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蔣 風

1925年10月，蔣風先生出生于浙江省金華市，今年已迎來百歲華誕。他曾任浙江師范大學校長，是新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的開創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蔣風先生創建了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研究機構，率先在全國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他是中國首位國際格林獎獲得者，多年致力于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在對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應本報邀請，青年學者敖竹梅與蔣風先生進行了一次關于兒童文學的對話，回顧蔣風先生的學術生涯，重溫他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學科建設及培育新人方面作出的杰出貢獻。

——編 者

夢起春天，結緣童心世界

敖竹梅：前段時間，您剛剛度過了百歲生日，再次祝您生日快樂！正如高洪波先生所說，兒童文學是一個壽星輩出的吉祥領域，您用自己的自然生命、學術生命和社會生命，再次印證了這一點。我記得您在《未圓的夢·后記》中寫道：“有夢最美，因為有夢往往就有希望相隨。”您在兒童文學事業的上下求索之路上，一直心懷美好夢想，以詩人般的赤誠和熱烈矢志不渝地為兒童文學研究開荒拓土，著書立說。學界把您比作“以夢為真”的抒情詩人，您怎么看待這個評價？

蔣 風：謝謝，我很喜歡這個稱呼，但又覺得不敢當。在我年輕的時候，我確實對詩歌非常感興趣，1936年發表于《兒童世界》的《春天來了》算是我踏上兒童文學的起點。后來，我也寫過《紅葉》《橋》《四月小唱》這樣的小詩，還有童話詩《落水的鴨子》發表在《青年日報》上。對我來說，兒童文學的確是一個美好的夢，一個我做了幾十年的夢，它早已成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回憶起來，我的童年是有詩意的，雖然清苦，但卻有趣味。我是地地道道的金華人，小時候，雖然家境貧寒，卻不覺愁悶，這可能與自然、家庭和學校的教育都有關系。那時候，不像現在的孩子們有這么多的玩具，大自然就是我們的游樂場。放風箏、堆雪人、喂螞蟻、斗蟋蟀的場景總是歷歷在目。對于我來說，自然并不只是簡單的生存法則，而是生命的多樣性，是關懷弱小和純真，那個自由、寬廣的鄉野也很深地影響了我的文學創作理念。

我的父親曾經當過小學教師，也做過小職員。但為了養家糊口，他常年在外奔波，家里留下了母親和我們姐弟五口人。母親雖然識字不多，也不會寫，但卻會背誦很多詩詞。“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這樣的詩句我至今還記得。母親不僅是我文學道路上的啟蒙，更是我人生道路上一盞不滅的燈。

后來，我在金華中學附小念書。在那里，我遇到了恩師徐德春和斯紫輝。徐老師是永康人，教語文的。他鼓勵學生寫日記，還把一些文學讀物介紹給我，包括高爾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間》等。當時，這些作品尚未翻譯成單行本，而是在雜志上連載，徐老師就把它們從雜志上一篇篇拆下來裝訂成冊，供我們閱讀。也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我也在徐老師的影響下開始了創作。五年級時，我的《北山游記》發表在了上海的《兒童雜志》上，這讓我深受鼓舞。斯老師用整整一學期講《愛的教育》，后來把這本書送給了我，在扉頁上，她寫道：“要永遠記住，讓自己那顆平凡的心，時時刻刻閃現出不平凡的光彩來。”這本書一直被我當作寶貝，但很遺憾，它在戰爭年代被燒毀了。

敖竹梅：童年成為您生命的養料，您早期的人生經歷相當坎坷，遭遇過戰爭侵襲，體會過顛沛流離，在困頓和戰亂中度過了青少年時期，是歷史的見證者。那段時期的經歷讓您有了怎樣的體悟？

蔣 風：我在金華中學只讀到了初一。在1937年的下半年，因為日軍的轟炸，學校遷到鄉下去了。我跟著家人一起逃難到一個叫玲瓏巖的小山村。當時，村里急需一名小學教師，為了生計，母親替我接下了這個工作。因此，才13歲的我就從一名學生變成了老師。半年后，我暫別了這份臨時工作，回到了金華城內，并開始給《東南日報》副刊“壁壘”和《浙江日報》供稿。同時，我還考入了金華戰事服務團，參加了愛國運動。在進入大學之前，我輾轉換了四所學校，經常是白天躲炸彈，晚上趕上課。可以說，我的求學之路是異常艱辛的，沒有安定的環境，孩子的成長將會飽經風霜。因此，這也讓我很早地明白，唯有和平，才是兒童文學永恒的主題。

