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南丁先生的文學道路，以關注人、發現新人為核心。他的成名作《檢驗工葉英》塑造了一個克服本位主義、積極革新檢驗方法以促進生產的工廠新人形象，表現了作者對社會主義工業生產的深入思考。南丁成名之后的小說創作，先后在工業題材、農村題材等多個領域進行探索，在藝術上也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一些作品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干預生活”思潮、“反思文學”思潮中的名篇。南丁先生的晚期創作以散文隨筆的形式，進行作家論批評的寫作，見識卓絕，影響深廣，發揮了提攜文學新人的重要作用，南丁也因此扮演了中原文壇“檢驗工”的角色。

關鍵詞：南丁 《檢驗工葉英》 “新人”

從1950年2月到河南省文聯籌備委員會工作至2016年11月辭世，南丁先生一直是河南文學事業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者。他在1950年代中期以短篇小說《檢驗工葉英》崛起于文壇，成為當時國內令人矚目的青年作家；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之后，他的創作一度處于沉寂狀態；改革開放之后，他剛剛重返文壇就被委任為河南文藝界領導職務，在振導中原文壇、提攜文學新人方面不遺余力，而無暇繼續自己頗有特色的小說創作。由于在領導組織河南文學創作方面的卓著成績，他被稱為“中原文壇之祭酒”。這個美好的聲譽當然切合南丁先生對河南文學事業的長期付出和杰出貢獻，但也無意間遮蔽了南丁先生作為一個杰出作家的生命存在。時至今日，在學界和文壇，專門討論南丁先生文學創作風貌的文章尚不多。仔細尋繹南丁的創作軌跡，我們會發現南丁的文學道路具有豐厚的文化意義，其間的歷史意味也引人深思。

一、《檢驗工葉英》的經典性

短篇小說《檢驗工葉英》是南丁的成名作，也是當年轟動一時的作品。《檢驗工葉英》發表于《長江文藝》1955年2月號（即第2期），很快被《人民文學》1955年8月號（即第8期）轉載。《文藝報》《人民文學》《文藝月報》《文藝學習》等刊物發表了舒群、艾蕪、唐摯等人的評論文章。一時間，《檢驗工葉英》可謂風靡海內外：“《中國文學》把它介紹到國外。武漢、上海、北京的一些刊物，發表了評論文章。文藝界的一些領導同志和前輩，在報告和發言中，提及過它。人民教育出版社把它編選入高中文學課本。”1上海的新文藝出版社則在1955年7月出版了南丁的短篇小說集《檢驗工葉英》，集子中只收了三個短篇小說：《檢驗工葉英》《回村的路上》《這一天夜晚》。不僅如此，1956年，小說《檢驗工葉英》被改編成掃盲連環畫《檢驗工葉英》在朝花美術出版社出版，還被改編為獨幕話劇《檢驗工葉英》在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伴隨著《檢驗工葉英》的發表，南丁在文壇聲譽鵲起，并作為代表參加了1956年3月召開的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也就是第一次“青創會”。在這次會議上，《檢驗工葉英》被列為小說組代表討論的短篇小說篇目的榜首，為人所注目。參加會議的代表邵燕祥在發言時特別以“檢驗工葉英”為喻強調青年文學創作的質量問題：“從今天起，我要把輕率發表不成熟的作品當作自己的恥辱，因為這就等于把次品、不合格品供給勞動人民。我們需要檢驗工葉英來檢驗我們的成品！”2

《檢驗工葉英》為時譽所重，主要是因為其獨具匠心的新人書寫。小說中的葉英，原本是一名出色的旋工，成為青年團員的她服從工作需要來到了產出廢品較多的二工段擔任檢驗工。二工段的工人與原來的檢驗工多有沖突，擔任段長的趙得也錯誤地認為檢驗工是有意專挑毛病的人，影響了工段的生產進度。葉英的到來不僅沒有因為她是趙得老工友的孩子而緩和檢驗工與工人之間的沖突，反而因為葉英的嚴格認真而加劇了這種沖突。葉英為此感到苦惱，卻沒有像原來的檢驗工那樣負氣辭職，而是在車間黨支部書記唐亮、自己父親葉為義的幫助下說服段長趙得及工人們接受自己探索而得的新檢驗方法，成功地改變了二工段的生產狀況，贏得了工人們的認可。小說集中呈現了當時工業戰線上的矛盾：快速發展的工業生產需要與有限的生產能力及粗放的管理之間的矛盾，工業產品的數量與質量之間的矛盾，老工人驕傲自滿地躺在功勞簿上的精神狀態與時代要求之間的矛盾。檢驗工葉英就是在這重重矛盾中作為一個新人形象脫穎而出。

