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女人不是男人犯錯的庇護所

第一次閱讀艾麗絲·門羅的小說，是幾年前的事，當時買的并不是最有名的那本《逃離》，而是《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這是一本有點像長篇小說的短篇小說集，故事與故事之間存在著關聯，描繪了一個加拿大小鎮女孩的成長，有很強的自傳色彩，熟悉門羅的人都知道，那些關于狐貍養殖場的經歷正是來自她真實的生活。

加拿大時間5月13日晚上，門羅去世，北京時間5月15日，看到新聞后我發了一條朋友圈，表達震驚和悼念。喜歡的作家去世五十多天后，尚且沒有從這個消息中緩過來，緊接著又看到更讓人震驚的消息，她的女兒安德莉亞·羅賓·斯金納在加拿大《多倫多星報》上公開發文，以第一人稱講述了自己遭受繼父杰拉爾德·弗萊明侵犯的經歷。起初，朋友告訴我這個炸裂的新聞時，我第一時間拒絕接受，猜想門羅并不知情，或許是因為擔心母親知道才在她去世后說出來，可是根據小女兒的描述來看，門羅對于侵犯是知情的，但沒有和受害的女兒站在一起，而是繼續與丈夫一起生活，將暗處的秘密變成公開的秘密。

我并不了解門羅的第二段婚姻，對小說的關注大于對作家本人的關注。門羅的小說給了我很多寫作的啟發，我不愿意相信這些消息是真的，希望出現反轉，但卻看到更多佐證的消息，甚至提供了很多細節，這件事對我的沖擊比想象中更大。不是要為門羅辯駁，我也并不想討論門羅是個怎樣的人，而是說這樣的情境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一位女性身上。三十歲的我即將面臨做妻子和做母親的課題，從女性角度，我更想知道自己怎樣看待這類事情。

門羅小說中的女性似乎都傾向于原諒犯錯的男性，即使因為忍受不了對方的錯誤而離開，最終還是會找到軟弱的借口，重新靠近。這么做究竟是因為不能接受自己的錯誤，還是不能接受他人的錯誤？我一直不太理解門羅小說中女性對男性的過度包容和原諒。有一次在課堂上分享《苔蘚》——這篇小說沒什么名氣，很少有人知道，收錄在《愛的進程》里——小說講述了一個習慣性出軌的男人，他無數次得到妻子的包容和諒解，他們結婚二十一年，分居八年。有一天，男人大衛帶著現任女友凱瑟琳去拜訪妻子斯泰拉，兩個女人居然都接受了見面。我的第一反應是：他憑什么可以帶曾經出軌的情人來再度傷害她？后來想想，他之所以傷害她，或者能再度傷害她，是因為她接受了他的那些傷害，她難道已經不再受傷？她似乎在用一種特殊的原諒來報復大衛，這成為這對男女之間畸形的默契。

凱瑟琳雖然也有同樣的傾向，但斯泰拉甚至有些享受，她的潛意識似乎在說：你無論再怎樣得到這個男人，也同樣會遭受與我一樣的境遇。更令人費解的是，大衛向斯泰拉透露自己看上（即將出軌）的女孩是凱瑟琳教書的藝術學校里的學生。我覺得斯泰拉此時應該將他轟出去，這才是正常人的反應，他在無視和挑戰妻子的尊嚴。當然，如果斯泰拉能做出這種舉動，她就不會允許他出現在自己的家里。當他向斯泰拉炫耀女孩的照片時“帶有一種刻意的，殘忍的甜蜜”，盡管照片有些褪色和不清晰，斯泰拉還是看出那是什么，卻裝作沒看出來，她說那是苔蘚。她騙他，或許是為了騙自己，那團被她形容為“苔蘚”的地方，是女孩身體的隱秘之處。斯泰拉完全可以和這個糟糕的男人斷絕往來，可她不僅沒有，還與他和他現在的女友一起聚餐聊天，像好朋友一樣，連凱瑟琳都感到不舒服了。得知丈夫秉性依舊時，斯泰拉嘆了口氣，一面是哀嘆，一面是釋然，凱瑟琳也并不例外，與斯泰拉當年的處境一樣。由此可見，對待照片里的年輕女孩，斯泰拉有種過來人的憂愁與心滿意足。她不徹底離開他，或許是為了看到這些女性的結局，再或者，她習慣了與這個男人扭曲的相處模式，已經無法適應健康正常的愛和親密關系。那塊“苔蘚”始終讓我感到不安，當我看到門羅包庇丈夫的新聞時，它第一時間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門羅還有一篇小說叫《庇護所》，父母去非洲支教，“我”被寄養在姨媽家里，姨媽面對專制的姨夫非常順從，她明顯感受到自己被禁錮與控制，但門羅沒有完全批判這種控制。在“我”家里，孩子是可以跟父母爭辯的，夫妻之間也可以據理力爭，但是家里卻缺少秩序感和溫馨的氛圍。小說提到“一個女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她的男人提供一個庇護所”，“我”不確定從哪里看到這句話的，但確實蹦出這樣一句話，既沒有認同，也沒有反對，但“我”知道媽媽會對這樣的表達很厭惡。以前閱讀時，我會以為門羅是站在媽媽的位置，如果小女兒說的是真的，門羅或許更認同那位姨媽的態度。

