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我們老家，把打起被卷兒去遠方挖河，說成出河工。出河工與服兵役有些相似，都是選派年輕力壯的男丁，都是義務的性質。在我剛滿十八周歲那年，剛剛成為一個成年的男人，就出過一次河工，留下了蛻變般終身難忘的記憶。

我不愿把自己說成是一個有野心的人，有野心是貶義詞，說起來不那么好聽。我把野心二字調個過兒，頂多把自己說成是一個心野的人。是的，年輕時我的心很野。造成我心野的原因有三個。一是我進入初中就開始讀長篇小說，我在小說的世界里到處走，知道天外有天，河外有河，我沒去過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比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從北平出游北戴河，就讓我很羨慕。二是在“文革”紅衛兵大串聯期間，我先后去過鄭州、北京、長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得知外面的世界是那么廣闊，那么豐富多彩。還有一個原因，是我隱隱約約知道，我父親曾長時間在外面當兵。在父親生前，從沒對我們講過他在外當兵的事，我們也沒有問過他。但有一個不可否認的明證是，我母親不是我們本地人，是外地人，是父親在外地當軍官時娶了我母親。我想，既然父親能外出當兵，兒子為什么不能出去呢！

以上種種原因鼓動著我，也催促著我，初中畢業回村后，我雖說身在農村，心卻像長了翅膀一樣，一心一意想飛出去，飛得越高越遠越好。可當時對人員流動限制得非常嚴格，貿然外出會被當成“盲流”抓起來。那時走出去的機會只有一個——趁著每年秋季部隊去我們那里招兵時報名參軍。我報名很積極，可連續兩年參加體檢，身體沒問題，一到政審環節就把我刷了下來。因為我父親在另一種軍隊里當過兵，我就不能再當兵。當兵的路被堵死，我覺得自己再也沒什么出路，沒什么前途，只能被泥巴吸住腿，一輩子在土里刨食。我情緒低落得幾近絕望，不愿說話，不想吃飯，憂郁得都掛了相。我排解苦悶的辦法，是一個人躺在森林般的高粱地里，或水塘岸邊的葦子園里，一邊大聲唱“誰不說俺家鄉好”等歌曲，一面順著眼角把眼淚流一流。眼淚由熱變涼，流著流著，我就睡著了。

轉眼到了1970年春天，準備打仗的呼聲高漲起來，公社成立了民兵備戰團，各大隊成立了備戰營，各生產隊成立了備戰連。作為一個基干民兵，我也有幸被編入我們生產隊里備戰連。我自我安慰，沒能參加人民解放軍的隊伍，成為備戰連的一員也不錯。然而，備戰連雖說成立了，并沒有進行隊列、瞄準、刺殺、投彈等軍事方面的訓練，我們每天還是扛起扁擔挑肥，手握鋤桿鋤地，跟平日沒什么區別。

好了，任務來了。縣里要組織一場挖河會戰，進行全縣總動員，從備戰的民兵隊伍里選拔出一批精干的民兵，集中到挖河工地開展會戰。挖河沒有敵人，不用槍炮，談不上是什么戰斗。但一有大規模的集體勞動，組織方總愿意同戰爭聯系起來，把勞動說成跟打仗一樣，上工地等于上戰場。仿佛只有這樣動員，才有政治意義，才不容推辭，并可以激發參戰者的斗志。公社派給我們大隊的任務，是組成一個戰斗班，參加挖河會戰。我們大隊有五個村，也就是五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從備戰連里挑選出兩個民兵，組成了一個班十個人的戰斗集體。

事前隊長并沒有征求我的意見，沒有問我愿不愿意去挖河，他像平常派我去割麥和栽紅薯一樣，上來就通知我：明天你去挖河吧，隊里每天給你記九個工分。挖河，去哪里挖河？我問。隊長說：去縣里。縣里就不是村里，我問隊長：是住在縣里嗎？要帶被子嗎？隊長說：咱們這里離縣里好幾十里，不可能天天來回跑，肯定要住在工地上。我說那好吧，我去。我以前只在我們村的水塘里挖過塘泥，從沒有去外地挖過河，不知道挖河是怎樣一種繁重的勞動。反正我當時的迫切愿望，是能夠盡快脫離我們的村莊，只要能從我們那個矮趴趴、窮巴巴的村莊抽身，讓我去哪里都中，干啥都行。