葉英是一個無可挑剔的檢驗工，面對工人們的怨言以及作為叔叔輩的段長趙得的訴苦，她堅守檢驗工的職責，對不合規格的廢品一件也不肯放過，而且她的檢驗結果也經得起工人們的質疑。葉英的苦惱在于，她不愿意看到二工段的落后，也無法放寬松檢驗的標準，她明白檢驗工不是工人的對立面，但卻無法成為二工段段長和工人們歡迎的人。葉英在苦惱中向當時的工人模范邵玉梅、郝建秀學習，在父親的啟發下，決心創新檢驗方法把廢品率降下來。葉英決定進入車間，在工人生產出第一件產品的時候就進行檢驗，及時告知工人們調整生產規格、改善技術細節，這樣就大大降低了廢品的產出量。但葉英的進入車間，卻被視為越位而遭到了工人們的抵制，段長趙得也表達了對葉英的不滿。小說中這樣寫道：“工段長巍巍峨峨地出來了，他走到葉英身邊，用他那光彩已經大減的眼睛盯著她，用從來沒用過的語氣和稱呼說：‘葉英同志，你還是回到你的崗位上去，請不必這樣，影響了進度你要負責任……’”3心里充滿委屈的葉英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車間黨支部書記唐亮，唐書記在肯定葉英創新檢驗方法的同時委婉批評了她沒有與段長商量而貿然實施的不妥做法。最后，經過唐書記對趙得的批評引導，葉英的新檢驗方法受到了二工段工人們的歡迎，二工段成為洋溢著團結友愛精神的先進生產集體。在這樣一個矛盾沖突得到解決的過程中，葉英新的性格、新的精神世界展現了出來，她不僅使自己成為一個堅持原則、技術過硬的出色檢驗工，而且能夠超越本位意識，從工廠生產大局方面著想，主動創新工作方法，付出更多的勞動，幫助工段工人提高產品質量。葉英這一新人形象，確證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本質，當之無愧地進入了共和國文學新人的形象畫廊中。

相對于葉英這一新人身上體現的時代精神，工段段長趙得落后于時代的問題就顯現得較為鮮明了。趙得和葉英的父親葉為義一樣，是黨信賴的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在解放前夕的護廠斗爭中表現突出，生產技術在廠里也是名列前茅。這樣一位工人模范，在擔任工段段長之后卻遇到了新挑戰，思想有所滑坡。他所領導的二工段因為廢品多、趕不上生產進度而多次遭到車間領導的批評，他受了批評之后轉而便去責備工段的工人，進而對檢驗工產生不正確的認識。趙得的問題確實與工作壓力較大有關，用小說中的話說就是“他老是叫進度、計劃、任務壓得喘不過氣來”4，從而沒有靜下心來分析和解決問題。但更根本的原因則是趙得總是向后看，落在了新生活的后面，用車間黨支部書記唐亮的判斷就是：“他驕傲的本錢就是他今天所談的‘過去’，他老是看著過去……成為落后保守力量的代表了，趕不上時代的腳步了。”5作者以黨的領導者的分析凸顯了小說的精神主旨：每個人都應該不斷前進，趕上時代的腳步，成為時代的新人。此外，小說還通過趙得的苦悶及唐亮的自我批評揭示了工廠管理中的一些問題，比如車間主任忙于各種報表、黨支部書記忙于開各種各樣的會、對干部工人簡單粗暴批評等官僚主義問題。這些既顯示了小說家分析問題的全面性，也顯示了小說家的膽識，在當時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檢驗工葉英》寫于1954年年初，是作者南丁深入鄭州紡織機械廠體驗生活的結果。當時的鄭州因為交通優勢被國家確立為四個紡織工業基地之一，先后建設了六個棉紡織廠，作為供給設備的鄭州紡織機械廠，其繁忙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檢驗工葉英》中對生產任務之繁重、進度要求之高的描寫是有著充分的現實基礎的。作者對工廠生活的體驗是深厚的，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血肉豐滿，沒有概念化的痕跡，形象塑造的分寸感也比較強。這些都是《檢驗工葉英》能夠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

