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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對于中國現代文學學科來說，是重要而繁忙的一年。時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45周年，從去年開始，相關的研討會、論文集就已經開始籌備和推出。時逢王瑤先生110周年誕辰紀念，相關的紀念活動和學術討論也系列展開。7月，在首都師范大學舉辦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未來——第五屆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若干活動彼此呼應，既顯示了學科的活力，也體現出學科內部在傳承與創新問題上的自覺探索。

在這次創新研討會上，“代際”問題被多次提出。錢理群先生以《對年青一代學者的最后寄語》為題發表主題演講；陳平原先生在“學術青/中年的哀與樂”的話題中分享了自己的學術歷程和體會；劉勇先生“肯定了目前現代文學青年學者在老一輩學人學科建設基礎上做出的卓越科研貢獻”，提出“青年學者應充分繼承現代文學前輩學人傳統及‘文學是人學’精神，自覺地研究人生和錯綜復雜的世界”。青年學者李浴洋在闡釋會議主旨時，更是明確“從學科史的角度提出此次參會的1975至1990年間出生的學者可謂學科的‘第五代學人’，現代文學研究的挑戰與未來也同他們的代際經驗直接相關”①。

近年來，對學術的創新探索與對學科的回顧總結相互促動，尤其是對“學人”與“代際”的關注和討論更為集中熱烈。“‘學科’與‘學人’的辯證貫穿于‘新時期’以降現代文學學科演進的整個過程，由此牽涉學術與時代、個人與群體、潮流與標準、價值與邊界等一系列命題。這由現代文學研究在當代中國的特殊性質所決定，也為具有自覺精神的現代文學學人所賦予。”②可以說，代際問題的提出與強調，一方面體現著學者們對于學科史總結和反思的自覺，另一方面也體現出年輕學者對于學術創新和突破現狀的熱情。

事實上，有關現代文學學人“代際”的說法，由來也不算很久。在《文學評論》1989年第5期上發表的尹鴻、羅成琰、康林的文章《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與面臨挑戰》，較早明確地提出了“代際”問題并具體列出了代表性成果。他們提出：“盡管曾為這門學科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的第一代專家仍壯心不已，盡管曾在既定文學史格局中拓寬和深化了作家作品研究的第二代學者尚在辛勤筆耕，乃至近年又有新生代年輕學子嶄露頭角，可真正構成這一領域最活躍、最有影響的學術力量的卻是正當盛年的第三代研究者。”文章認為，“王富仁的《〈吶喊〉〈彷徨〉綜論》，趙園的《艱難的選擇》，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卷），金宏達的《魯迅文化思想探索》，凌宇的《從邊城走向世界》，錢理群、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和稍后陳思和的《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等學術著作相繼問世。它們不僅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推向新的制高點，而且宣告第三代作為一個研究群體已經獲得了某種理論上的獨立性。”③此文的觀察歸納雖嫌粗略操切，但他們關于“第三代”的提法還是有助于在當時建構一個觀察學科發展史的基點的。事實上，此后，正是在“第三代”這個基點上，向前追認了學科的“第一代”與“第二代”，向后影響著更年輕的學子，直至最近“第五代”的提出。

以代際的眼光檢視學科史，其意義是明顯的。“現代文學研究的學科譜系與學術傳統得以追溯形成，并且獲得了內在的敘述動力與演進方向。于是，第一代的‘開宗立派’與‘命途多舛’、第二代的‘承上啟下’與‘大器晚成’、第三代的‘引領潮流’與‘各具風騷’，漸次展開。”④代際的視角包含著一種以人為中心、以時代為中心，將學科的歷史與時代的發展變化相關聯的意識。正如胡適1918年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所提出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學術研究也同樣具有各自的時代特征，完全可以說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當然，這里的“時代”和“代際”并不完全同義，但其內在的關聯值得關注，尤其值得我們這個深受五四新文化與“歷史的文學觀念”影響的學科特別關注。

表面看來，文學史與學科史是一種縱向的時間性的觀察角度，但事實上，其內在的對于“時代”本身的關注已經使其具備了橫向打通的意識。正如廢名在談到胡適的“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觀念時所說的，胡適并非簡單認定后來者一定勝于前者，而是“把時代截斷了看”，重在強調文學與當時的時代環境之間的關聯。同樣的，我們現在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也并非自詡“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不是說學生已經超過了老師，而是與胡適一樣，強調學術與時代之間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聯系。

