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月15日，學者羅崗、袁筱一、王凡柯與《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譯者朱康做客上海圖書館并展開對談，活動由毛尖主持。在著作《布爾喬亞：在歷史和文學之間》中，莫萊蒂按時間脈絡，描繪了布爾喬亞文化的興衰，并以批判的眼光，剖析了布爾喬亞衰弱背后的結構性矛盾。而這一矛盾最終帶來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勝利了，布爾喬亞文化死了。五位老師從語言的細微之處出發，深入追溯布爾喬亞精神的隱秘脈絡，共同探討布爾喬亞文化這一尚未完成的方案。在他們的對話中，歷史與生活的節奏交織出復雜的張力——快與慢的摩擦、慣性中的猶豫、妥協中的堅持，都被一一揭示。

本場對談由上海圖書館、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和中信出版集團共同主辦，上海圖書館講座中心和華東師范大學遠讀批評中心承辦。

毛尖：今天我們在上圖開啟2025年共讀一本書計劃。這本書放在這里做，是有些猶豫的，因為《布爾喬亞》不是通俗讀物，它的作者是世界重要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歷史學者莫萊蒂，莫萊蒂和伊格爾頓、杰姆遜一起，是當代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的三位節點人物。莫萊蒂的這本經典著作展現了布爾喬亞的發生及其在十九世紀的命運：最初，布爾喬亞在世界體系的中心地帶出場，并在十九世紀中葉，建立有力的社會控制，但其文化沒有建立有力的階級認同，其成員反倒屈服于舊貴族文化的霸權。到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勝利，布爾喬亞文化死悄悄。

這是全書主干道，但本書不容易讀，翻譯難度也大，尤其莫萊蒂的文風特立獨行，語法上有時詩歌有時小說。關于莫萊蒂和他的書，一會請朱康老師具體來講，朱康是此書的譯者，也是最早在國內推介莫萊蒂的學者。我們“遠讀”團隊的名稱，其實跟莫萊蒂有關聯，他的另一本代表作就叫《遠讀》（Distant Reading），正由遠讀團隊另一位老師丁雄飛在譯。

我先飛快介紹一下四位學者，雖然他們早就名滿天下。朱康老師，江湖人稱“大師”，理論文章兩手硬。莫萊蒂天雷滾滾的修辭和思想，朱康都能精妙傳譯。羅崗老師是我們這一代的學術帶頭人，不僅因為他正直勇敢閱讀量大，而且他開出的學術研究版圖有中國氣派。袁筱一老師，大學時代就登頂了法國青年作家大獎賽，碾壓了全法國的青年作家。她是當代最重要的法國文學研究者，法國文學翻譯家。王凡柯老師，德語文學研究界的新生代旗手，也是本雅明研究專家，活活用《本雅明電臺》把本雅明變成了暢銷讀物。

那大家可以看出來，為了這個活動，我們特意邀請了不同語種的頂尖人物與談，不僅因為莫萊蒂書中涉及歐洲無數文學經典，更因為，今天來談論布爾喬亞，各語種經驗已經混融。那首先，請朱康老師簡單介紹一下《布爾喬亞》和莫萊蒂，也請一并解釋一下為什么我們的對談題目用了兩個“的”：文化史的慢性的部分？

朱康：非常感謝毛老師的介紹，我想先從莫萊蒂的個人形象談起。如果大家去任何一個搜索引擎，直接輸入“莫萊蒂”，可能出現另一個人物——電影導演南尼·莫萊蒂（Nanni Moretti），那是弗朗哥·莫萊蒂的弟弟，他們是一對兄弟，一個在電影領域，一個在學術領域都有非常出色的成就。

弗朗哥·莫萊蒂作為一個學者，我們可以說他是文學史家或者是文學理論家，但我想用文學理論的分類來給他做一個更準確的說明。莫萊蒂是80年代就已經獲得聲名的人物，他的第一本著作叫做《被當做奇跡的符號》，強調文學形式的社會學，這是他最初的指向。在這樣一種討論過程當中，他注意到歐洲不是統一的歐洲，因為地理環境的影響，英法形成了一種文學書寫的樣式，德國到斯堪的達維亞半島是另外一種書寫的樣式，他稱之為“生活與真理的對立”，于是莫萊蒂之后又走向了“文學地理學”以及“文學地圖學”，把小說還原到地圖上，發展到今天就是數字人文。他利用今天的計算機技術建立文學科學實驗室，把小說輸入到數據庫當中，用大數據分析的方式對文學做定量分析，這種定量分析的方式影響了很多文學領域的學者，他著名的說法“文學史是文學的屠宰場”，這是一種否定式的命名，肯定式的則是“文學的正典化”。所以大概可以從三個方面描述莫萊蒂，他是文學社會學家、文學地理學家，也是一位文學科學家。

