人防護意識淡薄，她們的身體受到了不可逆的傷害。《女工記》中描繪了大量由于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以及工業污染和生態污染，身體和心靈一天天被拖垮，最終只能拖著患病的軀體回到故鄉的女性，等待她們是只能是衰老和死亡：

咳嗽 惡心……她遇見肺部／泥沙俱下的氣管 塞滿毛織廠的毛絨／五金廠的鐵銹 塑料廠的膠質……它們糾結／在胸口 像沉悶的生活卡在血管／阻塞的肺部 生活的陰影14（鄭小瓊《女工記·蘭愛群》）

咳嗽 腹脹 惡心 漸漸模糊的眼睛／越來越重的軀體 紊亂的月經／身體的發動機載某處停止運轉 它們正傷害神經 肌肉 骨頭15（鄭小瓊《女工記·劉樂群》）

她忍受著錫焊的味道 與痛經的／折磨 她說她開始不習慣錫焊／想嘔吐 現在已適應 她無聲地／承受異味16（鄭小瓊《女工記·董衛平》）

工業暴力給女性的身體帶來了諸如月經紊亂、肺部感染、神經受損等不可逆的損傷，一方面，重復的繁重勞動使得她們不得不將自己物化成一臺沒有感情的機器，但身體遭受的痛苦卻不斷在提醒她們作為女人的主體正面臨的處境，她們的生理和心理遭受著雙重的壓迫，最終無力消解和抵抗。為此，許多寫作者開始重新呼喚自然，故鄉是底層文學作品中重要的主題，許多女性用帶有溫情的筆觸描繪了雖然艱苦卻充滿溫情的鄉村生活，如李若的《窮孩子的學費》、李文麗的《我的母親》、范雨素的《大哥哥的夢想》、楊雪的《母親》等。這些作品用一種近乎理想的方式，重新定義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完成了對失落已久的自然家園的重建，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一種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范雨素的小說集《久別重逢》講述了尋找故鄉被砍伐的大桑樹爺爺的靈魂的故事，小說被分成了幾個系列，其中一個系列講的是為了贖過去幫掘墓人放哨的罪孽，“我”帶著女兒住進了與世隔絕的原始森林鬼神堡，在這里依靠完全原始的生存方式，和女兒一起感受自然的力量。一直到一個進山尋找寶藏的男人金庸原的出現打破了平靜，他趁“我”吃下有毒的甜魘菇昏迷時侵犯了“我”，“我”因此在山洞中孕育了一個新的生命。為了生存，“我”不得不重新帶著兩個女兒回到城里謀生。范雨素用一個看似離奇的故事，展現了一種樸素的生態女性主義觀：現代文明在給人帶來財富和便利的同時，也使人漸漸失去對自然的敬畏，金庸原作為男性為了生理欲望侵犯了“我”的身體，同時作為人類為了財富進入鬼神堡，掠奪自然資源，“我”與自然，都處于一個被動的、次一等的地位，并且都因為欲望而受到傷害。而文中“我”不得不離開鬼神堡，回到現代文明中生存的結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自然資源被強行轉化為工業資源的結局相契合。將女性獨特的個體經驗，如月經、生育、心理創傷等從打工者整體經驗中分離出來；關注女性同故鄉／自然的連結，將女性獨特的生命體驗融入自然之中，兩者都體現了生態主義視野下的性別關懷視角，呈現出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評指向。在反對人類為了發展經濟而壓迫自然、提倡消除現代文明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的同時，將女性生育權利、生存權利受到損害的被遮蔽的困境凸顯出來，反對資本、男性中心主義對女性的壓迫。只有關注這些寫作者筆下的底層女性的命運，我們才能了解到工業文明繁榮背后女性所遭遇的個體創傷，這既是一種性別關照，更是人類關懷中重要的一環。同時，這一類作品也在無形之中道出了一個樸素的真理，只有尊重女性，尊重自然，重視生態環境破壞帶來的物質和精神損傷，才能重新找回人類和自然和諧相處的生存方式。

三、話語縫隙中的主體尋找

在父權社會、政治話語和資本擴張的三種壓力下，底層女性的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最終只能在話語的縫隙中掙扎，但并非所有人都在默默忍受，底層文學也并不只單純是書寫痛苦的次要文體。許多女性在發出痛苦吶喊的同時，也通過書寫自己的主體經驗，來呼喚出自身的主體地位，這既是一種消解苦難的方式，更是一種面對壓迫所進行的積極的抗爭。鄔霞的散文《吊帶裙》里有這樣一段描寫，在制衣廠繁重的勞動生活里，唯一的放松就是三更半夜趁著沒人發現，穿上新衣服，到沖涼房的窗戶前照一照。衣服通常是在夜市買的各種裙子，雖然很便宜，但卻比寬大的工服漂亮得多……吊帶裙是在鄔霞作品中最常出現的事物，她也將它用作了詩集和散文集的標題。在鄔霞眼中，穿上裙子的時刻，就是她找回性別身份主體，重新做回女人的時刻，只有在這短暫的陶醉中，她才能感覺到自己是個花季少女。17在她心里，吊帶裙等同于融入現代都市的秘密武器，穿上它，就能夠獲得一個全新的身份，成為一個符合社會想象的現代女性，進而能夠在城市獲得美好的愛情，過上理想的生活。除了吊帶裙，鮮花、蝴蝶、爬山虎、含羞草等諸如此類的意象也在她的散文和詩歌中反復出現，她不斷通過這些自然界中先象征著美和生命力的事物獲得力量。她在詩歌《誰能禁止我愛》中寫道：

