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文藝報》從創刊開始，就注重與群眾作者的關系，并一直把文藝通訊員隊伍的聯絡與培養作為重要的業務工作，培養了一大批文藝通訊員。他們在不同的歷史場合，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他們能夠參與和見證新政權文藝體制的歷史建構。文藝通訊員培養也是中國當代文學實踐的一項重要經驗。

關鍵詞：《文藝報》 文藝通訊員 工農兵文藝

1949年新中國建立伊始，迅速培養和造就一支符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會上的講話》的文藝隊伍成為新中國文藝建設的當務之急，這是“新的人民的文藝”的政治訴求和現實需要。從廣大工農兵群眾中培養文藝人才，組織文藝隊伍，完成“國家文學的想象與實踐”1，這是現實的、正確的具體路徑和目標。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條件和政治訴求，1949至1966年期間，由文藝期刊發起組織的文藝通訊員機制應運而生。以國刊《文藝報》為首，協同《長江文藝》《文藝月報》以及雨后春筍般涌現的《群眾文藝》2等地方刊物，在全國范圍一度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藝通訊員運動。成千上萬的工農兵文藝通訊員得以在文學藝術界嶄露頭角，并以一種“工農兵自己也懂文學，工農兵也可以成為文學家”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參與到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生成與建構之中。如果要追問，通過這場文藝通訊員運動，究竟培養了多少作家詩人，創作出了多少優秀作品，取得了多大藝術成就，也許不容樂觀。但是，這場運動對于壯大當代文學作家隊伍、推進當代文學生產機制的形成，實踐新中國文學建設道路等，無疑起到了積極的借鑒作用。更為重要的是，由這場運動進而形成相對完善的文藝通訊員制度，為我們回到歷史現場去探究如何培養符合“新的人民的文藝”的作家隊伍，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個案”。

一、文藝通訊網絡的建立

《文藝報》3作為以“指導文藝思想”為專任的最高文藝批評刊物，在中國文藝界有著很大的影響力和權威地位，是展示名家風采、縱覽文藝新潮、讓世界了解中國文藝界的重要窗口之一。從創刊開始，《文藝報》就十分注重與群眾作者的關系，并一直把文藝通訊員隊伍的聯絡與培養作為重要的業務工作，其辦刊目的之一，就是“使《文藝報》不僅是文藝工作者的刊物，而且也是群眾對文藝工作發表意見的園地”4。其實，《文藝報》在創刊出版之前，就曾先后通過各種報紙，面向全國發出過征聘文藝通訊員的啟事。在這些征聘啟事中，刊登在1949年8月31日《人民日報》上的最具代表性：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為了加強聯系，及時了解情況，交流經驗，研究問題，展開文藝批評、推進文藝運動，已決定出版新的《文藝報》（半月刊）。為了使《文藝報》能與群眾密切聯系，該報編委會擬廣泛征聘文藝通訊員，組織全國性的文藝通訊網，并規定辦法如下：

一、凡在文藝工作崗位上的同志，或在工廠、農村、部隊工作而關心文藝運動的同志們，能連續賜通訊稿兩次以上的，不論是否采用，經該報編委會認可，即可作為該報之文藝通訊員。

二、文藝通訊員的任務，是要經常與該報發生聯系，及時報道所在地區或機關團體文藝工作的情況，提供工作中的經驗和發現的問題，以及群眾對文藝作品或文藝工作的意見。

三、文藝通訊員享有下列權利：每期贈送文藝報一份；該報刊印叢書或其它出版物時，得享受折扣之優待；通訊員如在有關文藝或其它問題上有所詢問時，該報當協助予以解答。

茲悉該報已向有關機關團體發出啟事，要求關心文藝工作的各方面同志予以協助，踴躍參加這一工作。5

這份征聘啟事通過《人民日報》這樣高端的媒體發布后，還不到半個月，就得到了全國各地讀者的熱烈響應。各地的工人、戰士、學生乃至商店的學徒等都紛紛寫信來函，強烈要求加入文藝通訊員隊伍，期望成為一名《文藝報》的通訊員。部隊戰士趙友樵來信說：“在報上看到你們征聘通訊員的啟事后，心里很高興，我覺得這是一個鍛煉自己的機會，我愿意在你們的幫助下，做一個部隊的文藝通訊員。”中紡公司上海18紡織廠的工友于士鴻來信說：“我雖然是一個工人，學識很淺，但我愿意學習文藝，做你們忠實的讀者和積極的通訊員。”6

