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我與趙瑜兄，居住同一個院落、同一棟樓房，雖然都是文學院的專業作家，相處幾十年，是很熟悉的同事、朋友，但隔行如隔山，他從事的是報告文學，而我操弄的是文學評論，交集、交流不太多。

他是報告文學大家，一棵創作的“常青樹”，四十多年來為中國文壇奉獻了一部部“黃鐘大呂”式的報告、紀實、傳記文學作品，遠的如《中國的要害》《但悲不見九州同》《太行山斷裂》《強國夢》《馬家軍調查》等，近的如《革命百里洲》《犧牲者》《王家嶺的訴說》《籃球的秘密》《尋找巴金的黛莉》《白居易》等。他始終恪守“遵循真理，書寫真實”的信念，探索著重大題材重要主題式的寫作。春節剛剛過去，他給我微信發來一篇《長城小張》，讓我驚訝、愕然。他寫的竟是我和同事們諳熟的省作協合同工張選，他的人生、命運和家庭等等，是一篇傳記文學，有兩萬五千多字，算是中篇作品。他怎么會寫一個小人物小主題？而且是我們身邊的勤雜人員，是什么觸動了他的創作欲望？趙瑜在附言中稱：最近寫了一篇關于張選的作品，意在“針對當前報告文學假大空而作此文”，并說作品將在《人民文學》第二期刊登。懷揣一種驚奇，我先睹為快，這一讀讓我心潮起伏，想了很多。

剛剛讀過歷史學家王笛的文章《我們需要一個歷史觀的啟蒙嗎？》，發在《讀書》雜志今年第二期。論者提出一個尖銳而重要的問題，即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觀還停留、固守在帝王和英雄史觀上，這是一種片面、錯誤的歷史觀，我們亟待一個歷史觀的啟蒙與變革。論者堅定地主張民眾史觀，引用了多位西方理論家的精彩論述，譬如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寫道，“偉大的歷史并不是由少數英雄所創造，而是由無數的平凡人共同構成的。”譬如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革命的年代》中認為，“歷史的轉折點往往是民眾的集體行動，而不是個別英雄的決定。”

我被王笛文章的觀點所打動，被先哲的論述所觸動。趙瑜精心完成的《長城小張》，把張選這一邊緣的、底層的人物，作為傳記文學的傳主，作為一個具有主體地位的人物形象，其思想的、藝術的意義與價值，是豐富、深刻的。作家不僅僅是寫一個人物，而是在寫歷史——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寫歷史長河中一個人的歷史、命運、價值和作用。《長城小張》在表現方法上，似乎退回到“山藥蛋派”的敘事方法與手法，卻頗有點返璞歸真的氣象。

二

在中國社會巨大的金字塔階層構成中，底層民眾占80%的人口。盡管這個階層占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有限，但卻是整個社會的龐大基礎和推動力量。對底層民眾，我們從理論上講，是把它作為社會主體和歷史動力的，但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卻往往會出現兩種傾向，一種是把他們作為美化、歌頌的對象，他們雖然高大了，卻顯得虛假而失真；另一種是把他們作為啟蒙、教育的對象，他們顯得畏縮了，成為文學中的被動角色和存在。而趙瑜筆下的張選，既沒有被美化，也沒有被矮化，而是呈現了一個生動、完整、獨立、自主的人物形象。即使是第二號人物愛珍，也是這樣的形象。他們真正成為具有主體性格、精神和地位的人物形象，人物自然是本色的、真實的，是傳記文學中的人物，但又生成為一種豐厚的藝術形象，具有了小說人物的特性。同時，人物既是個體的、獨特的，但又蘊含著某種群體的、歷史的意蘊。

趙瑜用樸素而凝練的筆觸展示了傳主五十余年的人生經歷與打拼歷程。張選像千千萬萬農民一樣，最初經歷了從農民到漂泊的農民工的蛻變。之后他與眾多農民工不同的是，他進入體制內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合同工。這幾十年的人生歷程，可謂“既平庸又兇險”。張選是地道的農民后代，出生于上世紀70年代初晉北陽高縣長城鄉牛馬河村，一個“窮得跌跟頭”農家。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他16歲沒念完中學就回到家里，與父親下地勞動，肩負起家里的生活重擔；他致富心切，在當地挖金礦的風潮中獲得了經濟上的翻身，并娶了“大同美女”愛珍，有了稱心的小家庭；他順應時代，投身浩浩蕩蕩的農民工大潮，穿行在鄉村與城市之間，在鐵廠、磚廠、啤酒廠以及建筑工地，干各種各樣的苦活、重活和危險活，后流落到太原東郊的木材廠做技術活。幾十年的苦干苦熬，張選從稚嫩的少年成長為健壯的青年，并學會了電工、管工、鉗工等多種技術活。他憑著技術、人品，偶然也是自然地進入省作協，最初是鍋爐工，后來集中供暖，鍋爐工取消了，他成為單位的修理工、勤雜工，繼而又變為文學博物館的文管員。開初他對這個文化單位一無所知，25年過去，他了解了文學，結識了老中青幾代作家與編輯，他喜歡、尊敬這個別有格調的文學單位，并把它作為自己的“家”。這里的作家、編輯對這位“實受”、能干的勤雜工善待有加。在作協古舊、狹窄的胡同和院子里，每天都能看到張選壯實的身影，專心地打掃院子、運送東西、分發報紙、修理管線，騎著一輛破舊的電動車出出進進……

