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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蔚為大觀的《紅樓夢》研究中，一些學者和作家以各自的生花妙筆，寫出了一系列筆墨飄逸、“神與物游”的好文章，形成一種美與審美結伴而行的敘述風度，為紅學研究增添了一道道嶄新亮麗的美文風景線。

一

久有“紅學”之稱的《紅樓夢》研究，雖說由“詞章中一書而得為‘學’”（錢鐘書語），但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卻堪稱一門地地道道的“顯學”。這門學問之所以能“顯”，首先是因為在長達230多年（從1791年120回本《紅樓夢》即“程甲本”問世算起）的研究史上，其閱讀之廣泛，論述之繁多，材料之豐沛，觀點之紛紜，爭論之激烈，以及所形成的思想啟示與文化影響之深遠，都是其他古典小說難以匹敵的，在整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也無出其右。

除此之外，《紅樓夢》研究之所以“彰顯”，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環繞研究而生的研究之研究——研究者以怎樣的眼光、方法和路徑，當然也包括其背后的理念和認知，來研究《紅樓夢》，同樣繽紛搖曳，熱鬧繁榮。回望其一路走過的學術風景，理論批評派高蹈恣肆，洋洋灑灑；史實考據派追蹤躡跡，步步為營；本事索隱派執意尋找微言大義；百科全書派努力追求步步蓮花……不是說這樣的眾聲喧嘩里，沒有謬說與誤讀或盲點與歧途，而是所有這些研究在正確思想與科學觀點的引領下，通過自由充分的學術論爭，乃至必要的批評斗爭，最終得以求同存異、去蕪存菁，結果不僅沒有影響紅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反而為其平添了別樣的生動、開闊與豐富。因此，以歷史和整體眼光觀之，《紅樓夢》研究之研究可用清人的詩句來形容：“各有靈苗各自探”（鄭燮），“各還命脈各精神”（宋湘）。

就在紅學研究流派紛呈，各顯優長之際，一些由衷熱愛《紅樓夢》的讀者和研究者，不禁萌生了新的遐想和追求：《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它的肌理深處，必然包含了更多的文心經營與藝術奧義，我們對它的研究與解析，也應該在常見的理論闡釋、史實考證等之外，構建一種更多融入藝術元素和審美因子的評價系統，一種真正體現出文學自身要素的鑒賞話語——這種話語依舊貫穿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依舊遵循美學和歷史的批評原則，而在思維方式和行文表達上，則努力將中國傳統散文隨筆、詩文評點以及西方印象式批評等有效資源融為一體，注重調動主體經驗和心靈感受，自覺借鑒形象思維與詩性語言，以此形成一種美與審美結伴而行的敘述風度，一種新的、更接近鮮活的文學品質和創作意趣的、美文式的述學形態。

在賦予紅學研究以美文風范的過程中，一批擁有作家資質和創作經歷的學人，發揮自身的天然優勢，以豐沛的才情和靈動的筆墨，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張天翼的《賈寶玉的出家》、李長之的《紅樓夢批判》、老舍的《〈紅樓夢〉并不是夢》、端木蕻良的《論懺悔貴族》、孫犁的《〈紅樓夢〉雜說》、聶紺弩的《略談〈紅樓夢〉中的幾個人物》、李健吾的《曹雪芹的〈哭花詞〉》、徐遲的《紅樓夢藝術論》、李國文的《釵黛的文學觀》、梁曉聲的《論林黛玉》，以及二月河的《二月河妙解〈紅樓夢〉》、閆紅的《誤讀紅樓》等，都有不少章節或片段匠心別裁，筆調生動，閱后令人心動神搖，意趣盎然。所有這些，都在證明將紅學研究化作美文敘事的可能性與有效性。而在這一向度上，近百年來，有6位作家式的學者或學者式的作家心懷篤定，劍出偏鋒，打破常規，孜孜以求，所取得的成就具有述學變革和文體建設意義，因而尤其值得重視。以時間為線索，他們是：王昆侖、何其芳、蔣和森、王蒙、李敬澤和潘向黎。

