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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文天祥是一位以身殉國、千古流芳的人物。這位“狀元宰相”與北京城有著不解之緣：這里既是他身陷囹圄的困頓之地，也是他自述心志的超凡之地；既是他從容赴死的魂歸之地，也是他享祀不盡的無量之地。七百四十多年來，文天祥的事跡和記憶描畫化作一束束光，指引著人們前行。

大都囚居歲月艱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十月初一日，南宋右丞相文天祥結束苦旅，被元軍押解到大都（今北京），成為萬里飄零的“亡國之遺俘”。這一日，離他兵敗被執已過去九個月，離他親睹宋軍崖山慘敗也已過去七個月，但離最后的“燕市之戮”，尚有漫長的三年零兩個月。

除最初幾日羈留于會同館外，文天祥的絕大多數時光是在大都兵馬司內一處幽暗的土室中度過的。據其自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正氣歌序》）每日俯仰之間，充滿水氣、土氣、日氣、火氣、穢氣等的混濁氣味，條件非常艱苦。其人也被“枷項縛手”，“衛防甚嚴”（文天祥手書《紀年錄》）。日復一日的嚴酷關押，使得文天祥的身體受到極大摧殘，連他本人也不禁自嘲：“幾成白宰相，誰識故將軍？”

不過，大都讓人崩潰的“沮洳場”，始終未能消磨文天祥的心志，反倒激發出他無限的愛國情懷。這一點，突出反映在他與不同身份勸降者的交鋒上。面對投靠元朝的南宋故相留夢炎，他當面唾罵，事后更寫詩譏諷：“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泵鎸σ驯环鉃殄瓏奈羧沼字髭w曰幺幺灬，他不忍多視，“北面拜號，乞回圣駕”。面對氣焰囂張的元朝高官阿合馬、孛羅等人，他不卑不亢，留下“南朝宰相見北朝宰相，何跪”的豪語，更自稱忠于趙氏社稷，早將生死置之度外。面對親自招降的元朝皇帝忽必烈，他長揖不拜，直言“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號稱狀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惟求一死。第二日（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即被押往刑場，向南再拜后，從容就義。

文天祥赴死，為燕市留下滿城翰墨。他將獄中創作的詩篇輯于《指南后錄》和《吟嘯集》，又將唐代著名愛國詩人杜甫的五言詩文集為二百首絕句（即《集杜詩》），還將平生大事自陳于《紀年錄》。這些和他心意相通的文字，字字血淚，飽含著與大宋同生共死的壯志情懷，更有“筆所未到氣已吞”的磅礴文氣。其中訴說亡國之痛和思鄉之情的詩句，很容易引發后人的共鳴，如“有心扶日月，無力報乾坤”“萬里青山兩鬢華，老臣無國又無家”“素琴弦已絕，不絕是南音”，也有部分詩文重在抒發心志，如慷慨斐然的《正氣歌》，將其內心的浩然正氣酣暢淋漓地表現出來。至于“只有南冠在，何妨是丈夫”“已矣已矣尚何道，猶有天地知吾心”等詩句，以及“而今而后，庶幾無愧”的絕命辭，更流露出“楚囚”忠于故國的無限情思。文天祥死生之際的筆墨，不僅幫他度過“清影伴孤臣”的艱難時日，也成為后人體悟其心、稱贊其志的佐證。

“燕南柴市”設祠堂

文天祥的大義凜然，在元代已得到尊崇。最突出的例子，是官方纂修的《宋史》專為文氏立傳作論，盛贊其才識和人品，對其視死如歸的精神尤為推重。明清兩朝，京城內的文丞相祠（位于府學胡同西口）更化作官方祭祀文天祥的福地，其間俎豆馨香，見證著“千古臣”的忠義精神無限延續。

文丞相祠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與文天祥同為江西籍的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在文氏就義處即“燕南柴市”（明代改稱教忠坊）設立祠堂，并塑像紀念。這里本是大興縣學所在地，因永樂元年（1403年）北平府改順天府，大興縣學也改為順天府學。文丞相祠原位于順天府學之右，萬歷年間遷至學舍之左，一直存留至今。其正祀，始于永樂六年（1408年）太常博士劉履節奉命“正祀典”。文丞相祠遂有春秋之祭，即由順天府尹行事，“用羊一、豕一、果品五、帛一”。永樂遷都后，文丞相祠開始具備“風天下”的人文意義。宣德年間，明廷命順天府尹修葺祠堂，并將歲時致祭禮儀固定下來。終明之世，文丞相祠都位列“京師九廟”之一，春秋匪解，享祀不忒。之后，景泰帝追謚文天祥為“忠烈”，雖有國難當頭“獎忠節所以勵臣操”的考量，卻也強化了“忠魂常傍大明宮”的期許。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敕建的宏仁萬壽宮（位于盆兒胡同之西），又將文天祥陪祀于文昌殿中，封號曰“天樞左相”，進一步奠定了他在道教神靈譜系尤其是民眾信仰中的精神地位。