現在看來，《檢驗工葉英》的歷史意涵更加豐厚。在新中國初期的文學版圖上，工業文學的色彩并不亮麗。雖然工人階級具有文化優勢且很多工廠鼓勵工人進行業余文藝創作，但工業文學總體上成績不佳，傳世之作不多。這一方面是因為工業生產的情景較為單一枯燥，沒有農村生活生動活潑，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工人階級作為最先進的階級，工廠作為最具有現代性意味的生產空間，其中的矛盾架構難以尋找和設立。新中國成立初的文壇上一度有很多關于工業生產的獨幕劇，但這些劇作大多將矛盾沖突設定為具體工作方法的爭論，爭論不休之際黨委書記等領導者形象出場，作了一番指示之后將矛盾順利化解。這樣的矛盾沖突模式頗為流行，產出的一些作品因陳陳相因而備受文壇詬病。后來，在夸大階級斗爭嚴峻性的時代語境里，文壇上關于工業生產的作品又產生了另外一種矛盾沖突模式，即把矛盾設定為工廠先進分子與破壞工廠生產秩序的潛藏的反動分子、國民黨特務的斗爭。在1950、1960年代的工業文學作品中，所反映的真正比較深刻的矛盾是工業大生產所要求的非人格化的技術管理與工人主人翁地位及其積極性發揮之間的矛盾。學者李楊在解讀作家草明反映鞍鋼工人生產生活的長篇小說《乘風破浪》時，曾分析了當時鞍鋼學習蘇聯而采用的以“一長制”為代表的現代科層官僚制與工人階級政治主體地位的沖突：“對于新中國以‘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自己戰略目標的政體而言，幾乎是命定將面臨這一沖突：一方面，必須實現現代化，當時現代化被表述為‘超英趕美’，其核心內容是工業化，要實現工業化，就必須建立一套適合現代工業發展的科層制度；另一方面，實現的現代化必須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施的工業化也必須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6而所謂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最鮮明的特征便是工人的主人翁精神、享有的參與管理的權利。為了確保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毛澤東于1960年提出了“鞍鋼憲法”，即所謂“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工人群眾參加企業管理；改革企業中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規章制度，在生產實踐與技術革新中實行企業領導干部、技術人員與工人群眾相結合。“鞍鋼憲法”作為對壓抑工人主體性及創造性的現代科層官僚制的一種克服辦法，對發揮工人勞動積極性、促進經濟民主和技術革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后來“鞍鋼憲法”在執行中由于時勢等原因過分強調“政治掛帥”，導致了“瞎指揮”、管理混亂等問題，但就其原本要旨而言，不失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工業建設經驗。學者崔之元在其《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一文中提出：“‘鞍鋼憲法’也經歷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后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管理學家認識到，‘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的挑戰。‘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今日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團隊合作’（team work）。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方式’中出現的問題。”7崔之元的闡述無疑是具有啟發意義的。今天重讀《檢驗工葉英》，我們會發現小說的精神主旨與鞍鋼憲法精神實質的契合。雖然《檢驗工葉英》的創作和發表要先于“鞍鋼憲法”提出五六年，但小說所反映的工業生產狀況、所提出的前進方向卻精準地指向了社會主義中國工業建設中的核心問題。小說中，葉英作為新人形象，最閃亮的地方不在于堅持檢驗工的質量原則，而在于勇敢地克服本位意識，從大局著想，進行技術革新，促進了二工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也增進了工段的團結和諧。葉英就其檢驗工身份而言，應該屬于技術人員，自然不可能放松質量的要求；工段段長趙得應屬管理人員，一方面接受上面的生產指令，強調任務進度，因此也心懷委屈地挨批評，一方面又斥責工人；工人處在最基層，由于缺乏指導和動員，雖然廢品產出較多，但沒有進行技術革新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車間支部書記唐亮作為企業管理人員忙于開會，疏于深入群眾解決實際問題，自己也反思工廠管理中的官僚主義問題。因此可以說，二工段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本位主義”的問題，而“本位主義”的問題又得到了“一長制”等管理制度的支持，工段段長趙得就曾指責葉英的“越位”而要求她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在這樣的管理制度中，如果管理者像趙得那樣，只是處于生產線上的一環而且沒有時間和精力提升管理能力的話，那么生產就如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一團糟。而在唐亮書記的支持下，葉英的“越位”以及技術革新得到了段長和工人們的認可，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實現了結合，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也得到改變。這樣的結果正是“鞍鋼憲法”所期許的。

在工業生產中，“本位主義”是勞動分工、技術分工的必然結果，技術分工雖然能有效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但也會阻滯創新，不利于工業生產的長足發展。對于社會主義工業生產而言，雖然講求效率、強調生產的組織性和技術管理十分重要，但凸顯工人階級主體地位而不是如資本主義企業管理那樣將工人主體異化為機器部件，克服“本位主義”、發揮工人群眾的創造性以持久地提升勞動生產率，才是正道。在小說《檢驗工葉英》中，“本位主義”被視為一個人的思想是否趕在前面的標志，葉英的父親葉為義是一個有能力的段長、敢于創新的管理者，但也因為具有本位主義思想而自責，小說中這樣描寫葉為義對葉英的談話：“老朋友啦，你看我就沒找他談談心，幫助幫助他。前天唐亮同志還囑咐我，要我抽空找老趙談談。我以前的想法和你一樣，我把自己的五工段搞得不壞，心想，這就行了。對別的工段就不大關心。你看，我的思想落到你后面去了。”8需要指出的是，克服“本位主義”是有風險的，葉為義沒有主動找趙得談心，是擔心趙得誤解他胡亂干預，葉英“越位”去車間檢驗也確實遭到了工人們的抵制和段長的責備，視她為干擾生產、破壞規章制度的搗亂者。在這個時候，黨的領導的重要性、車間黨支部書記唐亮的價值就彰顯出來了。在唐亮的支持、幫助和協調下，二工段實現了三結合，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小說對唐亮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有分寸感的，既通過他顯示了黨的領導的有力、高明，又通過他呈現了工廠管理中的官僚主義現象，而且又沒有將他塑造成為無所不能的形象而遮蔽了葉英的光輝。唐亮形象雖然在小說中不居主要地位，但顯示了黨的有力領導、善于領導，與后來的“鞍鋼憲法”對于黨的領導的強調是一致的，尤其是“善于領導”這一方面，突出地顯示了作者南丁對于工業生產中如何加強黨的領導這一問題的深入思考：黨的領導要注重解決人的思想問題，要以大局意識克服本位意識，要保護工人及技術人員的革新積極性，要促進管理者、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的結合。應該說，《檢驗工葉英》作為一部短篇小說，對于社會主義工業生產的書寫與思考是相當全面和深入的，也是獨具匠心的。如果我們將其置于中國當代工業小說的發展脈絡中去觀照，會更加深刻地體認它的經典性意味。

