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吳亮通常被視為1980年代中后期先鋒批評家的代表，但他的批評活動實際貫穿整個1980年代。批評家吳亮在1970—1980年代之交登場時，主要持一種強調“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的批評觀。他在1986年前后對新的文學經驗的甄選與描述，也仍然是此前觀念的延伸。而這種指向現實精神的形式研究，有別于《馬原的敘述圈套》中更為激進的、朝向“純文學”觀念的形式主義批評，呈現出理解先鋒文學思潮的不同視角。本文嘗試還原“先鋒批評家”吳亮的多重面孔，并在批評家研究和文學批評史層面重返先鋒文學。“確定性尋求”是吳亮批評轉向的內因，這種在文體與態度上從對話到獨語、從“亦此亦彼”到“或此或彼”的轉向，影響到吳亮在先鋒文學批評中所能發揮的作用，也提示了先鋒文學思潮落幕的內在緣由。

關鍵詞：吳亮 1980年代 文學批評史 先鋒文學 85新潮

吳亮2006年回憶起朱大可1986年寫給他的一封信：

語氣焦灼狂暴，他（筆者注：朱大可）那時正在批判謝晉電影，像堂吉訶德。在信里他擔心我激情衰退才智變為白色，我忘了我曾在他面前說過什么，他抱怨我離開了他，并且把公牛的犄角悄悄藏在兩腿之間。那是夏天，在一九八六年。1

對于吳亮1980年代中期的文學批評面貌，這段文字提供了不同于通常判斷的信息。以往研究多認為，吳亮是在“85新潮”中崛起的先鋒批評家2，但朱大可對吳亮在1986年顯得保守的抱怨，卻提醒我們思考，吳亮在最初面對“85新潮”時，是否有著不同于后來被化約為“先鋒批評家”形象的另一面？

也有研究者在更全面地梳理吳亮的批評經驗時，關注到吳亮1970—1980年代之交對《喬廠長上任記》的評論文章，并將其與《馬原的敘述圈套》（后文簡稱為《敘述圈套》）進行對比，提出“1985年”是吳亮文學批評的分水嶺3，認為他在1980年代先后有兩次批評出場，發生了從社會歷史批評到先鋒批評的轉向。然而，就如何理解這一轉向的發生，研究者的觀點卻直接依托于當代文學在1980年代中期轉型的整體判斷，對吳亮“先鋒批評”的認識也主要以《敘述圈套》為標志，認為他把形式提升至文學本體高度，由此確立了先鋒文學思潮的立足點。

本文嘗試還原批評家吳亮在1980年代的多重面孔，從吳亮自身在批評實踐中的狀態、觀念乃至文體形式的變化中，考察所謂“兩次出場”之間的延續與斷裂，發現其批評“轉向”的內在緣由。吳亮是1980年代參與并推動先鋒文學思潮發展的重要批評家之一，因此，研究與重估吳亮的文學批評活動，也是反思先鋒文學之“先鋒性”、以及先鋒批評之于先鋒文學發展的意義與局限。

一、批評家吳亮的出場：一種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

在經典文學史敘述中，批評家吳亮往往與馬原、“敘述圈套”、先鋒文學等關鍵詞綁定在一起4。但早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當吳亮還是一名上海工人時，就已經開始了他的批評活動。1981年，《上海文學》第2期和第5期分別刊發了《變革者面臨的新任務》（后文簡稱為《變革者》）和《一種嶄新的藝術在崛起嗎？（一個面向自我的新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后文簡稱為《一種嶄新的藝術》）。二十余年后，吳亮回憶稱這兩篇文章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批評面貌：一是“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一是“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寫作”，而自己后來“慢慢傾向于現代主義的批評了”5。不難看出，這是一段以先鋒批評家吳亮形象為起點向前回溯的成長史，在這一后設視角中，對話體文章《一種嶄新的藝術》儼然是批評家吳亮從“社會歷史”轉向“現代主義”的第一步，但若細究這篇文章誕生的歷史細節，又會發現所謂現代主義傾向中的社會歷史內容。

吳亮之所以寫作《一種嶄新的藝術》，源自《變革者》發表過程中遭遇的挫折。工人吳亮走上批評家之路，離不開張弦、李子云、周介人等人的幫助6，其中周介人作為《上海文學》的編輯在《變革者》的寫作、發表過程中起到了極大的引導作用。周介人多次叮囑吳亮刪去文中的政治忌諱及有關體制的論述，文章確定要在次年第2期作為頭條發表后，又因為收到文學創作要考慮社會效果的通知，要求吳亮再次進行修改。《變革者》初稿已無從查證，但從刊發版本仍能感知，在一般的文本解讀之外，吳亮還試圖越出文學研究的軌道，為社會現實尋找出路。他把喬光樸這一變革者形象從文學環境遷移到社會環境中，認為其改良舉措未能真正觸動“經濟和政治體制中那些不合理的成分以及相伴隨的保守意識”，“探明海中的暗礁、漩渦和潛流”7是吳亮對現實社會改革的要求。正如他自己所說，當時“想法比較龐雜，都想通過這篇文章表達出來”8。