應廣大讀者的要求，《文藝報》編委會又于1949年9月16日寫了一封給愿意做文藝通訊員的同志們的一封信。借助這封信，《文藝報》對自己的辦刊方針和內容作了十分明確的規定：“《文藝報》是文藝工作與廣大群眾聯系的刊物。它用來反映文藝工作的情況，交流經驗，研究問題，展開文藝批評，推進文藝運動。內容包括文學藝術的理論研究、批評，各地文藝工作動態，作品評介，書報推薦，出版消息，及群眾對文藝工作與作品的意見等。”7同時，也詳細列出了文藝通訊員的稿件任務和要求：“（一）及時報道所在地區或工廠、機關、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有什么經驗？發現什么問題？（二）群眾對文藝工作或某一具體作品的批評或建議。如讀過一本文藝書籍，看過一個戲，大家的反映怎樣？這本書或這個戲好在哪里？壞在哪里？可以采用小型座談會或漫談的方式集納群眾的意見。（三）當地出版的文藝書刊的推薦、介紹、批評。（四）對各種文藝問題的討論、研究等。”在這封信的最后，還特別強調指出，做一名文藝通訊員需要注意的事項：“（一）來稿所反映的情況或提出的問題，越具體越好，避免空洞的議論和敘述。（二）通訊稿和一般文藝消息的報道，最好不要只是現象的羅列，應該把形象加以分析、研究，并提出問題。”8這些任務、要求以及注意事項，實際上是給文藝通訊員“出了題”：要及時關注所在地區或工廠、機關、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集納群眾對文藝工作的意見，宣傳推薦當地出版的文藝刊物，研究各種文藝問題。同時，也給文藝通訊員“畫了像”：作為一名合格的文藝通訊員，不僅要具有敏銳的眼光，及時關注并捕捉當前文藝活動和現象，同時還要努力提升稿子的質量，避免泛泛而談，不要只是羅列現象。

由此可見，作為新文藝體制下的權威文藝刊物，《文藝報》一開始就十分注重文藝通訊員隊伍的“形塑”，并對之寄予了深切厚望。這既是《文藝報》遵循文藝的工農兵方向的辦刊實踐，同時在客觀上，全國文藝通訊網的建立，也是《文藝報》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只有借助來自全國各地廣大文藝通訊員，《文藝報》才能盡可能地全面掌握全國范圍的文藝狀況。覆蓋全國的文藝通訊網一旦建成，既能有效解決刊物稿源問題，也“為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運動的開展提供了現實根據，為進行文藝決策、調整工作部署提供了群眾基礎”9。不過，如何發動群眾，如何讓群眾參與《文藝報》的發展進程，如何從運行機制上體現出群眾文藝的重要性，還得首先從組織上給予解決。鑒于此，《文藝報》又在創刊號上以“中華全國文藝界聯合會”的名義發出了《全國文聯關于出版〈文藝報〉致各地文聯及各地協會的通知》，以組織的名義懇請各地文聯及各協會協助《文藝報》工作。

全國文聯成立后，已決定出版新的《文藝報》，為使這個刊物能及時反映情況，提出問題，展開文藝批評，推進文藝運動，請各地文聯及各協會經常與《文藝報》取得密切聯系，并在各方面協助《文藝報》工作：