二、其他社會主義新人的書寫及小說的多方探索

除了《檢驗工葉英》以外，南丁在深入工廠體驗生活的基礎上還創作了《單人宿舍第十八號》和《圖書館管理員》《苦惱》等小說。《單人宿舍第十八號》描述了由于支援鄭州紡織工業建設而匯聚在單人宿舍第十八號的技術員和熟練工人們的生活場景，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每個人都熱愛工廠并對自己的工作崗位產生自豪感，逐漸克服水土不服等問題，融入鄭州這一新興的棉紡工業基地。小說有一代新人群像素描的風味，雖然對每個人著墨不多，卻都凸顯了人物的精神風貌。《圖書館管理員》是一篇可以與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相媲美的作品。小說采用第一人稱視角敘事，敘述人“我”是一個工廠黨委宣傳部的干事，小說的主人公郁文是一個新來的工廠圖書館管理員，臉上架著一副高度近視鏡，書生氣很濃。郁文雖然處在圖書館管理員這一普通甚至有些邊緣的崗位，卻沒有妄自菲薄，而是關心全廠職工的思想狀況，自己擬定了圖書館工作計劃，試圖通過舉辦讀書報告會、讀書討論會來引導職工們的思想進步。宣傳部長指定“我”幫助郁文研究圖書館的工作，“我”卻因為初見郁文時感受到的冷漠而對郁文心存不滿，而且在思想上也輕視圖書館的工作，對郁文的工作計劃也多方質疑、推三阻四，成了自己所批評的那種愛說空話、表面上顯得有熱情的人。在宣傳部長的批評教育下，“我”改正了態度，和團工委宣傳部部長李明一道積極支持郁文的工作，主動參與到讀書報告會的組織中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了工人們的歡迎。小說中，郁文是一個具有心理深度的形象，敢于批評敷衍塞責的官僚習氣，不懈地努力以爭取上級領導的支持，最終獲得了成功。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的小林一樣，郁文也是一個“新來的青年人”、一個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懷抱著對新生活的熱情和理想開展工作，并且敢于斗爭，勇于克服困難。除了郁文這一主要人物形象之外，小說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有對工廠機關人浮于事現象、官僚主義風氣的描寫。小說以諷刺性的筆墨描寫了夸夸其談、滿嘴套話的官僚主義者、工會文教委員于德志，也講述了先前的圖書館管理員由于是工會主席的夫人而整天清閑、工人提意見要求改變開館時間卻被置之不理的狀況，尤其是小說通過“我”的心理反思揭示了一種正在侵入干部心靈的麻木的、敷衍的、反對變革的庸人習氣。“我”的形象與《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中的劉世吾形象頗為接近，他們都顯示了作家對生活的敏銳洞察和真誠憂思。小說《苦惱》則講述了工廠團委打字員何冰的苦惱：她整天打印著大同小異、套路化的文字材料，其中關于“我們的缺點和今后的工作”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這使她質疑無休無止的會議的無聊，開始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并為之苦惱。“苦惱”屬于小說中的人物何冰，也屬于對新生活懷抱著責任感的作者。

