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卡爾維諾在《新千年文學備忘錄》中視“輕盈”為文學的五大特質(zhì)之一。他將“輕與文學的生存功能聯(lián)系起來，認為輕是為了生存之重作出反應(yīng)”[1]。也即是說，文學存在的功能之一就是追尋生活重壓之下心靈的“輕盈”、自由之感，或者說以文學書寫之“輕”反作用于現(xiàn)實生存之“重”。“輕逸化”寫作是新世紀以來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突出特點[2]，尤其對于“70后”女性作家更是如此。這種現(xiàn)象的呈現(xiàn)與“70后”女性作家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文化記憶密切相關(guān)。因為她們“沒有那么多歷史的負重、思想的粘滯和生活的負累，寫作因此顯得恣意飛揚、自由開闊。敘事的簡練克制或旁逸斜出，天馬行空的想象或幻想，意象的沖淡，情感的間離，敘事的清淡，視角的內(nèi)轉(zhuǎn)，成為他們輕盈表達的方法和利器”[3]。從“代際”角度看，她們的創(chuàng)作與活躍于文壇的“50后”“60后”作家們所展現(xiàn)出來的歷史沉重、歲月蹉跎和現(xiàn)實苦難相比，個體化、感性化的書寫特征日益突顯，給人一種“輕盈”之感。當然，以“代際”概念給一代人或幾代人的創(chuàng)作貼上“同質(zhì)化”標簽，本身就有遮蔽差異性與獨特性之嫌，甚或是錯誤的做法，但為了文學闡釋的有效開展，我們又不得不放大這種通約性。縱覽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諸多女性作家展現(xiàn)出了“輕盈化”的書寫風貌或創(chuàng)作路徑，喬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她在敘事立意、敘述方式與藝術(shù)呈現(xiàn)等方面所展露出的“輕盈化”特征，豐富了當代女性文學創(chuàng)作，彰顯出不凡的藝術(shù)調(diào)性與美學意蘊。

一

輕靈別致的敘事立意

喬葉在散文與小說兩個領(lǐng)域都享有盛名，“俘獲”了眾多“粉絲”，贏得了業(yè)界認可。閱讀她的作品，總能給人一種驚喜與新異之感。因其散文化的語言和日常化的敘事，所以“好讀”，因其所講故事的驚喜與新異，故而“好看”，這或許正是喬葉“俘獲”眾多粉絲與獲得業(yè)界認可的重要原因。郜元寶曾經(jīng)寫道：“我必須承認，你的故事確實‘好看’。你的小說一發(fā)表，多家選刊爭相轉(zhuǎn)載，‘好看’應(yīng)是原因之一。但‘好看’的另一個意思就是‘奇特’。”[4]這里的“奇特”固然有郜元寶所認為的情節(jié)“可巧”之譽，但也與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的獨特立意與意蘊的旁逸斜出不無關(guān)系。

熟稔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的讀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無論是書寫邊緣群體的小說，還是聚焦婚外戀情的文本，抑或家庭倫理敘事的作品，她都以“輕盈化”的敘事方式呈現(xiàn)出迥異于同類主題作品的藝術(shù)調(diào)性，給人耳目一新的“奇特”與“可巧”的藝術(shù)感受。與其他邊緣群體敘事作品注重渲染苦難、揭露黑暗和欲望化寫作相比，喬葉的小說書寫突破了既有的敘事模式和難題，不過多著筆于苦難的抒發(fā)、黑暗的展示與社會層面的批判，而是獨辟蹊徑地將筆觸由單純的揭露與批判轉(zhuǎn)向人類靈魂的拷問與自我意識的審視，深入人性“黑暗的陸地”[5]，探尋生活苦難與人性災(zāi)難的內(nèi)在誘因，并以寬容和仁慈的心態(tài)對其予以反思與批判。《我是真的熱愛你》以當代城市妓女為書寫對象，敘述了冷紅、冷紫兩姐妹迫于生計而淪落風塵的故事。小說既書寫了兩姊妹生活的酸楚和艱辛，也寫到了她們收獲的幸福與喜悅；既表現(xiàn)她們受到的屈辱與內(nèi)心的波動，又表現(xiàn)她們對理想的追逐與守望。喬葉沒有以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冷漠地看待底層生活與邊緣人群，也沒拿起道德武器進行審判，更無意于通過此類話題的敘事對現(xiàn)實社會體制與丑惡現(xiàn)象進行批判，而是著重探究人性中的性格缺陷及其在苦難生活中產(chǎn)生的影響，剖析邊緣群體苦難生活與命運不幸的個體“內(nèi)因”，反思造成生活苦難與人性災(zāi)難的現(xiàn)實誘因，即“放棄反抗、忍受苦難的惰性力量”[6]，也即是文本中所宣示的“小姐意識”[7]。