吳亮后來講述了1980年代初文章發表過程中的刪改故事：

我初出茅廬，身為一個普通工人的業余評論寫作者，對最早竭誠提攜我的已故前輩李子云和周介人理應心懷感激之情，雖少不更事，畢竟也懂得前輩們在文學界幾十年歷經風云變幻如履薄冰，因此我必須學會妥協，必須同意自己的觀點被刪改，必須心有不甘地將論述重點轉移，必須容忍我的某些定義被削弱被置換，必須無奈地接受我并不喜歡的字詞出現在署有我名字的文章中，當然這還遠遠不是從寫作到發表過程中的全部故事。9

面對前輩對文章的處置，吳亮只能妥協，但這種失望在同時期所寫《一種嶄新的藝術》的順利發表過程中又得到了補償。《變革者》發表后，周介人邀請吳亮繼續為《上海文學》寫文章。1981年初，吳亮交出了《一種嶄新的藝術》，周介人對這篇文章也有很高評價，并特別指出相較于偏向社會政治層面的《變革者》，這篇討論現代藝術的文章很安全。于是，在周介人的建議下，吳亮從1981年到1985年持續完成了十余篇對話體文章。

可見，《一種嶄新的藝術》這一后來被吳亮歸為“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寫作”的開端之作，并非現代主義知識影響下的形式實驗，而是具體情勢中批評家為發展其批評事業、推進其批評意圖的策略性嘗試，“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寫作”也并非與“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相對立的另一種文學觀念。事實上，在批評新人吳亮登場后很長一段時期的批評活動中，吳亮都更多延續了《變革者》對“社會歷史意義”的追求。

例如在有關“朦朧詩”的論爭中，吳亮就表達了支持與反對之外的第三種立場。1981年3月，吳亮在《傳統岌岌可危了嗎？》10一文中表示既不與“教條式批評”同流，也不贊同“新原則”。因為“新原則”中“不屑于做時代精神的傳聲筒”的主張取消了詩人與時代的聯系，朦朧詩強烈的自我表達意識正是轉折時期的特殊時代精神，而新詩伸張自我只是一個開端，只有重新走出自我、面向社會與時代并關心民族命運，詩人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生長。1982年1月，在回顧“朦朧詩”論爭時，吳亮進一步提出“內在的文學批評”11，表示批評應該在作品提供的文學世界之中做出判斷和闡述，不能滑入政治批判和道德教訓的軌道，但同時不能把文學局限在純審美和純感情框架內，要將文學與現實生活、社會問題、人生哲理視作不可割裂的整體。既強調內在于文學的批評視點，又不割斷文學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成為吳亮此階段批評的原點。借用吳亮評價高曉聲創作轉變時的說法，“他的褲腿上將永遠有著使人難忘的鄉下佬的泥巴”12，吳亮的批評實踐在很長時間里都強調著令他難忘的“社會歷史意義”。

而這種對“社會歷史意義”的重視，又不僅僅是強調文學要反映現實或作家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在文藝理論界討論作家主觀能力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作品時，吳亮指出作家的“膽與識”是決定成敗的關鍵因素。新時期初，突破題材禁區的思想解放造就了文學的轟動效應，但將題材化約為社會問題的寫作也隨之暴露出文學向自身尋求方面的孱弱。吳亮認為這類作品并沒有“運用自己的真正特性來反映社會生活和人的心靈生活”，只在趨奉時尚。而所謂“膽與識”的關鍵，是要聚焦于對“心理深層結構的揭示和看來是不太敏感的部位的獨到剖析”13。吳亮屢次強調對“看來是不太敏感的部位”的開掘，也就是說，作家只有突破了有關社會熱點的主流認識，不停留于顯而易見的現實問題的表面，才能實現內在于文學的、對社會歷史的“獨到剖析”，這才是吳亮心中真正的“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

為了實現“社會歷史意義”而強調作家的主體意識，這一點也格外體現在此期吳亮有關小說形式的觀點認識中。例如，面對王蒙獨辟蹊徑的小說布局以及看似故弄玄虛的遣詞造句，吳亮并沒有沿著現代派論爭的方向去糾纏形式創新的問題，而是提出要越過小說的外部特征去把握作家的思想和觀念。吳亮指出王蒙有兩個世界：一是接納了所有印象的世界，一是給觀念國土劃定疆界并使思想趨于穩定的世界。在二者的交融下，王蒙并沒有無原則地接受所有外來思潮與藝術手法，而是更偏向以一種“維護民族傳統，強調人的和諧，相信進步，提倡謙讓、寬容、勤勉和耐心”的態度，來展現民族的珍貴品質。在吳亮看來，《最后的“陶”》和《相見時難》表現了王蒙“站在中國民族立場上的時代反省意識”，而王蒙所列出的種種“社會進步的內在條件”，正是人們面對現實困難情境時得以“站立得更穩健的精神臺基”14。可以說，吳亮對王蒙的分析，也是他對自己的批評作為一種“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的期許與實踐。

