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想象一場關乎民族國家命運的激烈社會文化運動。事實上，運動的展開是如此地激烈，不斷刺激著現代知識分子的愛國心與道德感，并近乎決絕地把他們從書齋中召喚進廣闊的社會，將其命運與國事民瘼、民族存亡緊密相連。但是，它又是如此地激烈，以排山倒海之勢撕裂了社會制度、日常生活與價值觀念，卻沒有建立起清明、公正的社會政治基礎，更沒有能力為失去傳統的現代人提供心靈的庇護和澄明的人生意義，以至于苦悶與迷茫一時成為了時代的精神癥候。正是在這樣的大變革時代，身處其中的個體，尤其是那些敏銳的、滿懷熱忱的理想主義者一方面要承受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必須面對從傳統走向無數種現代價值的困惑性選擇，同時還須思考如何在混亂無序中專心治學，最終找到生活與精神的錨點。這場運動正是橫跨清末民初的中國現代化浪潮。也正是這樣一個大時代，讓知識分子的專業性與公共性、社會行動與價值取向、內心矛盾與心靈歸屬都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

孫郁教授的這本《魯迅與國學》正是對上述問題的正面回應。全書沒有采用“啟蒙主義”“反傳統”“革命”等籠統且具有本質主義傾向的術語，而是從魯迅這座現代革命的燈塔切入，在詳細論述他對金石、考古、中國傳統哲學等的研究和批判上，勾連起整個時代的精神氣質與心靈狀況。全書帶著質疑精神，用歷史材料說話，“把凝固的世界攪動”，重寫一部“魯迅與傳統”的敘事。在這部敘事中，可以看到，那個充滿戰斗精神的魯迅在對國故的現代化解讀中誕生與成長，從一個精神上的浪漫主義者蛻變成冷峻的、成熟的理想主義者。而他與傳統割舍不斷的聯系——在理智和認知上向往著西方和“新”，卻在情感和精神上浸潤在國故與“舊”中，也讓其自我認知和“歷史中間物”的社會定位更加曖昧。讀畢全書，魯迅受惠于國故的地方大致有三個方面：治學的“術”與“道”、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辯證互補和反抗絕望的戰斗性哲學。

治學的“術”與“道”

新文化的原點性問題，其實不單在于“新”，更在于該以什么樣的眼光和視角去面對國故、審視舊的遺存。五四前后那一代人是創造神話、激情飛揚的一代，他們要重估一切價值，要在舊的廢墟上建立起一座新的信仰大廈，因此不難理解他們試圖廢除漢字并用世界語代替的沖動和進行文學改良的主張。但書中指出，他們沒有意識到，“語言其實也是一種文化記憶，倘使缺失了百年的記憶，詩意與哲思都會有所減少。文明是綿延性地發展的，不是斷崖式的決裂可以解之”。后來的文化進程也不斷證明，啟蒙的激情固然有歷史的合理性，但問題往往出在“革命的第二天”，當文字革命遭遇了現實生活的固執抵抗和習慣的遺傳時，注定會反噬自身，給知識分子帶來難以抵消的苦悶。

魯迅在這個問題上有著超越時代的審視，他不是那種將新和舊進行簡單二元對立的激進主義者，而是在踏實的治學中實現中西、新舊的融會貫通的實踐者，從而將國學中的審美精神、積極的文化心理因素變成自己的“暗功夫”。換言之，當他循著歷史的脈絡去尋找失落的遺產時，也是在不斷豐富自我，在還原歷史面貌的同時開啟一條新的健康之路：“新的生活來自于舊的遺存的清理、挖掘、利用，倘若能夠古今會通，擇其優者而用之棄其劣者而行之，那么不僅復興舊緒可期，創造合理的人間文明，對后起的一代也非夢想。”這正是魯迅治學的邏輯起點：從研究國故出發，回應當代問題，最后開啟自我創造的道路。

書中論及魯迅留給北大的遺產、對新學人的質疑、對章太炎的奪舍、對新知和國故的辯證認識的幾章，集中討論了他治學的“道”。如何向古代提問，如何向當下提問，這兩個問題像是魯迅治學“橢圓”中的兩個焦點?！叭〗駨凸?，別立新宗”是他對這兩個問題的問答。“取今”是指攝取異域的思想文化來豐富自我，這在魯迅的翻譯工作和對存在主義的接受中鮮明地體現出來；“復古”不是指教條地恢復古代的政治或文化，而是回到被遮蔽的古代文明形態中；最終的目的是釋古為今用，整合不同的文化資源，創立出新的審美意識、精神指南和評價標準。魯迅主張多研究學問，畢竟，沒有知識和學問支撐的行動往往是魯莽和盲目的，雖然可以暫時麻痹痛苦，但必定會帶來更多的虛無。但是，對學問的探尋也不應該滑向學海的深處，從而失去“知識人的擔當和與現實對話的勇氣”。魯迅找到的“道”，是一種處于思考與行動之間的辯證之道，也注定是一條孤獨和充滿荊棘的道路。