其中，莫萊蒂試圖用技術來處理文學閱讀的方式衍生出一個重要概念——“遠讀”，是用大數據的方式來對文學作品進行重新的解釋，這種解釋的工作就不同于我們更習慣的另外一種閱讀方式——“細讀”，所以“遠讀”和“細讀”是對立的概念，“細讀”是要把文學文本的細節不斷放大，看到文本內部的褶皺，看它被掩藏的秘密，而“遠讀”則用大數據的方式試圖給時代做整體的描繪。雖然莫萊蒂本人是“遠讀”概念的推動者、是大數據分析的推動者，但他本人又是“細讀”的大師，我當初之所以選擇這本書進行翻譯，就是想把莫萊蒂的閱讀方式帶入到大學的閱讀當中，帶入到我的學生的閱讀活動當中，希望可以在莫萊蒂定量分析的模式之外，看到細讀如何同樣可以展現出歷史的信息。這就涉及到我翻譯的這本書，主標題叫“布爾喬亞”，副標題叫“在歷史與文學之間”，這里的歷史和文學構成了解讀的兩條路徑，一方面是布爾喬亞本身被文學史上的作家所書寫，但另一方面，所有文學所書寫的布爾喬亞的形象本身是一個歷史結構的口語，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透過文學會有一個更具總體意識的展現，所以這兩者之間形成一個相互生產的關系，一方面是歷史上的布爾喬亞，另一方面是文學中的布爾喬亞，歷史中的布爾喬亞和文學中的布爾喬亞可以互相證明。尤其對于我們今天讀者來說，由于仔細地梳理布爾喬亞的漫長歷史，可能會超出我們普通讀者的能力，但是透過文學作品中的布爾喬亞形象去把握布爾喬亞的歷史意義，還有他們在歷史當中所出現的風格，應該是一個更便捷的路徑。

毛老師剛才說莫萊蒂不好讀，也許從文本內部的隱藏的理論和歷史的脈絡來說，它是一個挑戰，但結合我以前的翻譯工作，《布爾喬亞》的翻譯目前在語言上大概是比較便捷的一個。我翻譯的第一部專著是法國理論家雅克·朗西埃的《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巨大的挑戰，因為整個文本不僅知識輻射的范圍比較廣大，而且句子本身就非常難以翻譯，但莫萊蒂相反，他的文字在句子的表面上很容易翻譯，但問題在于選擇準確的譯詞、并在內部尋找前后之間的照應，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事情，莫萊蒂很喜歡非主謂句或者叫名詞句，大量的這種句式對我們很多讀者來說會有稍微的不適應，因為這種非主流句要求的是讀者或者譯者對概念有更清晰的把握。但這也使得閱讀這本書也許可以豐富我們的漢語表達方式，就我個人的寫作來說，從我開始翻譯以后，我自己的論文開始大量使用非主謂句。就我個人而言，我翻譯的時間并不長，但是我為確定表述中涉及的詞語和概念而猶豫的時間比我翻譯的時間長。一校稿在我手里大概延宕了一年，我什么也沒干，我每天對著它猶豫，因為不確定哪個譯名更易于讀者接受，以及和其他概念之間會不會沖突，如useful翻譯為“有用”還是“實用”，翻譯成“實用”的話，它和實用主義的關系怎么辦，但如果翻譯成“有用”就很麻煩，在中文里“有用”很難變成一個名詞，說“有用性”有點古怪，說“實用性”就很便捷，所以最后我只好舍棄掉對于“有用”的選擇，用了“實用”。