《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蔣風著，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6年6月

童夢編年，編纂中國兒童文學史

敖竹梅：您親身參與到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歷史進程中，不僅是“劇作者”，更是“劇中人”，是怎么樣的契機讓您選擇將兒童文學當作終身的志業？

蔣 風：其實我真正下定決心投身兒童文學，應當是大學畢業后。我的大學求學之路也是動蕩不安的。起初，我進入東南聯大先修班，讀了一個學期后考入暨南大學文學院，之后，又進入英士大學農學院。期間，我和同學們參與了很多愛國主義運動，發動了抗美反暴大游行，掀起了遷校請愿活動，還建立了《大江通訊》社。以筆為戈，對抗不公，是我當時的樸素愿望。

大學畢業后，我被聘為《申報》駐金記者，兼任《浙中日報》的采訪部主任。某一次，我無意間在《申報》上看到一則消息：三個孩子讀了劍俠神怪的連環畫后，相約到四川峨眉山求仙問道，最終為“升天”而跳崖身亡。沒有適合孩子們的讀物，他們沉迷志怪傳說，又沒有人加以引導，這才是釀成悲劇的原因。當時我感到非常震撼，也正是由此，我才決心走上兒童文學的荊棘路。

敖竹梅：那您后來又是如何踏上兒童文學教育之路的？

蔣 風：新中國成立后，我被調到浙江師院任教，也就是現在的杭州大學，與任明耀老師合教兒童文學。那時候，兒童文學研究在中文系被視為“小兒科”，普遍不受重視。我用兩年的時間完成了《兒童文學教材》，與任明耀先生合編了《兒童文學資料》，還出版了《中國兒童文學講話》《魯迅論兒童教育與兒童文學》《兒童文學漫筆》等。后來，我又被調往了新浙江師院，也就是現在的浙江師范大學。那時，正值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在江西廬山召開，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受到極大重視，我也更加放膽地開展起了研究工作。

從廬山回來后，我在學校領導的支持下引進兒童文學研究人才，像黃云生和韋葦都是那時候來的浙師大。同時，我也開始招收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在當時，這算是破天荒的頭一回。吳其南、王泉根、湯銳、方衛平、湯素蘭、韓進等如今在兒童文學領域頗有建樹的學者與作家，都是從浙師大走出來的。

后來，我組織編寫《兒童文學概論》，是對兒童文學理論的一個嘗試。1979年，學校設立了全國性的課外兒童文學興趣小組，我把學生們組織起來，給他們講兒童文學知識，怎樣創作兒童文學，一起讀中外兒童文學作品，很多學生反映效果不錯。那時，我也趁熱打鐵，和團隊一起創建了國內第一個兒童文學研究機構和全國高校首個兒童文學專業資料室。

在我擔任浙師大校長后，就更加忙碌了起來。但我一直都有一個編寫一部中國兒童文學史的愿望，實際上，自從20世紀50年代走上大學講臺開始，我就意識到填補這一空白的緊迫性。當時受史料、時間、精力等種種限制，常常感到力不從心，但我還是在講授兒童文學課時編入一部分歷史發展的內容，后來在此基礎上寫成了一本《中國兒童文學講話》，又在《中國兒童文學講話》的基礎上，修訂補充寫成了一本《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簡史》，但因為十年浩劫而原稿盡毀。到了80年代，由于工作的需要，編史的心愿重燃。但我考慮到時代在發展，收集、整理兒童文學史料，編寫出版兒童文學史的工作遠非我個人能夠獨立承擔的。于是，我組織在校的全體兒童文學研究生反復討論，分頭撰寫，相繼完成了《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和《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從發心到如愿，30年過去了，個中艱辛滋味，不足為外人道。這兩本兒童文學史雖然得到了同行們的好評，但這畢竟是一項初創性的工作，缺乏經驗借鑒，我們摸著石頭過河，難免會有很多不成熟的遺憾。