1984年7月，經由程德培介紹，吳亮參加了“李杭育作品討論會”，李杭育的小說《葛川江上人家》《最后一個漁佬兒》《沙灶遺風》在歷史文化層面表現出的新質推動了吳亮的進一步思考。葛川江系列小說發表于1983年上半期，一年以后《沙灶遺風》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然而，直至1984年初夏，當時文壇“核心圈的權威批評家”還是對李杭育的小說保持緘默。面對閻綱們的“失語”15，吳亮提出了“文學意識的自覺開放”一說，將原本指向社會現實與心理結構的批評觀念擴大到了社會、心理、歷史、哲學及人類問題16，試圖充分打開文學與外部世界的幾乎所有問題建立關聯的可能性。吳亮由此加入尋根文學思潮，為其推波助瀾，但又表現出對尋根文學的別樣觀察。面對到鄉野邊地中去“尋根”的創作傾向，在1985年底的“長江三角洲青年作家、評論家當代小說研討會”上，吳亮由自己的城市生活經驗出發，提出要發展城市尋根文學17，持續探索文學如何加強與現實世界的關聯。面對部分作家作品對民間話語的癡迷和對文化材料的堆砌，吳亮批評文化在拯救文學時可能也消解了小說的文學本位18。由此可見，吳亮的“尋根批評”仍然秉持著他自出場以來就確立的內在于文學的批評視點，以及重視社會歷史意義的批評標準。這反映了1980年代上半期吳亮批評觀念的穩固性，也提示我們進一步思考，被譽為“先鋒批評家”的吳亮在最初面對“85新潮”時，或許并未以一種斷裂姿態從社會歷史批評傳統中剝離。

二、吳亮在1986年：新小說的“現實精神”與文體劃分

1985年開始，“一些很好的作品”19集中發表，吳亮希望“放棄掉個人既定的評定框架和慣用的尺度”，“以一種陌生無知的態度”來“接觸一九八五年的某些小說”20。不過這一想法并沒有馬上實現。在闡釋新的文學經驗時，吳亮雖傾向于突破以往的批評認知視野，但也仍然試圖通過對“新”的界定，來協調他對“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的堅持。吳亮1986年前后參與編定的兩個小說選本可以為考察其批評觀念的調整提供重要參照。

1985年3月，在廈門“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上，吳亮對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用于文學研究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21。同年8月，在上海作協理論研究室的一次座談會以及隨后《文藝報》舉行的“青年文藝理論批評工作者座談會”上，吳亮都表示文藝理論界所熱衷的“方法論”與當下變化了的文學現象之間存在隔膜，因此在討論批評理論之外，還應該全力研究新的文學經驗，為以后的文學史寫作打下基礎22。吳亮、程德培兩人在對話后認為，編定選本這一方法對于評價、概括層出不窮的作品有重要價值。在隨后的“長江三角洲青年作家、評論家當代小說研討會”間隙，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找到程德培、吳亮，希望他們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23為“文藝探索書系”編一個小說選本，這正與兩人的謀劃相契合，成果就是1986年初出版的《探索小說集》。

1985年12月，吳亮為選本《探索小說集》寫了一篇后記，題為《當代小說：一次探索的新浪潮——對一種文學現象的描述、分析與評價》24。他首先指出，小說的本質是自覺介入世界，“現實精神”不會在文學中消退。對于“現實精神”在新時期以來小說中的呈現形態，吳亮整理出這樣一條發展線索：直接批判的歷史意識——映照現實的當前意識——籠罩全體的當代意識。“當代意識”則包含社會背景、國際文化交流與傳統文化，1985年的小說新浪潮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生成的，能“容納世上的萬有，突破不合時宜的禁區，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生活場面、景觀、現狀與心態、問題情境和歷史文化”。在這里，吳亮用“現實精神”為小說新浪潮作出了一個關鍵性描述，將“探索小說”嫁接到“社會歷史意義”的寫作上，保持了自身批評觀念的延續性。

接著，吳亮進一步分析小說“各具特色，互不相同”25的內在動力，形式研究成為抓手。他指出近來不少小說在敘述方式、敘事體態、結構、修辭、語式、氛圍、韻味、風格、氣質上，表現出了以往知識理論難以闡釋的形式創新之處，這是“小說實踐的向前沖刺留下的理論空白”。通過表達對強調文學自足性的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的不滿，吳亮指出形式是小說家把握世界的一種外化形態，因此研究形式同樣需要探索其背后社會、歷史、文化和人類精神復雜構成的奧義。吳亮對張辛欣、桑曄《北京人》的評論即是這種形式研究法的例證。他表示，口述實錄體小說《北京人》呈現出的是沒有直接干預的、被采訪者的獨白，但實際采訪者與被采訪者之間存在著隱形交流，而作者在形式上的撤離“給予了每一個被采訪者充分表露自己的機會”，這種“表露欲”正是當前文化的一個特點26。

