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張欣新作《如風似璧》從直面當下都市的寫作轉而書寫歷史的幽微處，以現代價值觀重塑民國女性，重新講述廣府文化。廣州面海，千百年的經商歷史形成開放、包容、對話的文化特質，進而規訓了廣州人的自我認同，為新舊交替時期的女性反叛提供了思想基礎。小說以全球視野再現近代廣州的重大歷史時刻，反思中國作為主體的現代化過程，“深描”八十多種廣府美食，以及英歌舞、南音、粵劇等地方性知識，探索大灣區呼應新時代文學創作的多元路徑。

關鍵詞：張欣 《如風似璧》 廣府文化 商業倫理 地方性知識

張欣的寫作與改革開放同頻共振，以對廣州故事的日常化敘事，聚焦市場經濟轉型中現代女性的都市生命形態，雷達強調她“是最早找到文學上的當今城市感覺的人之一”1。所謂“城市感覺”，即是發掘自我、追求自由、不懈奮斗的感覺。城市的確給予邊緣化、平凡的小人物以更寬廣的空間，喚醒潛藏在心靈深處的主體性。這正是城市的號召力，城市文學傳播力的根源。城市化、流動化的加劇，促使很多人背井離鄉，“到城市去”成為時代最強音。廣州這座古老的商都注入嶄新的活力，越來越多的女性得以參與城市生產，揾工、經商、創業，張欣的《歲月無敵》《首席》等一系列小說應運而生，程文超從欲望書寫的角度高度肯定了其創作2。從文學傳播和接受美學角度看，很多女作家談到自己最初是通過張欣的小說，來認識廣州、認識南方的，甚至因此南下廣州揾食。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指認張欣在都市文學中的獨特地位和價值。不過我們也看到，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存在著一種慣性，即以鄉土文學抑制都市文學的傾向。正如孟繁華對文學史的梳理3，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目標是現代性追求，是鄉土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文學敘事服務于革命動員及建立民族國家合法性的需要，整體上肯定那些硬性的宏大敘事，鄉土文學成為顯學備受關注。城市文學的基調相對柔軟松弛，注重個人情感和日常生活，不那么容易被整合到整體性敘事中來，因而在啟蒙、革命為主調的文學史書寫中被邊緣化、弱化。

當城市人口超過鄉村人口，這種人口的巨幅流動必然表現在文學作品中，文學又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進一步滲透并塑造當代生活。當巨大的不確定性增加了生活的疑難，當我們陷入對城市性格的沉思，當我們不斷探索女性的生活之路，張欣的都市小說也就變得愈發重要。難能可貴的是，她多年來筆耕不輟，孜孜不倦地尋求自我變法的諸多可能性。新作《如風似璧》一反其直面當下的寫作路徑，轉而于歷史的幽微處，采用“局內觀”的敘事立場，經由來自不同階層的三位女性的精神成長，“深描”千年商都獨特的精神文化地理。在為廣府文化賦形的同時，勾勒出民國廣州波詭云譎的歷史風云。

一、民國女性的現代重塑

女性是張欣言說自我、勘探世相人心的秘鑰，《如風似璧》以女性的生命浮沉構筑全篇，選取1932—1942年這一時間段，以現代價值觀重塑民國女性，勘察廣府文化的深層內核、廣州人的精神源流。張欣在序言中談道：“民國屬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所謂上流社會大多由軍閥和買辦構成，社會風氣是異化加變態，表面攀龍附鳳、極盡奢靡，實則毫無自立能力，基本是用金箔包裹腐朽。”4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各種思想文化的劇烈碰撞、交融，促使“異化加變態”的社會孕育著新生。小說開篇以一紅一白兩件大事，將蘇步溪、阿麥、心嬌三位女性的命運交織在一起，經由她們愛情淬煉下的向死而生，敘寫女性的堅韌、倔強與獨立。她們“在歷史中成長”，既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又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現代文化的洗禮，在昭示女性的歷史性宿命、自我獨立的艱辛與不易的同時，揭開千年商都長期被遮蔽的文化地理、歷史記憶，民族國家的現代蛻變。女性的精神成長史由此成為時代的注腳、歷史的“潛文本”，從而使小說具有詹姆遜所謂的“民族寓言”的性質。