母親知道了我要去縣里挖河，像是有些舍不得。在大躍進年代，母親作為縣里的勞動模范，曾出過河工，挖過河，知道寸土不饒人，挖河可不是鬧著玩的。可母親理解我急于外出的心情，覺得孩子大了，心思也高了，老捂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不是長法，該放手讓孩子出去闖闖，就放手吧。母親對我的囑咐是：挖河是個掏勁的活兒，你不能怕掏勁，怕掏勁會被別人看不起。母親還說：年輕人正是身體長勁的時候，勁不怕掏，越掏勁就越多。母親的話我似懂非懂，但我說我知道。

出征前，我們扛著紅旗，帶著工具，拉著架子車，背著被卷兒，到大隊的隊部集合。讓我沒想到的是，大隊干部把我任命為郜莊大隊挖河民兵班的副班長。班長姓梁，是張莊寨生產隊的，我們兩個在同一所中學畢業，他大我兩歲，早畢業兩年。我們公社往縣里不通公共汽車，去縣城只能是步行。步行有兩條路可供選擇，一條是大路，一條是小路。走大路繞遠，是七十二里。走小路近一些，是五十二里。求戰心切，我們走的是近路。春天來了，我們一行十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一會兒走在田間小路上，一會兒走在河堤上，心情十分愉悅。我想到的是一些歌詞，比如：春風吹蕩春日暖，一派好風光，田野披上了綠色的新衣裳，蝴蝶飛舞小鳥兒在歌唱。我們走的雖然是小路，我想唱的卻是：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斗志昂揚……

我老家所在的縣叫沈丘縣，北邊有黃河，南邊有淮河，地處黃淮海豫東大平原。沈丘縣的縣城是新建的，建在槐店鎮。據我所知，我們沈丘縣也有河，那條河叫沙潁河，河面寬闊，船運如梭，是全縣貫通西東的主要交通命脈。1966年冬天，我們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時，是坐小木船過的河。河面上扯一根繩索，擺渡的人站在船頭，腳下生根，手拽繩索，一點一點把我們從南岸渡到北岸。小木船在激流中搖搖晃晃，讓人幾乎有些暈眩。這次來到河邊，我見小木船換成了鐵殼子的機動船，我們通過岸邊的跳板，把架子車直接拉到了船上，順利地到達了對岸。我心里的疑問是，縣城邊兒不是已經有河了嗎，一條大河波浪寬，為什么還要挖河呢？

來到以公社為單位的臨時會戰指揮部報到后，我們才知道，這次會戰的任務確實是挖河，但挖河的目的，是在河上建一座橋，并在橋一側建一座連體水閘。建橋時，河水不能斷流，只能在旁邊開鑿一條新的河道，在新的河道里建橋建閘。等橋和閘建成后，再把河水導流到新的河道里。明白了，原來會戰的任務是在短時間內挖一條不太長的新的河道。

我們住的地方，像是一座原來用于儲存糧食的倉庫，糧食一粒不剩，我們住了進來。水泥地板光光的，我們從倉庫門口抱來一些事先堆放在那里的谷草苫子，展開鋪在地上，打成了地鋪。倉庫高大，空闊，七八個班在里面打了地鋪，互相之間還留有一定的余地。因庫房很大，住在里面的人就顯得有些小，小得像一粒粒糧食。我們班的民兵們對散發著谷草香味的地鋪都很滿意，神情都有些興奮。沒出來的時候，我們都各自睡在自己家里，像一只只孤獨的螞蟻。到了這里，個體的“螞蟻”形成了群體，喜歡群居和集體行動的本能一下子被激發出來，難免有一些興高采烈。

第二天一早，是起床的號角把我們叫醒的。在學校里上學，在生產隊里出工，我們都是聽鈴聲。到了挖河的工地，我們的一切行動變成以吹號為號令，這讓我們感到很新鮮，也很振奮，仿佛真的成了戰士。起床后，我們沒地方洗臉，直接去食堂吃早飯。年輕的人臉光光的，都是好臉，洗不洗都無所謂。每個公社一個食堂，我們公社的食堂開在一座用白帆布搭成的帳篷里，四面都敞著口子。早飯蒸的是雜面饃，燒的是紅薯茶。吃饃不限量，想吃幾個都可以。紅薯茶也是隨便喝，只是沒有菜，連咸菜都沒有。不吃咸菜也挺好，免得干起活來口渴。