《良宵》講述了一個中年離異女性，在丈夫背棄、孩子叛逆、自己下崗的艱難困境中，以自己的勤勞雙手和頑強韌性與生活博弈的感人故事。從敘事模式與特征看，它屬于一個典型的底層勵志故事。但喬葉并未順著既往的敘事慣性展開書寫，而是懸置并超越了苦難，將尊嚴與人性這些形而上的精神實質(zhì)置于瑣碎的生活點滴與拉拉雜雜中予以淬煉，展現(xiàn)主人公內(nèi)心的良善、堅韌與曠達胸懷。在作者看來，一個搓澡工，雖屬于弱勢群體、邊緣人群，但她是一個人，有正常人的喜怒哀樂；雖生活在社會底層，但也可以過上精神富足的日子。“難道這些基層勞動者非要過得苦兮兮的嗎？人家也有歡樂對不對？人家作為一個正常人，也有她的社會定位，也有她的生活領(lǐng)域，更有她的成就感，我是相信這一點的。就是說她既然每天那樣生活，肯定有足以支撐她這樣生活的理由，要不然憑什么？”[8]因此，我們看到同樣書寫底層故事，喬葉擺脫了“底層文學的寫作常常流于一種擺出各種慘相與悲劇的套路”[9]，而從人自身出發(fā)，真實地呈現(xiàn)人的生活與感受，既寫他們的悲情困苦，又寫他們的歡欣快樂，既葆有藝術(shù)穿透力，又被讀者所喜聞樂見。

在書寫婚外戀情和家庭倫理的作品中，我們發(fā)現(xiàn)，喬葉的小說創(chuàng)作常常旁逸斜出、靈活自如地繞開這類題材司空見慣的敘事窠臼與同質(zhì)化、類型化的書寫?zhàn)蠹玻蔑@出一股輕靈細巧的藝術(shù)風范。《打火機》是表現(xiàn)婚外戀情的一篇小說，但作者沒有將它講述為一個俗爛的婚內(nèi)出軌的戀情故事，而是著力于展示女性內(nèi)心世界的五彩波瀾與自我人性和心理的本然狀態(tài)。16歲的余真酒后被強暴，造成了深重的心理創(chuàng)傷，由此一個“無惡不作”的“壞女孩”陡變?yōu)橐粋€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乖乖女”。16年后，“她”雖已學業(yè)有成，結(jié)婚生子，但內(nèi)心深處的精神創(chuàng)傷依然陰霾重重、無法釋懷。一次在北戴河度假時，余真偶遇了風流倜儻的胡廳長，面對上司的曖昧調(diào)情、死纏爛打，她骨子里被壓抑已久的“壞本性”與潛匿的心理創(chuàng)傷被瞬間激發(fā)與療救撫平，進而回歸了正常人的真實生活。小說不糾纏于性描寫和情意纏綿的抒發(fā)，而是直面女性自我內(nèi)心真實與心理意識，為此類題材的藝術(shù)掘進奉獻了可貴的書寫經(jīng)驗與敘事向度。其實，這樣的藝術(shù)掘進與敘事向度在喬葉的其他作品中多有呈現(xiàn)，如《妊娠紋》《零點零一毫米》《鱸魚的理由》等等，可謂是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獨有的藝術(shù)特質(zhì)。