仍從已經討論很多的“第三代”說起。有人說，他們是“最具典范意義的一代”，“也是迄今為止最后一代具有整體‘代際’形象的現代文學學人”，“在晚清以降現代中國的學術史上，他們幾乎是學術生涯最長也最為完整的一代”⑤。這些學者在學科史上的貢獻有目共睹，而同時，更值得深入考察的是，他們的代際共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新時期以來時代思潮與學術環境的具象體現。或者說，“第三代”的成長道路本身，就是對1980年代以來的思想環境的一種形象化的反映。

比如，“第三代”是“恢復高考以后的‘新三屆’（1977級、1978級、1979級）中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學習并且在畢業之后登上學術舞臺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大多在“1985年之前完成學術訓練，1985年以后開始獨當一面。第三代既是‘80年代新一輩’，也很快成為了‘新三屆’之后80年代中后期大學生的‘導師’。所以，他們的等待時間雖然很長，但因為舞臺的迅速打開與時代進程的突然加快，他們的成長速度非常驚人，學科地位也異常穩固”⑥。他們身上所體現的，“與其說是來自這些研究在文學上的學術性，不如說是來自它們與當時急劇變革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文化休戚相關的現實性”⑦。到了1990年代，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學人的處境、心境和觀念也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現代文學學科更多地回歸學院、回縮到科研教學的體制之中，“第三代”的學者也將介入現實的熱情轉化為一種“壓在紙背”的“人間情懷”，很多人轉而強調學科的規范性與學院化，強調學術研究的歷史化。這些學術方法和觀念上的變化，說到底，都是直接受到時代思潮和環境影響的結果。

黃修己先生曾經說過，現代文學研究一向具有“勢大于人”的特點，“是說現代文學史面貌的改變主要不是由研究者通過學術研究達到的，而是客觀局勢的變化像無形卻握有巨大權力之手左右著研究者的思想，使人們的價值取向、評價標準變了，隨之對現代文學史的看法也變了”⑧。這里所說的“勢”對“人”的影響，既有制約，又有促動，可謂兼具積極與消極的作用。“第三代”就是在這樣的大勢所趨中崛起和成熟的，他們的機遇與壓力，無不來自新時期之后的思想文化背景。

至于被“第三代”“派生”出來的前兩代學者，當然也是時代造就的。對于目前研究得相對較少的“第二代”，溫儒敏先生曾有過客觀中肯的評價。他說：“這一代學人有些共同的特點，是其他世代所沒有的。他們求學的青春年代，經歷了頻繁的政治運動，生活艱難而動蕩，命運把他們拋到嚴酷的時代大潮中，他們身上的‘學院氣’和‘貴族氣’少一些，使命感卻很強，是比較富于理想的一代，又是貼近現實關注社會的一代。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從一開始就支撐著他們的治學，他們的文章一般不拘泥，較大氣，善于從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提煉問題，把握文學的精神現象與時代內涵，給予明快地論說。”同時，“這一代學者大都注重史料和作品，不尚空談，學風嚴謹扎實。具體到每個學者有不同的研究興趣與重點，但都講求學理性，不滿足于做評論鑒賞，不滿足于就事論事地孤立地介紹作家作品，而要把作家作品作為文學現象，考察它‘出現的歷史背景，上下左右的聯系，它給文學史增添了什么’，看它如何受制于政治、經濟、社會等外在因素的影響，與中外傳統的文學成果有哪些聯系，對于當代和后來文學起過什么作用，等等，從而判斷其歷史地位與價值。再往前追溯，發現他們中不少人都傾心于魯迅式的研究方法，即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最能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后從文學現象的具體評述中來體現文學的發展規律。”⑨

溫老師的說法充分體現出一種“歷史的同情”，是“知人論世”之論。其最中肯處就在于他將對“第二代”理解與評價放回了歷史的語境中，不是簡單批評“第二代”的弱點和局限，也不是將其歸納為某種現實的無奈，而是在學術品格與現實環境的關系的討論中，發掘了那一代學人學術的積極因素和歷史貢獻。事實上，在“第三代”崛起和成熟之后，的確存在一些在對比中批評“第二代”不如“第三代”的聲音，在批評“第二代”的時代局限的同時，弱化他們的成就與貢獻，甚至提出“第一代”與“第三代”的“隔代遺傳”。在我看來，無論哪一代，其實都深受時勢的影響，每一代有每一代的現實和使命，每一代有每一代的機會和局限，脫離橫向的關聯，只談論縱向的超越，是不符合實際的。