吃過早飯，我們奔赴工地，挖河的會戰正式打響。我記得，工地是一片荒蕪的河灘，灘里沒種莊稼，只長著一些零星的野草，草頭開著細碎的黃花、紅花和白花。工地上的電線桿子上安裝了銀灰色的高音喇叭，喇叭里在播送《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高亢的革命歌曲。從全縣各公社集合而來的民兵，黑壓壓一片，比人海還人海，一眼望不到邊。每個班作為一個戰斗單元，都打出了自己的紅旗，只見整個工地上紅旗招展，誰都數不清有多少面紅旗。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么多人一塊兒干活，從沒見過這么宏大的勞動場面，真是太壯觀了，太震撼了。平地開河，我們就是要靠千軍萬馬的力量，在這塊土地上挖出一條新河。

別看挖河的人很多，我們挖起河來卻秩序井然，一點都不亂。公社會戰指揮部的工作人員，用白石灰在地上畫出一個個邊長相等的長方形，各個班就照著長方形畫定的方位往下挖。我們班左邊有一個班，右邊也有一個班，我們大隊的民兵班等于被夾在了中間。這樣一來，班與班之間不宣而戰似的就形成了勞動競賽。是呀，別的班往下刨多深，我們也得刨多深；別的班拉走多少車土，我們也得拉走多少車土；別的班是什么進度，我們班一點兒都不能落后。沒人讓我們開展競賽，我們不知不覺間就較上了勁。試想一下，如果別的班把土方挖下去了，我們班的土方卻比鄰班高出一塊，那就意味著落后，那是很丟人的，絕對不允許的。我們班只能比別的班挖得深一些，至少得保持同樣的進度，一分一寸都不能淺。于是，我們班的每個成員都鼓足了干勁，開足了馬力，干得快馬加鞭，熱火朝天。

我們班十個人的分工是，八個人刨土裝車，兩個人拉車。架子車一拉到指定位置，我們裝車的人就刨起土塊，扔磚頭一樣扔進車廂里。眼看車已經裝滿，我們猶嫌裝得還不夠滿，用鐵锨把虛囊的土拍實，把車裝得滿得不能再滿，拉車的人才奮力把車拉走。他們一路小跑，把車拉到二百多米遠的地方，二人掀起車廂，把土倒掉，再小跑著返回來。在拉車的人還沒返回之前，我們裝車的人已經把鐵锨深深刨進土里，猶如箭在弦上，返回的車剛一就位，我們就紛紛把“箭”射進車里。

我的任務是刨土。刨土對我來說不是什么難事，在生產隊里干活時，我用鐵锨刨過花生，也刨過紅薯，對鐵锨已使用得很熟練。有所不同的是，不管是刨花生，還是刨紅薯，鐵锨刨的都是熟土層，刨起來不費多大勁。而挖河刨土，刨過表面的一層熟土之后，下面就是板結的生土瓣子，還夾雜著一些石子般生硬的砂漿，每刨一锨，我用右腳蹬著鐵锨一側的上沿，使出全身的力氣，才能把鐵锨吃進土里去。我腳上穿的布鞋，是去年冬天我在公社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當宣傳隊員時，大姐、二姐聯合給我縫制的，她們的意思是讓我在舞臺上唱歌跳舞的時候穿。我沒有別的鞋可穿，就把這雙精致的布鞋穿到挖河工地上來了。我知道，布鞋蹬在鐵锨上，可能很快就會壞掉，可沒辦法，我總不能光著腳刨土吧。人一輩子在舞臺上的時候總是少，平常的日子總是多。我穿的褲子，是用家紡的白粗布染成的毛藍色，為了干活利索一些，我把褲腿高高挽起，一直挽到膝蓋上面。我穿的汗褂子，是用白粗布做成的，豎領，布扣兒，完全是中式。因為干活兒干得十分賣力，升起的太陽也照在身上，我腦門上出了汗，覺得汗褂子在后背也被汗水溻濕了。我見有人脫光了膀子，把汗褂子放在身旁的地上。我意識到自己畢竟當過宣傳隊的隊員，就沒好意思光膀子。我們都沒有擦汗的毛巾，頭上的汗出得太多了，我就彎起指頭，在腦門上刮一下，讓嘩啦啦的汗水流進土里。按會戰指揮部的規定，我們中午十二點收工，吃過午飯，下午一點再上工。我們班的人吃過午飯后，沒有回到住宿的地方，而是直接來到已被我們挖成坑的工地上。我們之所以提前來到工地上，是擔心別的班午飯后不休息，到工地上偷偷開始干活兒，那樣的話，他們就會超過我們。果然，每個班都不甘落后，都是提前來到了工地，形成了對遵守作息時間的互相監督。