家庭中的成年人應當為未成年的孩子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庇護所，而不是讓女人為男人提供庇護所，更不應該為犯錯的男人提供庇護所，如果不能糾正他，就請交給法律和其他社會組織。如果我是門羅，出于憤怒會先給這個男人一個耳光，然后再確認真偽，有必要的話會走法律程序，并帶孩子進行心理治療。我不是女性主義者，但面對這樣的事情，我認為這是一個母親應該為女兒做出的反應，如果孩子說謊，同樣應該懲罰，讓她知道自己和他人名譽的重要性。但寧愿信其有。

生活本身沒有錯，錯的是選擇讓誰留在身邊

門羅的父親鮑勃·雷德勞是加拿大威漢姆小鎮當地的農民，經營一個狐貍養殖場，母親安妮·錢梅尼曾擔任小鎮學校的校長，由于受到二戰的影響，國內經濟蕭條，家里的養殖場最終破產，遭遇打擊后，母親于1943年患上帕金森綜合癥，門羅只要放學就會立刻跑回家幫著干活，屬于自己的課余生活并不多。十七歲時，她在多倫多的大戶人家里做仆人，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小鎮女孩”身份，往后的人生經常體驗到這種身份帶來的落差感和邊緣感。她選擇逃離小鎮的方式是輟學，并與學長吉姆·阿姆斯特朗·門羅結婚，他們于1950年的圣誕節宣布訂婚。

這兩個人的家庭背景差異很大，吉姆是歷史系的學生，平時喜歡古典音樂和歌劇，從小生活在多倫多地區的富人區奧克維爾市。父親是百貨商店的一名高級會計師，生活條件優渥。相比之下，艾麗絲的出身顯得非常貧寒——父母是威漢姆小鎮的勞動階層，講話有濃郁的小鎮口音——她平時非常喜歡個性的服裝打扮，這與她的出身形成一種矛盾的張力，也為她后來的婚姻埋下不和諧的因子。吉姆從歷史系轉到藝術學專業，與未婚妻一起學習英語語言文學類的課程，這樣他能夠提前畢業出去工作。門羅沒有錢支付后面兩年的學費，又不想繼續回到小鎮，1951年12月29日，她選擇與吉姆在威漢姆鎮的聯合教堂舉行婚禮，正式成為門羅太太，在溫哥華定居。門羅似乎成功逃離度過童年與少女時期的小鎮，她未來還會是享譽世界的諾獎作家，直到第二次婚姻，也就是與弗萊明在一起后，門羅重新回到安大略省，此后一直住在小鎮。她寫作的根在這里，或許弗萊明能讓她做回那個“小鎮女孩”，但是她背叛了最初的逃離。

在《逃離》這篇小說中，女主角卡拉同樣通過婚姻締結的方式逃離原本的生活，后來又想逃離這段婚姻，這似乎也是門羅自己的人生寫照。不同的是，小說中卡拉的家庭背景要優越于丈夫克拉克，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一種自我補償的做法，畢竟門羅的自尊心很強。克拉克對待卡拉的態度很是傲慢和輕蔑，卡拉墜入自己編織和想象的愛河，她和克拉克之間都沒有那么愛對方，卡拉更多是想逃離原來的環境。作為成年女性，她沒有意識到自己不一定非得依靠結婚這種方式來尋求新的人生，她可以交新朋友，參加一些社會組織和活動，可以去工作或是學習新技能。她至少先學會一個人待著并面對生活里的事情，盡可能了解自己，在這個基礎上再選擇伴侶會明智很多。

門羅人生中的第一次逃離可以理解，畢竟每個人的成長都要至少經歷一次從原生家庭的逃離。第二次逃離勉強也能理解，因為她和丈夫吉姆的成長環境很不一樣，再加上門羅的名氣越來越大，作家的個性又很強，他們之間的矛盾如果不能很好處理，是會造成分離。面對女兒的這次逃離，我能理解一些門羅復雜的情緒，但實在不想理解她的行為，她搞錯了誰才是那個打破家庭和諧氛圍的“破壞者”，女兒是受害者，作為母親理應站在孩子這邊，而不是做出侵犯行為的丈夫那邊，更不能接受她在得知這些事情之后，仍然對媒體展示自己與弗萊明的親密程度。