一、指定專人經常與《文藝報》聯系，及時提供活動情況及工作經驗的材料。（文協會閉幕后各地文聯、各協會的工作情況，請寫一材料，于日內送來。）

二、凡適合《文藝報》內容的各種稿件（包括理論、批評、經驗、創作，以及群眾對文藝工作或作品之意見等），亦請隨時注意征集、介紹、郵寄。

三、《文藝報》擬廣泛征聘文藝通訊員（詳細辦法已另寄），組織全國性之文藝通訊網，請多予協助。

以上各項，請將進行經過及你們的意見于最近期間函復為荷。

此致

敬禮！

中華全國文學界聯合會10

從管理制度層面來說，這份《通知》確定了全國文聯的組織結構，各地文聯及各協會屬于下級機構，必須服從全國最高文藝領導機關——中華全國文學界聯合會的組織管理；從具體工作層面來看，這份《通知》又對各地文聯及各協會的近期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特別要求要協助《文藝報》廣泛征聘文藝通訊員，組織全國性的文藝通訊網。這不僅從組織上解決了“文藝通訊員”的身份“正當性”問題，他們不再是“散兵游勇”，自娛自樂，而是有了一個組織的依靠。同時，《文藝報》也借助全國文聯的權威性，得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建立起了一個全國性的文藝通訊員網絡。這不僅為文藝通訊員的培養搭建了十分廣闊的平臺，也從組織和制度層面緩解了《文藝報》稿源匱乏的現實問題。這份通知不僅從組織上解決了“文藝通訊員”的身份“正當性”問題，同時，也是全國最高文藝領導機關文聯對下屬文聯以及各協會的一份工作要求和安排。這個《通知》就是一份工作規劃，各地文聯和協會必須按照《通知》要求完成工作任務。至此，剛剛創刊不久的《文藝報》就借助自身的地位和中國文聯的權威，快速建立起了一個全國性的文藝通訊員網絡。《給愿意做文藝通訊員的同志們的信》和《全國文聯關于出版〈文藝報〉致各地文聯及各地協會的通知》發出不久，就有800多人正式要求成為《文藝報》的文藝通訊員，他們也很快成為了《文藝報》一支不可忽視的寫作力量。《文藝報》第一卷刊發的54篇關于各地文藝工作狀況的通訊，幾乎都是通訊員的來稿；刊發的15篇文藝工作的經驗，多半也是如此。“問題討論”“批評”“短評”等欄目中出現的文章，大部分也是由讀者來信的建議與啟發，由編輯進行組織和編選的稿件。廣大讀者的支持和文藝通訊員的踴躍來稿，很好地解決了《文藝報》初創時期稿件缺乏的困難。難怪《文藝報》的編輯們無不深有感觸地說：“《文藝報》出版后，很快就解決了稿件缺乏的困難，廣大讀者的支持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們一定要堅持這樣的一個有效的編輯方針，這就是把《文藝報》作為文學藝術工作者的廣大群眾聯系的刊物。”11

二、《文藝報》對文藝通訊員的培養

《文藝報》的文藝通訊員網絡建立起來后，不僅稿源不足問題暫時得到了極大的緩解，而且還給編輯部提供了一些寶貴的經驗。“絕大部分的通訊員，除了經常供給我們許多內容充實的稿件，還隨時來信反映文藝工作和文藝學習的情況，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問題。如《新徐日報》修孟千、中央電影管理局賈霽、《浙江日報》余芳、石家莊文委任桂林、石家莊地委宣傳部張慶田、《天津日報》勞榮、太原西北煉鋼廠白跡、東北文協丹波以及其他同志，不僅保證每月至少來稿一次，還經常把知道的一些情況和看到的問題來信告訴我們，并和我們交換意見。”12不過，這些通訊員的來稿主要是一些反映各地文藝動態的“消息”，稿件質量并不很高，甚至有些還顯得比較幼稚，文字粗糙。“來信和稿件中有許多是新解放區的愛好文藝的青年或初學寫作者寄來的，尤其因為其中的一些文化程度較低，不但字寫得歪歪扭扭，提出的問題有時也較為幼稚。”13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文藝報》編輯委員會決定擴大通訊員的征聘，加大對文藝通訊員的培養力度。1950年6月，《文藝報》又在第二卷第6期上發出了《〈文藝報〉擴大征聘文藝通訊員啟事》。在啟事中明確提出：“歡迎一切文藝工作者和文藝的愛好者來參加文藝通訊工作。不論是在工廠、農村、部隊、機關、學校里工作或學習的同志，只要關心文藝，愿意幫助我們的，都可以成為文藝通訊員。”在通訊員的任務方面，除了過去的已有項目，還增加了“對《文藝報》提出批評和建議，廣泛介紹別人閱讀《文藝報》，并協助其推銷，能保證每月來稿一次”等要求。此外，這次征稿啟事還增加了一條懲戒性內容。“如在兩月內沒有來稿或來信聯系的，就失去通訊員的資格”，以增加通訊員的工作壓力。啟事最后熱情呼吁。“熱誠希望各地的文藝通訊組或研究組的同志們，經常和我們取得更多的聯系，健全擴大我們的通訊網，使我們的工作有更好的開展。”14