在《指甲花開》中，喬葉以“去道德化”的敘事視角講述一個一家三代“兩女共侍一夫”的家庭倫理故事。雖是一個有違倫理道德的世俗故事，但作者并未陷于倫理道德評判的敘事舊轍之中，沒有糾纏于是非善惡，而是劍走偏鋒，以“女性的溫柔和悲憫來打量我們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以“懵懂無邪的童眸充當透視世界的視角，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從內(nèi)心深處給予人物理解和同情”[10]，像沈從文、遲子建一樣，抒寫與頌揚純?nèi)坏娜诵院痛緲愕娜饲橹馈＿@就要求我們遵循小說“內(nèi)在的道德”，以“去道德化”的生活視角看待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情節(jié)與人物，認知和理解文本所展現(xiàn)的文學與生活之關(guān)系。正如吳義勤所言：“要重建‘生活’的形象，重建文學與生活的關(guān)系，首先必須從對于‘生活’的非道德化向度開始。”[11]這不得不說是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展現(xiàn)出來的迥異于其他作家的敘事視角和立意。

可見，無論是邊緣群體敘事中對現(xiàn)實苦難的個體化內(nèi)因的找尋，還是直面婚外戀情中女性真實的內(nèi)心意識與情感欲求，抑或是劍走偏鋒式地抒發(fā)與頌揚淳樸的人性人情之美，喬葉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都沒有順延既往的敘述模式與藝術(shù)調(diào)性，沒有采取宏大的敘事向度，而是側(cè)重于個體化的心理探索、感性化的情感體驗與真實人性的展現(xiàn)等“輕巧”化的敘事立意架構(gòu)文本書寫現(xiàn)實。

二

舉“重”若“輕”的書寫策略

有論者在闡釋李浩小說創(chuàng)作時指出：“人在生活中處于庸常、卑微境地，感受到勞煩、壓抑，而日常生活兀自流水般沉悶、單調(diào)、波瀾不驚，這些本來都是常態(tài)，都是不值得大書特書的‘輕’。但經(jīng)由小說家反復(fù)提及、精細描摹，這些‘輕’也就轉(zhuǎn)化成‘重’。這是第一步，化‘輕’為‘重’。小說家在敘述過程中動用各種技法，使生活世界變成小說世界，這就是第二步，即舉‘重’若‘輕’。”[12]我們認為，喬葉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可作如是觀。那么，她是如何將現(xiàn)實生活之“輕”化為小說世界之“重”的？她采用了哪些舉“重”若“輕”的藝術(shù)技法？這些技法是否構(gòu)筑了其小說創(chuàng)作的“輕盈化”書寫風格？

首先，日常生活化敘事是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輕盈化”的主要書寫策略。此處的日常生活是每個家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每個人的吃喝拉撒睡，“它們”是細小的、瑣碎的，通常被認為無意義和無價值，但我們誰也無法拋棄這些無意義和瑣碎的“日常”。它是我們生活中的小事，又是大事。日常生活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庸常瑣碎，是所有人的常態(tài)生活，也是所有人生活的主體。[13]于文學而言，抓住了這些由“小事兒”構(gòu)筑的“日常生活”，就“抓住了文學，尤其是小說的要領(lǐng)”。[14]喬葉的小說中充盈著這樣的“小事兒”和“日常生活”。《給母親洗澡》借給年邁的母親洗澡，回憶了母親幾十年來為了家和兒女們的平凡生活往事，言語間洋溢著母親的無私和母愛的偉大。《臥鋪閑話》講述了一次出差返回的途中，與同車廂的一對探望女兒的普通老人拉家常的故事。《至此無山》書寫了一位到北京出差的“他”，利用會議和學習的間隙會見一位舊友，兩人一起閑逛公園的故事。這些小說，平淡自然，沒有冗余枝蔓的情節(jié)，而是敘家長里短，談笑風生，品味生活。即使是書寫歷史題材的作品，也回歸到人的日常生活中予以展現(xiàn)。如《扇子的故事》《深呼吸》通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展現(xiàn)歷史場景中普通人的所想所思、所作所為。