二

王昆侖是著名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動家，同時又是一位頗有成就和聲譽的紅學家。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他以太愚的筆名，在重慶的《現代婦女》雜志上，陸續發表了19篇品評《紅樓夢》人物的文章，1948年結集為《〈紅樓夢〉人物論》一書，由上海國際文化服務社付諸梨棗。1962年該書重新出版，但主要收入新中國成立后經作家修訂改寫的部分文章，該書恢復最初的版本樣貌，即我們今天看到的《〈紅樓夢〉人物論》，則是21世紀之初的事情。

《〈紅樓夢〉人物論》是紅學領域第一部專論紅樓人物的著作。因系作家厚積薄發、精心結撰而成，所以書中內容質文兼備，雅俗共賞，多有可圈可點之處，其中贏得文苑共同嘉許的一點，便是作品語言的新奇鮮活，跳脫搖曳和“議論須帶情韻以行”（沈德潛語）。請看王昆侖寫黛玉：

林黛玉似乎不知道除戀愛之外，人生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生活內容，也看不到戀愛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客觀世界。她把全部自我沉浸在感情的深海中，呼吸著咀嚼著這里邊的一切，從這里釀造出她自己的性靈、嗜好、妒恨，以及她精巧的語言與優美的詩歌；以后，就在這里面消滅了她自己。（王昆侖：《林黛玉的戀愛》）

一種情感推動下的精神寫意浮現出林黛玉的悲劇人生。再看王昆侖寫晴雯：

你認為這丫鬟太嬌縱了嗎？但你心里根本不把她看成一個奴才，而且你正憎厭著那些奴仆群中的卑鄙、下流。當她在諷刺或罵人的時候，你也正想發泄幾句吧？你也許惋惜這丫鬟太不計較成敗得失了，然而仔細想想，襲人那樣的“溫柔和順”是有她自己十分明確的目的的；你覺得若叫晴雯也得到一個寶玉侍妾的地位就算是勝利嗎？你一邊讀著她的傳記，一邊被她的坦白無私的爽朗情懷所吸引，被她的熱情勇敢所震驚，總愿意多看到她又真誠、又美麗、嬉笑怒罵的姿容，多聽到她正直響亮的聲音。（王昆侖：《晴雯之死》）

這是王昆侖閱讀感受的吐露，同時又是他和讀者就人物性格展開的對話交流，這雙重語意交織碰撞，使一個有性情有深度的晴雯，躍然紙上。

何其芳是歷經戰爭歲月洗禮的著名作家、詩人。新中國成立后，轉入文藝理論和文學研究，任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1956年，他發表了歷時近一年寫成的《論紅樓夢》。這篇文章長七八萬言，但讀者讀來并沒有冗繁、拖沓和沉悶之感，其緣故不僅在于文章觀點新穎，言之有物，更因為通篇文字里有一種濃郁的詩意和豐沛的韻致，在緩緩而又久久地流淌和穿行：

也許我們才十四歲或十五歲。盡管我們還不能理解它所蘊含的豐富的深刻的意義，這個悲劇仍然十分吸引我們，里面那些不幸的人物仍然激起了我們的深深的同情。而且我們幼小的心靈好像從它受過了一次洗禮。我們開始知道在異性之間可以有一種純潔的癡心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比起我們周圍所常見的那些男女之間的粗鄙的關系顯得格外可貴，格外動人。時間過去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我們經歷了復雜的多變化的人生。我們不但經歷了愛情的痛苦與歡樂，而且受到了革命的烈火的鍛煉。我們重又來讀這部巨著。它仍然是這樣吸引我們——或者應該說更加吸引我們。我們好像回復到少年時候。我們好像從里面呼吸到青春的氣息。那些我們過去還不能理解的人物和生活，已不再是一片茫然無途徑可尋的樹林了。（何其芳：《論紅樓夢》）