在給文藝通訊員提出更高要求和不斷加強工作壓力的同時，《文藝報》也在想方設法提高他們的文藝地位和寫作水平，讓各地文藝刊物也能夠充分意識到培養通訊員隊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50年11月12日，《文藝報》在北京組織相關專家，專門召開北京市文藝通訊員座談會，特意邀請了北京市的沈春生、鄭智、伍萍、周延、樂黛云、邱維綱、關太平、曹子西、余章瑞、黃沫、石化玉、張運鏗、徐光耀、馬馳、蘭占奎、方松、陳淼、董偉、田耕、賈霽、廖仲安、山野、陶君起、傅泊清、吳非等25名通訊員代表參加座談。會上，丁玲指出，“通訊員和編輯部的關系決不僅僅是投稿者和編輯的關系，而應該是編輯部的一分子，是編輯部重要而有力的一部分，每一個通訊員都應有高度的自覺性，認識到自己就是一個編輯人員，因為，正是每個通訊員同志不斷地提供了從實際中發現的問題，才能使《文藝報》和實際運動聯系在一起，才能使《文藝報》在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中前進”。15這次文藝通訊員座談會效果很好，影響力增強，不少地方刊物紛紛仿效召開類似的通訊員座談會，總結推廣在文藝通訊員培養方面的經驗與做法。并且，不少經驗與做法還值得《文藝報》學習借鑒。1951年2月，《文藝報》就用整整兩個頁碼，刊發了王黎拓撰寫的長文《<長江文藝>的通訊員工作》，隆重宣傳和推介了中南文聯委員會的機關刊物《長江文藝》在通訊員培養方面的經驗與做法。除了“整個編輯部的組織，基本上是在服務于發展長江文藝通訊員工作的需要而建立的”，“對寄給我們的稿件，負全部的處理責任”；“編輯一種對內的不定期刊物——《長江文藝通訊員》，按期寄給通訊員”；“特開了‘文藝問答’欄，專門解答通訊員在創作上或文藝理論上帶有普遍性問題，告訴通訊員一些簡單的文學知識”；“專門成立了一個‘文藝顧問會’，解答通訊員所提出的創作上的文藝學習上的疑難問題，為通訊員修改稿件，寫習作意見，或者介紹一些基本的寫作知識與自己的創作經驗”；“舉行文藝座談，聘請專業講授，經常召集通訊員積極分子座談會”等。《長江文藝》“把這八百多個文藝通訊員培養成為不僅熟悉文藝的武器，而且每個人都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宣傳鼓動員”16，的確產生了一種類似宣傳鼓動的強烈效果。