如果將此期形式研究與吳亮1982年討論王蒙小說形式時所提出的——越過小說外部特征去討論作家思想觀念的批評視角進行比較，會發現在與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的對話中，吳亮對小說的形式探索的確表現出了更強烈的闡釋興趣，但他又沒有脫離“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只將形式作為理解小說的中間環節，認為只有在與文學外部世界的關聯中才能把握意義的生成。可見，在討論1985年小說的形式探索時，吳亮也試圖捏合其與“社會歷史意義”的關系。在吳亮此時的批評認知里，用“現實精神”與“形式創新”共同描述“85新潮”，實則仍是他此前以“社會歷史意義”為基礎的批評觀念的演進。

由于出版社的干預，《探索小說集》的編選最終有所限制27，于是，1985年底，吳亮、程德培商定再出一個選本。1986年初開始編選，《新小說在1985年》于9月正式出版。對于這一選本中收入了《5·19長鏡頭》和《公共汽車詠嘆調》，已有研究者特別指出，與以往文學史敘述多從現代主義潮流錨定“85新潮”不同，吳亮、程德培對“新小說”的理解顯然還包含了對現實主義傳統的創新期待28。然而，若通讀吳亮1985至1987年間對此類紀實性寫作29的相關評論，與其說他是直接在現代派與現實主義區分的層面上重視此類作品的形式創新價值，不如說他還是從如何更好地實現“社會歷史意義”的批評主張中，如前述吳亮認為《北京人》的形式選擇就凝聚了當前文化的突出特點——來統觀1980年代中期的新的文學經驗。

選本《新小說在1985年》中的每篇小說前有編者寫的具有微型評論意義的導言。吳亮表示《5·19長鏡頭》在對待社會事件、個人心理、輿論解釋方面體現出了真實與民意，是社會不可缺少的30。另一篇《公共汽車詠嘆調》也被選本認為能夠“促進人與人的相互理解、同情和原諒，使人們在現狀下保持一種寧和及容忍的心境，免在無謂的怨憤和牢騷中影響良好的情緒”，具有一定的社會內涵31。可見，紀實性寫作憑借與社會現實的緊密關聯性，在吳亮的批評視野里占據了重要位置。在此前《探索小說集》的后記中，所謂報告小說和口述實錄文學也被吳亮視作虛構與杜撰之外小說發展的另一條途徑。可以說，兩個小說選本之所以表現出對紀實類的“探索小說”與“新小說”的強調，吳亮1980年代上半期的批評觀念仍是其中的重要動力。

不過，在強調“新小說”中共通的“現實精神”指向時，吳亮也逐步表現出一種文體劃分意識。1986年，吳亮越發注意到當前小說創作趨勢中，已出現一大批溢出現實主義文學成規、無法用題材或主題論去概括的作品，它們注重虛構，按此時關于文學本體論的討論看更具有文學自足性，如殘雪尤令人“費解”的小說《蒼老的浮云》和《黃泥街》，馬原記錄想象中完成的假定經驗的《虛構》，孫甘露完全“由文字符號召喚”32出的《訪問夢境》等。吳亮表示在這些小說中，現實問題基本處于失落狀態，而同時涌現出的“新聞小說”恰好可以接受“虛構小說”所告別的社會問題與事務等現實領域33。1986年底，吳亮寫出《新聞小說這一年》《論新聞主義文學》《新聞、社會和文學》來討論一系列報告文學、紀實小說和大特寫。在這組文章中，吳亮開始有意識地將他對“社會歷史意義”的追求分配給“新聞主義文學”34，為虛構文體生成新的文學追求騰挪空間。如果說在選本《新小說在1985年》中，吳亮仍將紀實性寫作納入文學研究的對象范圍，那么很快地，他就將想象、虛構與社會生活、人的情感視作一組對立的特點，并借此區分了文學作品與“新聞主義作品”，認為后者只應當被放在新聞領域予以考慮，不能歸入文學研究的范疇35。在此可以把同時期程德培對“新聞性的紀實體小說”的討論作為參照，與吳亮“新聞小說——新聞主義文學——新聞主義作品”的處理不同，程德培仍然指出當前小說創作中存在實驗與紀實兩種分裂但又統一的發展方向36。對比可見，吳亮原有批評觀念中的“社會歷史意義”底色正在逐漸模糊，另一種批評選擇正浮出水面。

綜上所述，在回應1985年的小說新浪潮時，1986年的吳亮一面在批評實踐中重釋現實精神的指向及其與形式創新的關聯，由此持續發展了他關于“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的批評主張；另一面，吳亮也越來越感受到新的創作潮流要求文學批評突破既有范式的緊迫性。程光煒曾對比吳亮1985至1987年間分別發表在《上海文學》和《當代作家評論》上的文章，認為他此時不僅寫先鋒批評，也寫現實主義評論37。這種研究者眼中的混雜交叉狀態，正是吳亮在1986年未脫其初次登場以來批評底色的集中體現，但其中所謂“先鋒批評”的一面，如本節所論，又不能被簡化為現代主義追求或形式主義的文學觀。1987年，吳亮發表《敘述圈套》，被認為是先鋒批評家吳亮出場的標志。如果說，直到1987年，吳亮才明確與初次登場時的批評底色斷裂，那么吳亮在1986年的混雜交叉狀態，則意味著所謂“先鋒性”的發生，還有一段需要在慢鏡頭中回放的前史。