新中國成立初到“反右派運動”之前的這段時期，除了工業題材之外，南丁還創作了《回村的路上》《這一天夜晚》《三門夜話》《被告》《良心》《科長》《在海上》等小說。《回村的路上》寫的是一位農村姑娘成長為黨的政策宣傳員之后所展現出的積極明朗的精神風貌，《這一天夜晚》描述了一場先進分子英勇奮戰的抗洪搶險斗爭，《三門夜話》則講述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三門峽測量隊在深山進行測量，糧食等物資供應由于暴風雪而中斷，危機關頭一個來自廣東的隊員自告奮勇外出尋求救援，最終因傷凍犧牲在風雪中的山谷中。《被告》中，主人公農村婦女潘淑芝檢舉了村里的壞分子，受到壞分子家屬們的圍攻陷害和丈夫的冷落疏離，法院審判員秦信輕信壞分子們的誣告，將潘淑芝判刑。在潘淑芝的頑強抗爭下，縣委查清了事情原由，為潘淑芝平反昭雪，潘淑芝最終成為了村里的先進分子。《良心》所講述的故事則令人憤慨：敘述人“我”是銀行的總務科科長，考慮到屬下的事務員張昆山家庭負擔重、經濟困難，多次為其爭取救濟補助并在其產生貪污行為后善意幫助其改正錯誤，卻沒想到張昆山將接受救濟、貪污所得的錢用于養姘頭，而把自己的老母親趕出家門，讓老母親在寒風中沿街乞討。《科長》則以漫畫式的筆墨描寫了一位見風使舵、忙于揣摩領導意圖的文化局戲劇科科長，科長對于所負責的工作、戲劇演出的優劣已經完全喪失了思考能力，即便如此，依然不斷產生揣摩領導意圖不準的苦惱，他最終遭到了新來的實事求是的局長的嚴厲批評。《科長》表現了作者對官僚主義之風中干部獨立思考能力之喪失的深切憂慮。由于對官僚主義之害的辛辣譏刺、對受害者心態的深刻描畫，《科長》成為當時文壇“干預生活”的名篇，自然遭遇了隨后而來的批判，也順理成章地在新的歷史時期被收錄進小說集《重放的鮮花》，散發出久違的芬芳。《在海上》是一篇洋溢著國際主義精神的小說，充分顯現了作者廣博的思想視野和杰出的寫作才能。小林春子來到中國準備探望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的丈夫——日本戰犯小林正雄，在駛向大連的海船上遇到了來自饒陽縣農村的王老太太。善良的王老太太看到為自己丈夫命運擔心而愁容滿面的春子，便主動與之搭話，友善地寬慰她。在兩人的交談中，隱瞞自己身份的春子為老太太對生活的熱情而感動，通過老太太的介紹，她了解到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火熱的生產建設情況，了解到中國人民樂觀向上的精神面貌。對話中王老太太談起的自己兒子在抗戰中為保護鄉親而被日寇慘殺的往事使得春子滿懷羞愧，與丈夫被迫分離十年的春子更深刻地認識到日本侵華戰爭所帶給中日兩個民族的深重苦難。正在交談中，春子聽到了船上廣播傳來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對一批日本戰犯免于起訴、即行釋放，其中有丈夫小林正雄的名字。春子高興得眼淚奪眶而出，激動得有些眩暈，這時不知內里的王老太太再一次表現出對春子的關愛，王老太太與春子在海上的這次相逢，看似平常，卻譜寫了一曲和平與友誼的贊歌。小說的構思極為巧妙，作者精心設計對話，善于進行心理描寫，充分彰顯出短篇小說以小見大的特點。

南丁這段時期的小說作品，奠定了他作為全國著名青年作家的文壇地位。這一時期的南丁，在詩歌、散文、特寫、雜文、戲劇等體裁上都有所嘗試且有佳作出現，堪稱多面手，但小說創作方面的成績無疑最為突出，也顯示出了較大的創作潛力。如上所述，南丁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尤其是關于工廠、機關單位的書寫，在河南文壇是獨樹一幟的，有效彌補了河南文壇農村題材作品較多較強而城市題材較少較弱的不足，表現出作者較強的駕馭題材的能力。在藝術手法方面，南丁的探索也是可圈可點的，尤其是在短篇小說領域，他對生活橫截面的擇取、對敘述人的設計、對心理描寫及細節的運用都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南丁具有敏銳的創作意識和可貴的創作勇氣。這一點，在《圖書館管理員》《被告》《苦惱》《良心》《科長》等作品中體現得非常突出。這些創作于1956、1957年的作品，固然受到當時文學界“干預生活”創作思潮的影響，但也體現出南丁作為青年作家的膽識，是不可以等閑視之的。也是由于這種敏感和膽識，在隨后而來的“反右派運動”中，作為河南省文聯“反右派運動”領導小組成員的南丁最終未能避免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厄運。厄運的來臨，標示了南丁第一個創作高峰期的結束。

