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世說新語》是我很喜歡的一部書——誰又會不喜歡呢——因此買過幾種箋注、校釋、會評本。近讀兩種新著，則能跳出上述傳統套路而另辟新徑，是可喜的“新語”之“新語”。

首先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董上德的《世說新語別裁詳解》，這確是書如其名的佳作：所謂“別裁”，乃一改歷來研究著作對《世說》原文的亦步亦趨，而是選取一批名士，將原著分散述及該人的條目集合起來，輔以其他史料，展現了二十多位名人的整體形象；所選人物，以《世說》載東晉袁宏曾撰《名士傳》，根據其名單并作補充，從而既有出處，又有著者心得，是對《世說》別出心裁的解讀。至于“詳解”，則是在豐富材料的基礎上，將箋、注、校、解、析融為一體，寫成深入到位又明晰好看的釋讀文字（董先生多年從事教學，故有娓娓道來的講解口風），將多面性的人物立了起來，構筑魏晉名士的畫像長廊。

其次是余佐贊的《世說新語風物》，這個主題是我一直期盼有人寫的，很高興見此成果。余兄選擇《世說》中有特點的事物一百四十多題，解釋疑難，闡明故實。且不限于針對原著，還牽引其他文獻；又不限于魏晉，而延伸至前朝和后代；再不限于狹義的“風物”，如書名副題，乃廣泛論及“魏晉人的生活日常與文化”。作者長期從事出版編審，而又沉潛治學，養成嚴謹且簡練的學風，全書寫得簡明易讀，要義紛呈。

二書雖取向不同，但可分別以各自的一個說法譬喻彼此。董上德一再強調，《世說》的好處，是其故事讓人“獲得現場感”。這也正是余佐贊《風物》的妙處，以衣食住行、民俗風尚、時令娛樂等切實的細節，將人帶回魏晉的現場，還原歷史場景，乃至人物心境。而余著的前言談到，《世說》對人物按門類分記，有關片段遂分布各處：“同一個人，多個側面……書中各個片段組合起來，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個個性分明、極有神韻的魏晉人物。”——董上德的《別裁詳解》，正正做了這項工作。

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竹林七賢部分，董著綜合零碎記載，在片言只字間發幽探微，通過七賢主動或被動的不同選擇，展示他們行止背后的心曲、策略背后的命運，解說深入，令人回味和感嘆，就像他后來評論王衍時說的：讀來“會增進對世情的認知，對人性的理解。”

董著《別裁詳解》之勝義疊見，還在于不僅拈出古人心事，亦反映時世背景，所謂“知人論世”，通過文史結合的寫法，理出了魏晉的歷史脈絡（尤其是文化史方面）。又且不僅發掘《世說》的內涵，還既宏觀闡釋、又微觀辨析，在文字校勘、典故注釋等具體方面，甚見學力，時有超越前人的獨到之得。此可謂大中見小，比較突出的，有關于魏晉著名的清談，究竟是怎樣談法；又有不少名物的討論，如王敦不識皇家富貴，將用來洗手的“澡豆”，“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干飯。”董著列出前人多種不妥的翻譯，說明“干飯”的真正含義。這也可補余著相關篇目的內容。

余著《風物》則不僅以很多有意思的材料，為我們讀《世說》解惑，還以有意思的論述，小中見大，或者說是以“物”見“風”，即透過所述事物，反映魏晉獨特的世風。如對于當時世家大族間復雜的關系，董著講到王家與郗家雖為姻親卻后來積怨；余著則在“禮儀”“官場”等部分介紹：“舊時王謝，原來矛盾也很大”，王家與謝家亦為姻親，卻同樣“因為政治的摻入而并不美滿”。合而揭開了東晉名門的內里另一面。

我同時讀董、余二書，雖然所論的范疇迥異，但很多地方可互相對看，甚為有趣，再舉兩個話題、分別各兩個故事，略可見他們各有側重的不同特色。

《世說》有兩處記王徽之愛竹。“任誕”篇說他“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后一句被傳頌為佳話，但少人注意前一句，為什么王剛令人種竹，隨即就能指著竹子說出那個名言？ 我翻看手頭幾種《世說》研究著作，都沒見涉及這點，董著《別裁詳解》則專門提出：王在移居空宅時，是“帶上了待種的竹子的”。讀到此讓我豁然心喜。不過，董著的重點，是并論王徽之其他行跡，從而指出他的隨性不羈、自傲放達，既有清雅的審美，又有俗氣的做派。這一分析，讓人看到了魏晉貴族士大夫的一個標本。另一故事，在“簡傲”篇，王徽之“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徑直前往觀賞，而不理會主人家的“灑掃施設”。對此，余著《風物》解釋了“施設”，是準備酒食，可補董著對此之談。當然，前人如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已注出“具飲饌”，但余著還舉了《世說》其他“施設”之例，等于是“串講”，寫出當時飲食之風。

董著《別裁詳解》闡述《世說》中謝安的諸多美好故事，中間卻有一則別人對他的挖苦，說謝安初期隱居，后來出仕，有人遂用中草藥遠志別名小草，來揶揄他是“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董著以此來談謝安的出處境況。余著《風物》則有一篇介紹藥草王不留行：衛展有舊友來投奔，“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這個故事被《世說》歸入“儉嗇”篇，但余著解釋，因為王不留行“走而不住”的特性（《本草綱目》：“此物性走而不住，雖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民間常用來表示拒客。讀之，才明白為何連衛展的親戚都批評他“刻薄”，這已不僅是吝嗇了。龔斌《世說新語校釋》也解說了此贈禮“暗寓不留客之意”，所以那位故舊收到藥草便當即坐車走人，“彼此皆在不言中。”不過，這也正見出植物能代人言。由王不留行和遠志，我聯想到，當代的“花語”，在魏晉時已常見應用于人與人之間了。

以上只是因自己的草木趣味，而對董、余大著的不賢識小。但可順便談到，《世說》涉及植物的篇章中讓我喜愛的一則，見于“賞譽”篇：王恭本與王忱交好，后互生嫌隙，“然每至興會，故有相思時。恭嘗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即王忱）故自濯濯。’”——很美的故事。友誼經歷變故，初心不能忘懷，興會帶來相思，植物帶來人情，王恭看見晨露閃耀、桐樹新芽，不禁想到，故人正有如這般清新明朗。劉強輯校的《世說新語會評》，指出“容止”篇有人贊嘆王恭的姿容，是“濯濯如春月柳”，說可以參看。我想這更有意思了，王恭把別人對自己的贊美移用于王忱，益見友情的相惜。

對此，余著《風物》解釋了故事為什么發生在早晨，因為“行散”，即魏晉流行的服食五石散后需以行走來散發藥性，而行散多在早上。我感到這倒更可作為一個象征：服食五石散，是魏晉風尚中的病態；然而在這此背景下，仍有晨露新桐，穿透了種種變態紛亂，在那段悲情歷史的深處，散發出健朗明凈的熠熠光彩，有如其時名士的人格、人情之美。也許，這就是我們對于《世說新語》所當取的。而董上德的《世說新語別裁詳解》、余佐贊的《世說新語風物》，便可引領我們回到魏晉的清晨，感受那些“新桐初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