三、吳亮批評轉向的內在線索：從“亦此亦彼”到“或此或彼”

吳亮在《敘述圈套》開篇即表示“不打算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依照小說主題類別等等順序”來“呆板”地分析馬原的小說，而要找一個“和馬原不相上下的方式”以展示批評家的能力和靈感；當要討論馬原的觀念時，又明確指出自己所關心的“并非是馬原本人企圖塞在他的小說里的外在意圖和見解”，也不是作家“偷偷地想假借他的故事來隱喻、象征、提示的抽象概念”38。相較上一節所述吳亮在最初面對“85新潮”時對以往批評觀念的協調，可以明顯看出《敘述圈套》的不同。首先，在吳亮過去以“社會歷史意義”為底色的批評實踐里，作家的主體意識非常關鍵，怎樣理解形式探索背后的作家意念是吳亮關注的重點，而在《敘述圈套》中，批評家為自己賦予了對作品極大的闡釋權。另外，吳亮以往講求文學的內外關聯，認為形式研究需要抵達具有“社會歷史意義”的彼岸，而《敘述圈套》只關注敘事本身，拋開了“所謂的意義”“西藏文化”39等小說主題的闡釋。可見，吳亮對馬原小說的形式分析與一年以前他對形式研究的認識已有顯著差異，《敘述圈套》反而更接近于他過去試圖拉開距離的形式主義批評。

那么，《敘述圈套》為何呈現出此種“先鋒”面貌？吳亮的批評又為何發生了轉向？以往研究多將其歸結為現代主義思潮的活力奔涌與西方文藝理論的大量引進40，雖然這些外部因素也影響到吳亮的思考與選擇，但正如本文前兩節所論，仔細考察吳亮1980年代上半期圍繞其最初設定的批評底色所開展的實踐活動本身，同樣可以為先鋒批評家吳亮的出場梳理出一條內生性線索。

除了不斷開拓關于“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的批評認識，“對話體”是批評家吳亮自1981年出場后就持續探索的批評實踐。在第一篇對話體《一種嶄新的藝術》發表后，直到1985年，他接連寫了十余篇對話，之后結集為《藝術家和友人的對話》出版。本文在第一節中已經說明，最初對話體的寫作只是起因于避免發表困難的權宜之計，但這一特殊的批評文體本身也凸顯了吳亮批評觀念的特質。而四年時間內吳亮在對話體寫作中的狀態變化及此后對這種文體的放棄，恰恰可作為考察其批評轉向的一個窗口。

程德培稱“提起吳亮，人們都會聯想到他的一連串‘對話’”41，毛時安也表示“吳亮的名字是和他的《對話》一起脫穎而出的”42。直至1989年再談到這一系列對話體文章時，王干“仍覺得很好”，因為對話里的矛盾悖反狀態帶出了立體的閱讀效果43。正如王干的總結，吳亮的對話體文章呈現出一種矛盾狀態。對話雙方的其中之一新藝術家往往能敏銳感知到外部世界不斷涌現的新信息，另一方友人則恪守傳統藝術觀念，每篇對話圍繞雙方在某一觀點上的矛盾交鋒展開。吳亮表示，對話是在展示疑惑，由于對一些問題的思考無法明朗化，思想常被兩種相反的聲音纏繞，因此他對于辯論雙方都是既贊同又懷疑，保持一種“亦此亦彼”的態度44。

吳亮對這一寫作體例很有興趣，開出了一系列寫作計劃，但這些想法還沒來得及具體展開，他在1986年1月就宣告了對話體寫作的終結：

最近以來，我的思考方式似乎在走向“一元狀態”，這種狀態是不符合我的對話要求的。不知你是否發覺，我近期的若干篇對話減弱了沖突，雙方僅僅是在“互補型”地閑聊。我自感這種狀態實際上和內容產生了分裂，換句話說，它完全可以不寫成對話。于是我反省了自己終于醒悟到，那種在矛盾狀態中同時顯示雙方的思維習慣和表達習慣，可能在被另一種“確定性尋求”所沖淡。這一過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我將順著它寫出另一種面貌的文章。對此我是平心靜氣的，并不感到不安。不過，由于這些原因，我的對話看來就不得不中途輟筆了。45

這段自述里包含了理解吳亮批評轉向的關鍵信息。一個批評家的思維與表達習慣常會外化為批評寫作的文體風格及其篇章結構。如果說，對話體更能容納多元的文學觀，即吳亮所說“亦此亦彼”的批評態度，那么到1986年時，吳亮已經明確意識到自己正在走向“一元化”的思想狀態，需要調整批評中的對話模式。以吳亮發表于1985年4月的一篇“對話”為例，推動對話的不再是矛盾交鋒，而是疑惑與補充，“這個問題你是如何考慮的”與“你忽略了這么一個問題”46這種提問啟發的方式，取代了最初諸如“閃爍其辭！我聽膩了這一套”和“你錯了”47的激烈辯論。在雙方閑聊中完善觀點表達的寫作，顯然已偏離了吳亮最初設想中任一觀念主張都無法占據絕對支配地位的對話狀態。而對于一個認為“改變批評的表述文體”會“迫使視點的轉移”48的批評家來說，吳亮最終選擇了放棄對話體寫作。