閱讀作品，這些故事仿佛就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發(fā)生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那些場景、那些人物、那些事情是小說人物的，也是我們的，“它們”就是我們?nèi)粘Ｉ钪械娜撕褪录坝扇撕褪滤鶚?gòu)筑的平凡日子與生活瞬間。正如喬葉在《臥鋪閑話》中所寫：“就像他們的家長里短和喜怒哀樂，我也都不怎么陌生。我甚至有些自負地認為，他們沒有說出口的那些，我也能推測出個八九不離十。因為，我和我周圍的人，我們的生活和他們的生活，從根底上去看，都是一樣的。真的，都一樣。”[15]小說家也是凡人，也有且需要世俗生活，他們“貼著自己寫，卻寫出了一群人的心聲”[16]。小說家越深入現(xiàn)實、體驗生活、尊重生活，越能將小說寫的日常而真切。因為，“在小說這個虛構(gòu)之地，同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樣，最普遍最深刻的，往往就是最平常的，最有力最持久的，常常也是最簡單的”[17]。這或許正是喬葉將現(xiàn)實生活中最平常、最簡單的生活之“輕”轉(zhuǎn)化為小說世界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有力最持久之“重”的路徑或技法吧。

其次，對話體、散文化的語言風格與口語化的靈活運用，使喬葉的小說語言呈現(xiàn)出輕盈靈快、鮮活生動的美學特征。喬葉小說除了故事內(nèi)容貼近生活、新穎可巧之外，語言的嫻熟、流暢與輕盈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喬葉善于運用人物對話來架構(gòu)小說敘事，在她的小說中，對話占據(jù)了很大篇幅，甚至有些作品通篇都是通過對話來完成的，如《走到開封去》《給母親洗澡》等，使人讀起來很有現(xiàn)場感和代入性。喬葉早期從事散文創(chuàng)作，后來轉(zhuǎn)向了小說寫作，這種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必然會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有所體現(xiàn)。於可訓曾說：“因為文體的轉(zhuǎn)向，喬葉在散文與小說之間，作了許多比較，說了許多差別，實則是把她自己修煉散文的經(jīng)驗，對散文的體認和感知，都用到了小說身上。說這是散文家的移情也可，說這是散文主體的對象化也行。總之是……用散文的精神去寫小說，讓小說充滿散文的精神氣韻。這樣，庶幾在新歡舊愛的統(tǒng)一中，才有屬于喬葉所要的‘文字的歡愛’”。[18]這種“文字的歡愛”使小說語言更加形象、更具質(zhì)感，更加靈快與生動，呈現(xiàn)出一種清新素樸與感性鮮活之美，拓展了小說語言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空間，給讀者帶來了理性哲思與美感體驗。

此外，喬葉小說文本中充盈著大量的方言俚語及日常化的口語。俚俗口語的使用，一方面出于作家日常生活書寫、增加煙火氣息之需；一方面又使小說語言呈現(xiàn)出多樣性和立體化特征，增強藝術(shù)感受和美學意蘊。如《最慢的是活著》中描寫人物語言使用了“不中”“添人”“恁”“趕命”“哩”“貴巴巴”等地域化、口語化的方言；如《給母親洗澡》中的“瓜子油，恁小一瓶，都花了一百多哩”“你個龜孫，花銷你老娘來了”等等日常口語；又如《旦角》中對豫北農(nóng)村“響器班”和豫劇臺詞的描寫，《指甲花開》中對女性指甲花的白描等等。可以看出，這些語言的使用既豐富了文本內(nèi)容，又凸顯作家深厚的生活經(jīng)驗與嫻熟的語言技巧，給作品增添了無盡的藝術(shù)韻味。事實上，文本語言既是承載作品思想的形式，又是作品內(nèi)容的重要組成部分，欣賞作品的思想就是欣賞作品的語言，作品語言的精彩、貼切就是作品思想意蘊的重要表現(xiàn)。一個最高層次的欣賞者，始終無法離開語言而欣賞作品的方方面面。[19]因而，喬葉小說語言“輕盈化”特征的呈現(xiàn)，既是因為日常生活敘事需要輕盈靈快的語言風格和形式，又是化日常生活之“輕”為小說世界之“重”的技法和路徑。