敖竹梅：您對中國兒童文學現當代歷史的編纂，填補了中國兒童文學無史的空白。在編纂的過程中，有沒有什么讓您難忘的事情？

蔣 風：說到這個，我想起了前幾年重寫兒童文學史的事。2011年，當我獲得國際格林獎的消息傳開之后，就有出版社約我再編纂一本《中國兒童文學史》，還有一家出版社在籌劃一套“國際格林獎兒童文學理論書系”，也來跟我商量，要把我主編的《中國兒童文學發展史》列入其中。這兩件事激起了我重新執筆再寫《中國兒童文學史》的念頭。

于是，我重新收集資料、起草提綱，考慮歷史分期的合理性問題等，差不多花了近一年的時間，后來又用半年時間起草了一份詳盡的編寫綱要，試圖把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與現狀，放在整個時代的歷史進程中，尤其是對1917年以來的中國兒童文學的概況和流變作一個宏觀審視和微觀剖析相結合的輪廓式勾勒。

當時，我的身體狀況已經不允許閱讀大量的史料，因此，也無法在有限的時間內承擔太重的負擔。為了兼顧出版社的時限，我決定組織集體力量來完成，于是便根據每個時期的內容，挑選最合適的人選，分別函電聯系，組成一支精粹隊伍，又花了兩三年時間，才陸續完成。但由于我們的編寫者在學力和學術修養上的差異，因此無論是史料觀點，還是敘述方式和銜接上，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于是又花了近一年時間統稿兩遍，一共歷時近6年，才最終完成這部大書。

可以說，這本《中國兒童文學史》凝聚了全體編寫者的心血，我們反復討論，分頭撰寫，努力站在時代的高度，對中國兒童文學近百年的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發展規律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總結，試圖為關心我國兒童文學的發展者勾勒一個概貌。經歷了《中國兒童文學史》的首寫和重寫，我感到我是幸運的，能夠在有生之年見證并書寫歷史發展的大潮，但寫作總是充滿了遺憾，對于中國兒童文學史的不足之處和開拓空間，也期待后人來更正和續寫。

《中國傳統兒歌選》，蔣風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

筑夢基石，搭建兒童文學學科框架

敖竹梅：2011年，您獲得了國際兒童文學理論界的最高獎項——第十三屆國際格林獎，您也是獲此殊榮的首位中國學者。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走出去”的第一人，在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建構上，您有著怎么樣的心路歷程？

蔣 風：“國際格林獎”我受之有愧。實話實說，我并不是以個人名義去領獎，而是代表著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領域廣大專家學者去領的獎。兒童文學是充滿愛與希望的文學，而這個判斷放在哪個國家、哪片土地都具有普適性。

我的確是比較早與國外的同行建立起聯系的。我的《兒童文學概論》，當時被日本兒童文學學會收入《兒童文學事典》。而這也啟發了我開始推動《世界兒童文學事典》的編寫，我的本意就是為中外兒童文學學術交流起一個搭橋鋪路的作用。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都離不開中外交流，有交流才有進步，有進步才有發展。

1987年，我成為了國際兒童文學學會的第一位中國籍會員，后來又陸續擔任了亞洲兒童文學研究會共同會長、國際格林獎評委等職務。自80年代以來，我比較頻繁地去往日本、韓國等地進行學術交流，并和日、韓學者共同發起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希望推動亞洲兒童文學的交流與繁榮。

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建設，我向來認為是一個重要而迫切的任務。很早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本《兒歌淺談》，概述了我對于兒歌的一些認識隨筆，這大概要算我對兒童文學文體學的首次探尋嘗試。但真正展現出一定理論風貌的，應當是1982年由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的《兒童文學概論》。我認為，厘清“兒童文學是什么”是這個學科面臨的首要問題。在當時的我看來，兒童文學就是根據教育兒童的需要，專為廣大少年兒童創作或改編、適合他們閱讀，能為少年兒童所理解和樂于接受的文學作品。它是文學的一部分，具有文學的一般特性，符合文學的一般規律，但它又是文學的一個獨立門類，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學的本身的特點，要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適應不同年齡少年兒童的智力、興趣和愛好等。

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我也無可避免地提倡兒童文學是對少年兒童進行思想教育、知識教育的有力工具。現在看來，這個論斷過于偏重教育性，抑制了文學性的表達，還是很值得商榷的。

敖竹梅：兒童文學的“工具論”和“教育性”，的確在很長一段時間影響了少年兒童的出版讀物，而您也在不斷地對過去的研究進行反思和重構。如今，國內好幾所高校都開設了兒童文學專業，越來越多的學位論文開始以兒童文學為研究對象。兒童文學因其學科交叉性而更加引人關注，但我們也需要看到，兒童文學似乎處于較為尷尬的位置，它常常被視為高校現當代文學的一個研究方向，而非獨立的二級學科。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的學科建設，您如何看待？

