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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格羅斯曼

《斯大林格勒：為了正義的事業》[蘇聯]瓦西里·格羅斯曼 著 紀夢秋 肖力寧 譯 上海三聯書店

近日，上海三聯書店推出《斯大林格勒：為了正義的事業》全球首個中譯本。該書作為偉大的俄語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戰爭兩部曲”的第一部、《生活與命運》的前傳，與《生活與命運》主要人物相同，情節連貫，是一部完整小說的兩個部分。

《斯大林格勒：為了正義的事業》首版于1952年，但始終沒有能夠全文出版，每一個版本都不是完全版，且不同時期都有大幅修改和增補，部分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也發生了變化。2019年，英國學者羅伯特·錢德勒及其夫人伊麗莎白·錢德勒收集了《斯大林格勒：為了正義的事業》的11個版本，以及莫斯科文學檔案館、格羅斯曼遺產委員會和部分圖書館留存的檔案、文獻、手稿，以拼圖方式基本還原了該作的原貌，并按照格羅斯曼生前的意愿以《斯大林格勒》為書名出版。這是目前全球能讀到的《斯大林格勒》最完整的版本，也是上海三聯書店此次推出的中文版的翻譯底本。

首版72年后，這部近百萬字的皇皇巨著、俄語文學經典之遺珠得以在中國出版，實現了格羅斯曼創作的最高成就“戰爭兩部曲”在中文世界的首次“合璧”。一部被評論家視為可與《戰爭與和平》比肩的文學著作終于以完整面貌呈現在中國讀者面前，無論對于已經去世的格羅斯曼，還是對于中國讀者，都是值得欣慰的。

1

我們如何看待瓦西里·格羅斯曼的身份和他在俄國文學史中的地位？

作家的文學史地位，有可能是在作家生前就奠定了。列夫·托爾斯泰還沒去世的時候，全世界人都知道他是偉大的作家。還有很多作家去世多年都沒有受到關注，然后又被發掘出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考古”出這樣一個作家。所以作家的命運很奇怪，有時作家生前寫了一些文字，并沒想成為作家，最后他的作品卻成為經典，例如卡夫卡。

我們現在能有機會探討格羅斯曼和他的這部《斯大林格勒：為了正義的事業》，我想他的文學史地位，包括在俄國文學史中的地位，本身已經證明：他是20世紀俄國一流作家中的一個。

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俄語文學是全世界最大的文學語種之一。我們最近在做一個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要編一部多卷本的《俄國文學通史》，19世紀有上下兩卷，20世紀有上下兩卷；20世紀的下半卷是我寫的，格羅斯曼的創作正好在我這半卷的范疇里。這半卷最重要的作家，我們會用專章來寫，一章的篇幅大概是五萬字；第二級的作家，我們會用專節來寫，一節的篇幅大概是一萬字。被我選作專章的，有五位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爾加科夫、布羅茨基、帕烏斯托夫斯基——寫帕烏斯托夫斯基，我主要考慮到他在中國的接受，我們不希望寫得跟俄國人寫的東西是一樣的。但是格羅斯曼我是用一個專節來寫，而且他這一節比我用專節寫的其他作家的篇幅要大得多。格羅斯曼在20世紀下半葉作為小說家來說，應該是俄國排在前十名里面的作家。20世紀下半葉，俄國可能有成千上萬的作家——俄國像中國一樣，以前有作家協會，他們的作家協會最多的時候有五六千人。在蘇聯時期，格羅斯曼還不一定能排到前20名，可能會有三四十個作家比他還有影響。當然，我想一個作家的文學地位肯定不是文學史上排座次的結果，作家的排位是高度個性化的，需要每一位讀者根據自己的判斷來排位。

格羅斯曼確實是非常厲害的作家。但在20世紀下半葉的作家里，格羅斯曼在俄國的地位，我感覺到被很多中國人闡釋得超出他在俄國文學史上本身的地位了。這可能跟格羅斯曼自身經歷有關。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格羅斯曼是一個俄語作家，但是他進入中國是有西方背景的——中國讀者關注格羅斯曼是通過梁文道先生的推薦，譯者紀夢秋能完成《斯大林格勒》的翻譯得益于英國人錢德勒的努力，因為《斯大林格勒》是沒有完整的俄文版本的。