在文藝通訊員的培養上，《文藝報》把《長江文藝》作為先進典型來宣傳推廣，其目的是很明顯的。一方面，文藝通訊員的文藝地位與寫作水平提升問題，不僅《文藝報》要高度關注，全國所有的地方刊物也要高度關注。只有全國上下都意識到這一問題并付諸行動，文藝通訊員網絡才會更加完善，文藝通訊員隊伍的能力與素養才能整體提升。另一方面，《長江文藝》在文藝通訊員隊伍建設上的一些培養理念和具體做法，的確值得包括《文藝報》在內的全國文藝刊物學習借鑒。《文藝報》在與《長江文藝》取長補短的同時，也希望全國各地的文藝刊物能從《長江文藝》的實際做法中得到啟發，充分意識到培養通訊員隊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采用各種方式努力提升文藝通訊員隊伍的能力和水平。

不過，文藝通訊員整體素養和專業能力較低，依然是《文藝報》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問題。根據大部分通訊員的建議，《文藝報》雖然先后專門為通訊員開設了“讀物介紹”“創作經驗”“問題討論”“國外文訊”“讀稿隨談”“文學寫作賞識”等專欄，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地向他們傳授文藝寫作方面的基本常識，鼓勵他們勤學苦練，提升寫作水平，但是效果不是很明顯。基于此，《文藝報》決定再次擴大招聘一批通訊員，對文藝通訊員提出了更高的專業要求。

1952年第14號和第15號的《文藝報》連續兩期刊登《〈文藝報〉征聘通訊員啟事》，又把通訊員的招聘門檻提高了，也把招聘標準規定得更加細化和具體化了：

甲：我們歡迎下列的同志們積極地來參加《文藝報》的通訊工作：

一、各級黨委宣傳部門和政府文教部門接近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

二、群眾文化工作者（例如各地文化館、文化宮、圖書館、通俗報刊的工作人員）。

三、工農速成中學、文化補習夜校、業余學校、中等技術學校，以及大中學校的語文、文學、藝術教員和部隊的文化教員。

四、工礦、企業、農村中宣傳鼓動工作和文學藝術活動的組織者和輔導者。

五、部隊中的宣教工作者、文工團創作組和宣傳隊的工作者。

六、各地專業文學藝術工作者。

七、對文藝有興趣、并經常關心和研究文藝運動中的問題的同志。

……

這次征聘通訊員，較之前《全國文聯新“文藝報”征聘文藝通訊員》中的“凡在文藝工作崗位上的同志，或在工廠、農村、部隊工作而關心文藝運動的同志們，能連續賜通訊稿兩次以上的，不論是否采用，經該報編委會認可，即可作為該報之文藝通訊員”17的規定之上，對參加《文藝報》通訊工作的人員素質做了明確的規定和要求。此外，這次征聘最引人關注的是實行了試稿制，即“應征者連續試稿兩次。試稿內容以反映當地文藝工作，文藝創作或群眾文藝活動、文化生活之情況與問題為主。試稿不論是否采用，只要經《文藝報》編輯部認可后，就寄發‘《文藝報》通訊員登記表’一份，聘為《文藝報》通訊員，試稿未經認可，當負責退回。來信應征時請真實地、扼要地介紹自己的簡歷和現在的情況。”18試稿制的實行，既給廣大文藝愛好者想成為正式的文藝通訊員增加了更多機會，也給他們施加了一定的心理壓力，從制度上督促他們必須認真對待，確保每一次的寫稿內容和質量。這充分體現了《文藝報》在積極探索文藝通訊員培養制度上的良苦用心。試稿制度的實施，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文藝通訊員的培養路徑，對提升文藝通訊員的能力素養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經過多次反復征聘、嚴格篩選，又結合工作實際，有組織有系統地指導傳授、開辟專欄、幫助推薦或出版通訊員作品等方式，《文藝報》編輯部還是發掘了不少水平較高的文藝通訊員，基本達到了文藝通訊員水平和能力提升的目的。據統計，到1953年底，《文藝報》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文藝通訊員，已經達到了三百多名，一個遍布全國的通訊員網絡初步建成。這些通訊員基本能夠做到及時把各地的文藝工作、文藝創作、文藝學習和群眾文藝活動的情況和問題，反映給編輯部。正是這些通訊員使得《文藝報》與全國文藝生活實況保持了緊密的聯系，擴大了《文藝報》的影響力。廣大文藝通訊員也借助《文藝報》這個高端平臺，提升了自己的文藝寫作水平，增強了文藝工作的自覺意識。他們中很多已不再是最初的幼稚文藝愛好者，不再局限于文藝動態小消息的寫作與傳達，而是開始思考文藝理論問題，或者進行文學創作，逐漸邁上了專業水平的“文學之路”。1950年就寫出長篇小說《平原烈火》的徐光耀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文藝報》創刊不久，徐光耀就加入到了該刊的文藝通訊員行列。1950年11月12日，他作為優秀通訊員代表受邀參加《文藝報》組織召開的北京市文藝通訊員座談會。同年，他還以中國作協河北分會副主席的身份成為中央文學研究所（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第一期第一班（研究員班）學員。1958年又創作出中篇小說和電影劇本《小兵張嘎》。此時的徐光耀已經不再是當年幼稚的小通訊員，他已經從《文藝報》搭建的舞臺走向了廣闊的文學天地，成為共和國初期文壇上的一顆耀眼新星。

