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詩書萬象亨，你是萬字輩？”

不久前，在吉隆坡拉曼大學一間演講廳的講臺上，廈門作家龔萬瑩在手機上敲出這行字，遞給馬來西亞作家龔萬輝。后來龔萬輝在臉書上回憶這個瞬間，形容像是“上課一半傳紙條那樣”。

紙條上所寫的，來自龔萬瑩家譜里一句詩：“志大承丕顯，詩書萬象亨。”龔萬輝也有這一本。當年，祖父從福建下南洋。出生于馬來半島的父親，一生對遙遠的宗親念茲在茲。祖父去世后，父親第一次去了晉江，領回一本家譜。上面已添了龔萬輝的名字。

于是，48歲的龔萬輝多了一個堂妹。作為移民第三代，他自認不能完全理解父親的執著，卻“又好像可以因為如此稀薄的血緣”，而和龔萬瑩瞬間親密起來。坐在他們中間的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說，你們要不要滴血認親一下？臺下20多位參加這場作家對談的讀者鼓掌。

這次意外認親，發生在一趟從中國到新加坡、再到馬來西亞的旅途中。2024年12月中旬，由海峽文藝出版社社長林濱帶隊，來自福建和海南的作家龔萬瑩、蔡崇達、林森，以及分別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文學學者楊慶祥、翟文鋮下南洋，以“新南方與新南洋”為主題，在書店、報社、學校里，和同行、讀者進行一周的交流。

跨海認親，如同一種隱喻：是這些中國南方與南洋作者若即若離的相似，也是彼此關于離散、海洋、島嶼的經驗和書寫。但這并非全部。擺在三國的書寫者面前一個或許更重要的問題是：血緣之外、聯結之外，我們還需要看見什么？

2024年12月17日，馬來西亞吉隆坡拉曼大學雙溪龍小區，“新南方與新南洋”馬中作家對話會現場。（前排左起：作家黎紫書、作家龔萬輝、作家龔萬瑩、海峽文藝出版社社長林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學者楊慶祥、馬來西亞漢文化中心主席吳恒燦、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院長張曉威、作家蔡崇達、作家林森、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者翟文鋮）（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埋沒在歷史里的心思

烈日、驟雨、海南雞飯……很多時刻，是食物、氣候、聲音，觸動了這群中國南方的書寫者和研究者。

肉骨茶，Bak Kut Teh，英文名直接拿閩南語發音來用。抵達那晚，蔡崇達被同在新加坡的中學同學拉去吃這道國民料理。湯入口蕩出藥材味，讓他想到母親。“只要身體一累，她就燉一碗骨頭湯，里面加點藥材，一吃就覺得身心都得到極大安慰。”

新加坡人熬肉骨茶，撒白胡椒很慷慨。肉湯看似淺白，入喉如同在燒。蔡崇達對此不陌生，他的家鄉泉州的牛排也加好多胡椒，胡椒在1000多年前就是泉州港重要的食物。“其實來新加坡，我會感覺是一個親人的所在。”

隔天中午，龔萬瑩走在街頭，一位陌生阿嬤靠近她，問她從哪里來。她用閩南語答，廈門（E Mng）啦。阿嬤說，啊你要吃榴蓮啦吼。龔萬瑩回說，好好好，到時候吃。她忽然覺得奇怪：“明明是在異國，怎么好像因為有一些相近，當然也有不同的文化，就這樣子聊起來了？”

出版第一本書《島嶼的厝》前的36年里，龔萬瑩在鼓浪嶼長大，到英國念工商管理碩士，在上海做品牌經理六七年。單聽口音，你幾乎很難分辨她來自哪里。但那天在新加坡中國文化中心，她向讀者分享和阿嬤的對話時，切換到幾句廈門腔調。

也是在這場對談中，龔萬瑩形容南洋是“一個離去的、遠處的親人”。小時候，島上大部分家庭經濟條件一般，卻都“見過好東西”——每年，南洋的親戚都會寄來曲奇餅和巧克力。有一小塊一小塊的Kisses牌巧克力；也有一整條的三角牌朱古力，人們煮成熱巧克力喝。

“去了南洋的親人，我們在原地，經常遙望他們、想他們。”但這思念并不刻骨，只是淺淺。龔萬瑩把這樣的心理寫進書中：島上的少女鷺禾，和表哥設計偷吃南洋來的曲奇餅，那本是阿嬤用來幫下崗的媽媽走門路找工作的人情——