來深圳十八年，故鄉反倒成了異鄉／我每天與深圳的清晨一起醒來，與深圳的夜晚同眠／我愛她的朝氣蓬勃，金色陽光／一年四季輪番開放的花朵／常青的樹和草／熱愛她的每一寸生長。這種愛滲入／毛孔里、皮膚里、血液里、骨髓里／即使這座城市的戶口本上沒有我的名字18

在詩歌中出現的這些同工業、現代科技毫不相關的事物，為鄔霞打造了一個都市中的伊甸園。和吊帶裙一樣，它們代表了鄔霞所擁有的為數不多的和城市居民／都市女性一樣，同樣擁有的享受美的權利。她在這些時刻忘卻了鄉村和城市的隔閡，忘卻了現實生活中面臨的困境，這是關于現代文明的種種想象變為真實的時刻，想象的主體和現實的主體合二為一，而她也在這一過程中找回了自我。反復描繪吊帶裙、鮮花、蝴蝶等事物，體現了鄔霞對美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也是她喚醒自我、忘卻苦難的方式。

范雨素將自己的新書《久別重逢》稱為科幻小說，但參照她早年間一系列講述自身經歷的作品，可以看出這部小說集仍然充滿她的個體經驗痕跡，更像是一部帶有玄幻色彩的半自傳性質小說。范雨素在采訪中說：“我寫的是我家族的故事，是一個關于平等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小說。小說中的鄉親們在前世是帝王將相，今生卻是草芥小民，他們都是一個靈魂。”19她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在小說中創造了兩個世界。一個是充滿著苦難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范雨素和她的親人、朋友都生活在社會最底層，受盡歧視。一個是關于夢境、鬼神、靈魂和時空穿梭的想象世界，這個世界里范雨素化名范菊人，她生活的村子過去是座古城，族人們前世都是帝王將相。奇妙之處在于，科學和鬼神，都是范雨素消解痛苦的途徑。范雨素常用宿命來解釋生活中的種種苦難：她通過夢見大姐姐同樣悲慘的前世，明白了大姐姐注定無法靠打拼改變自己的命運，因此這一世才會一出生就智力受損，最后早逝；通過閱讀大哥哥前世的傳記，她明白了大哥哥對家人如此冷酷的原因。而她后來的人生之所以顛沛流離，是因為她童年對大姐姐的冷漠所帶來的因果報應……同時，她又在浩瀚的宇宙中感受人類的渺小：城里人和農民好像生活在兩個世界，誰也不理誰。有的人在溝底，有的人在溝沿，有的人在溝邊那塊最大的土坷垃上。溝里的人們，仰望星空的人們，我們沒有什么不同。20在范雨素的小說中，前世今生、鬼神、宇宙常被含混在一起敘述，而這三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它們都是大而無形的，具有超越現實本身的力量。人們無論在何種環境出生，無論處于什么階級，只要面對浩瀚的宇宙和無法戰勝的鬼神，都一樣渺小。至此，當她用文學視角看世間萬物的時候，感受到的是眾生的平等。

市場經濟使得社會分化（包括階級、城鄉、貧富之間的分化）越來越明顯，盡管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擁向城市，但戶籍制度的約束、積累財富能力的薄弱以及缺乏原始積累，使得他們想要真正融入現代城市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夢，更不用說實現階級的跨越。對于底層女性而言，她們面臨的痛苦不僅僅是生理上的，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虛無。大多數底層女性為了擺脫農村落后的生活、父權制的壓迫而來到城市，而她們理想中的現代文明生活在日復一日的繁重勞動中也變得越來越遠。為了尋求心理安慰，許多女性匆匆嫁給同在城市謀生的工友，并且在婚后遭遇情感危機和家庭暴力，在無意識中進入一個新的父權壓迫閉環。為了擺脫困境，她們不約而同地開始尋求一種自我主體的認同。不同的是，鄔霞尋求的是一種想象性認同，即通過重塑自己的身體來滿足自我關于現代文明的想象。在工廠的勞動使得人被異化為冰冷的機器，成為一件中性的物體，因此個體漸漸產生召喚回性別主體的渴望。大眾媒體呈現的穿著吊帶裙的都市女性是消費主義引導下的典型現代女性形象，凝視鏡子中穿著吊帶裙的身體，是鄔霞將想象變為真實的唯一途徑。而范雨素尋求的是一種符號性認同，即用一種更為宏觀且形而上的概念來消解主體，如通過探尋前世的命運來消解現實世界中的苦難，在浩瀚宇宙中感受人類的渺小，或者通過獲得某種權威性的認可來確定自身的主體性，盡管小說中的鄉親今生都是草芥小民，前世卻都是帝王將相。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在強大的、不可戰勝的現實面前，只能通過想象來彌合階級的裂縫，無論何種方式，真實的主體都面臨被掩蓋的命運。吊帶裙是大眾媒體或者報刊通過想象并呈現出來的一種現代女性美的模式，穿上吊帶裙，表面上是向現代自我的轉變的一環，本質卻是在消費主義引導下成為想象的客體；而帝王將相作為一個強大的父權主體和階統治級的化身，認同其主體地位，是一種對權力等級的不自覺的依附。為了獲得自我同一性，首先必須異化自己，將自己等同于想象性他者，無論何種方式，性別和階級之間的差異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被掩蓋了。但無論如何，這依舊是一次勇敢的嘗試，它顯示了底層女性為了跨越階級和性別之間的不平等，找回自我主體所做的努力。

