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我出生在江蘇省興化縣茅山鎮，時間是1960年的農歷七月二十。母親說，新稻上來了，老鼠有得吃。那一年是鼠年。

我們家住在茅山景德禪寺的旁邊。茅山是個千年古鎮，茅山其實沒有山。母親說，原來有山的，后來給平了。我查了資料，茅山確實有山，據《東臺縣志》載：茅山在縣治西七十里，高二丈四尺，周二百五十步。高八米，寬約八十米，相當于一座小樓房。在水網密布的里下河地區，茅山稱為山，也是可以理解的。史上還有宋代的范仲淹、滕子京、富弼、胡瑗、周夢陽等俊逸在茅山讀書、流連的記錄。

我三歲離開茅山，對茅山的記憶不是模糊，而是根本沒有。有關茅山的記憶其實來源于母親后來的講述。但離開茅山的情景我記得很清楚，我們一家是坐船離開的。一條小木船，父母，我，弟弟，還有撐船的船夫，我們在水上走了很久很久的時間，到了父親新的工作地—陳堡。也就是說，我的記憶是從離開茅山那一刻開始的。

茅山最出名的就是茅山號子，據說曾經唱進了中南海。

2003年8月，我帶著女兒去茅山尋根，在干爹金如恒的帶領下，找到了當年我的出生地，水邊的兩間房子，屋前有一石碼頭，屋子除了窗戶換成了鋁合金的以外，其他都沒變。我拍照留影，還意外地發現，舊居居然就在景德禪寺的邊上。禪寺顯然恢復重建過，沒見到僧人，我敬香拜謁，向四十年前的鄰舍致敬，也向茅山的山水表達感恩，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讓剛出生的我度過饑荒生存至今。

母親說到茅山時，常常說到一頭豬，說豬很乖，白天出去，晚上歸來，自己尋食，到外排泄，和人同屋和睦相處。這頭豬顯然不是寵物，我奇怪在那么困厄的歲月里，為何養一頭豬。據說后來豬失蹤了，大概被饑餓難忍的災民們偷偷宰了。五十年后，母親說起來還很傷心。

二

記得小時候認識我和弟弟的人都說，你弟弟真聰明。顯然弟弟比我聰明，我記得小時候我和弟弟一起出門，大家關注的目光都在弟弟身上。弟弟伶牙俐齒，我總是顯得木訥，我和弟弟爭吵打鬧，受懲罰的總是我，父親“啪啪啪”幾個巴掌總是落在我的屁股上。

那個時候我有些討厭弟弟，他總是占盡風光。可等弟弟去世以后，我非常想念他，那時候我們同齡的孩子，多是有哥哥或者弟弟的，出去耍鬧、打架、游戲的時候，總是一伙兒。而弟弟去世之后，我一個人特別孤獨，那些壞小子也常常欺負我打架沒有幫手。

1966年的冬天，弟弟死于流行性腦脊髓膜炎，俗稱“腦膜炎”。弟弟起初發高燒，家人以為是感冒，等發現昏迷不醒的時候，送到醫院已經晚了。后來我查了資料才知道，1966年底，全國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疫情非常嚴重，死亡人口眾多。

腦膜炎流行性極強，我記得弟弟去世以后，我家出入的道路被拉了隔離帶，我們一家只能在圈內生活。后來，我在學校也被同學冷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的外號叫“腦膜炎”，被同學們奚落。

不知道為什么我沒有感染上腦膜炎，當時我和弟弟睡在一張床上，弟弟發高燒的時候，我也沒有被隔離，當時不知道是傳染病。當然家里的其他人也沒有感染上，家人怕病魔也纏上我，就把我送到當時供銷社的老高的宿舍住。

老高是一個屠戶，在供銷社殺豬。陳堡當時沒有食品站，殺豬賣肉由供銷社管，父親在供銷社負責蛋品收購，也負責開豬肉的票。老高殺豬，賣肉，父親開票、算賬，兩人搭檔，關系融洽。民間傳說屠夫身上殺氣重，一般小鬼不敢惹他，我被送到老高的宿舍自然是為了辟邪。前前后后應該是住了一兩個月，我到現在還記得老高身上濃郁刺鼻的油膩餿味，想起來還會想吐。老高很喜歡我，對我特別好，會偷偷地讓我吃他熬的下水湯。下水一般沒有人買，剩下來了，老高就自己熬湯喝。他告訴我是肉湯，我長大了，告訴父親這件事，父親說，他也喝過，是下水湯，喝不起肉湯。