“我說是南洋的親戚寄過來的。他（表哥）說那種苦得要命的巧克力有什么好吃。我說不是，是一整鐵盒的曲奇餅……如果把阿嬤的餅盒打開，平均一格吃掉一塊的話，就沒有人會發現吧。”

而對來自海南的林森而言，面容模糊的先輩，是作品里缺失的另一半。

海南曾有多少人下南洋？林森聽過一種說法：現在海外的海南籍人，已和留在本地的相近。如果仔細考察，一些氣派的祖屋，可能就是下南洋發財的人返鄉所修。也有騰達后，又把全村人帶出去的軼聞。在朋友家，林森讀到朋友曾祖父用鉛筆寫下的日記：百年前，青年男子從澄邁出發，步行約50公里至海口登船，乘風破浪抵達新加坡；找到海南會館，加入橡膠種植大軍，重病，差點客死，幸被送醫。最后，男人回來了。

但更多男人沒有回來，留下妻子守望余生。海南人把這些女人叫作“守望婦”。小說《唯水年輕》里，林森寫了一位曾祖母的葬禮。曾祖父下南洋后，起先和家中有聯系，最終杳無音信。曾祖母等到94歲，生前總把頭發收拾得服帖，衣裳不新卻干凈。“如果不是以這種秩序感來讓一切嚴絲合縫各安其位，她早失控于那些起風的暗夜，哪里能熬得住那漫長辰光？”

而曾祖父的唯一印跡，是曾祖母遺物中兩張發黃的信件，信中述說著身在異域的一場病。小說里的“我”，甚至不知那究竟是不是曾祖父親筆。

寫《唯水年輕》時，林森沒有實地考察過南洋，缺乏相關資料，覺得“沒有能力正面描寫”。但他不滿足于讓故事的另一半只停在幾封家書里。

這一回，是林森第一次到新馬。濕熱的空氣和馬路邊瘋長的植物讓他想到海南的夏。除了棕櫚樹，他記不得確切的名字，但“一眼掃過去，全是一樣的”。他想，也許因為這種熟悉感，下南洋的先輩能生存得更容易。在新馬，他驚訝于一些與讀者的對話還能以海南話展開。“我是澄邁人，你是文昌人？”

“他們的故事，不就是我缺少的曾祖父的故事？”那幾天，新加坡的海南會館正慶祝170周年。他想，尋找缺失的曾祖父，可以從梳理海南會館歷史開始。在一場對談里，他呼吁新加坡移民第三、第四代一起來做這件事；這些親歷者，或許更能清晰地看見家族里“傳統、隱秘的東西”。

“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東西，其實是沒有被書寫的。當年下南洋的那些人，他們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們想發出什么樣的聲音？……他們被埋沒在歷史里的心思，需要有一個機會去重新啟發出來。”

在中國文學傳統中 海洋書寫是缺席的

南方作家的書寫，引起了學術界2018年起關于“新南方”寫作的討論。楊慶祥認為，“新南方”在地理上指中國南方海岸線開始向外延展的廣袤區域，也輻射到新馬等“南洋”區域。在2021年一篇論文里，楊慶祥提到，最早正是閱讀馬來西亞作家黃錦樹的作品，讓他意識到“現代漢語寫作的內部，存在著多元的可能性和多樣的版圖”。

這一概念與市場的變化不謀而合。這些年，黃錦樹、黎紫書等一批馬來西亞作家走紅。這些作品中對馬來自然、社會的描繪，以及同樣是華文，遣詞造句卻有些陌生的文風，對很多中國讀者來說，顯得新異。林森認為，黃錦樹對雨的描寫，在故事里不經意流露出來。“這種不經意讓我感覺到，至少我們海南的作家，還沒有足夠地把我們海南的自然特性給描摹出來。”

南方作家的嘗試之一，是融入方言。

閩南語里，“厝”是房子、家，也指把棺材淺埋土中。這個承載了生與死的字，也暗合《島嶼的厝》主題——既有生活與親情，也有如何面對死亡。但龔萬瑩一度很擔心，是不是越往中國北方去，“厝”字越生僻？好幾位學者告訴她，看到書名，要去查字典。