結 語

素人女性寫作者與專業的女性寫作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專業的女性寫作者的寫作材料大多源于新聞報道、田野調查，再加上自己的文學性想象。因此，她們的寫作比起揭露女性的實際生存困境，更加注重對其背后掩蓋的種種超越現實的事物的揭露，如階級差異、時代背景、城鄉差距等。而對于素人女性寫作者而言，走上寫作的道路，最開始緣于一種被看見、被傾聽的渴望。她們大多生活在權力結構底層的次一等結構之中，暴力、貧困、情感缺失給她們帶來的不僅是身體上的創傷，還有心理上的巨大創傷，寫作于她們而言是一個表達自我、消解痛苦的重要途徑。對于這些素人女性寫作者而言，關于女性的底層經驗言說和自我主體的建構是同時發生和存在的。她們拿起筆開始書寫的過程，也是她們找尋人生意義、找尋自我主體的過程。在這幾位寫作者中，鄭小瓊作為打工文學的重要代表，早年曾有在工廠工作的經歷，后來得益于文學，個人命運得到改變，由素人寫作者變成一名專業作家和文學編輯。詩集《女工記》是她還原在工廠打工的女性的個體經驗，披露她們共同遭遇的集體性創傷的一部代表作品。因此，她在女性底層經驗書寫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既是親歷者，又是記錄者，她在書寫自我主體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傾聽和書寫他人。相較于鄭小瓊，其他幾位寫作者，如鄔霞、范雨素、李若、李文麗等，她們的底層經驗書寫更接近最自然的原始經驗，大多選材于自身的打工經歷，如工廠做工，做育兒嫂、家政保姆等。不同于男性務工者，女性往往從事一些不完全依靠體力但需要極大的精神消耗的工作，因此，她們的敘述往往具有向內的視角。此外，除了講述在城市的生活，這些女性寫作者時常帶著復雜的情感去回溯故鄉，在她們的作品中，故鄉既是個貧困、剝削女性身體的地方，也是個淳樸、自然，充滿著溫情和愛的地方。

現代化所引入的生活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我們脫離了所有類型的傳統社會秩序，而底層文學是反映這一變遷所帶來的連續性現象的最好例證。同樣無法忽略的是，底層女性生活在遠比階級更為復雜的微觀權利支配之中，而素人寫作中的女性底層經驗書寫的意義，就是將這種權利支配下的個體經驗描繪出來。當被表述者擁有話語的權利時，她們自身的主體性才會慢慢顯現，變得更有意義，她們才能在自我言說中重新找回尊嚴，找回自己的聲音。而這些女性自我書寫的過程，就是她們自我爆發的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包含了忍耐、傾訴和反抗，無論何種狀態，都值得被珍視。

注釋：

1 洪治綱：《“底層寫作”的來路與歸途——對一種文學研究現象的盤點與思考》，《小說評論》2009年第4期。

2 林白：《婦女閑聊錄》，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頁。

3 項靜：《自述與眾聲：非虛構文學中的素人寫作——以范雨素和陳年喜為例》，《學術月刊》 2023年第5期。

4 雙學雙比：指1989年起，全國婦聯遵循黨中央指示，聯合各部委在全國各族農村婦女中開展的“學文化、學技術、比成績、 比貢獻”競賽活動。

5 安小慶、劉小樣：《平原上的娜拉》，引自2021年5月《人物》雜志采訪劉小樣引用文稿。

6 [荷]米尼克·希珀：《樂園之丘——權利誕生與被剝奪的歷史》，王晚名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第6頁。

7 11 潘毅：《中國女工——新興打工者主體的形成》，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6頁。

8 9 14 15 16 鄭小瓊：《女工記》，花城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7、32、36、113頁。

10 12 17 鄔霞：《吊帶裙》，太白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9、126、23、24頁。

13 鄭湘萍：《范達娜·席瓦的生態女性主義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頁。

18 鄔霞：《我的吊帶裙》，華齡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頁。

19 韓逸、范雨素：《我還是范雨素》，引自《久別重逢》附錄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年版，第276頁。

20 范雨素：《久別重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23版年，第263頁。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