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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扛槍修身寫詩”，是吳振2025年的計劃。吳振出生于1983年，是云南邊檢總站德宏邊境管理支隊移民管理警察，常年奮戰在打擊跨境違法犯罪一線，曾榮立1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而他的另一個身份，則是一位詩人，吳振的詩集《邊境書》由作家出版社最新出版，收錄了他在戍邊生涯中創作的140余篇邊塞詩作。

吳振表示，自己作為移民管理隊伍中的普通一員，用詩歌記錄八千里云嶺雄關波瀾壯闊，反映新時代移民管理事業蓬勃發展，深感使命光榮、責任重大，對自己而言，這更是一次持久、獨特而美好的靈魂成長之旅。他愿將本書獻給廣大忠誠戍邊的移民管理警察，獻給遼闊無垠的祖國邊疆，希望喚起全社會對邊疆建設、對移民管理事業發展的關心與支持。

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吳振說寫詩對他來說意味著一種雙螺旋的生命形態，“當個人命運與邊境深咬在一起，邊境賦予了我獨特的創作資源，而詩歌給予了我巨大的精神療愈力量。”

把邊境之上看見的、想到的

原原本本記下來，就是很好的詩句

《邊境書》由吳振根據自己在邊境工作期間的親身經歷創作而成。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我安靜地向邊境走去；第二輯：我愛這潮水般的幻滅和希望；第三輯：如此渺小的豐碑。詩作緊扣我國新時代邊疆守護者的生活，深情抒寫了新時代戍邊人的愛國主義情懷，不僅傳承了軍旅詩歌的寫作傳統，更以云南獨特的地域文化為背景，展現了邊疆守護者的家國情懷和忠誠擔當。

談及何以成為詩人，吳振介紹說，在自我成長的道路上，他始終對文學，尤其是詩歌，懷有濃厚的興趣。“學生時代，我積極參與文學社團的活動，投身工作、入伍之后，我廣泛涉獵了國內外的詩歌佳作。”

然而，吳振真正意義上提筆賦詩，是在部隊磨礪十年后才開始的。得益于一次偶然的機緣，吳振結識了詩人王單單。“在他的鼓舞與啟發下，我開始深入思考戍邊生活的內涵，戰戰兢兢地寫下了一些文字。我至今還記得他對我說的話：‘你把邊境之上看見的、想到的，原原本本記下來，就是很好的詩句。’”

有一次，吳振在邊境夜巡，天太黑，跳一個坑時跌了一跤。他記錄下了這次經歷：有些疼痛得忍住/骨頭疼是一個人的痛/石頭疼是一條邊界線的痛/如果槍桿子也叫疼/那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痛。

就這樣，吳振開始了他的寫作之路。

業內學者稱贊吳振的詩歌，體現了當代邊塞文學創作的繁榮態勢，是邊塞詩歌和邊塞文學的又一次崛起。詩人、魯迅文學獎獲得者李元勝評價說：“吳振是南疆的守護者，也是漢語邊緣的書寫者，雙重身份給他的詩歌賦予了厚重的底座，而獨特的語言天賦又讓這些絕境里生出的文本具備了時而舉重若輕、時而舉輕若重的飄逸。”

吳振告訴記者，他的朋友詩人李君川幾天前用“吳振的詩歌”問了當下流行的DeepSeek，DeepSeek這樣回答：“吳振的創作啟示我們，當代邊塞詩正在經歷三個轉向：從英雄主義轉向平民視角，從軍事征伐轉向生命守護，從功業追求轉向精神內省。這不是對傳統的背離，而是在新時代語境下的創造性轉化。當代邊塞詩應當繼續挖掘戍邊生活的精神深度，在守護與開放、傳統與現代、個人與家國的張力中尋找新的詩學可能。”

吳振十分認可這個回答，在他看來，“新邊塞詩”應當在邊塞詩古老的河床上，開鑿出新的精神泉眼。“新邊塞詩需要緊貼當今時代邊境的實際，既要延續古典邊塞詩的家國情懷，更要在現代語境下，以質樸的語言質地，重構戍邊人的精神圖騰。要從人民的角度出發，從人性出發，真情實感把邊疆人民寫進詩行里，而不是自以為是地粉飾功績。”