最后，形塑各色特異的“小”人物是喬葉小說“輕盈化”敘事的又一亮色。綜覽喬葉小說作品中的人物，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高層官員也有基層小職員及打工者，但就是不見高大全的英雄形象與英勇氣息，即使寫到廳官，如《打火機》中的胡廳，也是一個風流倜儻、癡情花心的油膩男人形象。這些“小”人物們就是日常生活中林林總總的各色人等，他們有希冀與追求，有苦惱與困惑，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悲情與幸福，看到了堅韌與喜悅，也看到了人性的良善美好與黑暗污濁，如《我是真的熱愛你》中的冷紅、冷紫與張朝暉，《藏珠記》中的唐珠、金澤與趙耀，《黃金時間》中的“他”和“她”等等。他們雖是“小”人物，但有血有肉、有情有欲，充盈著世俗化的人生況味。喬葉善于形塑他們的“小”，來呈示博大厚重的人生意蘊：“我深信生活里的故事和小說家講述的故事有太多本質(zhì)的不同……如果說前者的嗜好是大些，大些，再大些，那么后者的嗜好就是小些，小些，再小些。”[20]這里的“小”是作品所書寫的日常生活中的雞毛蒜皮與點點滴滴，也是“輕”；“大”是文學所展現(xiàn)的現(xiàn)實生存的真諦與人性本質(zhì)，也是“重”。“輕”是表象，“重”是本質(zhì)，“輕”是生活世界的真實，“重”是文學書寫生活又超越生活世界之后重構(gòu)的真實。而文學藝術(shù)恰是勾連真實的現(xiàn)實世界與虛構(gòu)的精神世界的紐帶和橋梁，以“小”見“大”與以“輕”搏“重”是其勾連現(xiàn)實與藝術(shù)之慣用的文學技法。

三

以“輕”搏“重”的書寫策略

如果說喬葉通過輕盈靈巧的語言將蕓蕓眾生式“小”人物拉拉雜雜的日常生活以文學藝術(shù)之方式書寫出來，將現(xiàn)實生活之“輕”化繹為小說世界之“重”是舉“重”若“輕”，如果這些“小”人物們點點滴滴的世俗生活照亮了其背后深刻、厚重的生活本質(zhì)與人性內(nèi)涵，或?qū)嵭忌钣钩Ｖ袧摬氐母鞣N細小卻強大的社會變化之漩渦和暗流悄無聲息地呈示出來，那么這樣的藝術(shù)呈現(xiàn)便可稱之為以“輕”搏“重”；這樣的作品便具有了不凡的藝術(shù)價值。我們常說，《紅樓夢》是“偉大”的文學作品，但其“偉大”并非僅僅因為它真實描繪了賈、史、王、薛四大家族興衰盛亡的宏大歷史，更是通過四大家族中一群性情男女日常生活的細碎書寫，突顯了繁華過后“大地一片白茫茫”的人生虛空之境界。這里就有了以“小”見“大”、以“輕”搏“重”之意味。此處無意將喬葉與曹雪芹作比較，而是說喬葉作品的藝術(shù)呈現(xiàn)具有這樣的美學意蘊。

喬葉小說的創(chuàng)作視角、敘事立意與方式看似輕盈靈快、細小瑣碎，但文本著意呈現(xiàn)的內(nèi)涵并不輕松、隨意，而是直指文學永恒的主題——人性與生存。不同的是，它不是將故事置于宏大的歷史背景或壯闊的現(xiàn)實劇變中去呈現(xiàn)，而是以柔性的敘述將“最慢的活著”的真諦彌漫于日常生活之中，通過“小”人物的細碎小事透射永恒主題的方方面面。梳理文本，不難發(fā)現(xiàn)，喬葉小說中的一個突出主題是對人內(nèi)在心理的展露與揭示，尤其是對女性心理的審視與反省。她曾坦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寫作途徑和寫作方式，可能我無意識地比較集中寫的就是人物心理，尤其是女性心理世界。”[21]經(jīng)梳理，喬葉對女性心理世界的書寫可概括為三個面向：一是女性潛在欲望與內(nèi)心世界的展露；二是生命惰性與慣性的反思；三是對人類行為痼疾與幽暗意識的批判。

