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本埠知名作家綦國瑞在《難忘的會面——懷念安家正先生》中說過：“一個成功的文人，一個成功的作家，是靠作品說話的，他的二十幾卷的文集，是留給煙臺和后世的寶貴文化遺產，他用自己的著作為他樹立了一座不倒的豐碑。”這一段感言，是對安先生一生獻身文化事業的中肯評價。先生著書幾十部，達千萬言，約一半是在夫人的照料下，坐在輪椅上拿著放大鏡一筆一筆寫成的，對煙臺文史事業卓有貢獻。

先生不凡，他的文人風骨尤其令人欽佩。他對膠東文化的關心和熱愛，已然成為生命的自覺，膠東文化透盡骨髓。他是一個性情中人，秉性直率，敢于直言，從不隨波逐流、曲意奉迎，人送外號“安大炮”；和時間賽跑，筆耕不輟，舍命書史，舍家存史，是公認的“拼命三郎”；燃燒自己，成就他人，教誨后進，不愧為青春路上的“人生導師”。懷著敬仰之情，寫成此文，以表達對先生的追思和懷念。

一

在我的印象中，“性情中人”是安先生的一大特征。先生是原煙臺教育學院教授，1984年，我到中文系求學，成為先生的學生。隨著上課鈴聲響起，一個大腦門兒、胖身體、粗線條的中年人，三步并作兩步踏上講臺。他的頭頂油光锃亮，一張胖乎乎的國字臉，戴的鏡片一圈一圈蕩漾開，看著比啤酒瓶底還厚；一雙不大的眼睛，在“瓶底”后面有節奏地轉動。“我叫安家正。當代文學是研究分析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至今的文學發展歷程……”他的開場白干脆利落、直撲主題，聲若洪鐘、滿屋炸響。他將課本和講義往桌上一撂，抬起頭來就開始侃談風格流派、人物形象、寫作特點等，如數家珍、信手拈來。數日后的第二課，他講授陶斯亮的《一封終于發出的信》，在稍作簡介后，他開始朗讀課文，讀得抑揚頓挫，聲情并茂，極富感染力。一小段后，聲音由朗朗到低沉又轉為哽咽，他最后發出輕微的哭泣聲，眼淚也跟著流出來。他掏出手帕擦擦眼，歉意道：“對不起，我這個人容易動情。”后來得知作者陶斯亮曾經歷種種磨難，而先生也有過同陶斯亮類似的際遇，因此我又重讀該文，終于理解先生動情之所在。

大學畢業后，和先生見面的機會太少，偶爾從同學那里聽到一些消息。他長期擔任人大代表，積極議政建言，每每慷慨陳詞，直言不諱。在一次研討發揮地域文化作用的座談會上，安先生就“放了一次炮”。當時，他憑著對煙臺地域文化的認識，誠懇地表達出與研討會負責人相反的觀點，也對地域文化的相關問題提出了批評，期間嗓門越說越高，情緒也慷慨激昂。先生一手擦汗，一手揮扇，說到痛心處，大有怒發沖冠之勢。

類似情景，大家多有所見，也時有耳聞。一年夏季，母校在棲霞舉辦教師培訓，我有幸見到了他，半開玩笑地跟他談起坊間“安大炮”的綽號。他聽后反而頗為得意：“知道知道，這叫法貼切，我喜歡！”

傳聞或未必可信，我卻有幸親身經歷“炮轟”的場面。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為了充分發揮文物的作用，省市專家匯聚棲霞召開研討會，先生受邀參加。按議程，地方有關同志就文物保護工作進行介紹，與會人員紛紛表示肯定，提出意見建議。輪到先生發言，他開場就指出文物保護工作的一系列問題。原來，他在參會前先實地調研了一番，提出的意見有的放矢，針對性很強。我不停給先生使眼色，沒反應；我又暗扯一下他的衣襟，還是沒反應；再扯，用力大了一點兒，他的身子微斜一下，馬上轉過臉不悅道：“你好不好別搞小動作？”聲畢，大家把目光全射向我，我的臉“唰”地紅到耳根。餐敘時，先生說：“我這人秉性如此，我對工作負責，有話不說憋著難受，人稱‘安大炮’是也。”

餐后，先生問我文學寫作的事兒，我說自己天天考慮新聞宣傳怎么搞，文學寫作恐怕心力不足。他有點兒失望，但還是鼓勵我別丟了文學夢。離開時，他送我剛創作的雜文集《豆腐干集》。先生工作之余，經常發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有人揶揄他只會寫一些“豆腐干”，他不以為意，樂此不疲。后來，他精選多塊“豆腐干”編印成冊，干脆取名《豆腐干集》。后來先生又陸續推出了《小擺設集》《說不清集》等“豆腐干”作品。