但向南看，又不同。打開新加坡地圖，就有“蔡厝港”“楊厝港”“林厝港”。新加坡作協主席劉瑞金告訴龔萬瑩，“厝”在此地不是一個生僻字。龔萬瑩感到一種親近。

某種程度上來說，南方、南洋文學進入視野，“新南方”的出現，解決了龔萬瑩一個長久的困惑：“文學必須要這么北方嗎？”從小到大，她閱讀許多內地作家的作品，欣賞其文字，卻又覺得“我身邊的人好像不會這樣說話”。當她開始寫作，又糾結使用什么樣的語匯。“如果我模仿一種北方的聲腔，我是不是在矯揉造作？我是不是沒有把我內心的東西掏出來？”

這也與“新南方”試圖回應的問題有關。楊慶祥認為，在中國文學傳統中，海洋書寫是缺席的；從《平凡的世界》到《白鹿原》，現代漢語寫作的一大重心是人與土地的關系，即使是近年流行的“城市文學”，也不過是從農村土地轉移到城市土地。但中國還有漫長的海岸線，“后者的書寫，在中國當代文學譜系里，相對比較薄弱”。

直到有一天，龔萬瑩讀到了黃錦樹，讀到了臺灣作家袁哲生、黃國峻。“真的很近，就是很親，這沒有辦法解釋。我跟黃錦樹并不是同一個國家，但是卻有一種很親近的感覺。可能是這種超越國度的、閩南的親近把我們連在一起。”

而與新加坡短暫的相處讓龔萬瑩感受到，語言還可以更靈活。

這幾天，她學到can的新用法——一個為新加坡人津津樂道的語言活用現象。這個字面意思是“可以、能夠”的英語單詞，語法上并不能獨立使用來表肯定。但在新加坡街頭走一圈，任何人都能立刻上手can的靈活萬用。Can I pay in cash？（我能用現金支付嗎？）Can， can， can.（可以，可以，可以。）很多服務業者喜歡連說三次，仿佛為了打消顧客剩余的一丁點疑慮。Can幾乎可以被用在所有表達肯定的場合。

新加坡人對此態度不一。龔萬瑩的選擇是，擁抱它。新加坡有英文、華文、福建話、廣東話、馬來文、泰米爾文……一句話可能是好幾種語言的重組。“新加坡的感覺叫fusion，融合。”她聯想到在上海吃的融合菜。

“從一個悲觀的角度說，怎么要受到這么多語言的沖擊？但是不是也可以說，語言越是豐富，越有更多資源可供我們采集到創作當中？”

在《島嶼的厝》里，龔萬瑩有意采集了很多靠字面就好理解的閩南語匯，比如“免驚”，意謂不要怕——

“免驚啦，伊沒事情的。玉兔回過頭，看著在沙灘那邊，吸著菊花茶，跟其他人聊天的媽媽。她說，我爸跑路后，我半夜睡得輕。一日暗暝，聽到有聲。透過門縫，我看到我媽妝得很美，穿上阿姑從香港買給她的西裝套裙，還甩香水。她輕摸到樓下，圓滾滾的門把手，輕輕轉開。”

這些關于語言的討論，激起了新加坡作家原非的思考。

原非是新移民。1998年，15歲的她從沈陽來新加坡。公開資料里，原非顯得高產。她關注建筑工人、女傭等亞洲跨境勞工，關注跨國伴侶等；用英文寫非虛構作品；辦跨境勞工詩歌賽，最多時收到十幾種不同語言的稿件。

但在采訪里，原非講述了故事的另一面：她已經很多年沒有再寫詩歌、小說，因為她找不到一種可以“原生態”創作的語言。

20多年里，她用英文寫報告、寫郵件；在家里，原非的先生不是華人，他們說英文。唯一用中文的地方，是和孩子說話。母語的本能當然不會消失，她仍然“不用腦子”就能讀中國文學。但有一天她發現，自己稍不注意就寫出翻譯腔。她也會用“躺平”，但她自覺和這些近年誕生于中國大陸的流行詞有距離。那英文呢？她自認表達能力還不足以支撐她寫文學。她覺得失去了“原生態”。“那我要怎么寫？”