老高不是陳堡人，后來回老家周莊的殷莊了。多年以后，我想起了油膩膩的老高叔叔，問母親老高何在，母親說，前年夏天下暴雨，他回家途中被雷電擊中，死了三年了。

嗚呼！

三

弟弟去世以后，母親很傷心，一直不停地哭，眼睛都腫了。本已慢慢地忘記了悲痛，但隨著夏天的到來，我身上燙傷的印記又喚起了她對弟弟的思念。弟弟去世的那一年夏天，母親每天都用燈罩燙蚊子。那時候沒有蚊香，更沒有滅蚊器，晚上睡覺前，蚊子聚在蚊帳內，等待我們這些小孩把它們喂肥。蚊子很狡猾，用扇子扇，它飛一會兒，又落到蚊帳內。如果用手拍，一是拍不到，二是拍到了還會在潔白的蚊帳上留下血跡。里下河的人就發明了用煤油燈滅蚊子的方法。煤油燈的玻璃燈罩溫度很高，母親端著燈，對著蚊帳上的蚊子，蚊子也來不及飛開，就落在燈罩里，滋滋地燃燒，那情形類似飛蛾撲火。母親把這個滅蚊的活兒叫“照蚊子”。一次，母親一不小心，燈罩滑落了，滾燙的燈罩掉在熟睡的我和弟弟身上，赤裸著上身的我和弟弟被燈罩燙傷，燈罩在我們倆的肚子上留下了痕跡。我的肚子上是燈罩的橢圓部分，弟弟則是燈罩上部的管狀部分。母親為此時常自責，但也開玩笑說，你們倆哪天失散了，這印記可成為記號。我們兄弟倆有時和其他小朋友玩耍時，也會比試身體力量或特征，關鍵時刻我們亮出我們特殊的“胎記”，會讓他們羨慕不已。

外婆怕母親傷心，夏天再熱，也不讓我光著身子。從此以后，夏天汗水把汗衫濕透了，我也不會光著上身當“膀爺”，是一種習慣。

但肚子上的印記不知什么時候消失了，我極其失落。

四

到陳堡之前，我還在邊城鎮短暫生活過一段時間。

邊城是個小鎮，卻叫城。在我的記憶里，只有縣城才叫城。初次讀到沈從文的《邊城》，很有些奇怪，怎么湖南也有個邊城？到后來發現叫邊城的地方很多，就不覺得奇怪了。

邊城在我記憶里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記得有一條老街，很有明清風格，很多的老房子，有點城的規模。本來我應該在邊城念完小學、中學的，但是或許無緣這個“城”吧，我還是在陳堡念完了中小學。

當時，我的伯父在邊城當糧站站長，伯父伯母無子女，我曾經被過繼到伯父家。但不知何故，我在邊城好像過得不愉快。當時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父親一人的收入要養全家四口人，母親說，那時一個人每天只有三兩六錢的糧食供應，好像還是十六進制的。伯父剛升為站長，主管糧食，日子肯定要好過些。按理說，我應該在伯父家過得挺逍遙的。可能是我沒有享福的命，據說我很思念母親，在邊城調皮得翻江倒海，鬧著要回茅山。

伯父伯母考慮到我年幼頑皮，就讓我回到了父母身邊，等我懂事一點再過繼過去也行。沒想到后來弟弟王平得了腦膜炎去世了，我也成了獨子，再后來母親又生了兩個妹妹，過繼的事情自然不提。

我常常假想，如果我在邊城那邊順利扎根生活下來，讀書，學習，又會是怎樣一種人生軌跡。邊城比起陳堡來，要少一些鄉野之氣，多一些商業的氣息，是一座有些頹廢逐漸邊緣化的老鎮，但日常生活的氣息還是透露出曾經富貴過的腔調。邊城的老師和陳堡的老師也是不太一樣的，陳堡以張志宏為代表的老師是有闖勁的進取者，他們的進取和勇氣影響了我。衰落的邊城會不會讓我自得其樂、拿腔拿調呢？那時的周莊、邊城、茅山的人是有些瞧不起陳堡的，而陳堡人沒有理由拿腔拿調。