先生品正行端，不僅敢于直言，而且不徇私情，不怕“犯上”。前些年，他就多次把一些“安排”的稿子扔進紙簍。他自豪地說：“考我一生，無缺德之事，無‘整人’之跡，無拍馬之嫌，無營私之舉。”編著《膠東當代文學史略》時，有好友給他打電話，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入“史”，他堅持杜絕降格以求，維護了文學史著作的公正性和權威性。“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良有以也。

二

人是要有一點兒精神的。縱觀先生一生，他就是一位“有一點兒精神”的人，而且他的這“一點兒”，足夠大、足夠高、足夠美。這“一點兒”，就是他舍命書史、舍家存史的“文化獻身”精神。綦國瑞曾心有感觸地說，安家正先生有兩點讓他敬佩，一是自覺地、真誠地、全心全意地對煙臺地方文化熱愛、關心、發掘和弘揚；二是以忘我的態度寫作，身患重病仍不松懈。我亦有同感。他是文人中的豪士，心胸似壯闊的大海，直抒胸襟，不藏不掖，快言快語，總有振聾發聵的力量。

煙臺二馬路東首路南，原煙臺教育學院院內有一棟不起眼的磚混結構房，在其中一個四十多平方米的住宅里，一條窄廊，將住宅分成幾個小方塊——這就是先生的家。南向靠窗光線充足的地方，放著一張老式寫字臺，北面和西面是書柜“砌”起來的“書墻”，靠東墻放著一個簡易的雙人沙發，這是先生會客和休息的地方。先生的書房是他愛人鄒淑香老師命名的，叫“傻干齋”，并贈言：“越忙越窮，越窮越忙。”

在蟬都耐不住的酷暑中，先生身穿一件老頭衫，閃閃發光的大腦袋上頂著一串串汗珠子，汗流浹背地伏案寫作；冬天，先生腳蹬棉拖鞋，身披面包服，由于視力太差，大腦袋緊貼在寫字臺上寫作。

長年累月的青燈黃卷，他的健康被嚴重透支了。2000年前后，先生夜以繼日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戚繼光》時，突發急性肝炎引發肝壞死，醫生下達了病危通知。經搶救治療，他憑著頑強毅力戰勝了死神，轉危為安。當大家都以為經此大難，他會稍事停歇，休養身體，他卻自覺時日無多，更應只爭朝夕，更加拼命發力。他從文幾十年，著述數百萬字，這些文字很多是反映膠東地域文化的，他決定認真整理，并結集出版，以留存后人。

想干事則必干成，在親朋支持下，幾百萬字的《安家正文集》于2001年出版，素白封皮，沒有一幅照片，也無一張插圖，封面只有“安家正文集”五個大字，行內稱為“白皮書”。文集封底定價處，十分醒目地印有“全書八套，只贈不售”。峻青先生閱后專門寫了一篇《白皮書的震撼》，表示：“真個是素面朝天，樸素得令人驚奇，甚至令人震撼……美學的臻境，是崇尚素雅，淑靜自然，‘白皮書’可算是‘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惡疾絲毫沒有阻遏先生創作的步伐，2002年，《滄浪酒魂張弼士》奇跡般擺在世人面前。

屋漏偏逢連夜雨。2008年2月的一天，先生突感手腳麻木，吐字含混，被腦血栓永遠“摁”在輪椅上，與助行器“綁”在了一起。大家為他的健康擔憂，但也認為他終于可以“消停”了。去看望他時，他依然談笑風生：“（腦血栓）沒‘栓’了我的大腦，還能思考；沒拴住我的右手，還能寫字。”后來，先生身體每況愈下，耳朵幾近失聰，右眼完全失明，大小便失禁，日常離不開放大鏡、輪椅、助行器、尿壺，但先生仍舊表示：“幸而尚無吞咽困難，腦子尚可，右手無礙，仍可帶著放大鏡寫作。”

三十年前，先生出于研究愛好和責任擔當，萌發了寫作一部《膠東通史演義》的想法。靠著放大鏡，他用微弱的視力熟讀二十四史，遍覽山東省市史志等歷史典籍，每發現有關記錄，都欣喜若狂，記錄的讀書筆記數十本，制作的讀書卡片上千張，達百余萬字，完成的草稿裝滿了多個厚厚的檔案盒。

從先生的“輪椅人生”開始，他就以保爾·柯察金的精神，以“向天再借二十年”的豪情壯志，又陸續推出了《膠東半島鳥文化》《秦淮悲歌》等著作。2011年，歷時三十余年的準備和創作，90萬字的《膠東通史演義》順利出版，2012年獲“煙臺市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從表面上看，這是一部裝幀精美、內涵豐富的地方通史，但這部記錄了膠東地區幾千年文明史的大作，是一個失能老人一筆一畫爬格子完成的。