引發原非新思考的，恰恰也是對談上三位作家的“原生態”。從龔萬瑩、林森、蔡崇達對閩南語、海南話與本土文化關系的闡述里，原非看到的是他們對各自“原生態”的探問。但這種語言與文化的強關聯，突然讓她想：語言和文化一定是綁在一起的嗎？

她想到新加坡。在一個語言和文化都融合的地方，“原生態”不好找。這里多的是像原非一樣“覺得自己一定程度上仍然飄著的人”，他們是那個在這里生活了十多年、依然被咖啡店店員問“來旅游多久啦”的荷蘭朋友，是印度上班族同事，是任何一個“飄著來這里上學、工作，然后成家立業的外國人”。比起講福建話、廣東話的老派華人，這些“飄著的”異鄉人，是原非更能共鳴的圈層。

本質上，“原生態”與你從何處來、講什么話無關，而與你過什么樣的生活有關。原非想，這種“不原始、但現實”的生活，也許就是她的“原生態”。對談結束回家的路上，原非問ChatGPT，語言和文化有沒有可能解綁？她和人工智能聊了一路，想法也迸了一路：可不可以用西班牙文寫東北？我寫的東北永遠不會是蕭紅的東北，是吧？語言一定是從土地里原生的嗎？為什么不可以嫁接？

這可能并非三位南方作家的本意，但改變的確就此發生。原非很難說是哪句話、哪一段討論起了關鍵作用，也許是“大家都在問不一樣、但是又很相關的這些問題”。那天回到家，她想“OK，我可以開始寫了”，于是她沒有用母語寫作的6年結束了。

“嶺下涓涓流著的江水可不那么受約束”

這樣意外的碰撞，正是帶隊的林濱希望看到的。回憶南洋一周，他感到“大家對時代、歷史的理解可能有巨大的差異，但還有一個巨大的相似，是對人基本的情感的理解、對人性的思考”。

今年1月初，林濱已經開始和中國作協外聯部副主任蔣好書思考下一站活動。這一次新馬之行，是他們共同發起的“中國文學新浪潮”海外系列活動第一站。

這幾年，中國作協外聯部一直在探索推廣中國中青年作家，也一直在尋找合適的合作伙伴。蔣好書認為林濱有熱情、有想法，而且林濱兼任《中篇小說選刊》社長。林濱曾和她說起，很多作家的中篇小說很好，可以先推中篇，讓海外讀者先有感性的認知。去年8月底，林濱恰好在北京，蔣好書邀他詳談。兩人認為，莫言、劉慈欣、余華等在海外已有名氣，但從國際文學發展圖景來看，中青年作家知名度有待提升。20世紀70年代以后出生的寫作者，既寫鄉村、歷史，也寫城市、未來、世界，“那才真正構成當下的中國”。

2024年12月，黎紫書剛結束54天的中國行。她從北京出發，途經麗江、宜賓、青島、泉州、呼和浩特等地，做簽售、對談，曬太陽、看雪山、喝云南小粒咖啡，最后從北京飛回家。她應允出席，又找到龔萬輝：“里面有個作家跟你的名字很像，你們到底有沒有關系？”龔萬輝說，我也不曉得啊。黎紫書就拉他一起參加拉曼大學的活動。

再往前兩個月，2024年10月26日，龔萬瑩《島嶼的厝》中《出山》獲郁達夫中篇小說獎。有朋友跑來祝賀龔萬輝，龔萬輝回：“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點？”但也因此，他注意到這個名字和他差一個字的人，雖然“對對方長怎么樣或者是在干嘛，也不了解”。黎紫書也憑《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獲獎。當天她住在一間看得見玉龍雪山的民宿，外賣加了兩個菜，和老板、店員，以及貓貓狗狗一塊慶祝。

如果一切順利，龔萬輝的長篇小說《人工少女》簡體版很快會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在大陸出版。這段機緣，又與黃錦樹有關。

2020年，黃錦樹在一篇訪談里提到，年輕一代的馬來西亞華人作者中，龔萬輝是“值得關注的名字之一”。兩年后，浙江文藝出版社編輯丁輝讀到這篇文章，第一次知道了龔萬輝。丁輝一直關注馬來西亞華文文學（馬華文學），尤其注意國內還未引進的作者。在《人工少女》里，他讀到一種“跟刻板印象里的馬華文學很不一樣的質地”，覺得對國內的讀者會是很新的閱讀體驗。但直到2024年，丁輝才“下定決心來引進”。