值得注意的是，格羅斯曼是一名蘇聯作家，不是俄羅斯作家。俄羅斯人認為格羅斯曼不是純種的俄國人——他雖然用俄語寫，他身在俄國，但他不是純種的俄國人。格羅斯曼實際上是有某種另類身份的，盡管他當過蘇聯紅軍的隨軍記者。

格羅斯曼的全名叫瓦西里·謝苗諾維奇·格羅斯曼，但他本來的名字叫約瑟夫·所羅門·洛維奇·格羅斯曼，是他自己把名字改掉了。瓦西里·謝苗諾維奇就說明他的名字叫瓦西里，他的父親叫謝苗——謝苗是特別地道的俄國名字，瓦西里也是特別地道的俄國名字，但是這不是他原來的名字。他原來的名字中，約瑟夫是地道的猶太人名字，所羅門更不用說，誰的名字中有所羅門，這個人在俄國基本上就是猶太人。格羅斯曼是一個中性的名字，可能是一個德國人，也可能是俄國人，也可能是猶太人，所以他沒有改。

我雖然至今都不知道格羅斯曼的名字是誰改的，是他自己改的還是他父母改的，但是猶太的作家、有猶太身份的人在俄國改名字屢見不鮮，他們不想讓你知道自己是猶太人。當然你要問他他不否認，但是你不問的話他不會先說。

布羅茨基也是猶太人，他有一篇散文叫《小于一》，其中寫到一件事情：他上四年級時到學校圖書館閱覽室去，辦借書證，辦借書證要填表，第四欄是“民族”。他知道自己是猶太人，但是他旁邊孩子都在填，他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猶太人，就撒了一個謊。他告訴圖書館的阿姨，說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民族，阿姨說你回家問問，布羅茨基就寫道：“我再也沒有回到過閱覽室。”他說我撒的第一個謊是我個人意識覺醒的信念。格羅斯曼很早就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猶太人，但他生活在俄國，他需要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還有，格羅斯曼跟俄國的一般猶太人，尤其是蘇聯時期的其他猶太作家不一樣。他的母親是中學的法語教師，他在六歲的時候被母親帶到瑞士去了，在洛桑上了兩年學，他的法語很好，他母親的法語肯定更好。我想六歲—八歲這三年在他的生命中，在他后來成為作家的經歷中應該是很重要的：至少他知道歐洲是什么樣，他知道法語的表述會是什么樣，甚至我覺得是不是當時的經歷也為他后來的創作埋下了西方文化的種子。

可見格羅斯曼的身份有多復雜：俄國的、猶太的、西方的，還有烏克蘭的。他出生的地方實際上不是俄羅斯，是烏克蘭。但是他又是出生在烏克蘭里很早就被俄羅斯占領的地方——頓涅茨克。我們知道在俄烏沖突之前，它已經“獨立”了。我曾經參加過一場世界的斯拉夫學的大會，會上，來自頓涅茨克的學者跟我說，頓涅茨克獨立以后，格羅斯曼就是他們的“現代文學之父”。頓涅茨克政府在他工作過的研究所里做了一個紀念雕像，上面寫了一行字：“杰出的俄語作家瓦西里·格羅斯曼曾經在這個房子里面工作過兩年”。他是烏克蘭人，又是烏克蘭里邊的頓涅茨克人。我覺得一個作家糾纏在這五六層七八層關系里，是可遇不可求的。

我想說的是，瓦西里·格羅斯曼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為一流作家沒有問題。而他的這種復雜的身份經歷，同期其他俄國作家幾乎沒有任何人具備。我想他的身份認同的復雜性在他的文本中會有體現，會有滲透。

2

《斯大林格勒：為了正義的事業》是否稱得上“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之后，格羅斯曼這一代作家整體地被忘卻了，甚至有一段時間連高爾基都被忘卻了。他們讀西方的現代派，也讀所謂的“地下文學”，也讀所謂的“僑民文學”。