這是開篇第一節中的一段，旨在講述《紅樓夢》特有的藝術魅力。只是這種講述明顯主觀化、心理化了，有著很強的抒情氣息，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作家的內心告白。這種以主體承載客體，以感受強化評價的敘述，自然別有一種效果和魅力，也更接近文學與審美。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以上這番情境的出現，并不是作家在修辭和技法層面苦心孤詣、慘淡經營的結果，而是何其芳作為作家、詩人在長期文學實踐中很自然地形成的一種敘述筆調，一種在生命深處貯存已久的詩性人格的外化。何其芳認為：“一個真正從事理論批評工作的人，應該像創作家寫詩、寫小說、寫戲劇那樣寫得興會淋漓。”（《西苑集·序言》）應當承認，《論紅樓夢》在相當程度上是體現了這種詩性特質的。

1959年初，青年學者蔣和森捧出了《紅樓夢論稿》（以下簡稱《論稿》）。這部書被后來的研究者稱為何其芳《論紅樓夢》的姊妹篇。《論稿》和《論紅樓夢》確實有一些血緣上的牽連——同《論紅樓夢》一樣，《論稿》亦重在闡發《紅樓夢》的思想藝術價值及其文學史意義；而這種闡發同樣是與文體變革和美文釀造融合前行的，它所追求的依然是以美的表達推動美的神思，讓美與審美攜手同行。你看，蔣和森這樣寫孕育了《紅樓夢》的那個時代：

在曹雪芹的面前，封建制度的罪惡碰到了一個無情的宣判者。他透過許多“昌明隆盛”的繁華景象，指點出當時中國生活的悒悶、難受和空虛，到處淤積著陳腐和糜爛，到處布滿了悲傷和不幸，任何人都似乎不配有好的命運，曹雪芹對這一黑暗世界的主人——封建貴族統治階級，發出了徹底失望的聲音，他在深沉的調子中宣布了他的衰亡。同時，他更把我們的目光引向生活中進步的、美好的一面，非常感人地指出那一時代的靈智與感情正在不熄地燃燒，正在咬破四周的黑暗而吐射光明。（蔣和森：《賈寶玉論》）

蔣和森這樣寫林黛玉充滿矛盾的愛情心理：

原來，當愛情在林黛玉的心里升起時，隨即就有一只看不見的黑手緊緊地捏住它，這就是存在于她心里的封建傳統觀念。所以她對賈寶玉那些熱情的表現總是感到“竟不避嫌疑”，又常在心里這樣想：“寶玉與我雖素昔和睦，終有嫌疑。”是的，愛情跑過這個少女的內心，就像一只闖進幽暗房間的小鳥那樣地惶亂和驚恐。（蔣和森：《林黛玉論》）

多樣化的修辭方式，變化中的句式轉換，經過論者情感的浸泡和發酵，形成一種剛健而不乏沉郁的敘述旋律，它一下子把讀者帶入了論者設定的藝術情境和語意空間，從而感受到在封建禮教重壓下，黛玉所背負的精神壓力乃至命運悲劇。一切是直觀的，但又是深刻的。

1980年版的《論稿》，蔣和森新增一篇《〈紅樓夢〉人物贊》，其中寫給寶玉的文字是：“你是天生的富貴命，可是卻充當了悲劇的主人公。”書中這樣寫鳳姐：“她有一副‘粉面含春’的容顏，但頃刻之間就會布滿一臉嚴霜。她有一張甜如濃蜜的笑嘴，但割玉的寶刀不及它的口齒鋒利。”文中刻畫的賈政則是：“‘端方正直’得像一塊硬板板的石硯，可是從那上面永遠磨不出靈慧的墨水。”如此形象化的人物速寫近乎散文詩，而“義兼美惡”（劉勰語）的書寫原則，又頗得古代文體中“贊”的神髓，這也是作家把人物觀察和評價藝術化的一次成功實驗。