不知為什么，我對伯父家總是有一些愧疚。伯父在家是長子，講話慢言慢語，很有老大的范兒。我從有記憶開始，伯父就是一個病人，在家休息的病人。

病床上的伯父總是那么彬彬有禮，直到去世，也沒見他發過大火。伯父去世的時候五十出頭，祖母嚎啕：天哪！不落黃葉落青葉。五年之后，祖母中風辭世，黃葉也落了，歲數八十有五。

邊城由縣城而小鎮，由小鎮而村落，這是一種無人能預測的命運。如今在興泰公路上有一個路標叫“邊城”，每次回老家我看到“邊城”這個路牌，就會想起伯父—一個差點在我檔案里被冠為父親的人。

五

父親從茅山到陳堡，帶有“支邊”的性質，因為陳堡新成立供銷社，要一批老職工前去建社。據說，當時父親挺有成就感的，但依我這些年對父親的了解，這次遷徙帶有“謫貶”的性質，因為父親這之后又不斷被遷謫，從鎮上到鄉里，最后被遷到村里的供銷點，差點成了農民，幸虧母親堅持不轉戶口到村里去。父親說，爺爺就在村里工作，有什么不好的？

我的爺爺一輩子經商辦實業，開過蛋行、米行、草行，當過周莊鎮商會的會長。到父親這一輩，公私合營了，伯父去糧站當了站長，父親去供銷社收蛋，叔父沒有去紙廠，考上師范，當了小學校長。爺爺自己也去了供銷系統當營業員，一直受貶，先在鎮里，然后去了村里。小姑姑是唯一的女兒，從小就受寵，閑著在家，出嫁后，在家閑著。

父親在供銷社里負責收購禽蛋。里下河的禽蛋產量很高，源于家禽飼養的量很大，中國農業科學院的家禽研究所就設在里下河的邵伯鎮。里下河的蛋品遠銷上海、南京、杭州，甚至海外。父親將各村供銷站點送上來的雞蛋、鴨蛋、鵝蛋集中起來，再送到泰州食品公司，有點像中轉站，先收購，再賣出去，這里面有沒有利潤不知道，好像那個時候也不講究利潤，沒有聽父親說過盈利還是虧損的事情，也沒有見他為利潤的高低焦慮過，肯定沒有考核指標。

除了這些“團購”外，父親也收農民零散的雞蛋，陳堡鎮上附近的農民也喜歡到父親的店里賣蛋，他們說：老王的秤準。

老王的秤準，也平添了很多事情。農民缺錢了，兩三個雞蛋也拿來賣，有時候一個雞蛋也拿過來賣，因為沒錢買鹽買油了。有時候父親出差了，農民們就等他回來，父親的“生意”總比別的店好。其他商店的店主背地里議論說，老王有些神經搭錯了。

父親最重要的工作還是收購各村商店送過來的大批量的雞蛋，鴨蛋也有些，鵝蛋很少。這些村店的營業員劃著船，運著一箱又一箱的蛋來到鎮上的供銷社，賣到父親的店里。當時裝蛋的蛋箱并不統一，各家有各家的包裝，到供銷社要騰轉開來，賣家和買家就用手把雞蛋一個一個地從這個蛋箱轉到那個蛋箱。

這是個枯燥的活，更是個技術活。在一般人看來，一船的蛋怎么也得半天才能周轉完，但父親他們很熟練，他們一只手可以抓六個蛋，兩只手抓十二個，一會兒就周轉完了，父親一個上午可以周轉三船的蛋。不會數蛋的人們很容易把雞蛋弄破，而雞蛋在他們手里像玻璃球一樣，玩得滴溜轉。

那時候沒有磅秤，他們就數雞蛋的個數，所以我小時候聽父親唱得最多的就是《數蛋歌》。《數蛋歌》是我命名的，有點類似勞動號子。父親他們一邊數蛋一邊唱，歌詞極其簡單：“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一箱唱完，總共多少手，重量按平均值乘以手數，就能知道大約多少斤。后來有了磅秤，父親說，數蛋和磅秤的斤兩幾乎沒有出入。