清朝入主中原后，建立起全國性統一政權。清官方對文天祥的認知和紀念，盡量回避有關宋元的華夷表述，只稱贊其生能盡忠、死能盡節的高尚品質。清帝在御制詩文中，對文天祥也不吝夸獎。康熙帝自稱，每讀《正氣歌》，“不覺淚下數行，其忠君憂國之誠，洵足以彌宇宙而貫金石”。乾隆帝親自撰寫《文天祥論》，稱其“忠誠之心不徒出于一時之激，久而彌勵，浩然之氣與日月爭光”。清廷還承襲了前代由順天府致祭文丞相祠的傳統，府尹先后敬獻“古誼忠肝”“天地正氣”匾額，并于道光八年、光緒九年兩次重修祠堂。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帝甫一即位，就諭令將文天祥等四十位名臣配享歷代帝王廟，其中文氏增祀于東廡第二壇。清中期，道光帝還批準江西巡撫吳文镕的奏請，認可文天祥在儒學儒行方面的成就，同意將其“升袝學宮”，使之正式躋身于孔廟圣賢之列。這一舉措，迎來廣大儒士的認同和贊揚。晚清儒將曾國藩就強調，政事原與德行、文學兼重，宋臣文天祥從祀文廟，足以表明“圣朝教忠之至意”。

宋相風骨傳至今

明清時期，文丞相祠成為士人競相拜謁的圣地，在京城的人文信仰版圖上始終占據著崇高地位。明人劉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中，記載有二十余首紀念性詩文。追隨燕王朱棣北上的高僧道衍禪師，作詩“凜凜宋忠臣，赫赫元世祖。禮遇各有道，聲光照千古”。曾于永樂朝擔任內閣首輔的胡廣，也在五言長詩中回顧了文天祥鞠旅勤王又取義成仁的一生，感慨“煌煌忠節傳，有讀必沾巾”，希望其人其事成為眾人遵循的典范。明朝理學家、河東學派創始人薛瑄，訴盡文天祥的艱危不易，嘆息“悠悠往事都如夢，只有孤忠照古今”。有著“二泉先生”雅稱的邵寶，則揮筆寫下“清風又讀忠臣傳，白日如聞正氣歌”，緬懷以身“死社稷”的文天祥。

待至清朝，時移勢易，人們懷念文天祥的方式也更加多樣。除了憑吊祠廟外，還留下許多詠文天祥遺硯、遺像、遺琴以及寶劍、鐵如意等的文字，詮釋宋人最后的風骨。清代學者沈廷芳目睹祠內丞相冠服塑像后感懷不已，寫就“正氣山河壯，丹心日月光。后賢多感企，瞻慕教忠坊”的詩句。“奇才”汪中書寫的楹聯，即“正氣識孤忠無愧丹心昭日月，法天掄對策長榮青史壯乾坤”，長久懸掛于祠堂享堂之外。開創浙西詞派的朱彝尊為文氏遺硯“玉帶生”作歌，其中“俾汝留傳天地間，忠魂墨氣常凝聚”，將后學睹物思人的感情訴說到極致。精于戲曲的蔣士銓為文氏遺琴作詩，以“太古遺音存正氣，壞漆長留丞相字”，吟誦文天祥的浩然正氣。海豐吳氏后人吳重熹則為文氏鐵如意作歌，高唱“烏金一握思風度，山河半壁憑分付”，又謂“擊節高吟正氣歌，遺器遺文同百代”。

回溯中國歷史，明朝以后共出現過三次“追憶文天祥”熱潮。一是明末清初，因情勢與宋元之際相似，包含文丞相祠在內的許多文天祥遺跡，成為明朝殉國者和遺民寄托哀思的地方。他們赴此憑吊，傾吐“無愧文山”“無愧圣賢”的心聲。二是辛亥革命時期，受西方民族主義思潮影響，革命派從歷史深處挖掘出岳飛、文天祥等大批英雄形象，用“鮮艷的血史”號召人們進行斗爭。三是抗日戰爭時期，面對亡國滅種的空前民族危機，“文天祥記憶”在廣泛的政治動員中反復涌現、不斷高漲。他的愛國事跡感染著每一位熱血青年，“民族精神”激揚在飽經磨難又充滿希望的中華大地上。

1984年，經過修繕的祠堂對外開放。人們走進這座古樸莊嚴的祠堂，可以感受文天祥“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的石碑像，可以感受明代書法大家文徵明所書《正氣歌》刻石，可以感受“指南樹”（相傳為文天祥親植的棗樹）的斜攲樹干及精神意蘊，更可以感受祠堂經年累月留下的歷史遺物和文天祥手跡等展品帶來的心靈震撼。

（作者單位：北京市社科院滿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