1962年，南丁在自己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后，很快恢復了創作，在1963、1964這兩個年頭集中發表了小說、詩歌和人物特寫等二十余篇作品。這些作品中，詩歌主要是關于大別山革命歷史的政治抒情詩，人物特寫的對象主要是當時河南擁現的勞動模范、先進典型；相比之下，小說創作的成績依然是最突出的。小說《旗手》塑造了大別山地區一位老支書的光榮形象，老支書革命戰爭時期是一位無畏的軍隊旗手，解放后擔任村里的支書，公而忘私、事事爭先，始終葆有“旗手”精神，并教育自己的兒孫嚴于律己、保持勞動人民本色。《搬家》講的是山區里的大隊隊長張有義搬家的故事，張有義為了推動生產，多次搬家落戶到偏遠的后進生產隊，家越搬越遠、越搬越窮，但他的妻子、兒女堅定地支持他，鄉親們也越來越喜愛他。《助理飼養員的喜劇》充滿喜劇氣息，小說的主人公朱金丙當上了共青團員，胸懷大志要建設理想的新農村，卻被作為隊長的父親分配去干幫助金寬嫂養豬的工作，不甘心于這一瑣屑工作的金丙由于急躁追趕小豬而將小豬砸死，犯了錯誤之后的他發現身邊的親友都在平凡的崗位上取得了光榮的成績，開始安心于飼養員的工作。《紅旗過河》中，新上任的河那邊生產隊隊長彭小根下決心甩掉落后隊的帽子，與先進隊余塆隊隊長余大林開展了爭奪生產先進紅旗的比賽，他們既開展競賽，又互相幫助，彭小根通過政治教育激發群眾積極性，利用改良品種實現了增收，奪得了紅旗，余大林則克服了驕傲情緒，獲得了繼續前進的動力。這四篇書寫農村生活的小說，是南丁被劃為“右派”后下放大別山山區農村勞動體驗中所得，小說中一以貫之的是對新人形象的塑造和對時代精神的傳達，藝術水準在當時的全國農村題材小說中是居于上游的。

新時期開啟后，南丁迎來了又一個創作高峰。從1978年到1983年，他相繼在《人民文學》《上海文學》《北京文藝》《奔流》等期刊上發表了15篇小說，取得了良好反響。南丁也因此與他的同代人王蒙、陸文夫、魯彥周一樣成為文壇引人注目的“歸來者”。小說《拉車歌》塑造了一位奮不顧身的縣委書記形象，曾是淮海戰役戰斗英雄的葛樂擔任平川縣委書記后，頂著被批判為“唯生產力論”代表者的壓力，為了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身先士卒參與到運送石料的拉車隊伍中，贏得了廣大干部群眾的稱贊和支持。葛樂的勝利彰顯了人民的力量、歷史發展的趨勢。與《拉車歌》相似，《打柴記》寫了一位公而忘私的勞動模范王年旺，描畫了充滿人情氣息的鄉村生活圖景。《勘探者的夢》寫了農民張滿囤作為一個勘探隊的馱夫兼炊事員對知識的向往，對現代化的憧憬。《山中速寫》二題以放電影和集體婚禮為題寫了山村對現代生活方式的追求。《旗》講述的是伏牛山深處核桃溝村支書王明川抵制錯誤政策的故事，王明川在浮夸風中堅決不放高產衛星獲得了白旗，后來又因一心發展生產獲得“資本主義復辟”的黑旗，最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獲得了真正的紅旗。小說語言風趣，洋溢著真正的生活的歡樂，于人物笑聲中消解歷史的荒謬與沉重。《旗》這篇小說具有典型的“反思文學”的品格，而且在當時“反思文學”的諸多作品中，是誕生比較早的一部。《他們兩個短促一生的編年史》中的兩位有著兄弟般情誼的伙伴因為處在不同的政治路線而相互爭斗，最終同歸于盡。政治風潮對人性的扭曲、對生命的戕害令人感慨不已。《死魂靈》則寫了一位善于翻云覆雨的縣委副書記，這位副書記試圖利用為改正“右派”分配工作的機會，為自己待業在家的女兒冒領一個工作指標，在發現這一行為的風險之后，立刻將違紀的責任完全推給下屬，成功地保全了自己。小說的結尾是具有一些開放性的，這種對結尾的設計顯示了作者對新時期政治生活中舊日“死魂靈”重現的擔心。《尾巴》《割尾巴》這兩篇小說可以連在一起閱讀，前者塑造了敢于抵制割尾巴運動的小學教師梁繼娃形象，闡述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理念，也描述了極左政治對梁滿倉等忠厚老農民的毒害，后者則寫了改革開放后當初割尾巴運動的領導者的懺悔和農民群眾的寬厚善良，歷史也就此掀開新的一頁。《新綠》《山上的小屋》《亮雨》《酒過三巡》《境界》《第九十九棵是刺槐》寫的都是綠化祖國的題材，小說中的人物從晦暗的歷史中走來，他們反思既往過失對于森林的毀壞，下定決心播種新綠，從而在新的歷史時期煥發出新的生命光彩。在這些小說中，作者通過主要人物之口道出的生態平衡思想、“規律只能發現而不能創造”的見解，令人警醒，對今天建設生態文明仍然是有啟發意義的。南丁在這一時期的小說創作，仍然以展現人物的精神世界為中心，尤其是對于那些在逆境中堅守信念、不屈抗爭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令人感慨不已、久久難忘。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這是南丁對筆下人物的贊美，也是對自己人生信念的確認。1983年8月，南丁被任命為河南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開始忙于河南文藝事業的組織領導工作，小說創作逐漸停止。