[法] 雅克·朗西埃：《詞語的肉身：書寫的政治》

朱康、朱羽、黃銳杰 譯

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

就是這種很無聊的猶豫不決，其實構成我翻譯過程當中一個主要的部分，這也是毛老師剛才提到的這次活動的標題“文化史的慢性的部分”為什么用兩個“的”。其實這個翻譯不是對原文的直接呈現，因為這句話來自《布爾喬亞》這本書，按原文應該理解為“文化史的慢性”或“文化史的緩慢性”。那為什么我一定要加個“的部分”呢？因為前一種翻譯句子太短，節奏太快了，新愿望和舊習慣之間的摩擦所呈現出的猶豫、挫敗，需要慢一點的節奏，每一個“的”都可以構成一次停頓，這兩個“的”正是要顯示“慢性”對面還有一個“快性”的部分。

類似的，這本書的主題，也可能會在中文中形成混淆，這也是書名選擇翻譯成“布爾喬亞”的原因。因為這本書如果按照我們慣有的翻譯習慣，可以翻譯成“資產階級”或者“資產者”，但為什么選擇“布爾喬亞”？就是因為對于莫萊蒂來說，布爾喬亞和資本主義是不同的兩個系統，布爾喬亞是慢性的，資本主義是快性的，所以這兩者之間有比較沖突矛盾的部分。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里邊有一個漂亮的對偶——“布爾喬亞散文”和“資本主義詩歌”，這是我個人的閱讀翻譯實踐當中見過的為數甚少的把“詩歌”當做負面使用的一個案例，在莫萊蒂這里，“詩歌”變成一個消極的概念，因為當布爾喬亞終結、資本主義取得勝利時，資本主義開始對創造性進行毀滅，這也意味著當前的現實跟未來的發展之間存在內部的巨大縫隙。所以從莫萊蒂的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布爾喬亞在歐洲的延續和變化，從18世紀的魯濱遜變成20世紀初易卜生筆下的海爾茂等資產階級，這既是時間的變化，同時又是空間的變化。

還要介紹一下莫萊蒂本人的理論資源，在他的學術研究里，他對文學作品的分析來自于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契的倫理批評，他論著的框架來自于法國年鑒學派布羅代爾和其繼承者沃勒斯坦，讀莫萊蒂的作品會經常看到一個概念，“邊緣”或者“半邊緣”，尤其是“半邊緣”，這就是年鑒學派的概念，在布羅代爾和沃勒斯坦那里，歐洲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中心到邊緣的資本主義外溢過程，中心的區域是不斷變化的，最初是荷蘭，后來是英國、法國而半邊緣地帶就從德國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所以這是空間的變化，時間的變化加上空間的變化，構成這本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形象。

在這里，布爾喬亞經歷了一次時間中的和空間中的旅行，這也使得莫萊蒂在面對與布爾喬亞有關的作品的時候，一方面要給布爾喬亞一個歷史形象，一方面要給布爾喬亞一個地理形象，它表現出半邊緣地帶的布爾喬亞和中心地帶布爾喬亞之間的差別，這就是為什么這本書的結尾以易卜生作為最后一章，強調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在挪威，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資本主義的后果，看到布爾喬亞的終結，看到布爾喬亞現實主義的無能，在這個意義上，也隨著歷史的演進和地理的轉移，布爾喬亞獲得了一個完整的藝術形象。

所以從魯濱遜開始，這是布爾喬亞最準確的形象，而到易卜生那里，就是布爾喬亞的終結。在這個意義上，莫萊蒂展現了布爾喬亞形象的歷史，關于這本書和對談的標題我就先講到這里，謝謝毛老師。

毛尖：莫萊蒂的理論涉及到歐洲很多經典文本，我們先請三位專家講一下，莫萊蒂的讀法有沒有和自己研究的領域發生碰撞。羅老師主治中國現當代文學，也在英美文學上有極深造詣，很早就討論過《魯濱孫漂流記》與商品拜物教問題。莫萊蒂書中，尤其第一章主要用《魯濱孫漂流記》來討論布爾喬亞的工作倫理和工作韻律。羅老師怎么看？