具體來說，魯迅反對學衡派一頭扎入故紙堆里、毫無批判精神的國學研究，更不滿于自由派文人和京派作家為了藝術而藝術的審美主義傾向和個人趣味。象牙塔里的研究在魯迅看來過于溫吞和學究，無法“直面慘淡的人生”和“正視淋漓的鮮血”，這可能也是后期兄弟失和的部分原因。畢竟周作人后期走向了閉戶讀書，開始營造自己的園地。而在魯迅看來，知識分子萬不可只做書面層次的思考，更應該深入生活和現實斗爭，即使在現實中四處碰壁，也毫無怨言。

“道”確立，那么應該如何治學呢？孫郁老師在論及魯迅的金石和考古學研究、漢字改革的難題、新文體確立的幾章中，詳細回答了這個問題。概而言之，魯迅的治學之“術”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三點：

一、人文思想研究的社會學想象力。即透過紛繁多樣的社會現象，捕捉背后相互交織的結構性體制，將個人的境遇與公共議題聯系起來，從而細察個人與歷史之間復雜互動的張力。在討論魯迅對魏晉文人的研究中，孫郁老師指出：“（魯迅認為）古代文人生活，吊詭的一面頗多，文學的各種形態折射出社會的多面性與難以言說性。生死之辨與榮辱之別藏著無量之苦，而文本造成了一種假象。雖然超脫之人頗多，但背后是有社會利益集團的博弈在的。文人的筆下，悠然的部分多是幻影，誰也難以擺脫殘酷政治的影響。”如果只是看到魏晉時期人的覺醒和文的自覺，就是將政治歷史文學化了。政治與文學之間存在著對抗與協同、制約與反抗等復雜的關系。這種透過現象看到背后政治社會運作的能力，恰恰是新文化運動中許多學人所缺乏的。

二、魯迅向來是從實踐中推導出治學之理論，而非從理論中演繹出僵化的治學模板。面對漢字改革的難題，當許多新學人還停留在空喊口號上，對到底采用世界語、古語、白話文、拼音、拉丁文的問題爭論不休時，周氏兄弟已經自覺開始了試驗性質的翻譯實踐，且往往是以直譯的翻譯手法和異化的翻譯策略，通過增加漢語銜接手段和白話文修辭，“撕裂母語的表達，給漢語注入新鮮的血液”。歷史證明，魯迅的實踐不僅促進了漢語的現代化轉型，也實現了其開啟民智的功能。

三、反思、創造和保持開放的雜感。從魯迅的治學興趣，已足以窺見他斑斕駁雜的精神底色。魯迅的文體創新創意性地將多種修辭、歷史研究、神思、復雜的藝術理念、翻譯、外來語都編織到文章寫作中，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雜文創作。所謂“雜”感，不僅是以獨特性對時代進行反抗與詰問，更是對自己的反思與消解，實現冷峻和油滑的并存，“于無所希望中得救”。這種包容并蓄的治學精神使得他的文體“一腔多調，一影多形，在狹小之處見蒼茫世間”。這三條治學原則共存于魯迅的思想之中，合力編織出一張纏繞、幽深的知識譜系網絡。它們助力著魯迅不斷進行學術和精神的探索，并在此過程中保持自我反思。這正如艾略特所言：“我們將不會停止探索，而所有探索的終點，都將抵達我們出發的起點，并第一次理解了這個起點?！?/p>

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辯證互補

魯迅從國故中找到的，不僅是治學的“術”與“道”，更是從故土人士的影子里，從他們的生活方式與精神實踐中找尋到了安身立命的價值根基。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性在于，它在打破了一切舊有的文化、政治、倫理意義系統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質疑了一切新方案，不論這種方案是啟蒙的、革命的、無政府主義的，還是人道的、個人主義的。正如許紀霖在研究五四時期的兩代知識分子時指出，如果以魯迅、胡適為代表第一代知識分子的困境是卡在新舊兩套價值觀之間，經受著名實分離、思想行為分裂所帶來的內心折磨與自我廝殺，那么新一代以冰心、朱自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在眼花繚亂的各種新知面前茫然無措、無所適從。