其一，喬葉諸多小說作品借婚外戀情的書寫，直面女性自我意識和潛在欲望，真實呈現(xiàn)人之為人的感性面向。《妊娠紋》講述一個工作乏味、生活寡淡的女性，在一次飯局應(yīng)酬中結(jié)識了在某市教育系統(tǒng)任職的“蘇”，在經(jīng)歷了頻繁的短信聯(lián)絡(luò)、言語調(diào)情后，兩人“感情”迅速“升溫”，“實戰(zhàn)”成了水到渠成之事。當“她”和“蘇”來到酒店后，面對鏡子中的自己，凝視著腹部的妊娠紋，內(nèi)心的自我意識瞬間迸發(fā)：“在身體的層面上，男人和女人永遠不可能平等”，“只要是女人就得承認，作為物種上的弱者，一直以來，女人的身體就是被男人苛嚴的”。[22]男人和女人的身體都渴望性的激情與滿足，但他們的身體和性是截然的不同，“她”對身體的審視和性的質(zhì)疑，將女性靈魂深處不安的欲望沖動與長久以來被倫理道德、社會規(guī)訓所壓抑的心理意識，隨著文字的流動傾泄而出。

《零點零一毫米》中面對“莫西干”的強暴，隨著“感覺中的時間延長，勢單力薄的反抗很快便土崩瓦解，乃至煙消云散，轉(zhuǎn)化為無聲的順從。狹窄的空間里，體溫急劇升高，順從里又漸生成小小的放縱……如遍地野花，開在她的身體上，這兒一朵，那兒一朵，這兒一叢，那兒一叢。然后，放縱狂野綻放，面對一個陌生的野人，她成了一個野人”[23]。這些“小小的放縱”無疑是“她”內(nèi)心和身體都渴望的，正是生活中的這些“小小的放縱”才抵御了那些“平庸的日子和漫長的時光”。《紫薔薇影樓》中，從良后的劉小丫在與以前妓女生涯時的嫖客竇新成再次“重逢”后，她意識到：“在心里的最深處，原來自己也很想。往事一幕幕被挑開了，一場場的瘋狂，一場場的無恥，黑黑兒泛著各色繁花，一股股涌到她的面前。”[24]《我承認我最害怕天黑》中的某天晚上，一個翻窗而進的搶劫犯讓女主人公的身體產(chǎn)生了反應(yīng)和迷戀：“在身體纏繞的那些時刻，她不得不承認，他們都只是男人和女人，再簡單不過，再純粹不過。這種簡單和純粹，她不能否認是一種享受。”[25]不得不說，這些“小小的放縱”“瘋狂”與“無恥”，那些“簡單”“純粹”與“享受”，正是女性內(nèi)心深處的潛在欲望與自我意識的外射，它們是身體的“本性”，與道德的“貞潔”無關(guān)，它們是人的本能欲求，與性別和理性無關(guān)。喬葉對它們的正面直視與坦然書寫，無疑是其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獨異之處。

其二，在直面人性本然與真實欲望的同時，喬葉小說也對人類生命意識中的惰性與慣性給予了冷峻的審視與反思。長篇小說《我是真的熱愛你》中的冷紅在借到救急錢之后，本可以退出夜總會，以勤勞的雙手償還借款，但她沒有；在被騙失身后，她想到了報警，但沒有付諸行動；在妹妹冷紫苦逼誘勸之下，她有了從良之意，但決心不足、立場不定，還是期望賺更多的錢；當她賺夠了足以過正常人生活所需的金錢時，在“早已經(jīng)不必為生存而做，也不必為金錢而做，更不是為什么未來而做”時，她發(fā)現(xiàn)，她已經(jīng)無法回頭。她“已經(jīng)習慣了這種生活”，“這種生存方式和別的生存方式?jīng)]有什么本質(zhì)的不同”。[26]我們知道，比身體淪落更可怕的是精神意識的淪落。這種甘愿淪落的精神意識，這種茍且偷安的心理與得過且過的惰性，正是喬葉文本中所謂的“小姐意識”。因而，這部小說的可貴之處，也不在于如何生動地講述妓女題材的艷俗故事，不在于塑造多么形象的人物譜系，而在于“客觀地、集中地揭示當今中國妓女群體復(fù)雜的精神心理狀態(tài)，尤其是揭示她們淪落為妓的心理軌跡，包括淪落為妓之前和之后的精神變異和心理變遷，其中有她們麻木后的歡樂和清醒時的痛苦，有她們反抗的絕望和慣性的滑行，甚至還有她們偷偷從良后的隱憂和隱痛”，“直抵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國社會深層心理結(jié)構(gòu)”。[27]

