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50年前，我在遼南鄉下插隊，開始往來于山水之間。最初是護青，帶著一把鐮刀，在果園與玉米地邊走來走去，以防快成熟的莊稼受損。那時候我有一位同伴是大連人，他們全家響應號召遷居于此，已經有多年了。他的年齡與我相仿，每日帶我在復州河的兩岸巡邏，使我很快熟悉了村子里的溝溝岔岔。這位朋友對花鳥草蟲頗為敏感，對許多草木的名字都記得清清楚楚。有時候我們坐在山上的果園里閑聊，望著遠處的海和山腳下一望無際的青紗帳，周圍彌漫著各類草的氣味。他喜歡學各種鳥叫，嘴里含著一片葉子，能發出麻雀、燕子、貓頭鷹的叫聲。他對于牛、馬、毛驢的習性也頗熟悉，教我如何駕車、怎樣騎馬。令我驚異的是，他喜歡玩蛇，將草叢里發現的青蛇放在口袋里，帶回家里去養。我覺得同伴的喜好有點怪異，在寂靜的鄉下，我常常無所事事，他的內心卻是轟響的。

可惜我的趣味一直不在卉木叢林中，能識別的林木、野草數目不多，而內心的寄托也不在那里。不久后，我到縣文化館工作，與鄉下基本隔絕了。不料身邊的同事熱衷于草木之學的也有幾位。其中有位老師是美術組的，他專門畫各類植物，且對于山野之物醉心不已。星期日，他總要到郊外跑跑，平時也喜歡下鄉，幾乎把全縣的山山水水走遍了。這些對于我都沒有什么吸引力，我那時候喜歡各種新涌進的文化思潮，以為花花草草離思想很遠，自然也沒有領悟到其間的道理。

父親那時候被下放到農場工作，整日忙于馬鈴薯栽培試驗，見我對山野之物無感，就批評我缺少好奇心，并說，你這樣的狀態成不了作家。我那時候好高騖遠，以為土地里的感受對于生命的意味有限，待在鄉下好似浪費了青春，以為回到城里才有意義。后來我到了省城讀書，又到北京做了編輯，廣闊天地于我越來越遠了。直到有一年偶然讀到梭羅的《瓦爾登湖》，我才恍然大悟，自然界其實也是一本大書。我們以為與己無關的存在，含著諸多世間的秘密。但是我在年輕的時候，對此從來沒有領悟過。

《瓦爾登湖》啟發了許多人。作者從自然中尋覓純音和美質，也映襯出人的存在的明暗。只要看愛默生、懷特等人對于梭羅的評價就可以感到，那種以自然為師的態度殊為難得。而國內的作家能夠寫類似文章者甚少，直到葦岸先生出現，情況才有了一絲變化。

我在北京日報做編輯的時候，就聽說過葦岸的名字，但沒和他見過面。我的許多朋友都和他有過交往，且聯系密切。他去世后，我讀到他的《大地上的事情》，便覺得有意思得很。他的所遇所感有著尋常人沒有的深意，常人在自然中缺失的體味，他都保留了下來。

葦岸于1960年生在北京昌平，到人民大學讀書后又回到故土。他最初也是詩歌寫作者，自從詩人海子向他介紹了《瓦爾登湖》，葦岸才意識到梭羅的路是可以繼續走下去的。但葦岸的散文出現在文壇時，閱讀的人并不多。直到1997年他去世，其作品才在文壇引起廣泛注意，《大地上的事情》一版再版，聲譽頗佳。他的寫作并不靈巧，有時候顯得笨拙。但因為脫離了喧囂的都市，寫的是鄉下的鳥蟲和落花流水，其中別有一番意境。那些不是古代山水小品的復制，更多是受到法布爾、塞耳彭和梭羅的影響，寫的是現代目光下的山野春秋。

《大地上的事情》是他生前最為用力寫下的篇什，以往的許多北京作家的帝都氣息在他那里消失了。他沉浸在對于自然風景的描述中，對于寒來暑往、對于飛鳥昆蟲，都細致觀察和記錄。但那些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孤傲隱逸，從中時時能夠感受到作者的憂患之心和內省意識。看似是對遠離塵世的靜謐田園的描摹，其實內在于心的人間情懷無所不在。

