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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與整理文獻，近年來這一工作越來越受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其潮流后的關切主要在于，希望以文獻重整為過熟的文學史敘述尋找調整、突破的可能，以及繼續學科歷史化、科學化共識的建設。“文獻”受到如此注目，其所涉及的問題、概念、工具、方法等的界定則顯得相當重要。而就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而言，對文獻理解的共識尚未形成系統，仍在探索之中。在大量的相關工作中，優秀的個案研究從直面文獻的實踐中來，處理重要問題，而能有方法論的示范意義，其對學科的推動意義無需贅言，石祥《魯迅輯校古籍考》一書則正是我們所期待的這一類研究成果。

《魯迅輯校古籍考》關注的核心文獻是魯迅輯校古籍產生的手稿，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對魯迅輯校的《會稽郡故書雜集》《謝承后漢書》《嵇康集》《嶺表錄異》等十幾種古籍進行考索。其研究的方法具相當的自覺，基本統一為：將文本還原到手稿這種文獻狀態，從手稿本身的屬性——物質性與流動性出發，發掘手稿的過程性痕跡，推擬魯迅如何將散碎的材料逐漸組織形成有意義的文本結構，進而在動態的過程中勾勒文本的生成鏈條，以至于探求文本背后的見解、知識、能力的生成。

理解《魯迅輯校古籍考》的方法論，重點在一個問題：為什么本書特別強調要將魯迅輯校古籍的文本還原到手稿狀態，而不是僅視之為未完成的史料呢？這里以本書中最精彩的兩章——對《會稽郡故書雜集》與《嵇康集》的考索為例，稍作討論。

《會稽郡故書雜集》是魯迅輯錄的古逸書集，收入八種六朝時期的會稽人物傳記與地志，有1915年在紹興刊行的木刻本，也留下了相當的不同時期的相關手稿。在前研究中，相較于印本，這些未定的手稿主要被作為一種前置資料使用，而本書的工作則聚焦于手稿本身，討論輯本生成的動態過程。考校的起點，是尊重手稿的本來面目，并不后視的將其作為連貫一體的稿本，而將多件手稿各自還原，視為獨立起訖的單位。在此基礎上，明確各件手稿的先后生成關系，進而勾連文本的鏈條。其中最大困難，在于各手稿多數未標署時間，難以獲得直接證據。本書則找到了一個具相當信度的參照系以推定手稿書寫時間，那就是這些手稿的物質載體——“格紙”本身。參照書寫時間明確的魯迅日記等，魯迅對不同形制的格紙的使用時段被復原，進而與各件手稿所用格紙對照，構建起歷時的參照物框架。本書的考校工作，也往往從這個物質的參照系出發[1]。就此，《會稽郡故書雜集》九件手稿的書寫時間由此得到逐一確定，并被還原為1910年夏至1914年秋的時空坐標系中的九個固定節點。則《會稽郡故書雜集》文本生成的鏈條關系，被清晰勾連出來。至于本書作者對魯迅《會稽郡故書雜集》的輯錄原則的關注——佚文長編的材源、輯本編次布局的結構、佚文校勘與拼合原則及箋釋性案語的層累，則以手稿生成鏈條為基礎，在細部的展示和比較中得到很恰切的解答[2]。

第五章處理魯迅輯校《嵇康集》，是本書另一相當具示范性的案例。作為魯迅用力最深且深懷寄托的輯校古籍，《嵇康集》當然頗受關注，雖然魯迅生前未及刊出本書，從他身故后的1938版《魯迅全集》起，魯迅的《嵇康集》校本即多次得以出版。而以定本形式出現時，魯迅校《嵇康集》最具意味的地方——文本所附著的跨越近20年的長期工作、其內部的重疊參差及其對話的外部對象往往難以得到展現。本書工作的意義，則在于將《嵇康集》魯迅校本內部的流動性及其對話對象再次發掘出來。本書仍以諸手稿用格紙為參照系，兼用魯迅日記等，魯迅抄校《嵇康集》的四件完整手稿及十四件零散手稿首先被按時序排布，形成一個完整的稿本鏈條。基于這個鏈條，魯迅校勘的全過程得以連貫的展示出來。而《嵇康集》諸校本手稿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魯迅留下的大量批校語。這些朱墨兩色的痕跡，多經過以其他刻本比勘魯迅所選定的底本產生，結合手稿內外的雙重證據，靜態的痕跡可以被再次激活。例如，本書通過對校語在手稿中所處天頭、地腳或文句中的位置關系的形態特征，校語的文句標識等細節的探索，結合魯迅所用參校本，魯迅比勘《嵇康集》文獻的步驟可以基本還原出來：“《文選》-《晉書》-《三國志》-《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樂府詩集》-張燮本-《古詩紀》-《初學記》-張溥本-汪士賢本-趙楨本-程榮本”[3]。此鏈條一經復原，魯迅輯校古籍注重從成書時間早的總集、類書中自我搜尋，而對年代較近的刻本使用相當謹慎，不重對校而重他校，其處理古典文獻的原則昭然。這樣的基于微觀的詳盡發掘，在作者對魯迅輯校《嵇康集》手稿的考述中屢屢可見。其意義不僅在于如作者所述——提供我國清代以來形成的校勘法的一個過程性實例，更在于其以實證所觸及到的文化轉折期的問題——魯迅等中國近現代文化人對中國古代世界文獻流轉傳播的認識及態度。