福柯曾說過：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作家對歷史的敘述，不是對過去的簡單復現、印象式描摹，而是一個意義再造的過程，其間蘊涵著作家的自我情感灌注與主體間性，以及時代的某些價值編碼。因而被敘述的歷史具有虛構的真實性，是一種經過藝術加工，被話語建構的、“綿延的‘現在’”5。艾略特也強調個人才能對傳統再創造。新舊交替的特殊歷史時期、廣州獨特的精神文化地理，為張欣對民國女性的現代重塑提供了便利，也為其重新發現、審視廣州提供了新的視角。在此過程中，愛情是人物精神成長的關鍵引擎，它觸發了女性的生命“原罪”，迫使其在傳統人倫中左奔右突，并在殘酷現實的逼仄下走出愛情的虛假幻境，爆發出強勁的生存意志，建構自立、自主的獨立人格，探求新的人生出路與心靈歸所。

農耕文明時代，男性主宰、創造著“此在”的社會秩序和主流話語，女性則被當作“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體，常常被強加以相互矛盾的含義，卻從來沒有意義”6。女性因其低等級、無意義的“第二性”，被排除出“人類共在”，但女性的社會性別指認不是先天的，一整套父系統治秩序規訓了女性的自我，“設計出這種介于男性和被去勢者之間的、被稱為女性的中介產物”7。她們被禁錮于家庭之中，“家庭對女性生活的意義遠遠大于對男性生活的意義。實際上，女性的一生都受家庭規定，婦女的本質和地位亦即她的家庭地位”8。家庭是女性身份和價值認同的根源，從父親的家到丈夫的家，女性都處于從屬地位，乃至一個被任意支配的物，無法成為“完整的自己”。即使出身商賈之家的蘇步溪，也難逃女性的這種歷史性宿命。“三綱五常”遮蔽、消解了女性的自我，并使其遭受著傳統家族倫理的貶損與戕害。對楊雙慶隱秘的愛戀改變了蘇步溪的人生軌跡，盡管賀大夫隱瞞了她患有相思病的事實，使其免受傳統道德倫理的非議與責難，但她卻深陷生育職能的桎梏，在父權的壓制下聽任命運的擺布。蘇步溪生病前后在婚姻市場“行情”的巨大反差，鮮明地體現出女性的被物化。

三位女性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她們成長的時空體流轉，進而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探察民國廣州的鏡筒。處于社會底層的阿麥，本是個典型的傳統女性，但即使是女性世代繼替，囿于家庭職能、生育職能的庸常人生，于她也是一種奢望。阿麥對家庭的渴望與其傭人身份及在蘇府的處境息息相關，精明的鵬仔抓住阿麥的這一命門，誘使她從蘇府盜取珠寶，并將她狠心拋棄。鵬仔的背叛，尤其花豬屈就于現實的選擇，毀滅了阿麥對愛情、婚姻的美好期冀，只得于自我的獨立、奮進中，尋求靈魂的安頓與賦格。作為社會的旁逸斜出者，心嬌可謂勾連社會各階層的樞紐式人物。她周旋于聲色場，既洞穿上流社會的奢靡、貪婪與明爭暗斗，亦深知底層人的艱辛和酸楚，對人性的寒涼有著更深的體悟。其被送人、被賣的人生遭際盡顯女性的物化屬性。妙合是一個“刻在階層結構上的”9地理空間，作為男性欲望的衍生物，這里演繹著無數令人蕩氣回腸的香艷故事，但妓女們的自我卻被淹沒，其悲慘命運由此昭然若揭。“撈偏門的人最大的心愿都是上岸。”10一語道出心嬌們的心聲，但這“上岸”是建立在對男性的依附之上的，是以男性的施予為先決條件的，未能改變她們被物化、異化的生命境況。

三位女性的獨立自主得益于廣州獨特的精神文化地理。廣州面朝大海，不僅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鎮，更是自明代海禁以來聯結中國與世界的唯一通道。廣州進而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最先沐浴西方先進文化，成為“西學東漸”的最佳窗口。鴉片戰爭結束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自中西海道溝通以后，西方文化繼續不斷地輸入，中國文化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宗教上、教育上……都受了重大的影響，逐漸地趨于新文化的途徑……因為地理以及其他的原因，粵人遂為這種新文化的先鋒隊，廣東成為新文化的策源地”11。作為新文化策源地，廣州引領時代潮流，敢為天下先，體現出兼容并蓄、自由開放的精神風韻與文化視域。中西、新舊文化的交融，自由、開放、包容的社會文化環境，使蘇步溪們沐浴時代新風，在自我的不斷覺醒中，逆流而上，反叛傳統，重塑新我。