下午收工吃過晚飯，天還不黑。我們班的人沒有一個人外出，都早早地躺倒在了地鋪上。他們大都是第一次來縣城，應該有到街道上逛一逛的愿望，可能是怕迷路，就沒有出去。干了一天活兒，出了一天汗，住的地方要是有水，我們可以洗洗臉，或擦一擦脖子。因沒有看到哪里有水，洗和擦就免了。那，我們干點兒什么呢？記起我是我們班的副班長，我說：睡覺有點兒早，來，我們唱會兒歌吧。聽說我要帶他們唱歌，我們班的小伙子們頓時興奮起來，紛紛從地鋪上站起，向我圍攏過來。梁班長和他們都知道，我在中學、大隊和公社的宣傳隊都當過宣傳隊員，大隊開社員大會時，代表我們生產隊向別的生產隊拉歌的也是我，我會唱不少歌。我自己也明白，就我的體力而言，挖河并不是我的長項，而唱歌我卻比較喜歡和擅長。偌大的倉房里回聲響亮，我們一開唱，別的班的民兵們都聽到了，一邊聽，一邊坐起來朝我們這邊張望。我猜他們也想過來和我們一起唱，因為各班有各班的自尊和紀律，他們都沒有過來。我們班的小伙子們注意到了鄰班民兵的反應和羨慕表情，顯得有些驕傲，他們一邊唱著歌，還一邊扭過臉看人家，仿佛在說：我們的副班長在帶我們唱歌，有人帶你們唱歌嗎？沒有吧。

除了梁班長和我，我們班別的青年大都識字很少，或從沒上過學，會唱的歌非常有限，有的連《東方紅》都唱不完整。我帶他們唱完了大多數青年都會唱的歌，見他們興致仍然很高，就教他們一支新歌。我教他們唱的第一支新歌是《打靶歸來》：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我教一句，他們學一句。他們學得都很認真，嘴張得像小瓢兒一樣，樣子都很可愛。他們都不是戰士，只是民兵，他們沒有去打靶，只是去挖河，但這支歌一唱，他們好像真的變成了打靶歸來的戰士，真的受到了毛主席的夸獎，胸脯不知不覺就挺了起來。

就這樣，每天晚上回到地鋪上，我都要教我們班的小伙子們唱歌。我帶他們把頭天晚上學的歌溫習一下，再教給他們新歌。我除了教他們唱《我是一個兵》《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鏗鏘有力的進行曲，還教他們唱《唱支山歌給黨聽》《一條大河波浪寬》等抒情歌曲。唱歌無疑是一種學習，一種勞動后的娛樂，也是一種精神生活。我們班的小伙子們似乎有了盼頭，每天都盼著收工后再學新的歌曲。好像他們不是來挖河的，而是來學唱歌的，學幾曲歌在心，一輩子都受用。同時，唱歌也振奮了大家的精神，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挖河十多天來，我們班的挖河進度一直保持在先進狀態。

讓我沒想到的是，我組織我們班的民兵在勞動之余唱歌，不但沒受到表揚，還受到了批評。有人告訴我，公社會戰指揮部一位姓胡的副總指揮說我不甘寂寞，是在出風頭。我知道，胡副總指揮是我們公社中學一位年輕的副校長，公社成立挖河會戰指揮部，把他臨時抽調到指揮部當副總指揮。我是他的學生，我多次給縣里廣播站寫過稿子，他是了解我的，我不明白他為何那樣批評我。他的批評對我構成了一種打擊，一種沉重的打擊。看來我不能再唱歌了。

這天收工回到住地后，我不再提唱歌的事。有人提醒我：劉班長，咱們該唱歌了。我說：今天不唱了，大家休息一下。我見班里的小伙子們眼巴巴地看著我，我不好解釋為什么不再帶他們唱歌，一個人走到門外去了。我到哪里去呢？自從來到縣城，我還一次都沒到沙潁河邊去過，今晚就到河邊去看看吧。我們住的地方離河邊有二里多，我沿著一條向南的街道，一路下坡，來到了河邊。我在近水處坐下，想以水為鏡，照照自己變成了什么樣子。河水是渾黃的，如流動的黃土地，除了讓人覺得有些暈眩，一點人影都照不見。我用手摸了摸自己的頭發，搓了搓自己的臉。我長得很茂盛的頭發，因長時間不洗，已經有些銹結，像一蓬陳年的老鴰窩。我的臉也很粗糙，幾乎能搓下一層泥來。往遠處看，太陽正在西沉，映在水面上的太陽變成了一道光暈。一河春水向東流，我突然覺得有些失落。我一心想從村子里走出來，走了一段時間才發現，我并沒有走遠，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生活。聽說我們只能在挖河工地上干三個月，干完了三個月，從哪里來，還得回到哪里去。想到三個月，我仿佛一下子鉆進三個月的牛角尖里，再也想不清三個月是短還是長。直到天完全黑透了，我才起身往回走。

