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現在的詩歌、乃至現在的文學，“會”的人太多，但最重要的事情首先不是“會”、而是“有”——要真正有感知、有熱切、有活生生的痛感和快感，有實實在在的話想要說出來。因此，最根本的，乃是重建我們的生命感受力、重建我們對詩歌的信與愛，重新以赤子的身份及態度站到藝術和語言的面前。

路與油：引子，或一種關切

必須承認，每一年詩歌綜述的撰寫，都是一件令我十分頭大的工作。這與當下中國詩歌現場狀況乃至詩歌文體的基本規律有關：如果以年為尺度，我們所觀測到的詩歌發展特征，往往是“散點”和“漸變”的。所謂“散點”，是說構成詩歌現場圖景的基本文本單元是很小的：最主要的構成分子是一首首詩、一組組詩，這些成果可謂海量，但如若掰開來單獨打量，其個體體量又都難稱巨大；因此，不同于長篇小說等領域，詩歌上想要靠一系列單篇新作來總覽全年，顯然十分困難——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孤篇橫絕，竟為大家”的情況實不多見，不然我們的年度綜述會好寫很多。而所謂“漸變”，是說當下中國詩歌大致處在一種“平穩的繁榮”之中，個體的創作在累積著演進，總體的風貌在微調中平衡，斷裂性的詩學變革久未出現，爆點性的詩歌事件也并非年年都有。總體來看，平滑的轉色居多、陡然的變調少見，詩歌發展狀況從十年尺度上看或有頗多不同，但前一年與后一年之間區分則未必明顯。

于是，如同在公路上行車，道路是通暢乃至通達的，駕駛是順利且嫻熟的，車窗外的風景不錯，投來目光的行人似乎也在變多，但總感覺還有些能量無從爆發，我們仍在等待一個合適的契機、一種必然的理由，去轟一腳響亮的油門，做一次久違的——或許也藏著些許不確定性的——飆車加速。這是2024年詩歌現場帶給我的直觀感受，大概也關聯著中國詩歌領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總體情形。

因此，在今年綜述的開篇，我想先提及一篇理論性文章，那就是青年評論家賈想分析《詩刊》改版的長文《新〈詩刊〉為何要發一篇“舊文章”》（《文藝報》2024年4月8日）。之所以選擇這篇文章作“點”，引出對年度詩壇之“面”的觀測，是因為這篇文章身上有幾方面要素，能勾連起當下詩歌現場的核心關切。其一，是詩歌行動。2024年作為詩歌“國刊”的《詩刊》進行大改版，從上下兩冊合為體量更大的單本、系統性重新規劃欄目設置，顯然是引起詩歌界高度關注的行動，它“透露出諸多新鮮而意味深長的信息”，“關乎一本傳統詩歌刊物向現代化轉型的系統性思考與全方位實踐”。這無疑是2024年詩歌界引人矚目的事件，因為“詩歌刊物怎么辦”的問題，自然牽動著“詩歌發展怎么走”。其二，是詩歌語態。這篇文章有一處很值得注意的信息點，就在題目上：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網感”的題目，雖然文章內容本身是嚴肅、綜合、具有學理性的，但其題目卻優先亮出了高度具體、日常的話題發起點，顯示出活潑的“交互性”和鮮明的“對話感”——換言之，它給出的姿態乃至信號在于，我們要學會用更具彈性的表達語態，來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文化生態，這不僅僅是“文章怎么寫”的問題，更涉及到詩歌創作生產傳播全鏈條上的“語態更新”“姿態進化”。它背后的大問題是，詩歌如何在新的時代信息場上，有效與公共生活對話。其三，是詩歌想象。所謂“舊文章”，是指《詩刊》2024年第1期刊登在“經典詩論”欄目的頭條文章——葉嘉瑩的《杜甫：集大成之時代與集大成之詩人》。這篇文章要點有二：一是分析詩歌與時代的深入互動關系，二是論及詩人個體如何“集大成”。這二者都涉及到當下中國詩歌極為核心的想象愿景和現實焦慮：我們時代的“大詩人”在何處？面對“有內力、缺爆點”的現狀，詩歌寫作該如何“破局”？文章還分析了百年新詩系統內部的“五對矛盾力量”，進而提及當下新詩領域的“內耗型系統”尤其是“內循環”問題，以及打破僵局、兌現想象的關鍵所在。