鮑曼用流體來比喻“現代”這一時間范疇的“現在”階段，指出現代社會的流動性、不確定性。12西方帝國主義的資本擴張，強行將中國納入世界市場，中國“流動的現代性”不斷加劇，蘇步溪們深切感受到這種時代劇變，也從中覓得人生新的可能性。“以前受朝廷的種種限制，外國人的活動范圍，主要在十三行附近，不能擅自入城。但鴉片戰爭后，中國門戶大開。”13除商品貿易外，允許外國傳教士租買田地，建造教堂、醫院、學校等，進一步促進了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也為女性解放與思想啟蒙起到一定推動作用。美國女傳教士那夏理指出：“欲救中國女同胞，使能接受真理，非先倡女學不可”，致力于推動中國的女子教育。14張欣在《如風似璧》中強調了教育對女性的影響。

三位女性都接受了一定的教育，由此迎來生命的轉機。蘇步溪少時跟著嚴守賢讀私塾，在執信學校讀書后，他仍是其輔導老師，但真正對其產生重大影響的是現代啟蒙文化，這與黃千祥、金琉璃、賀喜儒三人密切相關。黃千祥是位講古寮的先生，不論是其馬來西亞歸僑身份，還是講古中重視科普世界知識，都頗具啟蒙意味。他講古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之弱，主要弱于精神上之力者”，“國人屈辱而不奮發，要想國強民富還是要開啟民智”15。黃千祥可謂蘇步溪的思想啟蒙老師，引領她購買、閱讀各種中外先進書籍，認識到社會弊病是自我不幸的根源，自我本質上的民智未開，這些都帶有濃郁的歷史象喻性。“五四”是個“弒父”的時代，女性解放“牽動著父系文化的每根神經”，成為摧毀“父系文化大廈的第一批引爆點”16。革命者金琉璃激發了蘇步溪的自我，促使認清婚姻本相的她產生學醫的想法，并在賀大夫的幫助下去了夏葛醫學院。廣州是中國最早引進西醫的地方，夏葛醫學院由基督教北美長老會女傳教士富瑪利籌建，是一所專門為女性服務的正規醫學院，之后美國人夏葛又捐款將其擴建。它在促進女性思想覺醒的同時，為其提供了走出家庭、實現自我社會價值和人格獨立的機會。蘇大闊對女兒學醫的暴怒，凸顯出國人對西醫，尤其護理職業的偏見與誤解。

阿麥雖是傭人，但大太太花錢讓她去識字，賀大夫進而以此為由，將其接到家中順利生子，救她于水火。阿麥與蘇步溪也結緣于借書。文化程度不高的阿麥跳過花花綠綠的女性雜志，向蘇步溪借了魯迅的《吶喊》，皆因有時候很想尖叫。書名與人物內心的苦悶與沖動相映襯，并形成某種情感共鳴，為蘇步溪開醫館后讓阿麥去做助手埋下伏筆，也促使阿麥在對愛情、婚姻絕望后，在蘇家的幫助下去夏葛醫學院學醫。心嬌在被家人送給六嬸做養女后，“六嬸見她樣子、嗓音尚可，便請了師傅正式教她琴棋書畫，也找了人教她唱曲”17，九如舫壽宴當天，憑借陰柔的南音，她不僅贏得嚴瞠熾熱的愛戀，更因得到吳將軍夸獎而迎來人生劇變。她正大仙容、老氣橫秋的毛筆字，解了吳將軍的燃眉之急，也逆轉了在吳府步履維艱的生存處境。

擺脫父權生活秩序的困囿和權力規訓，是女性反叛傳統、建構自我的關鍵，“五四時代曾給中國婦女帶來了一個著名的鏡象：娜拉，一個反叛的姿態，一個‘我是我自己的’出走的身影”18。娜拉對“五四”女性的主體生成意義重大，但當她們走出家庭后，卻又陷入“娜拉走后怎樣”的魯迅式寓言。廣州受海洋文化滋養，由千年商都熏染，形成開放、包容的文化氣質，這使得蘇步溪們走出家庭后，或通過接受西方現代教育，獲得一定的文化資本，或經由各種小本生意的自主經營，實現自我經濟獨立和人格自主，從而幸免于子君們的悲慘結局，蛻變為時代新女性。