父親的收購站里，還有一個紙糊的類似風斗一樣的設備，那是用來照蛋的，我稱之為照蛋器。因為雞蛋放的時間長了會變質，父親他們的術語叫流黃或散黃，好的雞蛋蛋黃是圓圓的，邊緣是齊整的，所謂的“壞蛋”則是蛋黃變了質，蛋黃變形了，邊上發毛，最壞的情況就是蛋黃發黑，那是真正的壞蛋了。一般散黃的雞蛋也可以吃，就是不能送到食品公司了，因為食品公司的蛋有的還要出口，所以父親他們很認真地檢查，不能讓壞蛋流出去。

父親其實很少去照蛋，更多的時候憑手感去判斷蛋的好壞，如果感覺雞蛋輕了，就去照一照，看看有沒有散黃。所以收購站的那個照蛋器，可能是我用得最多，六七歲的時候，我常常到父親的收購站里，把雞蛋對著那個圓圓的孔，眼光透過白紙照進雞蛋，蛋黃和蛋清是清晰地分開的，蛋清透明無瑕，乳汁一樣彌散著，而蛋黃呈圓圓的金黃色，像一輪小太陽，那是生命的結晶。

時間長了，我還能分清色蛋與普通雞蛋的區別，色蛋能孵出雞雛，普通雞蛋則不能。色蛋的表殼有一兩個白點，是和公雞公鴨交配留下的痕跡。春天，色蛋的價格要高于普通雞蛋。每年春天，就有炕坊來訂購色蛋回去孵化小雞小鴨，父親就有意地將色蛋用單獨的蛋箱存放。

過了春天，色蛋和其他的蛋一起放在一個箱子里了。因為炕坊一過夏天就關門了。也并不是所有的色蛋都能孵化出小生命來，那些不能孵化出新生命的蛋叫啞蛋。啞蛋雖然由于各種原因不能誕生新的家禽，但很多啞蛋已經生長出雞鴨的雛形，毛茸茸的胎毛和完整的四肢，讓人頓生愛憐和悲憫。里下河的炕坊總是將這些啞蛋埋到土里，做肥料。而南京人則愛吃這種啞蛋，他們稱之為“喜蛋”，用水一煮，然后沾點鹽，連毛帶腥吃得津津有味，美其名曰“活珠子”或“旺雞蛋”，行人時常在南京的街頭看到衣著時尚的小姑娘手抓“活珠子”，吃得忘乎所以。里下河的人對此是非常鄙夷的，說他們餓瘋了。

小時候最難忘的還是父親數蛋時唱的《數蛋歌》，尤其他和那個叫金濤的伯伯一起數蛋的時候，兩人配合默契，歌聲也極其有韻味。金濤從蔣莊自己一個人劃船過來，每次蛋的數量很大，因為蔣莊是個大莊子，人口多，養家禽的也很多。后來奶奶告訴我，金濤原來是我們家蛋行的大伙計，人很好，會做生意，父親小時候最喜歡和他玩，尤其喜歡跟他學數蛋，家人不讓他數蛋，也勸不住。現在兩人有機會一起數蛋，那個不亦樂乎，仿佛上了《星光大道》的歌手，他們的歌唱中，有少年的記憶，也有兄弟般的情義。

我是能理解父親這一樂趣的。我那時候手小，自然抓不住六個雞蛋，就和弟弟用玻璃球和小石子當雞蛋數，一邊數一邊唱：“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循環往復，樂此不疲。心想，等我長大了，一手能抓六個雞蛋就好了。后來弟弟患腦膜炎去世，我數蛋沒有了伙伴，再也不唱了。

每個村里來的營業員都會陪同父親數蛋，但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我爺爺，父親的父親。

爺爺排行老五，人稱王五。因為做過蛋行、米行、草行的老板，后來當普通營業員，好像不太適應。他的工作從鎮上到鄉里，再到村里，最初還是大莊子的村，后來到了全鎮最小的陳林村。他也無所謂，不在乎工作環境，我還以他為原型創作過小說《除夕·初一》，寫里下河深處最小村莊營業員的日常生活。

爺爺也是劃船來的，但他自己不會劃船，也不學，他雇村里的一個小伙子當船工，自己坐在船頭看著小伙子劃船，不時給小伙子遞煙，村里的人都愿意為王經理（村里商店就他一人）劃船，說“王經理大方”。