總而言之，我們大概都能隱約感受到，當下新詩在歷經一系列“回暖”和“熱度”、積累了繁榮自信之余，也依然存在某種巨大的“滑翔慣性”，成就背后有不滿和焦慮，通暢駕駛的背后也存在著“能量的不充分燃燒”。因此有必要建構一種新的詩歌想象、詩歌意識、詩歌激情：它來自于燃油的饑渴，期盼用更新形態的燃燒，帶我們去看更闊大的風景。

年齡的賽道

“燃油”的問題比較根本、也相對務虛，在這里權且作為“起興”的引子亮出。實質性的盤點，還是要從“賽道”（版塊、路徑）的層面具體展開。可供梳理的第一條“賽道”線索，是年齡的賽道。

當下中國詩壇一道典型且醒目的景觀，就是成熟詩人多代際在場，且持續保持活躍。2024年，重要詩人和詩壇中堅力量繼續展現能量，新的作品層出不窮。比如，長江文藝出版社的“詩收獲詩庫”（吉狄馬加《群山的影子》、雷平陽《夜伐與虛構》、張執浩《詠春調》、津渡《苔蘚與童話》），由高興主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雙子座文叢”第三輯（謝冕《以詩為夢》、華清《蜂擁而至》、何向陽《提燈而行》、敬文東《一切輕薄如紙》、戴濰娜《以萬物為情人》），韓東主編、時隔20多年后重新“復活”的“年代詩叢”第三輯，以及由磨鐵推出的“中國桂冠詩叢·第四輯”（作者為四位“70后”女詩人，即西娃《熬鏡子》、宇向《朝向圣潔的一面》、巫昂《凡是我所愛的人》、尹麗川《混蛋的好心》）等。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推出《灰娃詩全編》，這位年近百歲的傳奇女詩人在2025年初離開了我們。林莽出版詩集《滿月金黃 懸于靜水之上》，收錄66首十四行詩，創作跨度長達32年。李元勝《渡過自己的海底》收錄近年新作，胡弦《猜中一棵樹》聚焦人與自然邂逅主題，葉舟《江山北望》勘探河西走廊，古馬《河西長歌》同樣注視西北大地的圖景。沈葦推出《論詩·二集》，《詩刊》社與中國言實出版社打造的“新時代詩庫”也繼續推出牛慶國《哦，黃河》等新詩集。值得注意的是，身份的增重和技藝的成熟，并不必然導致創作的定型。一個例子是在2024年初上市（2023年12月出版）的西川《巨獸》，這本詩集收錄了作者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重要作品，尤其是收錄了近年來大量實驗性的“轉型之作”，從中可看出詩人在題材、形式、風格等方面的線性演進和巨大變化，“自我迭代”的景觀頗可玩味。另一個例子是2025年第1期《揚子江詩刊》頭條刊發的何向陽長詩《碧色》，與以往的短詩寫作有了差異，細膩的女性感知力背后明顯增添了陽剛與闊大之氣。成熟詩人的“新出發”與“再生長”，是近年詩壇值得關注的景象。