他們首先發現了超人般的個人主義。精神上的縱欲帶來了解放和清醒，此我——活生生的、感性的、獨特個體被照亮，可大部分人沒有超人般的意志和維系神話幻覺的情感持久力，更承受不住自由的重負與枷鎖，于是在虛無中走向了逃避自由；人道主義的出現似乎暗含著彌合知識分子與大眾隔膜的可能，可對“眾”的強調又消滅了個性，讓舍我其誰的浪漫主體急劇萎縮。其實，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是硬幣的正反兩面，兩者相互辯證、相互調和，共同塑造著知識分子與大眾之間的關系。魯迅早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就提出了“立人”的觀點，并一舉把國民性批判主題上升為現代文學的母題之一；他同時也注重世俗的感覺和遠離道德、啟蒙話語的日常情感與形態，對哀怨、灰暗的普通人生飽含熱淚，不斷書寫傳統禮教下底層人民的精神麻木?！遏斞概c國學》的研究創新點則在于，它清晰地指出，魯迅的啟蒙主義不單來自于尼采的超人哲學和西方的現實主義文學，他也在國故研究中發現了這兩種精神，并同時將其納入自己的精神體系。

魯迅的個人主義是在批判中國傳統哲學的基礎上形成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魯迅反對的從來不是《論語》中的孔子或儒學，而是原始哲學的負面流變，即教條化、符號化的儒教和禮教。后者早已經被嚴重單一化，其間纏繞著主奴意識、森嚴的等級思維和官本位傾向，成為了封建專制主義消滅個性和培養奴性的借口。最為重要的是，居于儒教意識核心的仁義、中庸和忠君思想已經成了一種路徑依賴和僵化的現實秩序，讓人們安于對權力無條件順從又充滿了卑怯意識，嚴重限制了現代人的創造力，更削弱了他們直面黑暗、掃除邪惡的勇氣。問題的關鍵在于，他們在這樣一個萬般僵死和政治殘酷的世界中不合時宜。魯迅之所以選擇非孔和非儒的道路，根本還是在為飽滿的生命力和反抗的個人精神掃清“障礙”。在不斷與儒家審美精神和道德倫理拉開距離，并不斷逼近魏晉文脈、莊子精神和佛學的過程中，魯迅發現了個人主義的三個層次。

魯迅的個人主義的第一個層次來自于魏晉風度，即在反對禮教的過程中生發出來的個性解放和崇高理想主義。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指出，魏晉文人的寫作表面看上去頹廢、悲觀、消極，有著宿命論和人生虛妄的色彩，但背后折射出來的“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知識分子在回避了黑暗的政治斗爭后，可以依靠的只有那無窮無盡的精神本體和審美意識。這正是魯迅從魏晉風度中所發現的最為重要的遺產。人的覺醒還反映在文的自覺中，雖然魯迅深知古人的無奈與心酸，但他依然欣賞那種“飄逸而不空幻……雄奇而暗含幽思”的詩文，并自覺將其運用到自己的雜文創作中，最終形成了個性鮮明、語言犀利的文風。在對莊子的另類敘述中，魯迅將個人主義推進了一個層次，當他帶著尼采的氣質剖析莊子的文脈時，看到的就不再是形而上的虛空、遁世的逃避主義和自欺欺人的自戀，而是道德化語言本身的虛妄和背后的權力斗爭，是身處現實但依然能與現實拉開距離的輕盈、峻急和隨意。他很清楚，中國學人研究莊子的時候，很容易進入虛幻、超脫的自由之夢中而對現實交白卷，并以此警示自身，精神的超脫應該永遠根植于深厚的現實體驗，否則只會走向虛妄。佛學思想為魯迅的個人主義增添了分量和超越性，在佛學中，他看到了精神突圍的可能性。如果說莊子和魏晉風度為自我立法，那么魯迅對佛學的興趣則讓他的個人主義有了道德合法性。佛學提倡苦行和大愛，前一種在魯迅那里體現為生命悲苦的意識，后一種則轉化為對人間的愛和對人性之美的欣賞。

正統哲學中蘊含的往往是精英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而作為世俗精神集大成者的小說、野史和戲劇則是魯迅樸素人道主義的精神養料。作為“小”學，小說和野史較少受到大一統觀念的限制，也因此保留了更多的溫度和生活細節，折射出區別于士大夫的審美色澤。魯迅在研究古小說、古戲劇和雜著中看到了日常煙火，看到了“古人的矛盾和無所用心處的隱秘”，從而實現對人情世故的另類洞悉，生活的真義和民間的底色也由此彌漫出來。在《中國小說史略》中，他表現出了對人之情、人之欲的極大包容和好奇心，也看到了生活的閑逸、灰暗和幽微之處；他批判早已經程式化的舊戲，推崇要么展現民間疾苦、要么鬼氣纏繞、要么彌漫著強烈熱辣味道的紹興鄉土戲；他在野史史料的鉤沉中發現了神異之力，由此發展出自己沉郁悲愴的曲筆風格。當然，魯迅不會對這些“俗”文學全盤接受，畢竟其中深藏著許多封建迷信和惡趣味的東西。最大的問題就是古代小說的審美基本上是貼地爬行的，精神所指往往停留在享樂、長生和放縱的世俗白日夢中，缺少能夠飛升起來的形而上的超越性。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鑰匙正是那豐富多維的個人主義精神，兩者互聯，編織了魯迅復雜的精神之網。