羅崗：謝謝毛老師，也謝謝朱康老師翻譯了這么一本重要的著作。而且，朱老師剛才在介紹自己翻譯過程時，其實沒有提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細節——他將書中所有的英文內容，如果已有中譯本且質量比較可靠的話，基本上都復原了，并且給出了注釋。這一點其實非常見功力。在翻譯英文著作時，有經驗的老師和同學都明白，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直譯，最多稍作調整即可。但像莫萊蒂這樣的作品，或者許多國外文學研究的著作，往往是跨學科的，甚至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特點，里面涉及大量的概念、術語以及文本引用，很多地方非常精微，絕不是隨便根據字面意思翻譯就能完成的。如果要做到完全復原，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浩大的工程，但對于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項功德無量的工作。所以今天我們能夠讀到一本好的譯本，不僅僅是因為翻譯準確，還因為背后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比如毛老師提到的《魯賓遜漂流記》，有很多不同的譯本，而朱老師也是挑選了他認為最優秀或者最全面的譯本作為參考。

朱康：我選了唐蔭蓀的譯本，因為他的譯本是是所有的中譯本里，最接近英文表述的句式的。

羅崗：我接著講《魯濱遜漂流記》，這部小說的重要性我想是毋庸置疑的。從文學史的角度來說，比如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伊恩·P.瓦特的《小說的興起》，其中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就是《魯濱遜漂流記》。但如果從莫萊蒂的脈絡切入，則更強調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尤其是強調魯濱遜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

為什么大家如此重視魯濱遜？美國或者英國的文學研究非常重視這個形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魯濱遜的論述非常有名。很多人認為魯濱遜生活在孤島上，是一個孤獨的個人，但馬克思指出，魯濱遜從船上搬來的物資，比如火藥等，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然而，馬克思還發現，有一樣東西對他在孤島上的生存其實沒有什么用，那就是賬本。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魯濱遜代表了所謂的“理性經濟人”，即人性中天生具有理性記賬的本能。但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記賬并不是人類的本性，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性。這一點也與莫萊蒂的觀點產生了聯系，但同時我認為，莫萊蒂的看法和馬克思的看法也有不同之處。

先說相同之處。馬克思和莫萊蒂都認為魯濱遜是布爾喬亞的起點。馬克思認為，魯濱遜記賬的行為并不像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說的那樣是人類的本性，而是16世紀開始并在18世紀大踏步發展的市民社會的寓言，也是布爾喬亞的寓言。有人將其翻譯為資本主義社會或資產階級社會的縮影。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思通過將美學與政治經濟學、文學與歷史結合起來的閱讀，將魯濱遜定位為資本主義的代表。

剛才朱康老師也提到，《魯濱遜漂流記》中最重要的一個動作就是魯濱遜探索荒島無人煙的地方，然后劃定自己的位置。這與西方殖民主義密切相關：如果一塊土地是無人荒地，而我在這片荒地上勞作，那么我就可以對這片土地宣誓主權。馬克思的論述直接指向了資本主義的一些重要特性，包括《共產黨宣言》

中提到的“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改變世界”。同樣，魯濱遜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布置整個荒島。

不過，我覺得莫萊蒂更多地受到韋伯思想的影響。從韋伯的學術思想來看，他討論的是為什么只有在歐洲特定的地方，更具體地說是在新教文化中，才能孕育出朱康老師剛才提到的那種勤勤懇懇工作、通過勞動創造財富的現代布爾喬亞。“舒適”這個概念在這里尤為重要，因為布爾喬亞既不同于貴族，也不同于下層平民。所謂的舒適用品，既不同于奢侈品，也不同于必需品。而這樣的布爾喬亞，或者說市民階級，實際上回應的是德國的現狀——德國的市民階層相當薄弱。韋伯認為，德國要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市民階級應該成為德國政治的擔當者。他強調，召喚這樣一個階層才是理想的狀態。在討論德國選舉權問題時，韋伯也特別強調，德國的市民階級應該成為政治的主導力量。

與此同時，我們也知道，馬克思不僅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奠基者，同時也是其批判者。馬克思批判的是19世紀資本主義的惡性膨脹，這一點通過他的名言“輕飄飄的斗篷”變成了“鐵的牢籠”得以體現。包括韋伯的思想在內，都強調了魯濱遜形象的某種二律背反或悖論性。魯濱遜本應按照理想的模式發展，結果卻走向了反面。因此，我認為莫萊蒂實際上繼承了韋伯的思想。他們說“輕飄飄的斗篷”變成了“鐵的牢籠”，而魯濱遜身上的節制欲望、控制欲望泛濫的特性，也構成了資本主義或布爾喬亞形象發展的重要方面。

