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年剛過，去市里參加評審。報到的當天，還在忙單位的一些事情，等到忙完，趕到報到處，已是下午三點多了。辦完入住手續，沒有什么事，抓緊時間先躺在床上痛痛快快睡了一覺。一覺醒來已過晚上六點，天全黑了；在賓館附近的餐廳買了一份麥當勞當晚餐，吃飽睡足后，人恢復了精神。晚上沒事，一個人沿著舊城區的馬路散步，享受這難得的飯后閑暇。

上海的梧桐區馬路兩旁，有不少裝修精美的咖啡店、服裝店和各色小店，店內溫馨的燈光穿過寒冬的夜幕，照在街上，也照在匆匆而過的路人身上。很多年沒來這里了，我漫無目的地沿街走走看看，看看走走，無意中看到馬路對面一家舊貨店，吃不準這是一家賣什么東西的小店，但一只書櫥和書櫥里雜亂堆著的舊書，吸引了我的目光。穿過馬路，站在店外，隔著玻璃窗還是看不清書櫥里是些什么書，猶豫了一下，最終還是忍不住推開店門，走了進去。店里一男二女圍坐在茶桌前，議論著孩子教育的問題。見我這位不速之客的到來，很是高興，熱情招呼我說隨便看看吧。見我躬身看書櫥里的書，女主人趕忙說五塊錢一本，隨便挑。我看五塊錢一本的書，基本上都是歌曲集和樂譜，像《戰地新歌》一二三四五、鋼琴練習曲等，還有一疊練習本，我猜書的主人可能是與文藝有點關系的，否則不會有那么多歌曲、樂譜。書架上的書沒什么吸引我的，但店內很多舊物卻對我有吸引力。看那些零零落落東一堆西一堆的舊瓷器、舊折扇、舊石章、舊紫砂壺，以及一卷一卷的舊畫軸和有點年份的茶餅等，總覺得這家店很特別，物件貨品似乎都有點來歷，絕對不像一般的旅游品店鋪。

我在這倉庫一樣的小雜貨鋪上上下下掃了一眼，轉過身來，發現身后還有一個書架，塞滿了書。因為靠門背后，一般顧客進來時可能不一定注意到。背著燈光，書架上的書看不太清楚，我只能隨手抽了幾本厚的書看看。第一本是16開本的《花隨人圣庵摭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記得讀研究生時，老師很推薦這部書，還講過作者黃濬的故事。黃濬的結局很可悲，不知怎的鬼迷心竅，抗戰時利用做機要秘書的便利，竟跟日本人做起了情報買賣生意，將國府的機要情報出賣給日本人，結果人贓俱獲，被抓住槍斃了。《花隨人圣庵摭憶》我買過，記得有山西古籍、中華書局的，但上海古籍版的，倒是沒有。借著依稀的燈光，我看到書頁上有不少紅筆劃痕以及用鉛筆做的眉批，而且，不少地方折出來或用紙條夾在里面，看來原書的擁有者對此書是認真閱讀的。憑我的直覺，猜想這書的原主人一定對近現代文史問題有比較濃厚的興趣。我再拿出一本厚書，一看書脊就知道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梁啟超年譜長編》，1983年版。那書我曾讀過，尤其是其中梁啟超寫給梁思成的一些家書，印象很深，覺得梁啟超的家書應該單獨出版，可惜那時市面上沒有。《梁啟超年譜長編》曾買過好幾本送朋友和學生分享。但今晚見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吊起了我的胃口，因為里面也有不少用紅墨水筆寫的眉批，特別是1902—1905年一段，寫有不少批注。如該書第298頁“在民國元年《蒞報界歡迎會演說詞》”一段，眉批有“何以主革命此變由懼學潮而變其主張？”第301頁黃遵憲致梁啟超書信，其中談到“冒險進取破壞主義”，黃遵憲認為“中國之民，不可無此理想，然未可見諸行事也”。邊上有眉批“有見地”。另外兩本比較厚的書，當我打開書頁時，不由得一陣驚喜。一本是汪榮祖的《史傳通說》，一本是司湯達的《紅與黑》。汪榮祖的書是臺灣聯經版的，書后有一段出版說明，強調該書以《文心雕龍》等為基干，分24題來論述中外史傳。書內扉頁上有“元化先生正之 榮祖贈”字樣。而那本司湯達《紅與黑》是郝運的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扉頁上有“元化同志教正 郝運 八八年二月 上海”字樣，書的空白頁上還蓋有“江陵王氏函雨藏書印”。我再挑了幾本厚一點的，有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張秉楠的《孔子傳》、崔富章的《四庫提要補正》以及清代胡渭著、復旦大學史地所的鄒逸麟教授整理的《禹貢錐指》等，上面都有作者簽名贈送王元化先生指正等字樣。