對于思考方式走向一元狀態，吳亮沒有感到不安，并認為這一過程不可避免。1984年底，吳亮提出“批評即選擇”，認為批評是一種“確定性的尋求”49；1985年2月，他反思自己以往的批評被“分散了注意力”而“沒有一個中心議題，又缺乏對某一問題的全神貫注”。“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自覺面向廣泛議題的開放意識，在吳亮的批評觀念建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正如吳亮所言，這種開放性又使其文學批評留下了“一串散漫的屐痕”，而沒有對準一個“靶子的中心”50。由此，他開始尋求自己的確定性目標。

吳亮的“確定性尋求”進行不久就迎來了描述1985年新的文學經驗的關鍵節點。早在1985年初關于“方法論”的討論中，他就表示批評方法來源于批評家的人生經驗與主體需要，而對批評對象的研究正是對批評主體自身的深入挖掘51。接連涌現的“探索小說”和“新小說”，以批評對象新的特質推動了吳亮批評主體的自覺。盡管他此時仍在調整自己有關“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的批評觀以囊括這些新質，但當吳亮最終決定把新聞小說從文學領域剝離時，其思考方式已經基本告別了之前“亦此亦彼”的態度，做出了他的批評選擇。

隨后的《敘述圈套》表達了吳亮態度明晰化后的文學觀，不僅意味著“確定性尋求”的完成，也意味著吳亮轉向一種有強烈排他性的、“或此或彼”的批評主張。與指向矛盾多元的“亦此亦彼”觀念相對照，“或此或彼”意指爭鳴中個別意見的持有者擁有明確的立論52。當吳亮1988年重談劉心武的《5·19長鏡頭》時，聲稱不曾對其做出過“藝術評價”，因為劉心武的作品只是盛裝內容和意義的“容器”53，而“藝術就是那個叫形式的事物的另一名稱，它純粹是形式，絕非‘有意味的形式’”54。這一對于自己以往批評觀點的重塑，具有明確的偏向性和排他性，正是吳亮“或此或彼”觀念的生動呈現。

在“確定性尋求”逐步清晰的同時，吳亮的批評文體也由對話轉向獨白，實踐結果就是緊接著《敘述圈套》完成的《秋天的獨白》（寫于1987年秋）一書。王干、王蒙稱之為語錄體寫作，但兩人都表示，《秋天的獨白》已經“自說自話到空谷無人的地步”，對吳亮來說，從對話走向獨白是一種退化，批評家由于“急于讓自己長出胡子”，特意“穿上了比身體大許多的衣裳”55。應當說，從對話到獨語的文體轉變，從“亦此亦彼”到“或此或彼”的態度，是吳亮“確定性尋求”的自然結果。一方面，它確實意味著一位有鮮明個人風格與觀點主張的批評家的發展成熟，正是通過與先鋒文學的相互指認，吳亮以激進姿態推動了文學變革。但另一方面，在《敘述圈套》之后，吳亮針對具體小說的批評實踐明顯減少，過度依賴批評家自身的智識，不僅會出現批評后勁不足的情形，也會導致本是為了配合小說多樣性發展而自然形成的“圈子批評家”56，越來越成為封閉在某一圈子內的唱和。

這就是事物的一體兩面，吳亮的批評轉向助力了先鋒文學的興起，但也限制了他在先鋒文學思潮持續發展中可能發揮的作用。在1988年10月舉辦的“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會議上，當毛時安、李劼等先鋒批評家表現出對先鋒文學發展的反思時，吳亮極力為先鋒文學作家辯護，稱寧愿在中國文壇看到第二個博爾赫斯，而不愿看到一百個巴爾扎克，對于先鋒文學作品近來遭到的冷落，他認為是應該鼓掌歡迎的好事57。“小土丘有何資格責備高山脫離大地？高山正聳入云霄”58，在1980年代后期，吳亮面對先鋒文學的創作困境似乎持一種視而不見的態度。當時就有人批評吳亮維護“先鋒派”時流露出了高貴性和拯救感，是在保住自己的批評地位，并妄圖成為“精神權威”59。

如果回到本文開篇所引1986年朱大可對吳亮的評價，會意識到朱大可眼中吳亮的“激情衰退”恰恰也可能是批評家孕育出更飽滿的先鋒認識的契機。一個例子是，1986年，面對其他人將1985年的一些小說與西方存在主義文學“作簡單比附”的觀點認識，吳亮指出這全然不顧不同國家之間歷史、文化、政治、經濟條件、語言和思維特點的差異，取消了“文學藝術的最終現實根源”60。對“85新潮”與“社會歷史意義”的捏合看似保守，但這一批評觀念實則呈現了吳亮與西方理論的對話，不把現實精神與形式研究做簡單對立。換言之，對于小說界不斷涌現的“現代主義文學”，吳亮實際上有一套由“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延伸出去的闡釋方法與認識，而“亦此亦彼”的態度，也意味著先鋒文學批評不必然走向在形式本體論與摹仿論、反映論之間二選一的“或此或彼”的文學主張，有可能從中構想出中國本土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道路。