如上所述，以小說創作為重心，南丁的創作噴發期大概有三次。相比而言，第一次噴發期的成績最為突出，在全國文壇的影響也最大，而且這一時期南丁的小說在藝術上已經走向了成熟。縱觀南丁的小說創作道路，我們會發現其題材的多樣性、手法的多元性，而在多樣性和多元性中始終堅持的東西則是對人物精神境界的表現，從社會主義新生活中的新人到崢嶸歲月中的英雄，他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總是精神明亮，散發著人格魅力，堅定著讀者對生活的美好信念。

三、中原文壇的“檢驗工”

南丁在擔任河南省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之后，雖然由于事務繁忙而無暇從事小說的構思與經營，但依然擠出時間寫下了不少的文學評論、散文隨筆等文字。1991年，南丁從河南省文聯領導崗位上退休。從退休到2016年去世，二十多年間，南丁寫出了大量情真意切、思慮深廣、文筆優美的散文隨筆，創造了他晚期寫作的輝煌景象。

如前所述，南丁先生早年就是文學創作的多面手，其堅持一生的寫作在小說、詩歌、戲劇、報告文學（特寫）、文學評論等方面均有創獲，2006年由河南文藝出版社推出的《南丁文集》就包括小說卷、散文卷、隨筆卷、詩歌卷、評論卷五卷。總的來說，在1983年之前，南丁先生的文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小說創作方面，之后則主要體現在散文隨筆的創作方面。南丁的散文隨筆創作，在青年時代即有名篇問世，1957年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氛圍中發表的雜文《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引起當時文壇關注，并在后來入選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1949—1976）·雜文卷》，成為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文本。南丁散文隨筆創作的高峰期，則出現在1983年之后。他這一時期的散文隨筆，精品迭出，內容多是記述文壇人物，即便是評論作品，也是由文及人、以文觀人，以閱世甚深的目光透視人物的精神氣格，以沖淡老到的文字呈現人物的生命風采，識見卓絕、評述到位。2015年，南丁將這些文字結集為《半凋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在自序中說：“收在這個集子里的文字，狀其人者，悼其魂者貌似散文；論其文者，評其藝者貌似評論，好像是一個跨文體的合集，頗有點不倫不類。實際上，我的散文我的評論，皆可作為隨筆來讀。”10南丁的夫子自道道出了他創作的心境，即隨意寫來，隨性而談，有效地呈現了印象式批評的魅力。比如《長不大的蘇金傘》中，他寫道：“八十歲以后仍迭有好詩不斷問世，這真是動人的景觀。在當代中國詩壇，如金傘者能有幾人？其奧秘何在呢？這奧秘我已經猜到，那就是你嬰兒般的笑容，那笑容是童真的天真的純真的單純的詩心的外化，那是因為你的長不大。”11比如他寫困厄中對創作躊躇滿志的徐慎：“酒到酣處徐慎發表宏論：南丁呀，作家要深入生活呀，不當右派能像我們這樣深入生活嗎？……文起八代之衰全靠我們了呀。為我們當了右派干杯！為文起八代之衰干杯！”12這些飽含深情的文字以類似《世說新語》的筆法描畫出作家們的人格和氣度，讓我們領略到作家筆下杰作的生命底色。這種批評見識及其感染力實在是少有的。

印象式批評就其格調神理而言，在中國可謂是傳統悠久，但在新時期之后的文壇卻較為稀缺，現代文學批評史上卓然成家的劉西渭等人開創的以藝術感悟為基礎的現代印象式批評幾乎成為絕響。對此，當代文學評論家於可訓曾撰文呼吁“重建批評的感悟”：“批評的感悟失落久矣，有感悟的批評有血有肉，無感悟的批評徒剩筋骨。有血肉呵護，生氣貫注，無血肉滋養，神萎形枯。……有必要重建批評的感悟，提倡有感悟的批評。”14於可訓所提倡的“感悟”當然是一個有著充分藝術積累和豐富審美經驗的批評家的感悟。正因為此，“有感悟的批評”十分難得，如果不強調感悟的前提條件，這種批評就很容易泛濫成為喧囂的酷評狂論。南丁的散文隨筆之所以具有印象式批評的魅力，主要緣于其深廣的人性體驗和豐厚的藝術經驗。南丁人生幾經沉浮，又在多種題材和體裁方面不斷探索，批評的功力自是非同尋常。