我很同情安德莉亞的人生遭遇，她不僅遭到來自繼父的侵犯，還受到母親責備與冷漠的傷害，礙于母親的事業與光環選擇了沉默。后者比前者更難讓她接受。母親拒絕離開傷害自己的繼父，安德莉亞懷了雙胞胎，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她不得不選擇遠離母親和繼父，不讓弗萊明靠近自己的孩子。如果真相真如安德莉亞所說，那么她選擇疏遠母親和繼父，我不敢說這是最正確的決定，但至少可以保護自己和孩子。

女性永遠有權利說“不”，讓那些不在意你的人離開

根據安德莉亞的自述，1976年，九歲的她前往母親和繼父居住的休倫縣——門羅后來又回到小鎮生活。她大概意識到，婚姻、城市、吉姆、聲名，這些都無法擦除她“小鎮女孩”的身份，如同小說中的卡拉，最終回到自己逃離的地方。

一天晚上，門羅外出，安德莉亞提出要睡在母親的床上，而弗萊明的床就在那張床的旁邊，夜里，弗萊明對她進行了侵犯。安德莉亞這個要求有點奇怪，或許是因為她不敢自己睡，或者只是單純想睡母親的床，但確實沒必要與繼父同屋，這給弗萊明提供了辯解的理由，他認為她是在引誘他。無論女孩出自什么樣的目的與他同屋，畢竟只是一個九歲的女孩，作為成年男性，同時作為繼父，他都絕對不該做出令人發指的行為。這種冒犯沒有就此打住，由于弗萊明威脅她，安德莉亞選擇沉默，他有時會當著她的面做一些下流的事情，或是提出更過分的要求。二十五歲時，安德莉亞決定向母親公開這個秘密，卻沒想到它已成為公開的秘密，沒有得到任何有效的解決。

上周剛看完許瑋甯主演的懸疑劇《她和她的她》，大概說的也是類似的事情。女孩中學時被老師侵犯，師母撞見后沒有制止，而是選擇將房門重新掩上，這樣就好像什么也沒有發生過。拒絕承認，拒絕作證，她認為這樣做可以保護自己的婚姻。師母的做法比實施侵害的老師更傷害女孩，也更可惡，她的傷害是更隱秘且漫長的，尤其同為女性，她沒有站在受害女孩這邊，而是庇護犯錯的丈夫。從目睹侵害那天開始，她的婚姻其實已經破裂，只是不愿意面對，她要用一份名存實亡的婚姻維系自己和丈夫的聲譽，維系虛假的恩愛。結尾時，她說她一直都想掐死丈夫，比誰都想。我不知道門羅內心深處究竟是怎樣想的。

無論在真實世界，還是在影視劇里，兩個女孩受傷害時都處于未成年，都經歷來自身邊熟人男性長輩的侵犯，她們都沒有及時說“不”。或許對性和男性本身存在好奇，但這并不意味著她們就要遭遇侵犯，整個社會應該有個共識，不要將未成年女孩對異性的好奇理解成引誘。同時女性應該明白，自己永遠有說“不”的權利。許瑋甯飾演的角色在遭遇侵害前其實已經露出端倪，比如老師教她如何給自行車打氣，對她有一些肢體觸碰，在辦公室里突然將她抱住，撫摸她的頭發，這些行為足夠引起女孩的警惕和重視，她應該早點拒絕，給對方一個信號，讓他知道自己的邊界，如果已經邁入，就請他離開。

性侵是女性被越界的極端體現，在其他方面，比如同性友誼、工作中、與父母的相處，如果感覺到不舒服，隨時問問自己的邊界到底在哪里，如果他人越界，要及時說“不”，不管對方看起來多么友善，他的要求被包裝得多么合理，你都沒有必要忍著難受去迎合。拒絕之后，對方仍然不在意你的感受，繼續此前對你所做的行為，沒有任何反思和暫停的意思，其實都屬于某種意義上的侵犯，都可以和他保持距離，或是讓他從你的生活中離開。我相信，一個真正在意你的人，一個真正的好人，一定不會希望看到你難受。

小說《破壞者》中有個同樣遭遇的年輕女孩，妻子同樣無法離開傷害過別人的丈夫，她終究還是原諒了丈夫，或只是不去記起。女孩莉莎知道，這位太太其實是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但需要她變成另外一種女人，那種規矩嚴格、界限分明、動作麻利、精力旺盛的人。

遺忘與寬容是種美德，但如果只能選擇遺忘與寬容，那便不是美德。希望，女孩和女人們的生活里不只有這一種選擇。

【顧拜妮，生于1994年，碩士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擔任多本雜志特約編輯，策劃“步履”“玫瑰空間”等欄目。作品見于《中國作家》《花城》《小說月報》《海外文摘》《中篇小說選刊》《草原》等，有作品入選“城市文學”排行榜，著有小說集《我一生的風景》。曾獲第九屆華語青年作家獎、現代文學館第一屆《青春之歌》獎學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