我的情感是有些脆弱，但我的意志還算堅強，情緒上的些許失落，并沒有影響我賣力干活兒。相反，越是不高興，我對自己越是有些發狠，像是通過狠干懲罰一下自己。我們挖的河越挖越深，阻擋鐵锨的砂漿越來越多，每挖一锨都很費勁。下面開始出現滲水，每刨一锨，又是泥又是水。更困難的是，往岸上拉架子車的斜坡越來越陡，越來越遠，越拉越沉，稍把不住勁，重車有可能會從半坡上退下來。兩個人往上拉車，已拉不動。每裝滿一車，我就和另一個青年放下手中的鐵锨，一人推著車廂的一邊，幫助往上推。我裝完了車，本可以稍停一會兒，讓別的青年幫著往上推，班長的意思也是讓比我更年輕的小伙子幫著推。可我自己跟自己較勁，就是搶著推車。我不會忘記母親囑咐我的話，我不能怕掏勁，不能被別人看不起。說起來，在此次出河工之前，我并不是一個愛干活兒的人，說得難聽一點，我簡直就是一個懶人。我上面有兩個姐姐，下面有一個妹妹，中間夾著我一個男孩子。父母一直嬌慣著我，把我嬌慣成了窮人家的嬌孩子。干家務活兒用不著我，挑水、推磨、掃地、燒鍋等，我很少干，每天除了上學，就是到處跑著玩。初中畢業當上農民后，因為我不甘心當一個農民，也不是一個好農民。我先后在大隊宣傳隊和公社宣傳隊都當過宣傳隊員，在生產隊里干活兒有一搭，無一搭，當隊長的堂叔也不把我當一個真正的男勞力使喚。這次出河工挖河，脫離了家里人對我的照顧，我才第一次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勞動力。也可以說，外出挖河，差不多等于是我的一個成人禮，通過挖河的磨煉和考驗，我意識到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成年人，什么繁重的勞動我都可以承擔。每天挖一天河，我也累得精疲力竭，特別是不再唱歌之后，我回到地鋪上都是倒頭便睡，連話都不想說。可我睡了一夜醒來后，如充了一夜電，渾身又充滿了氣力，可以生龍活虎般地投入挖河勞動。看來我母親說得對，在年輕長勁的時候，勁不怕掏，越掏勁就越多。

我以為直到完成挖河任務，我才會回家，不料我在工地干了一個多月后，公社干部一個電話打到會戰指揮部，指揮部通知梁班長，梁班長通知我，讓我立即趕回公社。為什么呢？原來我們家是公社挑選的學習毛主席著作“全家紅”，而且是全公社唯一一家“全家紅”，隨著春天的到來，“全家紅”要在公社下面的各大隊巡回“講用”。我是“全家紅”其中的一員，也必須參加講用。

和我們班的民兵們一起“摸爬滾打”了一個多月，我們幾乎成了戰友，也成了朋友。見我打起鋪蓋卷兒要走，他們都有些不舍。和我同村的那位姓張的年輕人眼圈兒都濕了，對我說：你走了我怎么辦？我安慰他說：沒事兒，好好干。

當年夏天，我得到了一個機會，到豫西山區的煤礦當礦工挖煤去了。不再是挖河，而是挖煤；不再是在地面勞動，而是深入到了地下。這一次，我是真的離開了家鄉，一步一步走向了遠方。

第二年秋天，我回老家探親時，見一座大橋和水閘已縱跨南北，巍然挺立在滾滾東去的沙潁河上。當汽車從橋上駛過時，我不禁心生感慨，心說：沙潁河大橋和大閘的建立，還有我們付出的一分汗水呢！

【劉慶邦，中國作家協會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煤礦作家協會名譽主席，北京作家協會原副主席，一級作家，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著有長篇小說《斷層》《遠方詩意》《平原上的歌謠》等十四部，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走窯漢》《梅妞放羊》等七十余部。《劉慶邦短篇小說編年》十二卷。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韓國、越南、羅馬尼亞等外國文字，出版有十部外文作品集。作品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二屆、第四屆老舍文學獎，第四屆、第五屆北京市文學藝術獎，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第二屆南丁文學獎，第二屆孫犁散文獎，首屆林斤瀾杰出短篇小說作家獎，第十屆冰心散文獎，《北京文學》獎，《十月》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等。根據小說《神木》改編的電影《盲井》獲第53屆柏林電影藝術節銀熊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