如果說《我是真的熱愛你》還僅僅停留在展露和揭示的層面的話，那么《妊娠紋》《鱸魚的理由》《失語癥》等文本就具有了反思和反抗的意味。這些作品表達了女性不忍生活的平淡、日子的庸常和愛情的寡味，而選擇了拒絕平庸、追求生活期冀的理想訴求。為了表達對平庸的反感與拒絕，為了展示對生命惰性與慣性的厭惡，“她們”渴望也愿意“以身試法”，選擇偷情或出軌來抵抗生命的“枯萎”。喬葉在《打火機》中寫道：“作為一個年過三十的已婚女人，她既不能殺人越貨搶錢放火，也不喜歡嚼舌告密升官發(fā)財，她不能裸奔，不能發(fā)瘋，不能罵人，不能打架。她能做的壞事，除了偷情，還有什么？”[28]不管這段語言文字表達的思想內(nèi)涵和價值立場如何，也不論女性能做的“壞事”是否只有通過出軌或偷情才能實施，喬葉所要強調(diào)的是：“如果這種‘毒’和‘壞’長期受到壓抑得不到釋放，勢必會造成女性生命的枯萎，這自然不是理想的狀態(tài)。”[29]小說家追求和表達的仍是對于生活惰性和慣性的警惕與反思，尋求生命的激情與生活的質(zhì)量。

其三，喬葉的小說還批判人類意識中的精神痼疾和人性的“幽暗”。喬葉小說對女性心理意識的揭露與展示，根底上還是為了引起我們的注意，以起到警醒與魯迅所言的“療救”之目的。不同的是，喬葉小說中這種批判的聲音是柔性的、隱匿的，是以“潤物細無聲”之方式進行的。《四十三年簡史》中的 “她”經(jīng)過奮斗拼搏，事業(yè)有成，雖然“從物質(zhì)到精神都如此自洽”，但依然改不了“勢利”“世俗”“善于算計”與“貪圖便宜”的種種“德行”。無論任何時候，無論需不需要，只要“免費贈送的東西，洗發(fā)水、護發(fā)素、沐浴露、護膚乳、浴帽、梳子、牙膏、牙刷……她全都拿走”[30]，如同《月牙泉》中“拿了一盤又一盤”免費“自助餐”的“姐姐”一樣。“她們”的這些“德行”在一定條件下便自發(fā)地顯露出來，且“無法自制”。《黃金時間》中的“她”厭煩的不是物質(zhì)困乏，也不是青春漸逝，而是丈夫的平庸及因平庸而來的無趣生活，這使“她”感到“悶”，甚至“窒息”。因為這種令人“煩悶”“窒息”的生活把“她的黃金時間幾乎都熬干了”。但她抵抗平庸的方式除了“偷情”之外，就是“荒度”丈夫腦溢血倒地之后的“黃金時間”。

與《月牙泉》中的“姐姐”和《四十三年簡史》中的“她”的“德行”相比，《黃金時間》中“她”的行為本質(zhì)上是一種遠比“壞”要更可怕的“惡”，近乎人性的“黑暗”。但在文本中，我們看不到作者對于這種“德行”“壞”或人性“黑暗”評價，也感受不到她的情感態(tài)度，她沒有將這些故事置于多么宏大的背景，置入多么峻急的矛盾沖突或悲壯動人的故事之中，而只是以冷峻的文字和“輕盈化”的日常敘事，將日常生活中女性內(nèi)心深處埋藏已久的“幽暗意識”展示在陽光下，以抵達現(xiàn)代社會日常生活中女性內(nèi)心深處被壓抑、被遮蔽的黑暗地帶，悄無聲息地映射出當下世俗生活中的某些文明病變和精神痼疾。正如作者所言：“如何毫不留情地逼近我們內(nèi)心的真實，如何把我們最黑暗的那些東西挖出紙面：那些最深沉的悲傷、最隱匿的秘密、最瘋狂的夢想、最渾濁的罪惡，如何把這些運出我們的內(nèi)心，如同煤從地下乘罐而出，然后投入爐中，投入小說的世界，燃燒出藍紫色的火焰，這便是小說最牽人魂魄的力量和美。”[31]