先生不僅在文學創作上收獲頗豐，在膠東文學史和峻青文學創作理論等方面的研究也頗有建樹。當年先生還是高中教師，為學生講解峻青小說《黨員登記表》時，有學生對“黃淑英媽媽的形象是膠東革命媽媽形象的代表”提出質疑。先生出于對學生讀書熱情的愛護、對作者本人峻青的尊重，大膽給素不相識的峻青寫信求證。峻青認真回了信，兩人性情相投、觀點相近，越談越投機，遂結為文壇好友，成了忘年之交。從此，先生開始研究峻青作品，創作關于峻青的文章，留下幾十萬字論著。

2010年11月，煙臺峻青文化研究會成立，先生被推舉為會長。寫一本系統研究峻青文學理論、解讀峻青作品的書，是先生多年的愿望。隨著先生年事已高，身體幾乎失能，特別是2016年得知九十多歲的峻青老人神志開始模糊的時候，先生更加心急如焚，發誓要在峻老在世時完成《峻青散文研究》。為此，他發瘋一樣投入寫作，以每天幾千字的速度趕寫書稿，結果又住進醫院。病床上，他不顧醫生勸說，一邊打著吊瓶一邊寫作。他說：“只要我醒著，就要寫。我了解自己的身體，怕走不出醫院的門，我要和老天搶時間。”待病情稍一好轉，先生就強行出院。時逢年關，先生閉門謝客，突擊寫作，終于完成約36萬字的《峻青散文研究》。該作傾注了先生畢生所學，對學習研究散文寫作、繁榮文藝創作具有積極意義。他表示，這是他壓棺墊枕之作。

福山區女作家梁益美在一篇紀念文章里，記述了她第一次拜訪先生的情景：

雙手搭在輪椅扶手上，斜背著挎包，像嬰兒推著學步車蹣跚學步，我趕忙迎上去，想幫忙卻又無從下手，安老見狀大腦袋連連搖晃笑著說，你們都幫不上忙，還要靠我自己！我這才發現，他的鏡片一圈一圈蕩漾開，似乎比啤酒瓶底還厚，斜背著的也不是什么挎包，而是尿袋！……上樓，安老的愛人鄒淑香老師早就迎在門口，安老則像凱旋的戰士朗聲說道，回來嘍！滿滿的傲驕，像個孩子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渴望大人的夸獎，大腦袋晃著，大嘴巴咧著，大眼睛呆萌萌地看著鄒老師。后來我才明白，其實安老是把每一天都當作最后一天來過，每天都在和病魔抗爭！

梁女士這段記述，真實反映了先生晚年的狀態。病痛并沒有消磨他對文學事業的熱愛和對發掘弘揚地域歷史文化的責任心。每有舉辦地域文化方面的活動，只要邀請先生，他都積極參加，根據活動要求事先準備發言，坐上輪椅，背起尿袋，儼然一個出征的壯士。在會場上，他依然大腦袋晃著，大嗓門喊著，神態自若，談笑風生，真知灼見，口若懸河。在最后的至暗歲月，他患上胰腺癌，渾身水腫，大小便失禁，經歷著一生中最為痛苦、最受折磨的日子。先生還是忍著病痛折磨，完成了《崢嶸歲月》《思絮漫逸》等合計幾十萬字的著述，遂成絕筆。

三

先生風骨錚錚，也俠骨柔腸。先生曾自我評價：“本人是一流的教師，二流的作家。”“一流的教師”并非自詡，實乃有口皆碑。山東省楹聯藝術家協會名譽主席、煙臺市文聯原副主席賀宗儀，沒有跟先生讀過一天書，卻在他退休后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經常向他討教。賀宗儀先生發自肺腑地說：“倘若以直接接受師者‘傳道、授業、解惑’的尺度來衡量，我們之間亦是一種‘師生’關系。”他曾敬贈先生一首七律：“安家正氣伴清聲，師表文光肝膽傾。學富才高名鼎鼎，德馨望重骨錚錚。中風偏瘓筆猶健，追日近盲心愈明。陋室愚公休謂傻，等身著作自崢嶸。”這就是他心目中的安家正先生，也是他用文字為先生描繪的“畫像”。