如果吳亮的批評轉向中不僅有“斷裂”，也有“延續”，這是否會造就先鋒批評與先鋒文學思潮互動中的另一重風景呢？然而，執著于“社會歷史意義上的寫作”并不斷在與作家作品的對話中調整其文學之眼的吳亮，最終還是成為了昨日的故事。留在人們印象中的，是先鋒批評家吳亮，是文學史上被標記為現代主義與敘事革命的先鋒文學的濃墨重彩的一筆。

余 論

1993年10月，吳亮赴臺參加“海峽兩岸文學”會議時，以《回顧先鋒文學——兼論80年代的寫作環境和文革記憶》為題作了報告，有研究者指出吳亮此時表現出了立足1990年代重釋先鋒文學的批評意識61。吳亮表示當先鋒文學發展到格非、蘇童、北村、孫甘露、潘軍等先鋒后繼者的的小說創作時，很難再找到文學與現實的隱喻關系，因此后期先鋒文學只能成為一種書寫事件，不可避免地遭遇走向終結的危機。吳亮的這一觀點不僅是對先鋒文學發展的反思，同時也為清理先鋒文學批評提供了有力參考。作家李杭育1989年就指出，吳亮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小說界扮演了“教練員”的角色，通過“高度肯定某種寫法，同時漠視其他寫法”的批評實踐來快速向創作界反饋，以推進作家的創新節奏，因此“一場比誰更‘現代派’的競賽在年輕作家們中間如火如荼地展開”62。這一形象的描述揭示了吳亮在“確定性尋求”中強調自足性與排他性時，對先鋒文學發展乃至危機造成的潛在影響。而如果回到吳亮1980年代文學批評的整體脈絡，會發現他1990年代初對先鋒文學的現實關聯性的反思，恰恰可以追溯到他在1980年代上半期建構的由“社會歷史意義”出發的文學批評觀，也是他在1986年面對文學新潮時豐富認識的回響。

本文雖聚焦于批評家吳亮的“兩次出場”，但更深層意圖是從對吳亮批評轉向的重返與重釋中，重估先鋒批評之于先鋒文學思潮發展的作用，嘗試一種由批評家研究進入文學批評史與文學史的研究法。文學史中還有很多像吳亮這樣值得回溯的批評家，他們大都以單一的、“或此或彼”的面孔被固定在對文學思潮或作家作品的講述中，而實際上他們作為“變革中的個人探索者”，其批評活動遠遠大于文學史上的命名與概括。這些個人批評史中看似“亦此亦彼”的思想實踐，是文學史的豐富現場，也是值得今日文學批評細細琢磨的前輩的故事。

注釋：

1 吳亮：《夭折的記憶》，商務印書館2012年版，第174頁。

2 涉及的主要論文和著作有吳亮、李陀、楊慶祥《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和先鋒批評》（《南方文壇》2008年第6期），李建周《先鋒小說的興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版），程光煒的《如何理解“先鋒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2期）、《小說探索浪潮中的批評家》，（《文藝爭鳴》2016年第10期）、《當代文學中的“批評圈子”》（《當代文壇》）2016年第3期，崔慶蕾的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19年），余竹平《先鋒批評與文學性的重構——以上海先鋒批評群體為中心》（《當代文壇》2023年第6期）等。

3 如注釋②提及的李建周、崔慶蕾、余竹平等人的研究。

4 比如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338頁。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292頁。

5 8 19 39吳亮、李陀、楊慶祥：《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和先鋒批評》，《南方文壇》2008年第6期。

6 1979年，張弦通過友人與吳亮取得聯系，吳亮《變革者面臨的新任務》一文的寫作就離不開張弦的鼓勵。在1979年8月“上海市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美術創作座談會”間隙，張弦向劉錫誠介紹了上海青年工人吳亮，但因為北京、上海兩地相隔較遠，劉錫誠又把吳亮介紹給了時任《上海文學》副主編的李子云。1978年底，上海作協開辦文學評論培訓班，培訓的工作實際由《上海文學》的編輯完成，其中文學評論培訓班的帶班老師是李子云和周介人，吳亮以工人身份參加了這一培訓班。