二、商業倫理與個體價值認同

《如風似璧》中三位女性精神成長的時空體挪移，展現出民國廣州錯綜復雜的社會文化結構，民族國家的現代變革。廣州與南洋的貿易史可追溯至先秦。秦始皇統一嶺南后，設置郡縣，開啟了與世界的貿易往來與文明互動。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正式確立了廣州“一口通商”的地位，促使“Canton（廣州）這名字，傳遍歐洲各國。幾乎所有人都知道，Canton是一座繁華美麗的東方大都市，是世界貿易的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國聯系世界的主要通道”，甚至將Canton誤以為中國，世界各國的商人也將其看作“財富”的代名詞。19“到中國去”成為當時很多外國商人的最大夢想，但“歷史在中國幾乎只是歷代帝王的年譜，從來沒有不是記載帝王和朝廷的事跡的；廣州既是沒有歷代帝王建過長久的京都，在正史中自然像是被遺忘的了。只有從民間的傳說和地方的通志里，可以隱約地窺見歷史上的廣州”20。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廣州溢出傳統之外，只留存于民間傳說和地方志，凸顯出有別于內地的邊地經驗。黃遵憲在《羊城感賦六首》中有云：“百貨均輸成劇邑，五方風氣異中原。”21綿延千年的商業文明形塑了廣州的文化地理，它不是一個重要的政治、國家單位，卻是一個獨特的商業地理。

農業文明凸顯人與土地的倫理關系，商業文明強調商業倫理對人的價值規訓。段義孚認為“地方是一種特殊的物體。它盡管不是一種容易操縱或攜帶的有價值的東西，但卻是一種價值的凝結物，它是一種可以在其中居住的物體”22。地方作為“一種特殊的物體”，將個體與某一地理空間聯結在一起，形構了其情感結構、價值認同，乃至看待世界的方式。綿延千年的商業文明規訓了廣州人的價值認同，務實、靈活、包容成為商都的精神文化底色，貫穿于小說人物的精神中。從小嬌生慣養的蘇步溪喜歡勤勉、務實、堅忍的楊雙慶；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心嬌喜歡孔武有力又有權勢的吳將軍，她們都不喜歡文人的酸腐氣及懦弱性格。從法國留學歸來的嚴瞠不食人間煙火，將自己對妓女心嬌的夢幻愛情代入名著，熱衷于用法文向心嬌朗誦《茶花女》，但身陷荊棘的心嬌需要的是真實的物質饋贈，或幫她洗白身份，走出困境。盡管嚴瞠很愛心嬌，但衣食無憂的他沉浸于藝術殿堂和自我世界。當得知嚴瞠是瞞著家人來妙合尋愛時，在現實泥濘中苦苦掙扎的心嬌棄絕了無謂的情感。

蘇大闊對商人身份有著很強的認同感，同時深知權勢的重要性，聯姻成為他實現財富與權力深度捆綁的重要策略。“從嫁娶婚載入史冊的那刻起，就不僅是一種血緣禁忌，而是一種性別針對性很強的社會的強制規定。”23女性作為男性創造的性別文化符號，經由婚姻被納入社會秩序，并成為父親、丈夫的利益置換物。認為金錢比面子重要的蘇大闊，以入贅的方式鯉躍龍門，成就商業傳奇。傳統的男權文化與商人的實用原則，又使其將女兒的婚姻當作增加、守護財富的重要砝碼，就連對女兒教育的重視也盡顯商人的精明和盤算。他以奇貨可居的商業法則權衡女兒的上門提親者，并在其口碑下滑后，造成了她的婚姻悲劇。嚴瞠出家后，他想讓被休的女兒繼續留在嚴家以保住顏面，后又企圖將其嫁給快50歲的黃老板，亦將對女兒的哀婉、冷落乃至嫌厭溢于言表。相反，他很滿意兒子蘇蝦米和長相不濟的姜穗的婚姻，尤其對姜穗的態度幾近諂媚。這些都將蘇大闊唯我獨尊、勢利自私的性格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