反抗絕望與希望的政治學

再偉大的思想也要與堅硬的現實發生碰撞。浪漫的個人主義者對無限有著強烈的渴望，他們永不停歇地在追求新感覺、新刺激，把自身無限膨脹并拓展到他人和社會之中。而現實往往是有限的、收縮的，理性過度飛升必然會帶來同等劇烈的絕望，要么就此沉淪，要么繼續戰斗，顯然，魯迅選擇了后者。汪暉指出，魯迅的精神結構中存在著一種持續性的緊張：“魯迅對個體生命荒誕的形上感受，對個體生存意義的探求……（以及）深沉的恐懼、孤獨、絕望、惶惑引導他超越自身，到現實中找尋并否定造成人的悲劇處境的根源，而這種‘找尋’本身便是對個體生命形式的自由選擇，便是對個體生存的‘絕望’的反抗?！边@意味著魯迅戰斗精神最深刻之處，不在于通過國學研究回應現實，也不在于反抗外部的各種枷鎖，而在于通過否定自身，否定絕望與希望，拒絕一切現成的答案，走上孤獨的創造之路。這一點在魯迅晚年對墨子的研究中最明顯地體現了出來。

儒家學說擅長為社會建立成體系的倫理準則和探尋過去的智慧，且因為看重個人與他人關系的入世傾向，在處理現實問題時多以溫和謙遜的態度避免沖突；道家學說遁入虛幻之境，追求精神上的愉悅和超脫，也基本回避了現實問題。在魯迅看來，“唯有墨子是直面眼前危機的人，沒有空談，亦不逃逸，夢幻之影被其堅毅的目光里的現實體驗代替了”。墨子的精神中有三點格外受到魯迅的推崇：一是隱忍與苦行的生活態度，這是與他自身不斷否定自我的堅毅相吻合；二是底層意識，魯迅的個人主義再張揚，終究是落在對平民的關愛之上；三是革命性，墨子敢于挑戰主流價值，直陳利弊。這三點的綜合便是一種個人道德和社會責任的平衡，是一種在現實戰斗中檢驗所有思想方案的覺悟。這種戰斗性意味著不僅要回應時代精神，更要自我反思，熱切關注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最終加深對社會和自我的理解。反抗絕望的精神代表著從書房中的沉思走向切實的行動和選擇，它不是早期樂觀昂揚的啟蒙主義激情與無限的希望，也不是碰撞現實后的絕望，而是意識到，“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當希望與絕望都被否定后，剩下的只有行動和創造了，正是在此意義上，魯迅創建了希望的政治學——“希望本是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像世界上的路，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贝丝?，一個成熟的理想主義者誕生了，他不是站在混亂的時局和傳統的廢墟上，嘴里說著“現代國家”“理想”等大詞，而是堅實地活在這土地上，質疑和否定所有現成的、僵化的傳統，懸置所有的宏大敘事和整體性解決方案，拒絕一切先驗的意義和既定的框架，并以一種決絕的政治主動性去嘗試所有的可能，投身到一切具體的聯系和生命體驗之中，尋找各種別處的生活，毫無怨言，腳踏實地，以自己的生命能量引導新行為和新觀念，從而構建起一個新的、自由的公共空間，借此點燃所有知識分子心中的希望，引導他們參與辯論、積極行動，最終合力推動中華民族的現代轉型。正是在此種意義上，孫郁老師在全書的第五章中高度贊揚了魯迅和孔子：“孔子在動蕩的時代，尋找著個體與世界的和諧之陣，以暖意照亮著世界。他在不得志中表達的闊達胸懷，以及高潔的操守，乃儒學里迷人之所。魯迅在黑暗的時期，建立的是受難者解放的精神燈塔。在無路可走的地方，如何有自己的精神秩序，與受難者同呼吸、共命運的選擇，孔子告訴我們的不多，倒是魯迅以不畏的精神反抗虛妄與苦難，在否定自我中，確立了人間的正道?！?/p>

整體而言，《魯迅與國學》不僅是一本史料翔實、論證充分的學術研究，更是一本飽含熱情的知識分子精神史。孫郁老師采用點面結合的方式，展現了一個從國故研究中誕生的成熟理想者形象。如果今天對國故的探尋、對知識分子專業性與公共性的論辯、對現代文學的重新發掘依然意義重大的話，相信閱讀這本書會給你答案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