最后，我還想強調一點，就像朱康老師提到的，布爾喬亞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還是一個空間概念。實際上，這個詞并不能被某個固定的概念完全限制住，反而是在二律背反中、在多重張力之間爆發出來。從16世紀開始，人類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后，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給人類帶來了巨大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災難。這兩者緊密纏繞在一起，與這一過程息息相關。

因此，《布爾喬亞》這本書看似是一本小書，討論的是具體的作品，但實際上它也是一本“大書”。它用了一種舉重若輕的方式來處理這個復雜的問題。

毛尖：謝謝羅崗老師，羅崗老師的淵博大家領受了，每次我們問羅崗老師1個問題，他總是把你以前的10個問題一起解決了。莫萊蒂雖然是“遠讀”的專家，但他的“細讀”功夫也非常講究。袁老師是福樓拜和普魯斯特研究的專家，對《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等作品都有深入研究。莫萊蒂對《包法利夫人》和普魯斯特的解讀，會讓你覺得他的閱讀和你的理解之間有沖撞嗎？

袁筱一：前面聽了朱老師和羅老師的兩大段分享后，我覺得每一次這樣的活動都像是來上課。在回答毛老師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表達一下對朱老師的敬意。這本書才出版不久，也是我最近讀得非常愉悅的一本書。其實，這本書不僅對譯者是一個考驗，對讀者來說同樣也是一種挑戰。如果讀者對相關背景比較熟悉，閱讀起來會非常愉快，因為朱老師的文字非常干凈、流暢。他可以說是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所稱的“選中的譯者”。朱老師的所有猶豫，都是為了讓讀者獲得更大的閱讀舒適感，而他并沒有把這些猶豫體現在文字里，也沒有做任何畫蛇添足的解釋。這種處理方式讓人讀起來非常舒服。

正如朱老師介紹過的，莫萊蒂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理論走向，而這本書已經展現了莫萊蒂后期的一些理論趨向，尤其是他在闡述時對關鍵詞的運用。不過，這本書還沒有發展到他進入數字人文階段時那種極端的風格。當然，這本書其實延續了他之前的主題，只不過將其置于“歷史與文學之間”的框架下。書中涉及的經典文本基本上都是19世紀的作品，可以被稱為“成長小說”。這本書更多地讓我們理解這些成長小說本身，以及它們對歐洲讀者的教育意義。它幫助讀者認識到他們所身處的時代在政治和經濟上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這種寫法非常見功力，而且莫萊蒂的寫法也很典型，體現了歐洲學者的風格。至少在這本書里，他還沒有完全偏向美國學術的那種風格。

回應毛老師的問題，或者說這本書帶給我的一個驚喜，是它解答了我之前閱讀《包法利夫人》時的一些困惑。比如，為什么福樓拜會如此痛恨所謂的資產階級？他筆下的資產階級其實是一個很混雜的群體，包括醫生、律師、公證人、藥劑師等等，這些人職業不同，性別也不同，但為什么都在福樓拜所痛恨的范圍之內？他對這些人毫不留情，但又為什么在不留情的筆觸中能顯露出某種同情？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被解答了，答案就在于布爾喬亞現實主義的無能。這種無能與后來資本主義的理解是不一樣的。今天的AI時代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時代，而在《包法利夫人》中，除了藥劑師，沒有真正的贏家。藥劑師在某種程度上象征了未來資本主義時代的特性。

這本書確實讓我理解了福樓拜筆下的這群人，他們實際上體現了莫萊蒂提到的一些關鍵詞，比如“有用”“舒適”“效率”等。這些人共同造就了那個時代，但他們也看到了這些規則最終如何將他們自己毀滅。正如羅老師剛才提到的“欲望的泛濫”，我們可能很容易從道德層面將艾瑪的行為解釋為欲望的泛濫，但她泛濫的欲望與她的境遇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我覺得莫萊蒂在這本書里解釋得非常透徹。

此外，這本書還涉及語言層面的一些問題，比如莫萊蒂在《布爾喬亞》中提到福樓拜“未完成的過去時”的一種重復，或者“小說全部成了填充物”。當福樓拜的語言與他的觀點發生關系時，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19世紀的成長小說可以成為一種象征，也能夠補充我們對經典文本的理解。