所謂“引進的決心”，也許是一種巧合。2023年，龔萬輝在《江南》雜志上發表過一篇舊作。《江南》和浙江文藝出版社都在杭州，離得不遠，丁輝認識那里的同行。

如果把時間拉得更長，中國與新馬的文學對話可以追溯到更早。在去年12月新加坡的聽眾里，作家林高是一位見證者。

1995年起，福建鷺江出版社陸續出版《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共5輯，分別精選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作家代表作。叢書總序里，中國作家蕭乾寫道：“我們如饑似渴地想了解東南亞各國，我們尤其想了解居住在東南亞各國的華人：他們日常是怎樣生活的，喜什么憎什么，心目中憧憬什么和為什么而苦惱著……國界是政治上的分水嶺，十分森嚴，然而嶺下涓涓流著的江水可不那么受約束。”

林高是新加坡卷選中的10位作家之一。此卷出版后，林高赴武漢參加由中南財經大學（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與新加坡作協主辦的新加坡作家作品研討會。

“新加坡不是所有的作者都去。我可以數給你聽。去的人，我現在好像還記得，黃孟文帶隊，有王潤華，有陳華淑，陳華淑是黃孟文的太太。南子，是一個詩人。還有我。還有杜紅。陳華淑、杜紅不在了。這些作家都年紀老大了。”

林高只留下一些模糊的印象：研討會至少兩三天，作家們還朗讀了作品。會后，他們去爬武當山。林高和青島大學學者魯原、汕頭大學學者劉俊峰同行。“魯原年紀比我大，走得比我輕松，這個倒是記得。”回到新加坡，林高與魯、劉二人有過一段書信來往，但“我們都（是）懶得寫信的人，通通的也就斷了”。

研討會留下一本論文集，其中劉俊峰撰有《禪意與詩意》論林高：“小說是林高對人生與人性的詩性描述，而且詩中見禪；散文是他對人生與人性的禪性闡釋，而且是禪中見詩。”

30年過去，林高認為：“我們（互相）有知道的，還有更多未知的。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一切東西都在變遷。那些未知的，才是我們彼此都要知道的東西。”

寫作的基因

林高75歲了，仍然寫作，也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寫作。不久前，他發表了一首詩《虛實之間》，開頭是“我用我的汗水把自己栽進土地”。

在1月初的采訪里，林高用這句有關土地的詩，試著延展去年12月對談中兩位學者的觀察。翟文鋮和楊慶祥提到，他們初步翻閱一些老一輩新加坡作家作品時，感受到強烈的古典意味；許多詩歌所用的意象與語感，讓人想到徐志摩、聞一多。當時，林高發言說，比起風格本身，可能更應該關注的是，古典的意象，是否表達了作者有現代、現實意義的情感？

例如，土地。林高認為，關于土地的憂思，事實上指向中文承載力變弱而流失的人文傳統。在那場對談上，他說，對很多年長的新加坡作者而言，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所以他們跳不開。他們希望跳得開，去寫更廣闊的地方。這個‘跳不開’的問題，有他們情感、身份因素的思考。”1月初，林高說自己的詩作把“我用我的汗水把自己栽進土地”一句重復了兩遍，“現代人講遷徙、流動、多元、超越，如果你太在乎土地，就待在那一個地方，是不是顯得很局限、很封閉？”

林高的答案，再次回到了意象之中，作品的精神本質。他談到屈原流放江南：“他掛念的是楚地，牽掛的是楚王。我們現在看好像是很愚蠢的一件事，但是有時候‘忠誠’兩個字并不是用狹隘可以簡單判斷的。恰恰我們現代人缺少的，就是‘忠誠’兩個字。對事業的忠誠，對土地的忠誠，對你所寫的文學的忠誠，對人的忠誠。”

“有沒有真誠地認識你所在的土地？”這成為林高判斷作品、作家的標準。這些年，林高教過很多年輕人，其中許多是新移民，或客居新加坡，獨立創作，語言呈現豐富的新樣貌。自稱為“老派作家”的林高欣然接受這些交上來的作業。“（他們）很明顯地，把家鄉帶來了。”