綜而論之，從視角與立意、技法與方式及藝術(shù)呈現(xiàn)等方面來看，“輕盈化”作為風格或路徑，構(gòu)成了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突出特質(zhì)。然而，喬葉的這種“輕盈化”的文學風格或路徑，并非孤零零的個案，而是“70后”諸多作家，尤其女性作家文學書寫的共同特征。這種共同特征的呈現(xiàn)與她們相同或相近的成長環(huán)境、知識結(jié)構(gòu)、生活經(jīng)驗及時代感受等因素密切相關(guān)。當然，“輕盈化”的書寫風格與私密化、感性化的呈現(xiàn)方式，雖然在某些諸如女性意識的剖析或內(nèi)在心理的挖掘等方面具有天然優(yōu)勢，但這種書寫或呈現(xiàn)方式往往容易脫離一定時代整體性的社會氛圍與歷史邏輯，難以將個體經(jīng)驗書寫與時代的集體記憶或整體性的時代感受進行有效銜接，在表現(xiàn)家國歷史或宏大社會經(jīng)驗的文學敘事上顯得力不從心，呈現(xiàn)出重于表達而輕于思索的不良傾向。因而，如何在現(xiàn)實生活之“輕”與文學重構(gòu)的現(xiàn)實生存之“重”之間博弈，如何透過浮光掠影的生活表象開掘、探索更為縱深的社會內(nèi)容與本質(zhì)，如何將注重個體經(jīng)驗展露的“小敘事”與表現(xiàn)國家、民族和歷史的“大書寫”結(jié)合起來，是擺在“70后”作家面前的一個不得不面對的文學命題。

本文系河南省教師教育課程改革研究項目“書院制改革視域下師范高校美育課程教學改革研究與實踐”（項目編號：2025-JSJYYB-050）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新千年文學備忘錄》，黃燦然譯，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6頁。

[2]洪治綱：《論新世紀小說的輕逸化審美追求》，《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1年第4期。

[3]吳佳燕：《青年寫作：輕盈、奇情與破繭》，《長江文藝》2021年第9期。

[4]郜元寶：《從“寓言”到“傳奇”——致喬葉》，《山花》2009年第13期。

[5]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頁。

[6]翟文鋮：《穿越苦難的陰霾——關(guān)于喬葉筆下的“底層敘事”》，《文藝爭鳴》2011年第10期。

[7]喬葉：《后記》，《我是真的熱愛你》，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頁。

[8][9][21]喬葉、劉蕓：《寫作從人性出發(fā)——與喬葉對話》，《百家評論》2013年第3期。

[10]張明、楊紅旗：《論喬葉小說的女性倫理構(gòu)建》，《當代文壇》2013年第6期。

[11]吳義勤：《自由與局限》，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頁。

[12]徐阿兵：《眺望那只白色鳥——李浩小說創(chuàng)作論》，《小說評論》2021年第2期。

[13]劉增杰、關(guān)愛和主編：《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思潮史（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頁。

[14]王安憶：《導(dǎo)修報告》，《小說界》2006年第2期。

[15]喬葉：《臥鋪閑話》，《七粒扣》，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68頁。

[16]魏微：《日常經(jīng)驗：我們這代人寫作的意義》，《文藝爭鳴》2010年第12期。

[17]任瑜：《喬葉小說中的世俗心和悲憫心》，《文藝爭鳴》2013年第4期。

[18]於可訓：《主持人的話》，《小說評論》2013年第3期。

[19]參見王彬彬：《欣賞文學就是欣賞語言》，《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4期。

[20]喬葉：《在這故事世界里（后記）》，《旦角》，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359頁。

[22]喬葉：《妊娠紋》，《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62、64頁。

[23]喬葉：《零點零一毫米》，《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93-194頁。

[24]喬葉：《紫薔薇影樓》，《像天堂在放小小的焰火》，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頁。

[25]喬葉：《我承認我最害怕天黑》，《旦角》，安徽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241頁。

[26]喬葉：《我是真的熱愛你》，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362頁。

[27]李遇春：《喬葉小說創(chuàng)作論》，《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28]喬葉：《打火機》，《在土耳其合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頁。

[29]呂東亮：《喬葉論》，《小說評論》2013年第3期。

[30]喬葉：《四十三年簡史》，《七粒扣》，譯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215頁。

[31]喬葉：《我和小說》，《我承認我最怕天黑》，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