7 吳亮：《變革者面臨的新任務》，《上海文學》1981年第2期。

9 吳亮：《〈文學的選擇〉再版后記》，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頁。

10 吳亮：《傳統岌岌可危了嗎？》，《雨花》1981年第10期。

11 吳亮：《內在的文學批評》，《社會科學》1982年第5期。

12 吳亮：《并非難解之謎——評高曉聲晚近的小說》，《雨花》1983年第11期。

13 吳亮：《文學家的膽與識》，《雨花》1983年第4期。

14 吳亮：《王蒙小說思想漫評》，《文藝理論研究》1983年第1期。

15 李杭育：《我的1984（之二）》，《上海文學》2013年第11期。

16 吳亮：《文學的未來》，《文學的選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77—78頁。

17 鐘本康：《當代小說發展的新態勢——記長江三角洲當代小說研討會》，《文學自由談》1986年第1期。

18 吳亮：《文學中的文化和文化中的文學》，《作家》1986年第4期。

20 吳亮：《前言》，《新小說在1985年》，程德培、吳亮編選，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頁。

21 51 曉丹、趙仲：《文學批評：在新的挑戰面前——記廈門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文學評論》1985年第4期。

22 於可訓、吳亮：《自覺意識·主體精神——關于文學批評的通信》，《中國作家》1986年第2期，程德培：《上海作協座談變化中的當代小說與文學理論》，《文學自由談》1985年第1期。

23 李慶西：《在文學現場紀念程德培兄》，《上海文化》2023年第11期。

24 選自程德培、吳亮：《探索小說集》，上海文藝出版社、香港三聯出版社1986年版，第630—655頁。這一后記雖然署有兩人的名字，但其實吳亮是主要的寫作者，此文章后被收入吳亮的個人文集《批評的發現》（1988年），而且并未有程德培的署名。

25 王蒙：《引言》，《探索小說集》，程德培、吳亮，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6頁。

26 吳亮：《中國的民眾在想什么？——讀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作家》1985年第7期。

27 程德培、白亮：《記憶·閱讀·方法——程德培與新時期文學批評》，《南方文壇》2008年第5期。

28 楊慶祥：《〈新小說在1985年〉中的小說觀念》，《南方文壇》2008年第4期。

29 本文無意糾纏八十年代文學語境中“問題小說”“紀實小說”“非虛構小說”“新聞小說”“報告文學”“大特寫”的概念區分，而直接按照吳亮的使用原則。

30 31 程德培、吳亮編選：《新小說在1985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526頁。另外，選本中的小說短評并沒有單獨的署名，不過《5·19長鏡頭》的導言能確鑿為吳亮的手筆。1985年，《文匯讀書周報》主編酈國義為程德培、吳亮在報上開辟專欄“文壇掠影”，從1985年8月開始，兩人交替為國內文學期刊新推出的作品寫短評，每周一篇。《5·19長鏡頭》正是吳亮點評的第一篇作品，短評題為《問題小說與民意》，其中觀點就進入了選本的導言中。

32 吳亮：《告別1986》，《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2期。

33 吳亮：《新聞小說這一年》，《文藝爭鳴》1987年第3期。

34 吳亮：《論新聞主義文學》，《批評者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頁。

35 吳亮：《新聞、社會和文學》，《批評者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頁。

36 程德培：《審視對象與反省自身——文學思考中的一個兩難》，《清明》1987年第6期。

37 參見程光煒：《如何理解“先鋒小說”》，《當代作家評論》2009年第2期。

38 吳亮：《馬原的敘述圈套》，《當代作家評論》1987年第3期。

40 崔慶蕾：《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研究》，山東師范大學2019年博士論文。

41 程德培：《我看吳亮》，《文學自由談》1986年第1期。

42 毛時安：《真理，在矛盾的陳述中展開——吳亮、〈對話〉及其他》，《文藝評論》1986年第1期。

43 55 王蒙、王干：《十年來的文學批評》，《當代作家評論》1989年第2期。

44 45 吳亮：《編者與作者的對話》，《藝術家和友人的對話》，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46吳 亮：《什么是藝術感覺——一個沉湎于思考的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四）》，《文藝評論》1985年第4期。

47 吳亮：《一種嶄新的藝術在崛起嗎？（一個面向自我的新藝術家和他友人的對話）》，《上海文學》1981年第5期。

48 吳亮：《我與批評》，《批評的發現》，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頁。

49 吳亮：《批評即選擇》，《當代文藝探索》1985年第2期。

50 吳亮：《后記》，《文學的選擇》，浙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第247—249頁。

52 吳亮：《我們需要什么樣的爭鳴》，《文藝爭鳴》1986年第1期。

53 吳亮：《就劉心武批評再答程德培問》，《文學角》1988年第3期。

54 吳亮：《冥想與獨白》，《作家》1988年第1期。

56 吳亮：《當代小說與圈子批評家》，《小說評論》1986年第1期。

57 李兆忠：《旋轉的文壇——“現實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研討會紀要》，《文學評論》1989年第1期。

58 吳亮：《真正的先鋒一如既往：論文學少數派在今日的地位》，《文學角》1989年第1期。

59 劉火：《向“高山”致敬——兼與吳亮君調侃一回》，《文學角》1989年第3期。

60 吳亮：《對一九八五年小說的幾點辯護性思考》，《萌芽》1986年第4期。

61 楊曉帆：《八九十年代“轉折”視野中的文學性問題再考察》，《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62 李杭育：《想象力與“節拍器”》，《文學角》1989年第3期。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