三

20世紀80年代，大作家王蒙道出了當時文學創作群體普遍存在的一種缺憾：作家的非學者化。為了促使這種狀況的改觀，原本學殖豐厚、腹笥充盈的王蒙，身體力行，在繼續文學創作的同時率先做起了學問，一時間，《老子的幫助》《莊子的奔騰》《李商隱的回旋曲》紛至沓來，盡顯另一種博雅與生動。縱論“紅樓”作為王蒙問學之一種，亦佳作頻頻，《紅樓啟示錄》《王蒙活說紅樓夢》《王蒙陪讀紅樓夢》《王蒙〈紅樓夢〉八十講》等多本著作，構成一處風光奇異的紅學園林，讓人漫步其中，流連忘返。

王蒙坦言：“我把《紅樓夢》當作一部活書來讀，當作活人來評，當作真實事件來分析，當作經驗學問來思索……我常常從《紅樓夢》中發現了人生，發現了愛情、政治、人際關系、天理人欲……的諸多秘密。我也常常從生活中發現《紅樓夢》的延伸、變體、仿造、翻案、挑戰……”（《王蒙活說紅樓夢·前言》）

從這樣的紅學觀出發，王蒙把更多的文字很自然地灑向賈府的日常生活，灑向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舉止、矛盾沖突、情節波瀾和細節玄奧。于是，寶玉和黛玉的初次見面、既是鬧劇又是悲劇的搜檢大觀園、鴛鴦抗婚、“紅樓二尤”、劉姥姥的故事，乃至“茗煙鬧書房”等等大小場景，均被作家遣上筆端，構成其紅樓言說的一幕幕精彩。

王蒙講述這些，使用的是高度個性化的隨筆式的文學語言。一方面，這種語言在整體上是“口語化、即興化、現場化、透明化、生活化，就是說……是活人的話，是充滿活氣息的話”（《王蒙的紅樓夢·寫在前面的話》）。另一方面，這種語言又浸透著作家在長期生活和創作實踐中積累的經驗、智慧與修養，反映到文字表達上，則是每每穿插于暢達敘事中的詼諧幽默、適度調侃、古今混搭、雅俗合璧，以及化俗為雅等。毫無疑問，如此這般的文字表達，既保留了生活本身的酣暢、質樸與鮮活，又注入了來自藝術的豐富、多變與精致，它留給讀者的往往是快感的洋溢與美感的享受。

有的時候，王蒙還善于用新奇生動的形象來比喻《紅樓夢》的閱讀：“這本書本身是活的，讓人覺得《紅樓夢》就像一棵樹，看完了這本書，這棵樹就種在心里了，種在腦子里了。然后慢慢地長出枝杈，長出葉子來，開出花來，一夜沒見，又開出一朵花來，又一夜沒見，又長出一個枝杈來。這樣的書非常少。”（《王蒙活說紅樓夢》）而這樣談閱讀感受則更容易讓人入心入腦。

在今日文壇，李敬澤被稱為評論家、散文家、雜文家或文體家，這些都對，都名副其實，只是在此之外，還有一個不能省略的身份——紅學家。當然，稱李敬澤為紅學家并不是因為他寫了眾多的紅學著述，相反在這方面，李敬澤給人的感覺是惜墨如金和厚積薄發。時至今日，我讀到的李敬澤完整的談“紅”文章，只有發在《十月》雜志的梳理《紅樓夢》由手抄本到現代正典之過程的兩篇長文。然而，就是這兩篇文章卻給紅學世界增添了別樣的風景，也給紅學研究，特別是其中的美文實驗，開辟了嶄新的天地與視野。

現代小說的根基正在于這種“我”的僭越，齊天而為神，以“我”的光照亮“我”的世界。指著自己講“我”的故事，在如今小說里不過是家常日用，但回到18世紀，在中國小說中，這是前無古人。

那一日，雪芹忽然想起，這一部書原來是一塊大石一枚寶玉自述身世，他猝然發明，打開了一個“我”，當其時也，昆山玉碎鳳凰叫，石破天驚逗秋雨，雪芹決然而飛，摶扶搖而上九萬里，按下云頭，四顧茫茫，忽見那邊走來一人，矮而瘦，上唇的胡子成隸書的“一”字，原來這是1918年，此人乃是魯迅。（李敬澤：《石頭，雪芹的所在之地》）