爺爺來到父親的蛋品收購站，從不數蛋，他看著父親數，父親也不讓他數，自己一個人數，但不唱《數蛋歌》了，父親默默地數，爺爺默默地看，爺倆一言不發，卸完蛋，對一對蛋的數量，然后開票。父親留下存根那一頁，爺爺拿著支付的那一頁，與他人無異。

爺爺有時候看到我，咧著嘴，朝我笑，露出被煙熏得黑黃的牙齒，我感到有些害怕，趕緊躲開，他訕訕的，有些尷尬。父親在我后腦勺拍一下，叱責我“不懂事”，爺爺趕緊呵斥父親一句：孩兒小，別嚇著。我哇哇哭起來，一路奔回家向媽媽訴苦：爸爸打我！

后來，金濤伯伯被提拔了，調到供銷社當領導，因為他出身好，人緣好，工作又有成績。有一次，他看到爺爺來賣蛋，就主動和父親把爺爺那船蛋數完，老哥倆數著數著又唱起來了，“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四手啊……”

爺爺站在一邊，抽著煙，冷冷地看著他們，一聲不吭。

金濤數完蛋，向爺爺微微鞠了一個躬，離去。

1976年，爺爺去世。2015年，父親去世。金濤什么時候去世的，我不知道，我問母親，母親說，早不在了，他兒子都去世好幾年了。

世上再無《數蛋歌》，“一手啊，二手啊，三手啊……”

六

父母在陳堡幾十年，泯然眾人，但晚年我請二老到高郵、泰州、南京、北京生活，他們都住不慣，覺得還是回到陳堡最踏實。都說熱土難離，離不開的不見得都是熱土，而是一種生活語境、生活氛圍和生活的節奏。

我在陳堡前后生活了十六年，后來到了高郵，到了南京，到了北京，但我夢境的背景，常常是陳堡的河流、店鋪、窄街。從1966年夏天到1976年夏天，我在陳堡讀完小學、初中、高中。正好是“文革”十年，陳堡本來只有一座完小，但隨著我的長大，學校也在長大，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號令下，我讀完小學，小學接著辦初中，我讀完初中，學校開始辦高中。有的小學老師之后又擔任過我的初中和高中老師。一位名叫胡家華的老師，先后教過我數學、語文、音樂、英語、化學、政治，真是難得的人才，很多課程他是現學現教的。胡老師年輕時學過一點日語，教我們英語，他是一邊聽廣播學，一邊教我們，他濃重的里下河口音英語讓我多年都難以改口，至今念26個字母中的L，一不小心還露出里下河腔來，北京人常常問，什么？艾爾？

記得1975年的時候，陳堡中學破天荒地分來了“大學生”老師，之前陳堡中學一直沒有一位正式的大學畢業生，唯一被稱為大學生的張志宏老師，也是只讀了幾個月的師專，學校就解散了。這次分來的大學生，其實也只是高郵師范的畢業生，我們總算有了物理老師，這位方姓老師是高郵師范的高材生，高郵師范想讓他留校，但地方教育局不同意，他委屈地被分到了偏僻的陳堡中學。

方老師教我們物理課，在我面前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他講萬有引力定律，不是照本宣科，還講了很多課本外的知識和故事，我聽得非常興奮，放學還找他聊。那一陣子，我發誓要成為物理學家。但是，方老師很快調回高郵師范當老師了，他是9月1日到的，10月1日前就離開陳堡了。我們的物理課又讓一位高中畢業的代課教師代上，他上得費勁，我們學得也費勁。緊接著，物理課改為農業機械課，我們去村里學開手扶拖拉機了。

我時常想念方老師，但方老師對我毫無印象。1978年3月，我考入高郵師范，去登門拜訪方老師，方老師怎么也想不起有我這么一個學生，他對陳堡中學的記憶也幾乎是零。同年，方老師考入南京藥科大學讀研究生，之后就再也沒有他的消息了。

七

其實，要說祖籍，我應該是興化周莊人。

我第一次到名聲顯赫的昆山周莊，傻了。這不是我的老家嗎？水路，石橋，麻石街，老鋪子，窄街，生煤爐子做飯的人。連沈萬三也是那么親切，我小時候聽過無數關于沈萬三的傳說，到這里才發現，原來這傳來傳去的傳奇不是我們老家興化周莊的，而是蘇州周莊的。