蔣 風：我認為兒童文學說到底依舊是文學的一部分。要談中國兒童文學，就始終離不開中國、兒童和文學這三個關鍵詞，它的民族性、兒童性和文學性是研究者們無法繞開的問題，說到底仍舊關乎“兒童文學是什么”的本體性追問，本質上牽涉到兒童觀、兒童文學觀和兒童文學史觀的大問題。

而耙梳和構建起兒童文學的理論框架，是兒童文學走向真正獨立學科的必由之路。不少關心這個領域的同行應該知道，一直以來，我都在全力推動兒童文學的二級學科建設，希望它能夠擺脫“邊緣化”的標簽，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投身于這一學科的研究中。多年來，文學領域對兒童文學的偏見造成了兒童文學隊伍人才的流失，我感到非常的遺憾。

對我來說，能有機會終其一生與兒童文學打交道是最大的幸運。在我的幼年時期，雖然沒有今天的孩子們所看到的那么精美的圖畫書和富有想象力的童話，但五四兒童文學先驅所創作的文學作品是離我最近的讀物，也是我的枕邊書。除了兒童文學之外，我還如饑似渴地閱讀成人文學作品，兩種類型的讀物也讓我看到了更為廣闊的世界。所以，盡管兒童文學的獨立學科建設還有一段路要走，但我是從來不主張把兒童文學孤立起來的，更不會把兒童文學當作“真空文學”。兒童成長既要閱讀“文學”這本書，更要閱讀“人生”和“社會”這本大書。這既是我的兒童教育觀，也是我的兒童文學觀。

匠心薪傳，培養兒童文學人才搖籃

敖竹梅：在新時期高校職稱評價體系尚未恢復之時，您以講師的身份破格爭取研究生招生，第一個招收了兒童文學方向的研究生。自那時起，兒童文學領域的人才開枝散葉，構成了我國兒童文學研究界的半壁江山。幾十年來，您如何不遺余力地培養中國兒童文學人才？

蔣 風：其實，招收研究生是為了兒童文學研究的高水平發展步入正軌。兒童文學是一個重要且有深遠意義的領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思想，任何理論都無法跳脫出時代的束縛。我帶研究生，是希望以我的經驗引導他們向未來發展。看到一代比一代在進步，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這才是一個教育工作者真正快樂的事情。

后來，我把自己的1萬多冊書籍捐給兒童文化研究院的中國兒童文學資料館，80年代創辦了第一個全國中幼師兒童文學師資進修班，并組織成立了全國中幼師兒童文學教學研究會。對于學齡前和基礎教育一線工作者而言，兒童文學的意義和作用重大，只有他們意識到兒童文學的價值，才能把兒童文學的魅力傳遞給孩子們。近些年來，許多人也來向我索要兒童文學的書單，當下各種類型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貿然推薦，只提出了三個值得把握的標準：有趣的、有益的、有生命力的。

1995年離休后，我有點不甘寂寞，于是創建了我國第一個民間性質的中國兒童文學研究中心。后來，我深感兒童文學領域的人才還需要大力挖掘，又辦起了非學歷研究生班，面向國內外免費招收非學歷兒童文學研究生，并且由個人出資辦起了《兒童文學信息報》，希望給兒童文學的愛好者們更多的機會和最新的資訊。有的學生把這個稱之為沒有圍墻、沒有名稱的“大學”，在這班里走出來的不少人，直到現在還活躍在兒童文學領域，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績。

國際格林獎獲獎后，我把獎金全部捐出，設立了蔣風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目的依然是為了鼓勵兒童文學研究人才。前兩年，浙師大和武義縣又增設了“青年作家獎”，獎勵有兒童文學創作熱情，有較高創作水準的青年作家。

敖竹梅：您一直在身體力行地栽培和提攜后輩，這一點整個兒童文學界都有目共睹。在您與青年學人、作家的交往中，有沒有讓您印象特別深刻的？

蔣 風：細細數來，確實有不少令人難忘的人和事。我還記得許多年前，我在武義縣舉辦全國兒童文學講習會，當地的多所小學校長要求自己學校的語文老師都來參加聽講。我為了播撒兒童文學的種子，提高小學語文老師的兒童文學素養，便欣然同意了。其中，不少教師只是奉命前來，對我所請的名師所講的內容并不感興趣，心不在焉地應付了事，一周的講學內容究竟獲益多少，至今是個問號。當然，也有不少好學的老師受益匪淺，從此走上熱愛兒童文學的道路，湯湯就是其中一個。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也很欣慰地看到她在創作上取得的優秀成績。