康熙年間解除海禁后，早期廣東的外舶有十三個國家，由此形成享譽中外的十三行。廣州“一口通商”后儼然成為世界貿易中心，鼎盛時期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之說。24蘇大闊入贅饒家后，成立自己的商號，做十三行生意，“以官制商”的外貿政策強化著他攀附權貴的欲望，也映襯出官商之間復雜的利益糾葛和權力制衡關系。姜穗的父親姜載林是十三行總商之一，“口含官憲，手握議價權”25，蘇大闊對姜穗的贊揚、討好，與其新女性的身份標簽無關，他甚至對女性解放及文明開化不感興趣，他真正看重的是姜載林的權勢、官商利益共同的搭建、亂世中的財富積累和守護。

在傳統中國，漫長的農業文明鑄就了一套與之匹配的安貧樂道的文化策略，重農抑商政策將人牢牢束縛在土地上，并形成整個民族對其他文化的敵視態度。無商不奸、為富不仁成為人們對商人的刻板印象。《如風似璧》中，張欣以現代視角重塑歷史，凸顯蘇大闊貪婪的商人本性的同時，經由他對大太太的深厚情感，對二太太的尊重和遷就，及對讀書人、教育的重視，展現出商人的多維面向。楊雙慶與蘇大闊某種程度上互為鏡像，凸顯出傳統商業文明的倫理要義。特殊的家世塑就了楊雙慶信義為先的價值認同，正所謂“誠交天下客，譽從信中來”，“儒家文化中誠信作為一條重要的道德原則，既是人立身處世、自我修養的基本原則，也是人們進行市場交易活動的基本原則。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了儒商‘誠信為本’的商業倫理”26。楊雙慶的家族因誠信名震四方，他最終也為信義忍痛割愛，同蘇大闊一樣通過婚姻改天換命，實現了篤守信用、振興家族的心愿。張欣也以被譽為世界首富的伍秉鑒為原型，通過姜載林撕毀巨額債據，讓生意失敗的美國商人回國，塑造了其講究信義、忠厚慷慨的儒商形象。“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可靠性。”“熟人倫理”維系著“私人的道德”27。合約、債據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受理性的支配，明確甲乙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從傳統的口頭承諾到簽訂合約，彰顯出西方現代文明對千年商都嶄新的商業倫理的建構。現代契約精神不僅體現在商人的貿易活動中，也早已融入廣州人的日常生活。在阿麥意外懷孕走投無路之際，賀大夫夫婦與其簽訂送子契約。即使阿麥迫不得已簽了協議，但她始終信守承諾，從未有過越軌之舉。誠信為本的商業倫理既指涉遵規守約的契約精神，也體現在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貿易原則中。九如舫被漢奸鵬仔巧取豪奪后，二太太在鬧市區開了家名叫燉品皇的小店，很快便一枝獨秀。而其荒謬的“貪泉”傳說背后，實則是注重真材實料的俗常道理。

20世紀的時代主潮是啟蒙、革命，以往的文學敘事強調知識分子在民族救亡中的重要作用，甚而以知識分子的成長史反映整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商業、商人的革命價值被大大忽略。在城市化的今天，我們思考傳統商業倫理現代轉化的同時，需重新審視商業、商人與革命的關系。張欣在《如風似璧》中，既凸顯出廣州綿延千年的傳統商業文明，又以楊雙慶這一“歸來者”視角，揭橥古老商都的歷史劇變，展現出其長期被遮蔽的“宏大敘事”。鴉片是英國為扭轉外貿逆差采取的極端手段，廣州的鴉片貿易頗為猖獗，“當年潮州商人開的德勝號是數一數二的華人鴉片商，在上海和各口岸多地設有商號”，精明的潮州商人掌握了鴉片的內地分銷渠道，幾乎壟斷了沿海、沿江的鴉片貿易。28鴉片貿易改變了世界貿易格局，給中國人帶來深重災難。鴉片戰爭更使中國門戶大開，“五口通商”后，“無數的廣州買辦早已挾著算盤、賬簿，風塵仆仆轉戰于上海、廈門、福州、寧波等地了”29。十三行風華不再，但其商業文明隨廣州商人北遷，進一步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楊雙慶的商人身份背后，潛隱著革命者身份，體現出時代對商人的身份、價值重塑，商業倫理與革命倫理的交融共生。商鋪進而成為革命聯絡點，金琉璃的最后一份情報也是經由商品與人物身份的隱喻得以實現的。即使顧懷玉、賀大夫等“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氣節，并為抵抗日軍的威逼利誘逃往香港，體現出商都人根植于心的民族精神、愛國情懷。