在西山，曹雪芹在夕陽下，在野、凍、晚、薄、寒、落中寫著他的書。茅椽蓬牖，瓦灶繩床，滿徑蓬蒿，食粥賒酒。他很窮，和人們的想象相反，他即使經歷過曹家的末世余暉，也只是童年、少年，然后，就是窮，一直窮，走投無路的窮。人們不知道他何以為生，據說他賣畫，貴州圖書館藏有《種芹人曹霑畫冊》，蔬果、怪石之類小品，師法“八大”，當日恐怕賣不出好價；據說他善制風箏，寫過一本《南鷂北鳶考工志》，好吧，他擺個地攤賣他的風箏，那應是一個窮作家最恰當的生計，他用《紅樓夢》的廢稿糊一只風箏，看著它飛起來，飛遠去，飛到天邊寂寞處。（李敬澤：《芹脂之盟，那幾個偉大的讀者》）

這是紅學乃至文學史上，極為少見的一種敘事形態：把作為文學經典的《紅樓夢》放到中國社會宏大的文化進程中，以史料為基礎和線索，以想象做延伸和補充，用歷史的目光串起《紅樓夢》與歷史和文化大事件的邏輯關系，講述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故事，凸顯其意義與價值。而在具體的行文中，李敬澤則善于用描寫代替敘事，將情趣化作血脈，并穿插進善意的調侃與祈祝。斯時，讀者不禁感嘆：談《紅樓夢》的文章竟然可以這樣寫？

潘向黎是一位碩果累累的女作家，小說和散文都備受好評。她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10歲即開始讀《紅樓夢》，進入文壇后，每有讀“紅”隨筆發表，而近期推出的洋洋30萬言的《人間紅樓》，更是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憑著對《紅樓夢》的爛熟于心，潘向黎的《人間紅樓》在人們常常因為“熟視”而“無睹”的故事情節中，發掘出若干新穎的視角和獨特的說法，如提出“人人都拿黛玉當擋箭牌”“他們都不愛賈寶玉”“曹雪芹的乾坤大挪移”“賈府的規矩與鳳姐的款段”“茶筅、脂硯齋與秦可卿”等，這些乍看有些陌生的命題，很自然地喚醒了人們的“閱讀期待”，使研究文章有了文學作品的閱讀效果。而在具體行文表達中，作家圍繞議題時而旁逸斜出，擴展歷史的容量；時而剝繭抽絲，發掘現象的本質。而在更多的情況下，則驅動女性柔潤而細膩的筆觸，夾敘夾議，娓娓道來，開采出平凡中的深意。譬如寫寶玉挨打之后，寶釵送來有特效的丸藥，而黛玉卻兩手空空，只是哭得“兩只眼睛腫的桃兒一般”。第二天一早，寶釵走出蘅蕪苑，去探望母親薛姨媽：

正巧遇到黛玉“獨立在花陰之下”，黛玉看她無精打采，眼睛又明顯是哭過的樣子，就笑著刻薄她：“姐姐也自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眼淚，也醫不好棒瘡！”這個階段的黛玉逢著機會就刺寶釵幾句，卻不料這回本就以己度人說錯了，反而說中了自己——令人恍悟黛玉哭出了多少眼淚，也醫不好寶玉的棒瘡，也保不住人間仙境大觀園，也成不了木石前盟。卻原來，絳珠仙子一生的眼淚，點點滴滴流在神瑛侍者的心上，每一點每一滴都像珍珠一樣，而在現實世界中是沒用的。他是無用的人，她給的是無用的眼淚。

黛玉所有的，只是她的眼淚。寶釵完全不同，極少流淚的寶釵，什么都有。（潘向黎：《寶釵什么都有，黛玉只有眼淚》）

讀著這樣的文字，我們足以感受到曹公匠心經美文闡發和激活后，特有的那種深切、通透與震撼。

四

許多現代、當代學者和作家以各自的生花妙筆，送出了一系列筆墨飄逸，“神與物游”的好文章，為紅學研究增添了一道道嶄新亮麗的美文風景線。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美的建構和藝術呈現，在作家那里并非簡單的靈感降臨或修辭偏好，而是常常同一種打上了理性印記的感悟和思考相伴而行，互為生發，它們在更加深入持久的層面上，推動著作家、學者不斷的藝術探索和美文實驗：