十八年的戍邊生活

如同折疊在詩集中的篇章

追溯自己的“詩人之路”，吳振坦承個人成長經歷對其影響深遠，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作為海邊長大的孩子，我身上帶著鹽堿味的語言胎記。我出生在海南樂東樂羅村，比三亞‘天涯海角’稍遠一點，村旁有條望樓河，村后的港口叫望樓港。盡管生活并不富裕，但海邊的成長經歷讓我快樂無比。那時候我經常跟著父親去打魚，有一次不小心掉進漩渦，游不出來，父親把我從水底撈上岸。我醒來后，看見他嚇壞的表情，笑了。回家后，母親給了父親一頓罵，給了我一頓打。‘不死得呀’和‘死了罷’是家鄉人的口頭禪，意思是‘死不了’和‘死就算了’，這樣的樂觀主義，是骨子里的東西，它成了我的座右銘，也是我創作的基石。”

第二則是遠赴西北求學的經歷，讓他親身體驗了祖國邊塞的壯麗。“我是在蘭州的甘肅政法大學讀的大學，在這期間，我對邊塞的理解從書本躍入現實，大漠、戈壁、長河、孤煙、落日的景象，以及牧民、界碑、駱駝、哨所的人文風情，都讓我這個海島少年深感震撼，也為我心中種下了戍邊的種子。”

第三，就是南下滇西戍邊的歲月，“這是我疼痛與愈合的時間修辭。十八年的戍邊生活，如同折疊在詩集中的篇章：記得第一次執行任務時的手腳發抖；記得從瑞麗江里把追毒販犧牲的戰友姚元軍打撈上岸時的咬牙切齒；記得父母在家鄉病逝時的天昏地暗；當然，我也記得景頗族人民第一次教我抽水煙筒；記得第一次立功；記得第一次初為人父。當個人命運與邊境深咬在一起，邊境賦予了我獨特的創作資源，而詩歌給予了我巨大的精神療愈力量。”

吳振說自己喜歡用筆在紙上寫詩，因為“有踏實感”。“寫一首詩有時很快，比如《告誡書》，只有三句：你已靠近中國邊境/請不要越過——/圍欄、界碑、吳振。也有一些詩作，寫完或寫到一半時，感覺不好，我會先晾起來，等靈感來了再繼續。這是剛寫詩時王單單教我的，后來雷平陽又教了我一遍。”

吳振認為，對于一個有詩歌寫作經驗的人來說，把所見、所聞、所思、所感寫成詩，并不是什么難事，無非是激發靈感，握住詩眼，水到渠成。“難就難在長期創作中如何將采取的視角、詞語的煉金術、奔赴的境界維持在一個高水平線上。對我來說，寫詩最大的挑戰是當我的筆鋒觸及邊境這片土地的溫度時，如何在分行的縫隙中讓不可言說的一切彰顯出來。正如里爾克所言：‘詩是經驗’。我還在尋找這把語言密匙的路上。”

我的文字有兩大著力點

戰友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

寫詩對吳振來說意味著一種雙螺旋的生命形態，“在邊境上，戰友和認識我的群眾經常有意無意叫我‘詩人’，這很好玩。在執勤任務時，我是一個嚴肅刻板的人，但一旦脫下工作的外衣，這樣的昵稱往往能縮短我們之間的距離。我的筆鋒經常對準他們，肆意書寫之后讓他們閱讀，作品好壞不論，僅僅為了讓堅硬的生活有一個柔軟的去處。”

吳振寫完詩會給戰友看，“戰友們在邊境線上無聊的時候，會讀上幾首詩來消磨時光，也會在社交平臺上幫忙轉發我的作品。不管是以前的部隊，還是現在的移民警察，戰友之間的那種感情始終沒變。我沒有感覺他們對我有什么特殊之處，崇拜說不上，一起經歷了邊境和歲月洗禮的一群人，我說我不愛他們，你不信；你說他們不愛我，我不信。”