我懷疑這批書可能是從元化先生家里流出來的，否則數量不會如此之多。因為有這樣的判斷，我索性就慢慢翻閱起來。書櫥里的書的確有點雜，如上海博物館不同時期的明信片、圖冊等，估計是他們贈送給元化先生的。有些比較新的大畫冊，估計是文聯、書畫院搞活動時贈送給元化先生的。還有一些是英文明信片和海外出版物，估計是元化先生在海外的親朋好友或學生送的，其中有馮友蘭的《現代中國哲學史》，這書三聯書店原本想出版，但因為馮的女兒宗璞不同意出版社對書的某些篇章作技術處理，最終沒有談成。但我記得自己買過一部廣東出版的馮友蘭的《現代中國哲學史》；還有一本是談美國政治的中文書籍，海外版本，里面有不少閱讀劃痕。民國時期和解放初的舊書也有一些，像民國版商務印書館的“百科小叢書”中的張奚若的《社約論考》，是1926年1月的初版本；賀昌群的《魏晉清談思想初論》，是抗戰結束后1947年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印的第一版；陳伯達的《中國四大家族》是1949年7月新華書店（滬）版；斯賓諾莎的《知性改進論》，賀麟譯本，1960年商務印書館初版。克羅齊的《美學原理》，朱光潛譯本，1958年2月作家出版社初版。韋卓民翻譯、加拿大約翰·華特生編選，商務印書館1963年初版的《康德哲學原著選讀》，書的扉頁上有韋卓民先生的簽名“維周兄指正譯者寄贈”（王維周是元化先生的父親），蓋有“江陵王氏函雨藏書印”。另外書架上還有一些古代戲曲研究著作和棋譜，尤其是戲曲研究書籍的扉頁上都蓋有“江陵王氏函雨藏書印”，個別的加蓋了“王元化印”，也就是一本書蓋有兩枚藏書印章。這一架書估計有近百種，我挑了其中的一些問老板價格，老板說書后都用鉛筆標價了，我要的書總共加起來要四五千元。因為有的書我家里有了，書上也沒有元化先生的閱讀批注，所以就挑出來放在一邊，剩下的再讓店主算了一下，二十本書付了三千多元錢。

等店主將書裝好，我問老板，這批書是哪里收來的？老板請我坐下來喝杯茶慢慢說。因為沒有別的事情，我就不急于離開。老板大概晚上做成了一筆生意，有點高興，新煮了一壺福鼎老白茶，慢慢與我講起舊書的來歷。店主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做舊家具生意，他說舊家具賺頭大，他對舊書沒有什么興趣，但周邊一些人家有舊家具出售，都會打電話聯系，他就會上門收購，王元化先生的這批書是上門收購舊家具時連帶書櫥以及舊書一起收下來的。店主也不知道王元化為何人，但他告訴我，曾有一位四十多歲的女顧客，來這里買過幾種王元化的舊書，還說王先生是她的老師。老板還告訴我曾去過唐振常先生家收過舊家具，說是在蘇州河附近的河濱大樓里，唐家有一些老的字畫，但價格最終沒有談攏，那時唐先生已經過世了。

不知不覺快臨近晚上十一點鐘了，老板談興甚濃，但我要告辭了。拎了一大包書，回到賓館。在明亮的燈光下，我又打開塑料袋，重新將買入的舊書翻閱了一遍，發現還有幾本關于戲曲方面的書，這應該也是王元化先生戲曲方面的藏書，一本是《吳小如戲曲隨筆集》，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的，記得看過一本吳小如先生紀念集，有文章談及王元化先生晚年看吳小如談京劇的事情；還有一本是《蒲劇十年（1949—1959）》，1959年10月，山西省晉南戲劇協會編，封面上有“贈閱”印章。元化先生的太太張可是李健吾先生早年最賞識的學生，李健吾先生曾寫過關于蒲劇的文章，很欣賞蒲劇藝人的表演，有可能是那時李健吾先生讓人寄給元化、張可夫婦的，因為李健吾先生認為自己從蒲劇中獲得很多戲劇理論方面的啟悟。這些書里面，還有贈書者寫給元化先生的信，如傅璇琮先生的書中就夾有一封信。看著這些元化先生生前用過的書，我想起曾讀過的他的晚年的一些隨筆集。他晚年談得比較多的是盧梭的契約論、公意以及中國傳統戲劇、莎士比亞戲劇等，有的研究者討論過王元化晚年思想轉向問題，其實從他的這些藏書中可以看到，他并不是到了晚年才突發奇想來談這些問題的，而是早年就閱讀過這些書籍，從中受益，有所積累，后來因為歷史機遇的巧合，觸發他對一些問題的集中論述。譬如王先生八十年代提出的知性問題，在理論上是他的一個發明，最著名的是為周揚起草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那篇文章中，吸收了他對知性問題的一些思考，很多人都認為王元化是受到了黑格爾哲學，尤其是《小邏輯》的影響，在《〈小邏輯〉對我的啟迪》一文中，王元化先生說：“《小邏輯》給我的最大啟迪，就是黑格爾有關知性問題的論述。”但在元化先生收藏的韋卓民翻譯、加拿大約翰·華特生編選，商務印書館1963年初版的《康德哲學原著選讀》第120頁“理念”這一部分，夾有一張紙條，很有可能王元化先生早年閱讀過這一部分內容，或者說有關理念的感性、理性、知性三大范疇，元化先生最早是從康德哲學閱讀中獲得過某些啟示。——而這在一些研究他的文章中是很少提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