但是，格羅斯曼的有些作品同樣可以看成俄羅斯境外文學，因為他最早是在海外發表俄文版，但格羅斯曼后來沒出過國，晚年他是在莫斯科去世的。

那為什么俄國人有時又會把它歸到“僑民文學”？這是因為《生活與命運》在第一版是在洛桑出版的。我經常會說命運捉弄人，洛桑就是格羅斯曼上過兩年學的地方，而《生活與命運》的俄文版最早是在洛桑出版的。《斯大林格勒》英文譯者序中也提到，這個作品在蘇聯被禁后被拍成三維膠片，然后他的兩個哥哥一人弄了一份，后來他們把《生活與命運》轉移到國外去了。所以在蘇聯解體之前，他的作品又被視為出土文學，又是被當作境外文學，又是被歸到僑民文學。那個時候俄國人需要對蘇聯時期進行反思，所以他的兩部作品《生活與命運》和《一切都在流動》，都發表在蘇聯當時最重要的文學雜志《十月》上，發表的時間是1989年。

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實中國人讀到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普遍早于蘇聯人，因為我們是直接從西方拿過來讀的。而中國人讀《生活與命運》的時間幾乎和蘇聯讀者一致。

《生活與命運》第一版的譯者力岡先生是我的大學老師，當時他是安徽師范大學的老師。他當時看到蘇聯《十月》雜志上發了這部作品，立刻著手翻譯。力岡老師喜歡譯又悲又抒情的作品，因此他覺得《生活與命運》這個題目好像太板了，就提了一個我們現在都覺得特別抒情的書名《風雨人生》。后來力岡老師去世后，出版社決定再版他的譯作時，我就把書名改回《生活與命運》。我敢保證力岡老師在天之靈一定會同意我改這個書名的。

改回這個書名，也是想和《戰爭與和平》對應。因為《生活與命運》再版時，我在博客上寫的文章題目就是“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當然責任編輯王赟也說了《斯大林格勒》與《生活與命運》的關系，它們“應視為一部小說的前后兩個部分”。“20世紀的《戰爭與和平》”也適用于《斯大林格勒》。

中國人對俄國文學或許有一個偏見，就覺得俄國文學是簡單的。所謂簡單不是指它在劃時代意義上的簡單，而是覺得它老是一條路子，所謂的現代性、實驗性、可讀性都不是很強。這個可能是一種自我屏蔽，就是屏蔽了很多信息。其實俄國文學本身在類型學上的豐富性是不亞于其他國別的文學的。

雖然《斯大林格勒》里也有現代性、實驗性，但是在20世紀下半葉的作品中，《斯大林格勒》應該說還是一個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它整體的寫法是現實的。它可能有意識流——托爾斯泰作品里也有意識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就更多。它可能有現代派手法——讀過納博科夫就知道那才是真正的現代派。我還是認為它是現實主義的，主要體現在《斯大林格勒》對現實的態度。

如果是從現實主義敘事框架來看的話，《斯大林格勒》與《戰爭與和平》，我覺得還是相近的。至于是貴族（托爾斯泰）還是記者（格羅斯曼），這是作家的身份問題，與小說本身無關。兩部作品都是戰爭和平民生活交叉來寫，這構成它們的結構：寫一段戰爭，再寫一段生活，再寫一段戰爭，再寫一段生活。《戰爭與和平》寫四大家族，《斯大林格勒》寫一個大家族里的四個小家庭。

另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相似點，兩部作品吧歷史人物和虛構人物放在一塊來寫。兩部作品最大的共同點是，它們都是史詩；最大的不同是，一個是悲觀的，一個是樂觀的。托爾斯泰是樂觀的，格羅斯曼是悲觀的。托爾斯泰的樂觀，不光是對俄羅斯民族的一種樂觀的歌頌，他覺得通過戰爭甚至能讓人類進化。而格羅斯曼是悲觀的，他認為人在戰爭這種極端環境下很難保證完整性，很難成為完整的人。雖然小說的整個趨勢、基調都是抒情的，但它是悲觀的。可能在《斯大林格勒》里，這種情緒體現得不是特別明顯，在《生活與命運》的后半部分里就很明顯了。它其實比上半部要悲觀，而且悲觀得多。