這里就不再重復討論“第一代”先生們與“勢”的關系了。樊駿先生很早以前就說過：“王瑤首先是作為政治上極為活躍的革命青年，登上現代中國的歷史舞臺的。”“從他決心攀登學術高峰的一開始，就選擇了與‘一般大學學者’即學院派有所不同的道路。”“把握住這一基本事實，對于認識王瑤其人和他的學術工作，是至關重要的。”⑩這一點，在今年紀念王瑤110周年誕辰的紀念活動中，也被屢次提及。正如樊駿先生所說，王瑤“大量使用了‘時代’、‘歷史’、‘社會’等概念，不僅‘時代’一詞出現最多，而且‘歷史’在這里其實是‘時代’的同義詞，‘社會’所指的又是‘時代’的具體內涵，所以反復強調的都是與時代的關系和時代的作用。如果說，談到當年的文學發展演變如何受制于時代，強調的是時代對文學的影響，那么闡明今天編撰文學史必須受制于時代，強調的則是時代對史學的影響”?。

王瑤、唐弢、李何林等“第一代”學者雖有不盡相同的學術道路，但總體而言，他們對時事與政治的關心、對現實介入的熱情、自覺打通學術與思想等方面是相通相似的，在這些方面，他們都沿襲著五四知識人的血脈。王瑤作為朱自清、聞一多的學生，唐弢作為魯迅精神的傳人，都深刻領會和繼承了現代文學的精神品質。聞一多在五四時期就強調文學中“今時”與“此地”的經緯關系，明確提出現代文學負有寫出“時代精神”與“地方色彩”的任務；魯迅更是以“大時代”命名1927年的中國現實，強調其“不是死，就是生”的斗爭性對于思想與文學的直接影響。作為他們的傳人，現代文學的“第一代”學者都堪稱“時代的肖子”，在他們身上，既體現著五四遺產的繼承，又顯示出他們自身與時代思潮的呼應。

所以，說到底，學人的“代際”問題其實就是學人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對于每一代學人的理解都必須與具體的文化思潮、意識形態等因素聯系起來，而“代際”之間的差異，也并不僅僅是思想方法的發展變化，同樣也是思想文化大環境演變的反映。

因此，與其論“代際”，不如談“時代”。因為代際問題本來就內涵在“時代”這個更重大的話題之中。1990年代以來，尤其在高校內部，伴隨著學術研究的規范化與學院化，對“代際”問題的理解也更多地與師承關系相疊合，這既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某種窄化理解的危險。我以為，不要過分強調或孤立地看待“代際”問題，要打破局限，尤其破除狹隘的學統師承觀念。如果過分看重代際與學統，會令歷史的線索相對簡單化，將一些銜接者、跨界者、學院體制之外的學人排除在外。如果偏狹地理解這些問題，也會造成一些年輕學子本末倒置，急于尋找自己的定位，以“尋師”“入門”為要務。這都對學科的整體發展不利。因此，我想說的是，既然我們的學科傳統重在現實關切，強調學術與時代的關系，那么，對“代際”問題，我們也應更多考慮學人與時代現實的橫向關聯，不必拘泥學統，更不必將之視為學院體制內部的特殊存在。事實上，回望歷史可以看到，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也曾出現“愛智”的“學院型”文人，但現實的條件不允許他們成長為精英化的學院派，而是迫使他們在中國特殊的現實條件下成為“象牙塔”與“十字街頭”之間兼顧學術與政治的現代知識分子。這是中國的歷史和國情，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宿命，也是我們這個學科的特殊遺產。

注釋：

①陳雅靜、陳雨泓：《第五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青年學者創新研討會舉行》，“中國社會科學網”2024年7月25日。

②④李浴洋：《學科傳統與學人研究——寫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成立45周年之際》，《南方文壇》2024年第3期。

③⑦尹鴻、羅成琰、康林：《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三代：走向成功與面臨挑戰》，《文學評論》1989年第5期。

⑤⑥李浴洋：《略論“現代文學研究的第三代”——“第三代中國現代文學學人訪談錄”小引》，《傳記文學》2024年第1期。

⑧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勢大于人”》，載《黃修己自選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17，第105頁。

⑨溫儒敏：《第二代學者對于現代文學研究的巨大貢獻：馮濟平編〈跋涉者的自白〉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5期。

⑩?樊駿：《論文學史家王瑤——兼及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北京大學中文系編《先驅者的足跡——王瑤學術思想研究論文集》，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第113-116、109-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