前不久，我去周莊老鎮看了看，很幸運地見到了當年古鎮的麻石街、破舊的店鋪以及舊店鋪的痕跡。我們家的祖宅還在，只是已經面目全非了。

祖宅的記憶，是與疾病和死亡的氣息聯系在一起的。不知道為什么，周莊的老宅子始終讓我感到一種陰暗腐敗的氣息，或許是奶奶長期一個人居住的原因，那房子隱隱有一股老人味。但老房子記載了祖父辦實業的歷史，在祖宅最后一排屋子，殘留著工廠的痕跡，廢棄的水門汀不適宜居住，就無償給中學生當宿舍。后來成為河海大學校長的張長寬、江蘇教育電視臺臺長的顧鼎競在這里寄宿過，他們在周莊中學讀書，奶奶為他們免費洗衣燒飯。

其實，我幾乎沒在周莊老宅生活過，住得最長的時間也就是一個星期，還是生了病。祖父1976年去世后的第四十二天，按照風俗，應該為他做“六七”。按照一般的喪葬的風俗，七七四十九天完成對死者的祭奠儀式，不知道老家為何在“六七”這一天舉行，有條件的人家還要請和尚或道士為其亡靈超度。1976年自然不可能做佛事，但“六七”還是要做。那天晚上，我高燒，昏迷，甚至大小便失禁。我夢見了地獄，白天黑夜分不清。后來被診斷出肺炎，回陳堡掛了兩天鏈霉素，好了。

祖母在老宅生了伯父、父親、姑姑、叔叔，但他們先后離開了這里。伯父在邊城工作，叔叔在老閣當小學校長，父親和姑姑居住在陳堡，他們都在異鄉租房子住。周莊成了家人們一個心理的巢，紅白喜事才會聚到一起。老宅由祖母一人守護。

祖父呢？祖父的店被公私合營之后，他就離開了周莊，在陳堡的一個叫陳林的村子里開商店，一個人的小店，進貨、賣貨全是一個人，供應著全村的日常生活用品。

這樣，祖母成了唯一在老宅里居住的人，周莊也成了祖母一個人的周莊。

祖母見過世面，抗戰時到李明揚家祝過壽。她天性樂善好施，在親友們當中出了名的。凡是有事向五奶奶（爺爺排行老五）開口的，幾乎沒有被拒的。雖然她沒有工作，老底子也日漸稀薄，但接濟人的事祖母從不推托，甚至時常借錢幫人。聽父親講，她還借過高利貸幫人還錢，然后讓她的兒子們悄悄還債。祖母時常欠債，她的俠義、軟弱和大度讓她聽不得好話、軟話，她自己省吃儉用，但對人從不吝嗇。

老宅的家當自然因為還債逐漸變賣、抵押，等祖母離開周莊的時候，老宅子空空蕩蕩，家具沒了，連后屋的螺絲釘、螺帽也被人撬掉。分給我們家的兩間屋子連窗玻璃也被人卸了，但見到我們的左鄰右舍都夸“五奶奶”人好。

老宅其實是祖母的宅子，祖母去世后，這宅子我們再也沒有人去居住過，仿佛老宅也隨奶奶去了。祖母生前告訴我，她去得最多的就是輪船碼頭，在那里接送親人。因為兒子、女兒、丈夫都在外地工作，往返都要乘船，白發蒼蒼患結膜炎的祖母紅著眼迎風流著淚，站在輪船碼頭目送親人遠去，等待兒孫回來。

八

我兩次離開陳堡，坐的都是輪船。

輪船是里下河當年最常見的交通工具。里下河河網密布，溝渠縱橫，出門必行船。而輪船作為交通工具，比搖櫓、劃槳、帆船等要快捷和方便。如今，公路交通發達，坐輪船已經成為歷史。

興化由于受地域限制，很多時候是被交通“遺忘”的地方，比如至今還沒有高鐵路過，這在江蘇縣級市里面極為少見。而當年的陳堡，在興化更是處于“死角”，周圍的周莊、茅山、邊城都通了輪船，陳堡本地則沒有輪船路過，要去興化、泰州，都要到周莊或者寧鄉乃至江都武堅的花莊村去坐船。維系陳堡和他們之間聯系的，是一種叫“幫船”的運輸方式，幫船是人劃的，可以坐三四人，類似今天的拼車。