3

今天我們為何要讀格羅斯曼？

我是反對從第三種語言來翻譯一個國家的文學的，但是《斯大林格勒》是一個例外，這本書的原作是找不到的。俄語世界原本沒有這本書，是在錢德勒到了俄國以后，找了十一個版本，他在這十一個版本中通過篩選、拼貼，最后弄出這本書來。因此這個錢德勒版本的《斯大林格勒》，比任何一個俄文版的篇幅要大了很多。我其實第一感覺可能就多了三分之一。在拿到這本《斯大林格勒》中譯本后，我請我的學生找到了2016年出版的俄文版，篇幅是600頁，根據我的翻譯經驗，翻譯出來可能40萬—50萬字（《斯大林格勒》約98萬字）。這個當然是錢德勒還原進去的。正是因為在俄語中讀不到這本書，《斯大林格勒》的出版對我們搞俄國文學研究的人來說特別寶貴。

出版社在處理這本書的書名時做得特別好，把《斯大林格勒》和《為了正義的事業》都放上去了。雖然格羅斯曼在自己的日記里提到過原本書名是《斯大林格勒》，但他發表時就是《為了正義的事業》。其實我覺得翻譯成《為了正義的事業而戰》更合適。格羅斯曼曾寫過題名《斯大林格勒》的報告文學，很容易搞混，而且我前面說了《斯大林格勒》是錢德勒還原的版本，《為了正義的事業》是格羅斯曼發表的書，《斯大林格勒》和《為了正義的事業》是一組對應的關系，錢德勒的還原走得有點遠，《為了正義的事業》可以拉回來一點。

這本書固然命運多舛，不過它不是個案。蘇聯時期，尤其是斯大林時期，很多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都遇到過這樣的命運。

格羅斯曼在蘇聯時期受迫害，我覺得是被西方的斯拉夫學界有所放大了。他不是那么“慘”的一個人。我們能看到他怎么改《斯大林格勒》，他用什么樣的語氣給斯大林寫信，用什么樣的語氣給赫魯曉夫寫信，我們就知道這個人是有軍功的——敢這么說話的人，他實際上是挺有底氣的。

我這么說是想強調：如果一個作家在沒有受到那么強烈的迫害的情況下，他對體制反倒有一種思考，其實更可貴。索爾仁尼琴被抓過，出來以后他當然要罵。格羅斯曼是在體制內的，他同樣在思考。他不是一個受害者，但是他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場看問題，這樣反而更可貴。

在《斯大林格勒》之前，格羅斯曼是一名相當“正統”的作家。在西方的語境下，說一個俄國作家正不正統，主要看他是不是“蘇維埃”。我在耶魯大學的時候，耶魯的斯拉夫系的老師和學生遇到俄語作家，他們往往先看這個作家是不是“蘇維埃”，他再告訴你這位作家是不是值得讀。他們認為俄國作家只要加上“蘇維埃”，就不行。高爾基是“蘇維埃”，馬雅可夫斯基也是“蘇維埃”，他們就不值得讀。現在的情況當然已經不是這樣了。

格羅斯曼在1930年代步入文壇，他一開始的作品主要是寫農業集體化，寫煤礦的生產，俄語文學稱之為“生產小說”。“生產小說”是用小說來描寫生產的過程，這個是高爾基提倡的。高爾基曾說，新的文學要描寫農民怎么種地，工人怎么生產，因為只有在生產的過程中，我們的內心才能得到一種凈化，我們最后才變成“社會主義的人”。

但我想如果把格羅斯曼整個的創作看作一個整體的話，《斯大林格勒》有可能是他的創作開始產生變化的時候。

將《斯大林格勒》和《生活與命運》作為“戰爭兩部曲”，這當然是對的，但我們在文學史上談格羅斯曼的時候，更多的是將他的三部作品放在一起看，其中還包括他的最后一部小說《一切都在流動》。將《斯大林格勒》放在《生活與命運》與《一切都在流動》一起來看的話，更能看到這部作品在他創作中的那種轉換角色。