毛尖：謝謝袁老師，《布爾喬亞》涉及的另兩個經典文本是歌德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威廉·麥斯特的漫游時代》，在這兩個文本中莫萊蒂抓住了“效率”這一關鍵詞。作為德語文學專家，王老師怎么看莫萊蒂的解讀？

王凡柯：謝謝毛老師，也非常感謝朱康老師帶來了這么棒的一個譯本。經過剛剛羅崗老師和袁筱一老師的分享，我覺得已經讓在場的讀者感受到，《布爾喬亞》這本書是在不同學科背景和不同理論框架下都能引發頭腦風暴的文本。它既有慢性的部分，也有非常激烈的部分，這也是我初讀朱康老師譯本時最大的感受。

現在回到毛老師的問題。其實我們剛剛在休息室，包括之前在餐廳交換《本雅明電臺》的時候，我特別關注《布爾喬亞》中關于“效率”的問題。我發現莫萊蒂對歌德的關注，以及剛才袁筱一老師提到的成長小說這個主題，已經可以回答為什么布爾喬亞在現實主義上表現出無能。這種無能源于資本布爾喬亞和文化布爾喬亞之間的某種失衡。既然莫萊蒂抓住了成長小說《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和《威廉·麥斯特的漫游時代》，為什么他沒有沿著這兩本成長小說的脈絡展開，而是將其放在“效率”的框架下？朱康老師以譯者的專業性回答了我的疑問：因為莫萊蒂還寫過一本書，專門討論歌德成長小說中的這一問題。這大大解答了我的困惑。

如果要回答毛老師的問題，我們首先需要辨清“布爾喬亞”這個概念。正如袁筱一老師剛才的闡釋，“布爾喬亞”本身是一個內部非常松散、外部邊界也非常模糊的概念。莫萊蒂借用了德語中的一對對立概念，將“資本的市民階級”翻譯為“布爾喬亞”。在中文世界中，成長小說有許多不同的翻譯，比如教養小說、修養小說、成長小說。正因為文化布爾喬亞，或者說有教養的資產階級，這一部分在概念史上很難被精準地捕捉，朱康老師在譯本中給出了非常好的闡釋。“教養”（Bildung）恰恰是“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的詞根。歌德寫出了布爾喬亞文化的典型特征，至少是19世紀的典型特征：一種節制、對有用性的追求，以及一種工作文化。而在成長小說中對有用性或效率的描寫，恰恰是歌德那個時代早期浪漫派學人試圖劃清界限的一個重要標志。尤其是諾瓦利斯，他所代表的早期浪漫派通常與以歌德、席勒為中心的魏瑪古典主義毗鄰而居。魏瑪古典主義的經典化過程，正是在耶拿早期浪漫派的語境中完成的。早期浪漫派對歌德的詩才，或者說對他結合了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古典與浪漫的圓融風格，非常贊賞。但諾瓦利斯卻痛斥《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為一本非常平庸的實用之書，充滿了對庸俗市民生活的細節描寫。

莫萊蒂所稱贊的，恰恰是歌德寫作年代被浪漫派視為短板的部分。這也與早期浪漫派對小說概念的獨特理解有關。他們認為小說應當走向“漸進的總匯詩”，而歌德卻在一個毫無詩意、沒有神秘性的書寫中，聚焦于庸俗市民生活的瑣碎細節。如果說《學習時代》中這一點還沒有足夠體現，那么在《漫游時代》中則完全達到了碎片化的極致，展現了一個真正分工化和專門化的社會。《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的結尾，實際上與莫萊蒂這本書的結尾在文本上形成了某種映射。如果在座的讀者讀過這部成長小說或修養小說，就會發現威廉·麥斯特在經歷了所謂的成長史和漫游史之后，最終在神秘組織塔社的引領下進入了貴族階層。這里表現出歌德并沒有徹底清算或背離舊貴族的價值體系，而是試圖在舊貴族的價值體系與新興資產階級倫理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種搖擺不定的中間狀態，實際上是布爾喬亞軟弱性的隱喻。