陳堡通輪船，大約是在1976年，這一年才有了泰州班和興化班。早晨六點出發，晚上六點到達。

第一次離開陳堡，是1978年的3月7日。那是我去高郵師范學校上學報到的日子。1977年底，停止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突然恢復了，我毫無準備，但依舊報名參加，當時抱定一個信念，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再考。全國剛開過科學大會，到處都是科學熱，我的理科情結蘇醒，準備報考大學的理科專業，但發現高中的物理、化學是一片空白。盡管整個中學也沒有學過地理，但地理好歹可以自學。文理分科，我就選擇了報考文科。

那一年參加高考的人極多，真正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歷屆的高中生都有人參加，還有很多的南京知青參加，考試分初試和復試兩個階段進行。初試淘汰一批人，復試作為正式考試。我初試順利過關，有點意外，我沒想到能夠和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一起通過初試。我們那一屆的高中畢業生乃至向前推幾屆和當年的應屆生，沒有人通過初試。

復試在興化城里進行，我們提前一天坐輪船到興化，旅社住的是通鋪，通鋪有二三十人，亂哄哄的，我一夜也沒有睡好，第二天考試開始就走錯了考場。當時理科考場設在興化中學，文科考場設在紅衛中學（現昭陽中學）。我走到興化中學，監考老師一看不對，就趕緊讓我去紅衛中學。等趕到紅衛中學時，離開考時間就差一分鐘了。我慌慌張張地進了考場，拿到試卷，覺得試題難度不大，30分的綜合知識題，70分的作文題。作文題叫《苦戰》，但我陰差陽錯，將題目寫成了攻關，當年流行葉劍英元帥的一首詩，“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由于沒睡好，也因趕路著急，腦子糊涂了。其實，苦戰和攻關的內容相差不大，但我在答題的時候，專門寫“攻關”二字，作文寫得比較快，校對完了，我還將“攻關”二字描成了美術字。

考完試出來，見到了周莊中學的毛家旺，他說作文居然出《苦戰》這個題目，太好考了。

我糾正他，是“攻關”。他慌了，說，壞了，看錯題目了，待顧鼎競過來，我才知道是自己錯了。

我當時就崩潰了，準備不考回家了。顧鼎競說，你別著急回去，這次先熟悉下試卷，明年再考也好。我堅持考完了全部科目，發現整體試卷難度不大，但由于作文題目寫錯了，也就沒有抱什么幻想，明年再來吧。

不久，收到了高郵師范的錄取通知書，我極為驚訝。當然，我一方面非常高興，另一方面心有不甘，畢竟師范不是大學。然而我考上師范這件事，當時在陳堡鎮上還是小小轟動了一下，左鄰右舍都在傳我“考上了”，前來祝賀的親友也是一撥又一撥。看父母那么開心，我也打消了明年再考的念頭。而且，我的中學老師也沒能考上，這位知青老師是名校南京一中老三屆的高材生。同時，我當時的文學偶像團委書記顧鼎競，也和我考進了同一所學校。橫向比較，我也覺得挺有成就感的。

1978年3月7日，新生報到。母親執意要送我前去，我堅決反對也沒用。她說，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實際是，我從沒一個人出過遠門，一直在自己家門50華里內的范圍內活動，母親不放心。

清晨5點，我們坐輪船出發，到一個叫老閣的地方下船，換輪船，像今天坐飛機要轉機一樣。折騰到終點碼頭時，天色已黑，已經晚上八點多了，前來接站的同學早已散去。我們帶著行李步行一個多小時才到學校，幸虧母親前來，要不然那些行李我一個人根本沒法拿。

由于我們到得遲，學校只有幾張床的招待所已經客滿，我和母親去找招待所的路上，向一位女同學問路，她說沒有床位了，不要去了。這位女同學說，現在已經十點多了，要不然讓你母親到我宿舍里去住吧。我們以為她宿舍里有空床，就讓母親去了。后來母親告訴我，這位同學和其他女生擠在一張單人床上，讓母親睡在她的床上。我到現在還記得這位女同學姓白，名字沒問，是工農兵學員。這幾乎讓我一下子改變了對工農兵學員的印象，因為當時的工農兵學員是推薦上學的，不是考上去的，所以我們這些沒關系推薦上大學的，老覺得工農兵學員占了我們的份額。這位白同學的舉止，讓我至今感動。后來，我在校園里見過她，我靦腆地想向她致謝，而她好像并不認識或不記得我了，所以一直沒有機會。她長得很白，很漂亮，很苗條，個子比我高。不久她就畢業離校了，我們再也沒有見過。