我是一直很關心年輕作家和學者的創作、研究情況的。很多學生出版了新的兒童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常常請我來寫序，我也都欣然答應。原因很簡單，這就是我專業范圍內的事。雖然我自己已經寫不出大部頭的個人專著，但為年輕人做點事情本身就是快樂的。

寄語后學，讓兒童文學之夢生根開花

敖竹梅：您為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奔走呼號幾十年。圣野先生也在《閱讀蔣風先生》一詩中稱您為“一個當代的/帶有童話色彩的追日的夸父/一路風塵仆仆/從沒有感到疲倦”。聽說您現在還依然每天堅持讀書、寫作和研究，是什么讓您數十年如一日地堅守在兒童文學的園地？

蔣 風：自從我離休之后，幾十年來還是一直保持著上班的習慣。只不過，現在的上班是從客廳到書房。除了出門，我每天就在書房上班，閱讀、寫作、編報紙等，我常常覺得時間不夠用，最好一天能有48小時來工作。對我來說，堅守這個詞可能太重。我的心思比較簡單，我一直認為人的一生不可能做很多工作，能把一件喜歡的事做好就夠了。當年，我選擇了兒童文學，它是我心中一個美好的夢。80多年來，我也一直專心于兒童文學研究領域，自己喜愛的事情，一定會做得更長久。

不過，我現在年紀太大了，精力早不如以前，視力也有所衰退，已經沒有辦法去做太長時間的案頭工作。但我依然每天讀書、寫作，了解兒童文學的動態。之所以還這么拼，是因為不想太落伍，不想對兒童文學“一問三不知”，畢竟這是我摯愛的研究領域。

敖竹梅：對于正在致力于兒童文學的后輩和未來將要加入這個領域的創作者和研究者們，您有什么想對他們說的嗎？

蔣 風：前段時間，在浙師大舉辦的學術會議上，我再次見到了許多從全國各地趕來的朋友、同事和學生們，他們是中國兒童文學界的中流砥柱。這個百歲生日，過得很不一般，也令我誠惶誠恐。

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兒童文學教師，教過小學，教過中學，教過大學，時間最長的，還是在高校教兒童文學課。對于兒童文學的學科建設，我最多只能算是這支隊伍的一個馬前卒，在接受了這個工作之后，就把兒童文學當作自己的事業和職業，一直堅持到今天，但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只是一位平凡的兒童文學教師。這些年來，我很欣慰地看到兒童文學研究和創作領域人才輩出，從學科開創至今，我們走過了一條很不容易的路。當下，我看到國內不少學者思維開闊，具有跨學科的視野，能更好地推動這一學科的發展。其實，我們那一代學人做學問雖然很扎實，對于問題的思考也愿意做一些追本溯源的工作，但可能在面對重要工作上，還是做了不少隨想性的研究，占有史料卻沒能很好地運用于研究之中。好在，時代在不斷向前進步，年輕的學者們有著更好的外語水平和處理文獻的能力，相信許多懸置的問題在未來都能得到很好地解決。

我雖然是一個百歲老朽，但一接觸到兒童文學，力量就來了。在心態上，我認為自己還是很年輕的，還有很多夢想。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再做一些與兒童文學有關的工作。兒童文學是代表希望的文學，為兒童創作文學就是為未來工作，是有深遠意義的。要相信兒童文學的力量，中國兒童文學走過了百年的歷史，在幾代人的耕耘下得到了世界的認可，青年作家、學者們應當肩負起傳承和繁榮兒童文學的使命。

我真心地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人走到兒童文學研究領域中來，貢獻出自己的愛心與才干，這樣，我們的研究隊伍將會形成更大的合力去推動兒童文學的發展。后生可畏，希望你們好好努力，扎根在這一領域，在“爭取下一代”的偉大工程中發光發熱，讓越來越多的孩子們在希望的春天下健康、快樂成長，這應當是兒童文學人的初心，也應當是我們的夢想。

（蔣風系兒童文學理論家，敖竹梅系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