文藝通訊員的工作也潛移默化地反過來影響著《文藝報》編輯部的工作。通訊員提供的來稿（材料），許多成為編輯部的重要參考資料。通訊員徐君慧就曾在《文藝報》“讀者中來”欄目中提出建議，認為“鼓舞創作熱情，發現培養青年作家，報刊雜志、出版社的編者，是負有很大責任的”，希望報刊編者要高度重視普通作者的來稿。“作者寄來的稿件，并不一定希望都發表，他所要求的主要是別人能夠重視他的勞動成果，一封熱情的懇切的詳細的退稿信，給作者的鼓舞，往往比隨便發表了他的作品的作用更大……編輯工作，是一種細致的、艱苦的工作。熱情、嚴肅地對待來稿，是每一個做編輯工作的人必須具有的態度。”19徐君慧的建議尤其在對待新中國成立初新作者的培養上，影響極大。這種社會期待其實有著時代政治和國家文化建設的潛臺詞，所以《文藝報》包括國刊《人民文學》等，都有過回復來稿、退稿等編輯聯系作者的規定承諾公示。毫不夸張地說，在文學生產機制上，“一封熱情的懇切的詳細的退稿信”，也是一種社會性的文學生產激勵方式，并非是一般意義上文學環節。而在特定政治視野中，這就是文藝（刊物）的工農兵方向的實際體現。

結 語

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總原則下，把重點工作放在工農兵作者的打造上，從廣大工農兵隊伍中培養文藝通訊員，往大處說，這十分契合“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的文藝工作理念；從小處講，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思想素質和文化素養，先天性地決定了他們跟新文藝思想之間有著一種親和關系，更容易把新的文藝方向內化為個體的精神支撐和引導。實踐證明，全國性文藝通訊網的建立，不僅實現了《文藝報》“及時反映情況，提出問題，展開文藝批評，推進文藝運動”的辦刊目的，也使得作為群眾作者的文藝通訊員變得易于組織和有效掌控。這對于當代文學組織機制建構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縱觀1949—1966年期間的《文藝報》，文藝通訊員的文章往往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歷史場合，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經由他們的來信來稿，曾引發了對朱光潛美學思想的批判、關于學習文藝遺產問題以及有關高校文藝學教學的討論等，參與挑起了第一次對胡風文藝思想的公開批評，甚至連波及全國的“《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也是緣于毛澤東對《文藝報》回應兩個“小人物”的“貴族老爺”態度的不滿而引發的——這兩個“小人物”李希凡和藍翎，正是當時《文藝報》的文藝通訊員。如此看來，文藝通訊員除了“及時反映情況，提出問題”外，在“展開文藝批評，推動文藝運動”方面也熱情高漲，積極參與并發揮了作用。這種“互動參與”與“主動作為”在批判胡風的文藝運動中同樣得到了充分體現。

1955年，在全國批判胡風的運動中，有不少文藝通訊員主動參與其中。《文藝報》在當年的13號上就曾發表了來自天津的文藝通訊員雪波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天津工人中的罪惡活動》一文。