吳振說自己的文字有兩大著力點——戰友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寫戰友往往也是寫我自己，在這塊通感的魔方里，我得用文字將這群人的喜怒哀樂、鐵馬冰河、夢想與期待梳理出來。人總會老去，但詩歌總有一天會‘用昨日的陽光曬明天的谷子’。”

吳振的很多詩是帶有敘事性的，比如一首名為《生活算法》的詩，講述的就是劉明佳和邊玲玲的故事。吳振告訴記者，這對夫妻是他的戰友，“目前仍堅守在怒江邊境的大山深處的亞坪警務室。其實在我們隊伍里，這樣的故事很多，大多數人都是遠離故土、投身邊境的，然而，像邊玲玲這樣義無反顧地帶著孩子從東北遠赴如此艱苦之地生活的情況，實屬罕見。我的創作并非刻意為之，記得那天在石月亮的火塘邊，我在與這對‘活寶’聊天的時候，靈感突然涌現，我便記錄下了這首關于戍邊、愛情及家庭的詩歌。”

關于如何把故事性融入詩歌的問題，在吳振看來，對于每一位詩人而言，詩性與故事性是構成一首詩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基石，它們如同詩人必備的技能包。“詩性能為故事增添不一樣的韻味，而故事能為詩性提供堅實的支撐。在詩歌寫作中，詩人往往通過簡短的語句，制造適度的斷裂和跳躍，使得故事迅速描繪出一個貼合主體情思的畫面，讓刻畫的人物形象進一步飽滿，從而使詩歌得以升華。正如雪萊所說：‘詩使它所觸及的一切都變得永恒。’”

《雙坡埡口》的創作地就在雙坡埡口，是英雄輩出的木康邊境檢查站的所在地，這里曾被中央軍委、國務院授予“緝毒先鋒站”的榮譽稱號。吳振說自己一直想寫一首詩給木康站，“實際上也嘗試寫過幾首，但總是要么感慨戰友們生活艱苦，要么贊頌他們戰功顯赫，總感覺寫不出詩的味道來。直到有一天，我去木康，剛好看見一位老人趕著一群羊上埡口。那一瞬間，我豁然開朗——木康站還需要歌功頌德嗎？顯然不必。正是那份‘不悲不喜/不卑不亢’的平凡堅守，那份默默的奉獻，才真正彰顯了其偉大。于是，我立刻捕捉到了詩眼：‘要相信，一個焦慮的人，一生無法跨過命運的埡口。’我們要和一個老百姓談什么呢？‘談冷暖/談雙坡的女人和一只羊的價值’——咱們和老百姓就應該噓寒問暖，問家庭、問收成、問日子怎么樣，不是嗎？與老百姓并肩而行，才是當下真正的木康人。”

《月光白馬》創作地在云南芒市邊境線的謝里山上，那天夜里，吳振他們追捕一群企圖偷渡出境、從事電信詐騙的年輕人。“直至凌晨三點左右，在謝里山界碑旁成功將他們擒獲。在押解歸來的路上，車內異常寧靜，歷經近50個小時的山林鏖戰后，雙方都很疲憊。月光照著山谷里的流云，像一匹匹奔跑的白馬。靈感來了，一首詩誕生了。我在詩里這樣結尾：‘這塵世，渺小如我/仍馴養著一匹能征戰四方的白馬/月光下仍有無垠的牧場/這是人生的另一種慈悲’。”

《邊境書》中還有一首《兩顆糖》：在冰箱的角落里/我發現兩顆糖果/那是父親活著時買給他孫子的/我剝了一顆拿給兒子/他笑著走開了/自己剝一顆放進嘴里/一顆甜蜜的糖/讓我淚流滿面。

這首詩簡單質樸，卻令讀者深深感動，吳振說：“對我來說，人生最大的遺憾是雙親已故，隨著年紀的增長，這份痛楚愈發隱匿，如同心中難以拔除的芒刺。這不是賣慘，我現在已深深理解人世中萬般無奈，盡管如此，我依然熱愛著生活。而作為詩人，我得在自己的詩歌里竭盡全力讓自己的父母復活，這是我的責任和權利。我的父親這一生都與世無爭，像天下的農民父親一樣，勤勤懇懇，養兒育女。如果非要說影響，在我成長的道路上，父愛從未缺失，父親就是我最大的底氣。”