三、飲食書寫與地方性知識的創造性轉化

張欣在自序中直言“很想寫一部獨具廣州特色的小說”30。廣州是她長期傾力構筑的文學地理，但在其以往的都市小說中，廣州更像是一個現代性表征，那些頗具識名性的地域特質被有意無意地弱化。《如風似璧》中，張欣在描摹女性精神成長史、重述千年商都傳統商業文明時，將人物的“主體性與空間連接在一起，而且不斷與空間的特定歷史定義重新絞合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空間和主體性都不是自由漂浮的：它們互相依賴，復雜地結構成統一體”31。人物在頗具象喻性的地理空間挪移，形成特殊的成長共同體，地理空間進而不再是純粹的物質地貌，而是一個可解讀的文本。32恩格斯曾強調人物與環境的互動關系，張欣“小說中出現的諸多地理空間和景觀，不單是為了情節的展開建構坐標系，同時也承擔著推動敘事進程、塑造人物性格、表現作品主題等重要功能，并在此基礎上塑造了小說的美學風格”33。地理空間、地理景觀猶如系物樁，將人物與特定的地理經驗、地理記憶，尤其廣府飲食、器物、騎樓、園林、書畫、粵劇、南音、英歌舞等地方性知識相勾連，在凸顯人物性格特質、價值認同與精神訴求的同時，解碼民國廣州的社會文化結構及歷史記憶、廣州人的精神底色，并以此探尋地方性知識的創造性轉化路徑。

“地方性的經驗與知識，固然不會直接形成文學的地方風格，但沒有地方性經驗與知識的支撐，寫作就是無根的、漂浮的。”34對廣府地方性知識的“深描”是《如風似璧》的一大亮點，體現出作家對長期生活、寫作的這座城市的濃濃深情，一個現代心靈與千年商都的對話。地方性知識也是張欣勘察廣州文化地理，重述廣府文化的重要媒介。張光直指出“到達一個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過它的腸胃”35。飲食作為一種沉淀于身體的“習慣性記憶”，能夠“最為直接地反映某一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真實形貌，它構成了‘地方性知識’的最生動部分，也是‘民間智慧’的生動寫實，甚至成為地方社會結構的構成部件”36。卓絕的外貿優勢、經濟的繁盛，形就了廣州自成體系的飲食文化，“廣州城舊時的繁榮都是從‘吃’開始的”，“所有商行的開張尾牙、商務宴請，人們的婚喪嫁娶、滿月壽席、人情交往、同鄉聯誼，包括節假日、時令、節氣等說辭都不過是找個理由吃飯而已”37。張欣抓住飲食這一“地方記憶”，實寫了八十多道粵菜：既有宴會中的高級名菜，中西合璧的點心；亦有名不見經傳的家常菜，秘不示人的獨家風味。從而經由“廣州味道”的建構，凸顯廣府飲食文化、地方風物，勾勒民國廣州的時代面影與社會文化結構。

地理空間是文化的產物，又是一種文化的再生。與銀行、大新公司等現代新型空間不同，九如舫是一個集美食、娛樂為一體，商業與欲望交織的消費空間，也是一個不斷被時代新風改塑的文化再生物。這里不僅名廚云集、佳肴薈萃，更是高端宴請的不二之所。“食色，性也”，大酒樓的欣欣向榮促進了妓寨的發展，九如舫這座“金碧輝煌的水上浮城”“名不虛傳的銷金窟”38，與妙合形成某種利益共同體關系。在吳將軍父親的壽宴籌備期間，妙合老鴇梅貴姐特意請書法家顧懷玉，在瓷盤中寫上“遍地金錢”“喜從天降”等不免俗氣但喜慶吉利的菜名。食材的產地、烹飪、搭配、擺放、器皿背后蘊含著一種文明的方式，更折射出宴會的規格、人物的身份地位。宴會當晚蘇大闊又將餐具換成九如壽宴瓷，餐桌中央放著他送的玉雕壽禮，足見吳將軍權勢地位之高。飲食早已超越其使用價值，被社會消費符號、價值編碼賦值。器物作為身體的延伸物，亦映襯出上流社會講排場、好面子的奢靡風氣。人物的性格、心象、文化身份認同也經由器物呈現出來，形成物我合一的美學效果。服飾、發型乃人物文化認同與身份的象征物，同時嘶啞蒼涼的老琴別有韻味，“老琴背后不起眼的地方刻有一方印記，篆體的四個小字‘殘音沉韻’，令心嬌自小就有了以弱勝強的朦朧意識”39。琴與人互為鏡像，映襯出心嬌柔弱中不服輸的倔強。