葦岸的筆下恢復了鄉民對于天地的感受，太陽、星空、原野，無處不在的神秘的自然規律令人著迷。他的觀察體驗是帶著諸多聯想的，比如日出的過程有一個緩慢的升動，而日落卻顯得很快。于是他感嘆：“世界上的事物在速度上，衰落勝于崛起。”當看到一只在上空盤旋的鷂子，田野上過往的繁榮之景便浮現在腦海。那些在農田里勞作的人才是最該被尊重的一族，他無奈地說：“但是，在這個世界上，有一部分人，一生從未踏上土地。”他把許多時間花費在對于天氣、水文和山脈的凝視上，外在于人的世界的存在，其起落來去的過程可能比社會風云給人的啟示更大。比如大雪落下來時，他認為大地被賦予了一種神性，“雪驅散了那些平日隱匿于人們體內，禁錮與吞噬著人們性靈的東西”。這種美學與古代的傳統不無關聯，說明舊式倫理在他那里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在張家界看到流動的清水時，他便頓悟，孤立的水滴就是死亡，“故每個水滴都與生俱來地擁有一個終極愿望或夢想：天下所有的水滴都匯聚在一起”，由此也令人想起古人的大同之夢，雖然角度不同，而由自然而聯想到人間的文字，其實貫通了古今相似的哲思。

在許多細節的表現和物與人的對比里，作者的啟蒙本色和知識人的使命意識也偶能見到。這些雖然并不清晰，有時候轉瞬即逝，但看得出作者遠離鬧市的孤寂生活，未必都能忘懷于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思想。他在麻雀那里感受到普通而偉大的一面，麻雀乃鳥類中的平民，看似尋常的存在，卻與人類的生活最近，他還說在麻雀世界里“獲得了一種法布爾式的喜悅和快感”。他稱杜鵑是“羞怯的、莊重的，令整個田園為之動容的歌手”，而云雀和夜鶯“它們的體羽的確有點像資本主義時代的那些落魄的抒情詩人的衣裝”。葦岸一再寫到啄木鳥，被它的聲音所吸引，他動容地寫下這樣的文字：“啄木鳥一般被人們喻為樹木的醫生，而我更多想到的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稱作‘漂泊者’的俄羅斯歷史上的知識分子。”所以，我們也有理由可以說，葦岸在昌平鄉下的所見所思，無不與時代進行著一種對話。只不過，他是在遠離了塵世的地方思考意義。就審美而言，這位久居鄉下的人貢獻了自現代白話散文以來未有過的圖景。

我讀葦岸的文章，總在想象著他行走在田地里的樣子：蹙著眉頭，偶帶微笑，目光亮亮的。說他是行吟的詩人，也未嘗不對。葦岸的作品充滿了寂寞之感和強烈沖出寂寞、與天地同體的渴念。他的行文從翻譯體里獲得啟示，并無一般辭章那么平直。他喜歡短小的句子，在和緩的敘述里也有急促的停頓，而幽思往往就在那停頓的瞬間涌來。他很少有宏大敘述的野心，作品多為筆記式的短章，乃偶遇中的隨感，并無邏輯的統攝。這些碎片式的體悟，也如人在世間不斷轉換目光時的剎那間的記錄。但他沒有讓自己消失在云霧之中，而是不斷從田埂、從林木中走出，給五彩繽紛的世界賦予人的關懷。

我曾在葦岸的故鄉昌平生活過六年多。對于他去過的許多地方，我也略微熟悉。有時候我從沙河大橋走過，想起他與海子當年在此閑談的往事，感到那消失的瞬間并未遠去，它們都彌散在兩人通透的文字里。中國的讀書人迷于書本的辭章，錯過了對于天地間隱秘的領略。我們過去有山水詩，但也限于自娛，似乎很少追問萬物的所來所去，至于碎石、野草、山泉、雜樹，能夠進入形而上領地的意象也少，至多是一種裝飾，無法由此看存在的奧義。大地上的事情也是人的事情，借此可內省過往、以推未來。

從梭羅到葦岸，給人的提示甚多，抵達澄明之境者當有另一種慧覺，那需要從俗音所纏的語境走出，心得通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