詩歌讓我保持了對生活的熱度

那些分行的文字

助我重新校準靈魂的坐標

在現實的生活里，吳振不會過多考慮詩歌或是寫詩能帶來什么意義，“即便此刻，我依然堅信自己所書寫的文字并無深遠的意義。這樣的說法或許顯得有些虛偽，也許換個說法會好點。于我而言，詩歌就像是邊境上的榕樹、河流、界碑，不論我是否動筆，它們始終存在，那片詩意的國度就在那里。如果非要說出意義來，那只能勉強地說，詩歌讓我保持了對生活的熱度，使我在孤獨與痛苦中未曾呼喊。它就像一把軍匕，能夠劃破時光的繭殼；而那些分行的文字，則助我重新校準靈魂的坐標。”

讀者們的反饋中，吳振覺得理解、共鳴和鼓勵皆有之，其中有兩位讓他印象尤為深刻。“一位是遠在新疆石河子的讀者，他說我寫的只是云南滇西的邊境，希望我能走完中國邊境，寫下一部完整的‘中國邊境書’。另一位讀者是泰國華僑，他說讀后深有感觸，從狹義上講，我是守衛中國邊疆的戰士；從廣義上講，只要有華人的地方，漢字詩歌便是我們共同的精神領土，我們應當共同守護。”

作為文字創作者，吳振認為遭遇讀者褒貶不一的評價是常態。“我感到慶幸的是，我所處的創作環境是如此獨特，這無疑增加了我的詩歌的辨識度。然而，事物總有兩面性，這種獨特性往往也帶來局限和挑戰。讀者的受力面是廣大的，我們無法強迫他們去閱讀那些他們本就不喜歡或無法產生共鳴的作品。詩人的矯情沒有意義。盡管如此，我仍期望通過我的詩歌，能夠喚起廣大讀者對國家邊界的認識，以及更多對我們這支新組建的移民警察隊伍的關注、理解和支持。”

“駐守”二字的分量

絕非英雄主義的幻想

而是鋼槍與花朵之間的同時覺悟

很多人好奇，一名移民管理警察每天的日常是什么？吳振向記者介紹說：“我所在的單位是基層的邊境管理大隊，是從原公安邊防部隊轉隸過來的，由邊境派出所和二線邊境檢查站組成，主要是邊境轄區的治安管理、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等。這些任務構成了我的工作日常。”

吳振曾榮立1次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三等功，請他講一些立功的故事，吳振干脆地拒絕了：“我們還是多聊聊《邊境書》和詩歌吧。至于立功這件事，我認為這是組織給予群體的榮譽，它意味著許多。我從事了一份光榮的職業，一支血脈賡續的團隊加上一幫熱血青年，在長期的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中，付出了汗水、鮮血乃至生命的代價。這不是屬于我個人的榮譽，而是群體的榮光，我只是幸運兒罷了，不能再自私地往自己臉上貼金。”

十八年的戍邊生涯，吳振形容說像一場漫長的飛雪，磨礪了他的身軀，也重塑了他的靈魂。“從剛進入部隊時的少年英氣，到現在的不急不躁，從在無人的山嶺里穿梭怕被人遺忘，到現在帶著禪意的平靜，我感覺自己成熟了不少。在警容鏡前，看到自己的白發，也意識到歲月的痕跡。人最深刻的改變，或許就是認知的遷徙。一個常年在邊境行走、殺伐果斷的人，見識過偷渡客的囂張和毒販的槍口，也不過是膽寒和絕望的面孔，相比之下，我更喜歡與榕樹、河流、界碑和斑色花為伍。邊境線從來就不是地圖上簡單的虛線，我現在更加理解‘駐守’二字的分量，它絕非英雄主義的幻想，而是鋼槍與花朵之間的同時覺悟。”

回顧這些年的戍邊生活，問吳振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他以《我有我的驕傲》里的幾句詩作為回答：“我得身綁石頭/才能沉入邊疆的土地/靜待夕光沐浴佛塔/我的驕傲，風知道”。

供圖/吳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