經以上討論，我們或可理解從尊重文獻本身的屬性出發，關注文本的文獻狀態的重要性。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來說，這種認知不僅意味著某種新的研究方法的生發起點，也應逐漸成為我們歷史化的理解中國現代文本的常規維度之一。《魯迅輯校古籍考》所以能就一個經典話題而做出相當具新意的研究，正在于研究者尊重手稿這種文獻類型本身的物質屬性，在文本特定的文獻狀態中討論其特點。相較于對文本的文學批評或文學史研究而言，這種文本的文獻學研究從細密的實證研究出發，同時應具備想象力，需要多方面的綜合能力。而《魯迅輯校古籍考》作者石祥所兼具的來自于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的學術訓練，書籍史研究的眼光，以及不拘泥古典的古今結合的視野，正符合這種跨學科研究的能力要求。至于選擇魯迅的相關文獻為對象，則應與作者近年來參與《魯迅手稿全集》這一出版工程的整理工作有關。作者負責其中“輯校古籍編”的編纂，接觸到相關手稿的全貌，為研究打下了相當的基礎。2021年出版的《魯迅手稿全集》七編近八十冊，擴大了魯迅手稿的界定范圍、交代每件手稿的物質形態等信息、盡量以原貌影印出版，在這樣的編纂思路下，相當的文獻屬初次面世，也體現了學科對文獻理解的加深[4]。綜而論之，《魯迅輯校古籍考》是新的眼光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對文獻建設的系統工程的切實的收獲，同時代表著中國現代文學的文本文獻學研究這個新領域的一種路向。

方法論外，筆者還想從一個具體的問題出發，談談讀《魯迅輯校古籍考》的收獲。在“魯迅研究”中，一直有個爭論不休的話題：魯迅的文學生涯中，是否存在某個原點性的東西？這個存在往往被傳記性的嵌入魯迅的某一生活時期。其中頗具影響力的，則是竹內好的觀點：作為“魯迅的傳記中”“最不清楚的部分”，魯迅于北京紹興會館“埋頭于古籍”的時光，“在那沉默中，魯迅不是抓住了對于他一生可以說具有決定意義的回心的東西了嗎”[5]。“回心說”將“黑暗”與“無”作為魯迅的抵抗性的文學原點，同時，采信了魯迅《吶喊·自序》中基于文學革命的后視視角所鋪陳的自我描述，基于以上認知，得《新青年》約稿前魯迅“鈔古碑”的幾年京華時光，被竹內好視作魯迅文學的原點時刻。隨著“回心說”作為對東亞文化現代性反思的一種觀點被接納，魯迅自謂的“鈔古碑”也就越來越蒙上了具象征性的神秘色彩，被作為“暗黑的斷層”時刻，刻意維持著它的 “不明”[6]。作為思想者的結晶，竹內氏的理念相當具沖擊力，然而，將某一時點賦予某種神啟式的意味，進而將這個時點聯系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及魯迅本人一起獨異化，固然刺激醒目，卻令其脫離于其本可以聯結到的真實時空坐標中，此時點連同它指向的人物及事件也易淪為一種極化的空洞的符碼。