作為至關重要的話語裝置和審美意象，飲食是建立和維護人物關系的重要媒介，并促進了人物的成長蛻變、故事情節的發展。二太太不是因為漂亮，而是以一道蛇羹征服了蘇大闊的胃。阿麥去打金時帶給鵬仔一些蘇府的食物、酒，進而與之發生了關系，她也是在買云吞面途中與鵬仔重逢，并結識花豬的。食物將人物巧妙地勾勒在一起，推動著其命運的突轉與主體生成。飲食也是人際關系的潤滑劑，當“言語被迫變成場面話的時候，食物則會傳遞某種信息”40。在成長期反復遭遇變故的心嬌不是妙合的頭牌，長相并不驚人，能力也談不上卓絕，但對人情世故的掂量，美食精髓的把握，使她得以在吳府絕處逢生。“食在廣州”不僅指涉兼容并蓄、博采眾長的粵菜特點，更顯示出“天下所有食貨，粵東幾近有之；粵東所有之食貨，天下未必盡也”的飲食風范41。心嬌精心準備的“家的味道”，喚醒了肖副官沉睡的“身體記憶”，也進一步拉近了兩人的關系。

這種以飲食為媒介的無聲交流，更體現在吳府家宴中，并勾勒出官場的權力角逐。鐘小姐的青樓菜、宛若出浴美人的荷花相映生輝，構成一幅曼妙絕倫的春夜圖。妙合姐妹的戲曲更是將宴會推向高潮：《武家坡》《聶隱娘》等京劇經典曲目，迎合了軍人的審美趣味、意識潛流；大喇叭留聲機的靡靡之音攝人心魂。留聲機、唱片的出現帶來廣州人娛樂方式的改變，豐富著粵曲、粵劇的傳播媒介。心嬌挖空心思討好吳將軍，以便獲得更多的生存資本；吳將軍小小翼翼地侍奉上司，借此維護、鞏固自我權力、地位，人世間的生物鏈如此鮮明地鋪展開來。然而暗流涌動的亂世風云，將一切全化作黃粱一夢。面對整個社會攀龍附會、奢靡淫亂的文化風氣，“南天王”陳濟棠為整治不正之風發起道德重建運動。吳府因家宴奢華成為整肅對象，心嬌首當其沖，被列入遣散名單。與社會的腐朽糜爛互為表里，打著抗日旗號的“兩廣事變”，透視出國民黨內部嚴重的派系之爭。兵變失敗后陳濟棠逃往香港，吳將軍、肖副官被暗殺，心嬌徹底失去最后的指望，重回妙合，對自我、世界有了更痛徹的體悟。

張欣還將美食上升為一種人生態度和智慧，一種開放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承載物。食物之美不僅在于食材的新鮮，更在于食物與烹飪者的心情交換、與享用者的能量交換。鐘小姐與心嬌、梅貴姐推杯換盞間互訴衷腸，女性間的憐惜、互助經由食物傳達出來，巧妙揭開各自隱秘的成長史。蘇、嚴兩家的中秋節宴會，顯示出廣州人的日常禮儀。“飲食文化與任何其他文化體系不同之處在于：特別強調通過對食物的品嘗過程貫徹一種社會倫理。”“從文字結構看，‘禮（禮）’與飲食從一開始就在倫理中約定俗成，而禮器與飲食器（諸如‘鼎’‘爵’等）的契合，更將中國文明中的‘飲食文本’抬高到了‘禮制’的高度。”42作為一種社會語言，“飲食文本”潛在的地方文化表述及社交屬性中，包含著特定的人倫秩序與社會價值體系。食物因此具有階層、等級之分，人物的政治經濟地位、階層屬性，總是經由這一“身體慣習”表現出來。出身卑微、窮得不愿跟人提及身世的鵬仔，在投靠黑社會老大陸山河后，企圖通過飲食的高品位，將自己裝扮成上等人。小說既以阿麥之口道出鵬仔無可逃遁的底層身份歸屬，又經由蘇步溪對其權力與欲望根源的揭示，表達了作者對這類于連式人物的同情、對人性的幽微與復雜的勘察。