另一個隱喻則是塔社本身。作為新興資產階級或精英階層的象征，塔社的封閉性也體現了布爾喬亞在社會壯闊時代圖景中的某種局限性。原文中的塔社最大的特征就是神秘與封閉性，它無法提供一個具體可實踐的社會改良方案，只能在一個封閉的文化高地或圈層中實現文化布爾喬亞的理想。這一點在《威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的結尾中已經被莫萊蒂捕捉到了，因此他在《布爾喬亞》這本書中通過細讀和遠讀的方式，進入了成長小說的語境。而《學習時代》和《漫游時代》中那些曾被諾瓦利斯為代表的早期浪漫派視為庸俗、實用且缺乏想象力的市民生活的瑣碎細節，在今天的文學與歷史互動語境中，又成為了《布爾喬亞》副標題“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另一個領域。這一點對我來說特別有啟發。

此外，還可以延續袁筱一老師剛才提到的“通奸”主題。雖然這本書中沒有提及，但本雅明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評歌德的親和力》。親和力作為布爾喬亞生活中典型的雙重空間生活，在文體上原本是要被放在《威廉·麥斯特的漫游時代》中的一個中篇。它也是布爾喬亞文化書寫中的一部分，其中涉及資產階級的婚姻關系，以及結合剛才提到的空間主題，雖然沒有直接放在我們今天的討論層面，但我之所以想到這個，是因為莫萊蒂的寫作方式。這種寫作并不是我們通常習慣的學術寫作，而是一種能夠勾連起不同思想史主題的寫作方式。它并不直接導向作者想要帶你到的結果，而是通過所謂的“勾連”或“星叢”式的閱讀方式，打開了更多的可能性。這種方式，也是《布爾喬亞》這本書在德語文學資源的抓取中，對我最大的啟發之一。

毛尖：王凡柯老師說得特別好。我剛剛和羅崗老師聊了一下，羅老師提到這里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布爾喬亞最終放棄了對霸權的追求，轉而融入了中產階級的神話之中。羅老師上個學期在學校開了一門“原霸”的課程，是不是可以用兩三分鐘來補充一下？

羅崗：實際上，《布爾喬亞》這本書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就是“布爾喬亞的消失，資本主義的出現”。我之前提到，這個主題受到美國的影響，實際上，美國對歷史資本主義和現代主義有過深入的討論。而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征就是商品的“無效”。在《布爾喬亞》第七小節中，標題是“布爾喬亞已無可挽回……”，第29頁里莫萊蒂恰恰提到布爾喬亞的政治傳統。他指出，這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同時也是政治布爾喬亞和文化布爾喬亞的問題。

他寫道：“恰恰當布爾喬亞的政治統治最后要提上議程的時候，有三件重大而又新奇的事情迅速而連續地出現，永遠地改變了這一圖景。首先到來的是政治的衰敗。”這里的“政治的衰敗”指的是從19世紀末開始，布爾喬亞的政治擔當者身份逐漸消失。他把這一時期稱為“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走到它艷俗的終點”。與此同時，美國特別強調的市民階層或布爾喬亞政治擔當者的身份也正在消失。緊接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隨后是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包括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政權，以及大屠殺的發生。莫萊蒂進一步提到1942年熊彼特的一段話：“布爾喬亞階級……需要一個主人。”這句話帶著冷酷的鄙視，標志著法西斯主義的上臺徹底終結了布爾喬亞的政治傳統。

第二個更重要的變化是他提到的“第二次變換”，莫萊蒂認為它的性質幾乎與第一次完全相反。我覺得這一觀點受到佩里·安德森的影響，涉及對“霸權”問題的重新討論。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伴隨著民主制度的廣泛確立，消費社會和大眾民主社會的到來，布爾喬亞的文化傳統再次走向終結。民主制度本來是戰勝法西斯的關鍵，但為什么最終卻再次終結了布爾喬亞？莫萊蒂認為，這背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商品”成為了新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原則。他寫道：“合意（consensus）被建立在物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基礎上——更不要說建立在原則的基礎上了。”這也就是今天我們所處的“拂曉時刻”：資本主義取得了勝利，但布爾喬亞文化卻已經死亡。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需要我們特別關注這一點。

毛尖：莫萊蒂的表達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五彩斑斕的灰”，朱康老師能不能再聊一聊莫萊蒂的研究方法？

朱康：這本書的特點是可以把章節挑出來，重新自我組織，特別是它里面有兩個部分，一個叫散文，它叫散文一、散文二、散文三，還有關鍵詞一、關鍵詞二、關鍵詞三，這兩個系列大家可以把它自己拆出來，變成一個新的整體。