我作為先生的學生更是感同身受。在大學讀書時，我曾做學院《火花報》的編輯和院廣播站編輯，報紙半月一期，廣播站每天有午間新聞播報，工作量比較大。我經常向先生請教如何提高辦報質量、如何搞好廣播宣傳，先生一點兒架子也沒有，熱心地提出很多指導意見。在學習之余，我也有時寫點兒“豆腐塊”，投寄報社后都泥牛入海、杳無音訊。我向先生訴苦，他鼓勵我不要灰心，要繼續努力，選題和稿子質量需要提高。后來我又寫了多篇請先生批閱，先生優選一篇，改得面目全非。我謄寫一遍投給報社，幾天后見報了。這是我第一次發表文章，興奮之情溢于言表，從此催生了文學夢。后來得知，那時先生很忙，正夜以繼日創作一部長篇小說。每到上課，經常看到他眼睛布有血絲，拿手絹拭淚。

先生殷切希望他的學生跟他走文學之路，在日常教學中注重因材施教、因勢利導，點燃學生的文學夢想。一次期中考試，有一道題是有關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相關內容。考試過后，不少同學抱怨出題超綱，讓學習委員反映意見。后來的試卷分析課上，先生指出：學習當代文學史，了解當前最前沿文學創作情況，是基本要求。大家畢業后大都從事語文教學，要經常練筆，希望大家懷有作家夢，多出幾位作家。懇切的言辭飽含著深情，眼神中流露出滿滿的期待，大家深以為然。

和我同在校報和廣播站做編輯的同學宋文華，畢業后堅持邊工作邊寫作，經常與先生交流，得到他的精心提攜，幾十年筆耕不輟，多次在省和國家級詩歌比賽中獲獎。先生不僅對自己的學生關心愛護，對文學愛好者也是滿腔熱情給予指導。先生對青年人才的愛惜和培養，對后學晚輩的提攜和幫助，為眾所公認。文化學者王天仁、煙臺文聯原副主席賀宗儀、福山女作家梁益美、棲霞文化學者孫明浩等都曾撰文懷念，感念先生推許新秀、獎掖后學之恩。

2004年，煙臺市部分楹聯家及楹聯愛好者自發籌建楹聯家協會。為了爭取社會各界支持，計劃聘請文化、教育、旅游等領域專家擔任顧問。這個組織雖然不大，但因其宗旨切合先生弘文傳道的心愿，他欣然應聘，并出席首次會員代表大會給予鼓勵。此后，協會每年召開理事會議，他都是有請必到，平時則有求必應。2009年協會成立五周年，賀宗儀先生策劃主編《煙臺當代楹聯論品集》，向先生約稿，不到一周時間就推出大作《從毓璜頂楹聯說到煙臺地域文化》。先生擔任煙臺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組組長，對各縣市區的“非遺”工作非常重視。先生堅決反對民俗商業化，認為民俗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范疇，是需要挖掘的，而不是創新，創新的民俗是沒有生命力的。他曾說：“棲霞八卦鼓舞是個好東西，與海陽大秧歌有一比。”在先生的關心幫助下，八卦鼓舞成功申報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學創作和膠東歷史文化研究，也格外愛惜從事膠東地域文化研究的人，極力鼓勵幫助他們。文學愛好者孫明浩發表過不少文章，欲將多年心血之作《膠東風流》出版。他慕名向先生表達意愿后，先生沒有推辭，百忙之中題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給予很高評價。先生的氣度和鼓勵，讓他非常感激。在先生的鼓勵指導下，他業余時間沉浸在棲霞地域歷史文化的探索研究中，出版了《棲霞風物》，托人呈送先生斧正。先生在《煙臺日報》發表書評，稱《棲霞風物》是“地域文化的鴻篇巨制，是很值得慶幸的事”。在先生的激勵下，他又出版了《神仙丘處機》等系列地域文化作品。

芝罘區的荊輝祥喜歡挖掘整理民間故事，頗有收獲，先生知道他準備出書，不僅幫他訂正文稿，而且親自作序，又聯系書法家題寫書名。先生就是這樣不為功利，甘做人梯，愿為年輕人站臺，獎掖后輩。他自己率先垂范，把膠東歷史文化研究傳承當成一種歷史責任、一種崇高事業，帶出了一大批膠東歷史文化研究者，取得了豐碩成果，為挖掘和保留膠東地域文化作出突出貢獻。

數月前，我剛拜讀了先生賢夫人鄒淑香老師的《奮斗者——安家正同志安息吧》一文，該文以日記形式記錄先生生前最后十個月的艱難生活。2023年3月19日凌晨，安家正先生辭世。在生命的最后歲月里，他還拖著病軀為三十余人的書作序，短則千余字，長則幾千字，給友人書信十幾封，還向市里寄送關于煙臺地域文化研究的建議信。去世前二十天，威海市文登區的同志看望他，他提出組建“文登學”研究梯隊的建議。去世前幾日，他還拿著放大鏡瀏覽剛完成的《崢嶸歲月》和《思絮漫逸》書稿。讀及此，不由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