——王蒙的觀點。《王蒙活說紅樓夢》一書寫道：“紅學是一門非常特殊的學問，它與我們接受新學以后引用的以拉丁語名詞為本源的許多概念，比如地理學、物理學、哲學等都不一樣，它是非常中國化的一門學問。不是一門嚴格的科學。它不完全用驗證的方法來研究。更多的時候采用的是一種感悟，一種趣味，一種直觀、聯想、推測或想象，而這些都是不那么科學的。另外它又是非學科的，我們無法把它限制在文藝學、小說學、文體學等學科之內，它扯出什么來就是什么。”對紅學做這樣的學科解讀和內容闡釋，無疑為以自由灑脫為根本特征的美文式的紅學言說，開辟了道路，提供了依據，也構成了支持。

——蔣和森的觀點。縱觀《紅樓夢》研究史，最先發出變革呼吁的正是蔣和森。在完成于1980年底的《紅樓夢論稿·再版后記》中，作家指出：“中外有些談文論詩的名著，讀起來不僅使人興味橫生，而且還常帶來一種藝術享受；可是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文藝理論仿佛變成艱澀難懂的哲學玄理，而古典文學研究也成了埋在故紙堆中的學問；至于文學藝術所特有的那種感情激蕩、生氣撲人和引人入勝的魅力，卻在那種理論研究下變得蕩然無存了。”作家坦言：

對于《紅樓夢》這樣一部充滿詩意的作品，我覺得也不能待以冰結的感情或數學式的智力。真正明智的哲學頭腦，應是熱烈感情的升華。大哲學家大理論家都是情感豐富的人，只不過是采取邏輯思維的表現形式。因此，對于《紅樓夢》這部偉大的祖國文學遺產，我們不僅要用先進的思想來認識它，還要用熱烈的感情來擁抱它。正像《紅樓夢》曾經打破傳統一樣，我們也要用打破傳統的方法來研究它。

用熱烈的感情推動詩化的表達和審美的判斷，正是《紅樓夢論稿》最突出也最可貴的特征。

——李敬澤的主張。對于現代散文的發展和建設，李敬澤一向持開放包容和辯證汲取的態度。在他看來：一方面，以五四為起點的現代散文迄今沒有完成自身的現代轉型，它在不少方面因襲故我，步履沉重，因此，在廣泛的借鑒學習中，實現散文的創新性發展，仍然是擺在當代作家面前的重要任務。另一方面，就范疇而言，現代散文比中國傳統的文章要小得多，窄得多，現在許多東西都裝不進已有的散文框架里，因此，散文還要向傳統尤其是傳統的源頭學習，要回到先秦，回到兩漢、魏晉，努力在一種更具包容性也更具活力的視野里，重建這個時代的文章觀。他希望現代散文家具有“莊子式的知識興趣和寫作態度，讓知識、想象、思想自然地獲得形式，形成一個整體”。（參見李敬澤：《重建這個時代的文章觀》）作家這種雙向學習的觀點，雖然不是專對紅學而發，但它對于紅學領域的美文追求，對于進一步解放和豐富這種追求的無限精彩與更多可能，自然具有積極的推動和啟示意義。

毋庸置疑，紅學世界的美文追求自出機杼，別具風韻，是難能可貴的。然而，我們又必須承認，對于完整的紅學世界而言，美文追求不是路徑的唯一，也不是學術的極致，在有些時候，有些情況下，如辨識版本、考據史實等，論文是難以寫成美文的。我們今天充分肯定美文式的紅學追求，無非是在基本條件允許的前提下，讓我們的理性思辨多一點形象思維，多一些感受、情致和趣味，從而讓文學理論不再是灰色的，讓它和生活、生命之樹一樣蔥翠常青。

（作者：古耜，系中國作協散文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