竹內好所謂魯迅回心的這個時期，即1912年5月魯迅赴北京，至1918年4月魯迅作《狂人日記》正式加入《新青年》集團。這六年間魯迅始終在教育部工作，政余的收獲即《魯迅輯校古籍考》討論的主體——魯迅所輯錄的大量文史古籍手稿。那么問題在于：這些輯本是否僅如魯迅自謂，是為了驅除個體的“寂寞”來“麻醉自己的靈魂”[7]的藥呢？換句話說，這些輯本是否僅可視作魯迅個體的選擇與抵抗？也許還要從那些看似沉默的手稿處尋找答案。1913至1914年，魯迅曾校錄《云谷雜記》一書，這是本不甚知名的宋人筆記，在魯迅校本中也不算重磅，不過，石祥在考證此書的魯迅輯本與明抄本《說郛》間的關系時，談到了一個有趣的旁證：魯迅其時的教育部同事張宗祥曾回憶，魯迅校《云谷雜記》前后，向張宗祥稱贊明抄本《說郛》為佳，引起了他對此書的興趣，后來張宗祥完成《說郛》的整理，就從這里來。同時，魯迅還建議張宗祥把叢書堂抄本《嵇康集》抄錄出來，大家一起研究研究。經石祥考證，張宗祥的《云谷雜記》校本與魯迅的同書校本手稿確有參考關系，他的回憶不虛[8]。更值得注意的是，石祥繼續鉤沉，將這種文本的比較鏈條擴展到其生成之時所處的社群關系中去，查證到張宗祥自編年譜中對1914年前后活動的自述：“政余，乃得從事鈔校。同志者，周君豫材，時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長，趙君慰蒼，貴州同年也。而不廠、蓬仙、子庚亦相繼過京，任教職。舊友云集，有書相假，有疑相質，為樂殊甚。”[9]并參證魯迅其時日記和《嵇康集》校本跋中記錄到的張閬聲（即張宗祥）及趙楨（即趙慰蒼）活動，以見這段“有書相假，有疑相質”的交往之密切[10]。作者很謹慎，將這段因緣的發掘作為對《云谷雜記》手稿考證一章的余論，而它能幫助審視的問題其實頗為關鍵——即新文化運動，或謂“五四”的層次性。“鈔古碑”確實可視作魯迅加入文學革命的前史之一，但它指向《新青年》外的另一個集體。魯迅其時對古典的整理并不僅是個體的選擇，而屬于教育部內外的一團友人的集體行動，其志趣、方法頗為一致，且與他們在教育部的政務（如京師圖書館的值守）聯系。此外，魯迅在文學革命中及其后，仍繼續著他輯校古籍的工作，并以之為自己的文學史以至古史研究基礎，換言之，“鈔古碑”不僅止于“無”，而指向有——基于重整文獻，自覺的對中國傳統進行審思的準備。考察辛亥后魯迅輯校古籍的文本及其所聯系的社會史，是個能把“五四”的焦距稍稍拉遠的好例子：作為一種暗面功夫，“五四”文化的開創者們及“五四”本身吸收了同時代者的營養，或謂之對不同源頭的近歷史的繼承，這些沒有被言明的部分造就著“五四”本身的復雜層次，“五四”的活力也往往源于這些非單一的層面。而如果缺乏對其時文獻的實證性的審慎體察，則難以勘破其隱藏的符碼，也就只能為親歷者的敘述或后世的預設所困，更談不上什么真正的理解文本及其所處的世界了，這也正是文獻學特有的方法所具有的優勢。

進一步說，對以歷史中的文本為核心對象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來說，文獻學從文本的物質屬性出發，文學批評關注文本的審美問題，歷史學（文學史）則將文本作為各種社會歷史力量的交匯點，三者有所區別，又互相交叉，應構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研究方法的三足鼎立。而相較已較成熟的文學批評及文學史研究，文獻學的方法進入能如何激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并和另兩種方法結合，共同發酵與處理新的真問題，相當值得期待，這也是文獻學作為文學史研究、文學批評外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三路徑的最大價值所在。

作為余話但不算題外話，筆者還想對《魯迅輯校古籍考》的文獻源頭，即2021年版的《魯迅手稿全集》提個小愿望。作為現今收錄最全面并富含大量新面世文獻的魯迅手稿集，《魯迅手稿全集》對研究者及愛好者的吸引力毋庸置疑。不過本書達78冊、3萬余頁的體量，且印制精美，造成其定價不菲且所占空間巨大，因此往往被作為有一定實力的圖書館的妝點，高閣束之，使用起來并不方便。如果編委會能不以2021版的出版為終點，繼續手稿的數字化建設，形成相關數據庫平臺，那么，不僅能繼續相關文獻的收集整理工作，且能更普惠的共享于大眾，更重要的是，以此作為一個典范，推動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的數字化建設。如此，嘉惠學林，善莫大焉。

注釋：

[1] 參見石祥：《魯迅所用格紙與輯校古籍金石手稿的時間推定》，《魯迅輯校古籍考》，中華書局2024年版，第1-20頁。

[2] 參見石祥：《<會稽郡故書雜集>的生成：基于魯迅諸手稿的文獻學考察》，《魯迅輯校古籍考》，中華書局2024年版，第3-52頁。

[3] 參見石祥：《魯迅輯校<嵇康集>考》，《魯迅輯校古籍考》，中華書局2024年版，第155頁。

[4] 參見魯迅手稿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魯迅手稿全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1年版。

[5] 【日】竹內好著 李心峰譯：《魯迅》，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頁。

[6] 【日】竹內好著 李心峰譯：《魯迅》，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47頁。

[7] 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頁。

[8] 參見石祥：《魯迅校錄<云谷雜記>考》，《魯迅輯校古籍考》，中華書局2024年版，第311-315頁；張宗祥：《我所知道的魯迅》，《圖書館學通訊》1982年第1期。

[9] 張宗祥：《冷僧自編年譜》，《張宗祥文集》第 3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65、467 頁。

[10] 參見石祥：《魯迅校錄<云谷雜記>考》，《魯迅輯校古籍考》，中華書局2024年版，第3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