在這之前，格羅斯曼的作品基本上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寫法，就是“生產小說”，或“戰爭小說”。從這部作品開始，雖然依然是敘事的，但顯然那樣的敘事不是為戰爭本身服務的。也就是說，格羅斯曼老是在想事兒。我想他作為戰地記者在寫戰爭報道的時候，也會添加一些東西，這跟西蒙諾夫就不太一樣。其他的戰地記者可能比他們兩個思考得更少。所以說，格羅斯曼這個人，與其說他是一個作家，還不如說他可能是半個思想家。

如果說這三部作品，我們把它看成一個整體的話，它最明顯的變化就是從敘事，到敘事加思考，然后到純思考。在《一切都在流動》里，情節淡化到我們已經不認為它是小說，有很多人就認為這是政論作品——俄國人認為散文也算是小說。

實際上，《斯大林格勒》《生活與命運》《一切都在流動》，都要解決一個問題：人在極端環境下的存在以及這種存在的意義、價值。他要思考這個東西。對于個人而言，坐牢當然是極端的，而戰爭是人類集體能承受的最極端的東西。

實際上，他不是要寫戰爭本身，不是要歌頌蘇聯紅軍如何打敗希特勒的納粹軍隊，他寫的是在戰爭極端環境里人性會怎么樣。所以我們有時會發現他筆下的德國人和其他的蘇聯作家寫的德國人相比沒那么丑化，甚至有的時候還挺有人性的。因為他把每個人都看成人，也就說他的視點是一樣的：蘇軍在極端環境下作為人會怎么樣？德軍在極端環境下作為人又會怎么樣？這是他考慮的問題。

這三部作品，格羅斯曼要解決的是自由問題，由此他發明了一個俄語的詞：非自由。非自由我們可能有的時候會覺得就是被奴役，但格羅斯曼認為，自由實際上有人身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之分，有行動的自由和環境的自由之別。還有一個就是絕對自由和相對自由，他認為絕對自由實際上是沒有的。《一切都在流動》中的主角從勞改營出獄后，發現牢外人的思想沒有牢里的人的思想自由，在勞改營里，你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不用裝；你來到社會里，你突然發現了種種的禁忌。主人公覺得要是給他一個選擇，他愿意回到勞改營里去。書里還說勞改營里關了好多不同民族的犯人，這些人語言不通，但他們可以通過身體語言互相交流，這個時候笑就更重要了，感情的東西更重要了，因為它代替了語言。結果他后來就發現，沒有語言比有語言更自由。我們因為有語言就有了一副面具，人們互相欺騙實際上主要靠語言，靠一套話術來騙。

我覺得再過幾十年，這部《斯大林格勒》，包括其他兩部作品，有可能比《古拉格群島》的意義更大。《古拉格群島》當時不說洛陽紙貴，但誰都愿意看，因為是禁書，都要去看一下，而且在西方也是，他一得諾獎就不得了了。但《古拉格群島》的文學性不比《斯大林格勒》更多。

我們即便就是談談極端環境下人的存在價值，談自由，這些命題足夠我們這一代人，也足夠我們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人讀。它是一個永恒的問題，而且我覺得人類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沒有哪個社會是絕對自由的，沒有哪個人是絕對自由的，沒有哪個人能一生追求到他想要的自由。它是一個命題，所以解決不了，因此他的這些思考永遠是有意義的。就像契訶夫最喜歡告訴我們，“你們都不要裝生活，生活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說生活沒有意義，你明天就去自殺嗎？如果不去自殺，你為什么不過好每一天，把每一天都過得最美，以最善良的態度去對另外一個人，讓每個人大家都互相來傳達這種善良美好，這個不才是生活的意義嗎？

所以我是覺得格羅斯曼和他的作品的命運沒有我們想象得那么多舛，但是正因為這樣，他的作品反倒讓我感覺到更有分量。他把他的這種身份的復雜、他經歷的時代的復雜，都放在他這個復雜的作品之上，他的作品值得我們慢慢品味。我想讀格羅斯曼可能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可能是我們一輩子的事情，也可能是我們好幾代人的事情。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燕京講席教授、翻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