這里面它有兩個工作方式，一個是對于文本的風格分析、文體分析，另外一個是對關鍵詞的分析，關鍵詞其實在學術界經常被使用，但是莫萊蒂的關鍵詞跟一般人談關鍵詞不同，比如說英國文化史學家雷蒙·威廉斯有一本書談關鍵詞，他的關鍵詞指的是歷史中發揮了重大影響的大詞，是大觀念。

莫萊蒂的關鍵詞是小觀念，是我們生活中經常遇到的詞語，比如“舒適”這樣的詞語，嚴肅、效率、有用等等。他用這種方式來描繪出一個在歷史當中充滿著填充物的布爾喬亞形象，剛才我們談到填充物的問題，正是我一開始提到的英國、法國，同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之間的對立。英國和法國是布爾喬亞文化的經典區域，他們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因為他們的文化處于“生活的時刻”，所以“填充物”會通過這些關鍵詞體現出來。而從德國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這一片區域，則屬于半邊緣地帶，他們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布爾喬亞生活。莫萊蒂在他的第一本著作《被當作奇跡的符號》中對此有過專門的區分。這也反映了莫萊蒂的工作方法：一方面是對不同地區的區分，另一方面是對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詞語和文體的追尋。這兩者共同構成了他研究的基礎。

毛尖：莫萊蒂關注的研究單位，往往比文本本身要小得多或大得多，比如裝置、主題、文類、體系等。他通過串聯這些形式單位來解釋文學史的規律，并試圖理解整個文學體系的運作。例如，他對形容詞和名詞的變遷非常敏銳，這種研究既體現了他獨特的“遠讀”方法，也成為在文學與歷史之間建構聯系的重要抓手。這些詞匯不僅僅具有文本功能，還傳達出一種公共意見，比如關鍵詞“財物”或維多利亞時代的形容詞等。這種寫法非常吸引人，因為它讓我們習以為常的語詞，比如“有用的”“高效”“舒適”，重新恢復了它們進入歷史時刻時的原貌。這種方法讓人覺得，莫萊蒂的研究方式更像是一位偵探或小說家。

最后，能否請朱康老師談一談莫萊蒂這種研究方式在數字人文時代的意義？他的“大數據分析”是否是數字人文完全可以替代的？有批評者認為，盡管關鍵詞分析是一種創新的方法，但莫萊蒂過于依賴大數據，可能會導致文本的敘事結構和情感維度被損耗的危險。那么，莫萊蒂如何在數字人文之外建立自己的學術形象？

朱康：這就好像這本書的中一句話，其中一節翻譯為“這就是你要學的算術”，其實這句話放在今天可以說，“這就是你要學的算法”。因為莫萊蒂本人是一個對于數字人文保持著持續的關注和推動的理論家，他在2013年同一年出版了兩本書《遠讀》和《布爾喬亞》，《遠讀》就是提倡數字人文的，因為對他來說，對經典作品進行重新解釋和把失落的作品進行大面積的數據化呈現，是可以同時展開的行為。

雖然今天是deepseek 的時代，我們可以用計算機技術來處理大量問題，比如說如果要寫書評，你只需要向任何一個人工智能的軟件提問，但問題在于在什么意義上我們提供的寫作是一個非模式化的寫作。莫萊蒂的這本書的寫法，是計算機無法學習的寫法，因此在創造性的意義上，人腦還有一個可以跟計算機進行抗衡的時候，通過莫萊蒂還可以看到，有一種新的算法是人腦的算法，而不是電腦的算法。

《布爾喬亞》這本書，尤其給我們今天的讀者提供了一個范例，在一個“遠讀”的時代如何聽到更多“細讀”的案例，以繼續保持我們對于文學的熱情。其實有一個很樸素的地方，只要我們的肉體還是肉體，就必然會有對“細讀”的要求。因為“細讀”（close reading）中的close是“接近”的意思，其實它本身帶著色情的意味，原本指的是對文本進行細致的把握，就手像在肉體上撫摸一樣，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只要我們的肉體還在，細讀就必然還在。

[意] 弗朗哥·莫萊蒂：

《布爾喬亞：在歷史與文學之間》

朱康 譯

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