同一個問題，之于林森而言，是海洋。早期的林森，“更像內陸的作家”。林森在海南島北部一個被陸地環抱、以農耕為主的小鎮長大，河流把小鎮切成兩半，去一趟海邊不容易，祖輩也不常出海打魚——于是他寫河流、土地，寫鎮上的賭場、毒品。

北方改變了他，或者說，讓他重新發現海洋。2007年，林森得到一個去魯迅文學院學習的機會。他搭幾十個小時慢車晃到北京。他第一次發現，樹葉如此分明地因時序變換，冬天，“樹葉該掉光的時候，真的是每一片葉子都掉光光了”。在海南，每個季節，每棵椰子樹的每片葉子都是綠色的。“那種時間感的不同，給一個作家的沖擊是不一樣的。”

“原來我們忽略的那些地方，成為寫作最重要的資源跟基因，你甩不掉。”于是林森開始思考，怎么寫海南？怎么寫南海？翟文鋮認為：“林森寫三代人，哪怕葬身海里，但還是要去。也許是因為不得已，但這里面蘊含的冒險精神、生死觀念，和大陸上‘長命百歲就是最好’的觀念，恐怕有差距。隨著寫作的深入展開和作家的自覺，這種精神，也許會越來越強。”

但林森并不為寫海洋而寫海洋。在《唯水年輕》之后的《心海圖》里，他把航線擴展到了全世界：一個文昌青年，二戰前赴香港謀生，跟著貨船漂到南非，在巴西的海上命懸一線，又因緣際會去了英國、美國，終于返鄉時，“他要在父親母親的墳前，灑下三杯水酒、兩行熱淚、一串哭聲和半個世紀的悲欣交集”。林森說他真正想傳遞的，是“中國人怎么面對世界”。為什么以海洋為背景？他的回答與林高如出一轍：“避不開。”

這三個字，在馬來西亞也得到回響。《人工少女》里，龔萬輝虛構了一個被瘟疫毀滅的世界，一名父親帶著人造女兒逃往過去，走進12個不同房間，回轉到不同時間，辨識不同人物的記憶與創傷。這種幻想的外殼下，現實的“人與人之間交流阻塞、互相傷害”，“時而痛苦扭結，時而又無比溫柔”的書寫，打動了編輯丁輝。

丁輝談到，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等大陸最早引進的馬華作家，代表作多寫“蕉風椰雨”，極具南洋風情；但近年來，黎紫書、賀淑芳等關注城市平民生活等馬來社會不同面向的作家，漸漸使讀者看到馬華文學的豐富性。《人工少女》又是難得的幻想類作品。哈佛大學學者王德威認為，《人工少女》“甚至沒有明顯可以識別的馬華元素”。

怎么看外界對馬華文學的標簽？黎紫書回答過，龔萬輝也回答過，不知道多少次。那些答案，終究與生命經驗相關。1月初，龔萬輝帶一種略顯無奈的笑意告訴我：“我們不是在雨林里長大，膠林也被砍光了，對吧？城市一直發展，鄉村一直消失。”11年前，他寫道：“我比較少寫到熱帶雨林、南洋移民乃至于血淚歷史的題材，其實并不是有意地和馬華文學傳統風格切割，而是我個人的成長經歷和背景（移民第三代，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城鎮長大、面對現實主義的式微、電腦網絡時代……），以及經驗之匱乏。……雖然我不可能背棄土地的基因，但我也不想趨附之上，成為自我的框限。”

18歲，龔萬輝離開馬來西亞峇株老家，到吉隆坡、臺北學美術。在千禧年的臺北，他接觸蓬勃的網絡寫作園地，逛比馬來西亞豐富得多的華文書店，開始讀張大春、駱以軍、袁哲生，又從袁哲生順藤摸到汪曾祺。后來他定居吉隆坡，但老是“在遷徙、在搬家”，而家鄉也發展得陌生。他覺得自己始終保留了“異鄉人”的思考方式，于是邊畫插畫，邊開始寫與城市的格格不入。到《人工少女》，又融入了他在新冠疫情期間的心緒。

“小說是虛構的，而孤獨必須是真實的。”龔萬輝在《人工少女》后記里寫道。

作家寫孤獨的書，但孤獨可以因共鳴而生發新的聯結。在拉曼大學，龔萬輝用《人工少女》交換了龔萬瑩《島嶼的厝》。“像是父親曾經以名字交換了一本族譜那樣，其實，都是一種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