阿麥于蘇府、黑市的空間置換，呈現出廣州淪陷前后的慘烈景象、廣州人的生存哲學與日常生活圖景。國民黨撤退前的焦土式破壞、日軍的轟炸掠奪，使廣州淪為人間地獄，“以食為天”的廣州人面臨嚴重的饑荒。小說進而以凄慘悲涼的饑餓敘事，揭開淪陷區廣州被遮蔽的歷史。食物亦是偵破命案、還原真相的推注器。二太太請章球來家里吃蛇羹，竟使他意外發現偵破鵬仔被殺案的線索。心嬌為求生存，借著鑼鼓喧天的英歌舞表演擊斃鵬仔，地方性知識與人物巾幗不讓須眉的英勇行為相映襯。各方勢力在鵬仔死后傳話章球停止查案，透視出鵬仔可憐又可恨的悲劇人生，社會內部盤根錯節的權力之爭。

早在1905年，梁啟超便提出要以世界視野取代中國視野來重新看待廣東。“中國中心觀”的生成和發展為我們重新審視我國的現代化過程提供了新思路。伴隨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提出，大灣區的文化獲得一種交融發展的歷史契機。張欣新作《如風似璧》經由女性的精神成長史，鉤沉千年商都的傳統商業文明、時代的現代變革，有著鮮明的全球化視野。小說以對廣府文化的重新敘述凸顯出作家的自我變法，同時有助于我們回到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以更為寬廣的視野探尋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的諸多可能性。

注釋：

1 雷達：《當代都市小說之獨流——張欣長篇近作的價值拓展》，《小說評論》2013年第2期。

2 程文超：《欲海里的詩情守望——我讀張欣的都市故事》，《文學評論》1996年第3期。

3 孟繁華、程光煒：《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 30 張欣：《自序》，《如風似璧》，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3、1頁。

5 [美]漢娜·阿倫特：《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輝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頁。

6 [美]蘇姍·格巴：《“空白之頁”與女性創造力問題》，孔書玉譯，《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65頁。

7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鄭克魯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頁。

8 16 23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5、48、9頁。

9 32 [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37頁。

10 15 17 19 25 28 29 37 38 39 張欣：《如風似璧》，花城出版社2024年版，第174、146、31、14、214、128—129、7、32頁。

11 陳序經：《廣東與中國》，《東方雜志》1939年第2期。

12 [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

13 14 葉曙明：《廣州傳》（下），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33、637頁。

18 戴錦華：《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20 倪錫英：《廣州》，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

21 黃遵憲：《羊城感賦六首》，載錢仲聯《人境廬詩草箋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4頁。

22 [美]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王志標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9頁。

24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5），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432頁。

26 潘小英：《現代商業文明應從傳統商業倫理中汲取營養》，《商場現代化》2006年第16期。

27 費孝通：《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0頁。

31 [英]凱·安德森、[美]莫娜·多莫什等：《文化地理學手冊》，李蕾蕾、張景秋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439頁。

33 單昕：《地理空間的敘事功能——對張欣廣州書寫的一種解讀》，《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34 謝有順：《談談“新南方文學”的文化地理》，《當代作家評論》2024年第1期。

35 張光直：《中國文化中的飲食——人類學與歷史學的透視》，載[美]尤金·N·安德森：《中國食物（附篇一）》，馬孆、劉東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頁。

36 42 彭兆榮：《作為文化文本之“舌尖上的中國”》，《文化文本》（第一輯），李繼凱、葉舒憲主編，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82、186、198頁。

40 [美]尤金·N.安德森、瑪利亞·L.安德森：《近現代中國的南方》，《中國文化中的飲食》，張光直主編，王沖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第351頁。

41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9），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04頁。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