九

第二次離開陳堡，也是坐輪船。

這一次是工作調動。1978年春天去高郵師范讀書，大專班學制兩年，實際上1979年夏天我們就離校了。我們這一屆學生命不好，不久后大學擴招，比我們分數低的考生也有機會上了大學，1978年底我們還派代表去教育廳“抗議”，當然無果了。第二年高考時間改到了夏季，秋季入學，學校宿舍不夠，我們得提前離校，名義是“實習”。

當時一些歲數大的學生希望早點離校，而我則希望在學校多讀一些書。我那時特別勤奮，每天只睡六個小時，每天早上起來跑步，所有的時間都在讀書、寫作。我從來沒有見過那么多的好書，遇到那么有學問的好老師，遺憾的是學習時間太短了。我對文學的熱情很高漲，還和顧鼎競、時慶濤以及師范的校友成立了“大野”文學社，我早期的一些文章用過“大野”的筆名。

1979年4月，我和同學顧鼎競合作的短篇小說《閔師傅》在《雨花》上發表了，文字第一次在省級文學刊物上變成了鉛字，我的文學道路由此開啟。

1980年1月，我被正式分配到陳堡中學教書，但之前已經作為實習生工作半年了。我在陳堡中學教過初二、初三，還教過高二。在陳堡中學認識的一些優秀的學生，像顏德義、錢言、金明寬等，他們也跟著我，對文學興趣濃郁，我們至今還有聯系。

離開陳堡，是因為要解決兩地分居。我在高郵師范讀書時戀愛了，太太是高郵人，家里不希望她剛從鄉下回來又回到鄉下去，她是知青，考上高郵師范才離開插隊的鄉村。岳父岳母同意我們結婚時就一個要求，希望我調到高郵去。我開始了漫長煩惱的調動程序，前前后后花了大約三年時間才完成。這次調動仿佛是一次演練，之后從高郵調到南京，又從南京調到北京，中間經歷的曲折雖然各不一樣，但折磨程度相似。或許有了這次調動的“演練”，才讓我后來有了耐心和承受力。從興化調到高郵，是兩個縣教育局之間的老師的流動，原以為比較容易，沒想到過程極其復雜。先是高郵方面找不到接受單位，等高郵找到接受單位了，興化方面又不同意放，來來回回幾經折騰，以至于后來達成協議了，奇怪的是興化教育局發出的商調函居然找不到了。最后還是時任陳堡公社黨委書記的徐長卿帶我去找教育局的領導，調動程序才得以順利進行。那年夏天，我和徐長卿去教育局領導家里的時候，遇上大暴雨，沒有雨具，我們倆赤著腳高一腳低一腳趕到局領導家里的時候，渾身濕透了，這也打動了局領導。后來的工作就暢通快捷了。我有時想起那天在暴雨中行走的情形，也感恩徐長卿先生的情義。

1982年“五一”期間，我和太太在陳堡舉行了婚禮，婚禮按照老式的規矩辦了三天。

離開之前，陳堡中學的領導為我辦酒送行，在新開的“陳東小樓”，那可能是陳堡第一家營業性的飯店。我清楚地記得那天的餐費是十一元，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消費。那一天，因為高興，我喝多了，酒是當時農家自釀的大麥燒，沒有蒸餾過，所以后勁很大，我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當晚嘔吐不止。第二天醒來坐輪船去興化，還不停地吐黃水，似乎要將肚子里的苦水都吐完，一直吐到船到興化才停止。

就這樣，一個少年離開了陳堡，離開了興化。

就這樣告別了家鄉，里下河的一條鳑鲏魚，游到了大運河，開始了遠行。

王干，1960年生，江蘇泰州人。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王干隨筆選》《王蒙王干對話錄》《世紀末的突圍》《廢墟之花》《南方的文體》《靜夜思》《潛京十年》《在場》等學術專著、評論集、散文集。2010年以《王干隨筆選》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