于是，蔣介石的戰術教官阿垅和其他胡風分子們，就把他們的魔爪伸向工人文藝隊伍中，千方百計地進行瓦解和破壞活動。阿垅把他的爪子們披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掛上“作家”的幌子，假借“體驗生活”的名義，或打起“開展工人文藝活動”的招牌，派遣到工人業余藝術學校和各個工廠積極地宣揚胡風的反動理論，擴大胡風的反革命思想影響。20

經由《文藝報》精心組織和培養起來的文藝通訊員，參與和見證了新政權文藝體制的最初建構，雪波這一基層通訊員的作用即是一例，他們與時代同頻共振，新中國文學主體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不言而喻。某種程度上，他們在內心深處懷有著巨大、強烈的公共意識。如何穿越體制的歷史鏡像，揭示文學個體的獨特性，彰顯獨立思考的理性政治意識，將是今天每個參與新時代中國文藝建設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從歷史經驗中認真思考的現實問題。換言之，如何為人民、服務人民的文藝命題仍是當代的挑戰。

注釋：

1 簡言之，“國家文學”是指由國家權利體制全面支配的文學。參見吳俊、郭戰濤：《國家文學的想象和實踐——以〈人民文學〉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頁。

2 據不完全統計，在1949—1966年期間，全國各地涌現的以“群眾文藝”命名的刊物多達100余種。

3 《文藝報》于1949年5月4日創刊于北京，最初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委會和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的機關報。第一屆編委會委員為茅盾、胡風、嚴辰。1949年7月19日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成立，它便成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機關報，于1949年9月25日正式創刊。1953年中國文聯委托中國作家協會主辦，《文藝報》逐漸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機關報，但其內容仍涵蓋整個文學藝術界。“文革”期間該報被迫停刊，1978年復刊。開始為周刊、半月刊、月刊，直到1985年7月6日，才正式改為名副其實的報紙。《文藝報》內容最初是綜合性的文學藝術評論雜志。1957年委托中國作家協會主辦后，偏重于文學活動的報道和文學評論。改版為報紙后，開辟有“新收獲”“作家論”“文學新人”“爭鳴錄”“世界文壇漫步”等欄目，成為以文學為主兼顧藝術的評論刊物。本文主要以1949—1966年期間該刊的文藝通訊員活動為討論對象。

4 6 10 《做一個文藝通訊員》，《文藝報》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25日。

5 《全國文聯新“文藝報”征聘文藝通訊員》，《人民日報》1949年8月31日。

7 8 《給愿意做文藝通訊員的同志們的信》，《文藝報》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25日。

9 王秀濤：《文藝與群眾：“十七年”文藝通訊員運動研究——以〈文藝報〉和〈長江文藝〉為中心》，《文藝研究》2011年第8期。

11 《第二卷〈文藝報〉的三項征文》，《文藝報》第2卷第1期，1950年3月25日。

12 《給文藝通訊員的信》，《文藝報》第1卷第12期，1950年3月10日。

13 《關于〈文藝報〉的通訊工作》，《文藝報》第2卷第4期，1950年5月10日。

14 《〈文藝報〉擴大征聘文藝通訊員啟事》，《文藝報》第2卷第6期，1950年6月10日。

15 《本報召開北京市文藝通訊員座談會》，《文藝報》第3卷第3期，1950年11月25日。

16 王黎拓：《〈長江文藝〉的通訊工作》，《文藝報》第3卷第8期，1951年2月10日。

17 《全國文聯新“文藝報”征聘文藝通訊員》，《人民日報》1949年8月31日。

18 《文藝報》征聘通信員啟事，《文藝報》1952年14號，1952年7月25日；1952年15號，1952年8月10日。

19 徐君慧：《編者應重視來稿》，《文藝報》1953年第22號。

20 雪波：《胡風反革命集團在天津工人中的罪惡活動》，《文藝報》1955年7月15日。

[作者單位：銅仁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