趙瑜不僅寫了張選的人生經歷和道路，還深入到了張選的性格、精神深處。張選出生的晉北陽高縣，是苦寒、荒僻之地，但也是歷史、文化積淀深厚的地域。在遙遠的古代，這里是胡漢相爭、共處之地，西漢時期發生過著名的“白登之戰”。殘破的土長城連接著遙遠的歷史，胡漢兩種文化和風俗，在這里根深蒂固、綿延不絕。張選對故鄉的歷史文化并沒有多少了解，但他的血管里卻流淌著不絕如縷的傳統文化。他傳承了父輩的文化信念，熱愛勞動，吃苦耐勞，窮則思變，在家里孝敬父母，勤于持家。在作協二十多年，他有了自己的家，養育一兒一女，又有了一個可愛的小孫子。他聰明好學，樂于助人，在作協院里，公家的活兒不用說，那是他的職責所在，胡同里八棟樓七八十戶人家，沒有物業機構，每家的“滴漏跑冒”事項，都會打電話找張選，他總是爽快應約，第一時間上門處理。有人親切地稱他“萬能小張”。張選有一種堅韌、進取、隱忍、寬厚的精神品格，正是這種品格，使他從農村走到城市。

每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長項、優點，也有自身的短處、缺點。趙瑜同時寫了張選身上的局限、弱點，譬如他對故鄉歷史、文化的茫然無知，對農民工處境、命運的膚淺認識。但作家并沒有就此否定、貶低人物，而是追溯了人物的行為動機、性格邏輯，并委婉地給予分析、批評，這是忠實于人物的性格、精神的。

三

王笛深刻地指出：“過去的歷史寫作過于集中于少數人物的作用，而忽視了普通人在歷史進程中的重要性。……普通人的生活、奮斗和經歷同樣應該構成歷史寫作的核心部分。重新審視歷史寫作，能夠幫助我們理解這些被忽略的聲音和貢獻，從而獲得更全面的歷史視角。這樣才能讓每個普通人認識到自己的價值，我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傳宗接代等等這樣的日常行為，就是文化和文明世代傳承的主要推動力量。”

趙瑜在既往創作的那些重大題材報告文學、傳記文學中，著力描寫了社會中上階層的重要的風云人物，譬如官員、模范、英雄等等，同時刻畫了林林總總的普通人物。在《長城小張》中，他集中力量、筆墨，為一位普通的底層人物立了傳。他看到了普通人物的價值與意義，底層人物身上蘊含的豐沛的歷史內涵，以及農民工在改革開放歷史中巨大的推動力。他揭示了底層人物才是推進歷史前行的根本動力，英雄人物只是凝聚、代表了無數普通人物的愿望、心理和意志，而變革、革命的成功，最終要靠廣大的底層民眾去推動、去完成。這些都表現了作家開闊、完整、深厚的歷史觀。我突然想到趙瑜的一些生活“花絮”。他有一輛灰白相間的越野車，經常停在家屬樓下花圃旁邊的空地上，但有時很多天不見蹤影，那一定是他去做田野考察和人物采訪了。于是我想：成為一個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家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時他回到南華門，則不時見到他手里拿著或兜里揣著一瓶酒，招呼幾個作家、編輯、工人，其中就有張選，到附近小飯店去吃飯……

農民進入城市，鄉村向城市轉型，這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必由之路。但要完成這一進程，需要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需要幾代農民付出沉重的代價。“70后”的張選恰恰首當其沖，十四五年的探尋、亂闖，把他鍛煉成為懷揣多種技能的農民工，在感情、習慣上逐漸成為適應城市社會和生活的文明人。而到作協之后，傳統的文化性格和對城市的認知、習慣，使他一步一步融入了這個獨特的文化單位。張選是歷經艱難、考驗、痛苦，一步步走進城市的。他的經歷折射了底層農民進入城市的“山高水險”之途，他的“進城”道路匯聚成中國農民挺進城市的澎湃潮流，他的艱苦勞動與數億農民的奉獻一起，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步伐。從鄉到城的這一步，張選用了近四十年，也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但他的故鄉牛馬河村，已整體搬遷到了山外的移民新村。盡管他年邁的父母，每年夏秋之季還會回到村里生活、放羊，但故鄉的消失卻也是必然的。

有論者認為：趙瑜的報告文學具有鮮明“理性批判與文體創新”特征。《長城小張》同樣如此。作品突出地提出了底層人物特別是農民工的歷史地位問題，以及他們當下和未來的生存、發展問題。題材、角度雖小，但卻是一個潛在的社會民生問題。在文體與藝術上，作家以退為進，回歸寫實主義的“山藥蛋派”——特別是趙樹理的創作方法，以傳記文學寫法為主，又大量吸取小說寫法，洗盡鉛華，還淳返真，顯出一種別樣的風采與韻味。人物書寫上，力求情節與人物的有機結合，二者的共進、相生。筆者在細讀中，幾次都聯想到趙樹理小說中的那些故事情節與人物形象。而文本中蘊藏的作家的感情、思想，又是那樣深沉、闊大、新銳。趙瑜的傳記文學、人物形象，校正、豐富、刷新了我的歷史觀，感覺心里驀然澄明起來。

（作者系山西省作協原副主席、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