南丁走向河南文藝界領導崗位以后，自覺地將選擢文學新人作為一項重要使命。他積極發現、延攬人才，將田中禾、張宇、李佩甫、鄭彥英、王英琦、楊東明、齊岸青等人安排在省文聯的專業創作崗位，給予其持續的支持和保護；對那些在地市堅持創作的作家如喬典運、周同賓、楊稼生等，則不遺余力地為其提供幫助。后來的事實證明，這些南丁提攜過的作家大都成為文學豫軍的中堅。可以說，南丁一手奠基了河南文學八九十年代的輝煌。識人不易，南丁之所以成為眾人感念的文壇伯樂，就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位目光如炬的批評家，能夠發現并珍愛作家的才情，能夠預測青年作家創作的前景。對此，南丁先生曾說：“對新調進的文學專業創作人員的作品，我大都看過，對他們創作的實力和潛力，我是了解的，大體心中有數。”15事實上，南丁對這些作家的作品不僅“大都看過”，而且還持續關注他們的創作情況，及時地撰寫文章予以表彰和鼓勵。比如他寫有《浪漫的田中禾》，文中說：“田中禾說，多夢的季節已經逝去，過去已成為逝夢。我說，那時光并未消逝，那浪漫種子正在生長茁壯勃發，如今正是收獲那浪漫的季節。”16對于張宇，他寫有《有地在，不愁長不出莊稼來》《張宇找自己》等文章，勾勒張宇創作探索的艱辛過程，文中說：“他經常向自己提出新的課題。這個小名叫憨子的豫西伏牛山里的山里娃子，實際上每根毛孔都透露著機靈勁兒。又憨又靈，集憨與靈于一身，這才是一種合力。正是這種合力推動著他，腳踏實地，不斷前進。無憨，就要飄起來；無靈，則難于邁步。兩者缺一不可。”1比如他寫有《李佩甫和他的小說》，極為贊賞李佩甫的兩句話——“思想不能掉下來”“生活不能浮上來”，認為：“別看他不吭不哈，寡言少語，卻有心計，有大志，內秀呢。”“他懂得生活的艱辛，創造的艱辛。經年累月，生活與創造賜予了他深沉凝重的氣質。他的氣質給了他的小說深沉凝重的調子。”18這些文字如同漢魏之際的“月旦評”，準確傳神，在河南文壇、全國文壇產生強烈反響，給處于創作發展期的作家們以有力的推介和寶貴的鼓勵。

退出領導崗位后的南丁，作為中原文壇德高望重的老者，依然關注著中原作家群的發展，不斷地發現文學新人、舉薦文學新人，對很多1990年代甚至新世紀之后才擁現的文學新秀都表示過關心和支持。即以2015年河南省第六次作家代表大會選出的主席團諸人而論，南丁不僅閱讀過他們的作品，而且對其創作個性和作品得失都有準確的感受和深刻的理解。比如關于喬葉，南丁說：“我在研討會上說她一天天長大，不能老是青春散文下去。”“我參加過關于她的不止一次研討會，對她多持批評意見。其實內心還是覺得喬葉的文字好，這與她少女時長期經過散文的鍛煉有關。”19對于盡心盡責地忙于文學組織活動的評論家何弘，南丁說：“我有時會在內心同情他憐惜他，以為長此以往會毀掉一個評論家的才情，應給何弘稍充裕點的時間，他會奉獻出分量更重些的評論文字來。”5

南丁的晚期創作以散文隨筆的形式表達他對文壇人物的解讀和認知，這不禁讓人想起他早年的名篇《檢驗工葉英》，南丁晚年所扮演的角色，不正是中原文壇的“檢驗工”嗎？經他檢驗通過的文學新人，大都成績斐然，為中原文學版圖涂抹著一筆又一筆“新綠”。

南丁一生的文學道路，以關注人、發現新人為核心。他早年創作的《檢驗工葉英》等小說塑造了一系列新人形象，這種對新人形象的發現與塑造既是當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要求，也體現了南丁作為青年作家對社會主義新人的衷心贊美；他后來創作的散文隨筆，注重檢視文學新人的生命質地和創作潛力，顯示了他對人才的愛護和對事業的責任感。南丁十分看重人格的力量，曾強調：“作家間的打拼，拼到最后，還是要拼人格。”20這是他一生獻身文學事業的終極感悟，也是他留給中原文學、中國文學的最可寶貴的遺產。

[本文系河南省高校社科基礎研究重大項目“當代河南文學經典化問題研究”（項目編號：2022-JCZD-29）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南丁：《仿佛還不是回首往事的時候》，《南丁文集·隨筆卷·暈眩》，河南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第38、39頁。

2 《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報告、發言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48頁。

3 4 5 8 南丁：《檢驗工葉英》，新文藝出版社1955年版，第24、25、16、14、23頁。

6 李楊：《工業題材、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乘風破浪〉再解讀》，《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7 崔之元：《鞍鋼憲法與后福特主義》，《讀書》1996年第3期。

9 南丁：《在海上》，《奔流》1957年第1期。

10 11 12 13 16 17 18 21 南丁：《半凋零》，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3、14、111、97、236、262、275、294頁。

14 於可訓：《重建批評的感悟》，《光明日報》2009年12月11日。

15 19 20 南丁：《經七路34號》，河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216、217頁。

[作者單位：信陽師范學院傳媒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