同時，青年詩歌力量廣泛崛起，在2024年繼續貢獻“高光時刻”。2024年，《詩刊》社“青春詩會”迎來第四十屆。“青春回眸·青春詩會四十屆慶典”系列活動于河南鄭州、開封、安陽三地舉行，年底《詩刊》社又在廣東惠州舉辦了“青春詩會四十屆座談會”等系列活動。從“朦朧詩”一代到新時代青年詩人，歷屆“青春詩會”優秀代表的同框出現，構成了超越年齡的共同體，勾勒出改革開放以來漢語新詩的傳承脈絡，在歷時性回顧中也凝縮著當下詩歌現場的共時性圖景。青春與詩的結合，不僅跨越生理年齡限囿，也跨越國界民族的區分。2024年，我們見證了“首屆國際青春詩會——金磚國家專場”的舉辦。來自金磚十國的72位詩人齊聚中國，參加學術對話、詩歌朗誦會、同寫一首詩等一系列活動，引發廣泛關注。詩會成果詩集《青春，如風有信》在法蘭克福書展首發。2024年，《詩刊》還啟動了“我與‘青春詩會’”故事征集。另一家青年詩人培養重鎮《星星》詩刊則推出了“星星大學生詩歌夏令營專輯”，邀請茱萸等歷屆營員代表，講述自己從校園詩人成長為詩壇重要新生力量的故事。總體看，各大詩歌刊物平臺對詩壇新力量的推舉愈發有力，在此不妨引用王士強在《現狀、問題與挑戰》一文中的梳理：“各詩歌刊物都很重視青年詩歌群體，《詩刊》有‘后浪新聲’欄目，《揚子江詩刊》有‘新星座’‘青春散板’，《星星》有‘星青年’‘校園榜’，《草堂》有‘青年詩人6家’，《詩歌月刊》有‘新青年’……可以看出，各大刊物都很注重對青年詩歌力量的‘爭奪’”，或可補充的，還有《揚子江詩刊》帶有“今昔對照”意識的“80后詩歌大展”欄目，以及《北京文學》的“星群”欄目。

身份的賽道

年齡問題，指向生命進程維度上的縱向賽道。身份問題，則是社會結構維度上的橫向賽道。后一賽道的存在感，近年來愈發獲得凸顯。

過去一年中，一個醒目的現象是，來自各行各業的詩歌創作者高度活躍，貢獻出的作品不僅量大，而且質量不斷提高。最典型的樣本之一是王計兵。王計兵2024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詩集《低處飛行》，2025一開年又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詩集《手持人間一束光》，并且繼續著自己的“出圈之旅”：他以“外賣詩人”的形象出現在王菲新歌的MV里，并且參加了蛇年央視春晚。陳年喜《炸裂志》、榆木《我在礦洞收集星光》等，也是一線勞動者在2024年貢獻出的重要詩集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王計兵在2024年第4期《人民文學》發表了一組詩歌新作，這組詩里許多作品書寫的乃是鄉居細節、親情相處等，并不是局限于狹義的“外賣員故事”，其藝術水準依然比較高。這其實是一種啟示：我們對各行各業（尤其是基層行業）詩歌寫作能量的關注，不是要靠“身份符號”來追求“注意力效應”，而終究是要落實在文本，強調的是來源不同、但彼此共通的詩歌創造能量的廣泛激發。

與行業領域相關聯的詩歌現象，還有“新工業詩歌”熱度的持續提升。《詩刊》社繼續開展“新工業詩歌”研討活動，李少君主編的《騰飛協奏曲——新時代新工業詩選》出版，收錄28位新工業詩人的優秀詩作，是對這一詩歌新現象階段性成果的系統整理收錄。2024年評出的第二屆艾青詩歌獎，資深客機駕駛員王峰獲得主獎，快遞行業管理從業者王二冬獲青年詩人獎，兩人的詩歌創作都屬于“新工業”題材范圍。此外，薄暮《冶工記》等詩集的出版，都顯示出“新工業詩歌”強勁可持續的作品生產力。

在“行業身份”之外，值得關注的還有“媒介身份”。詩歌寫作上，傳統而經典的“紙質印刷身份”，正在與全新的“網絡數字身份”發生更多對話和碰撞。“小紅書詩歌”在2024年繼續受到關注，并且涌現出更多鮮明的詩人個體，例如焦野綠（2024年出版詩集《我應該，我要，我愿意》和《日子很好，我很我》）、隔花人（2024年出版詩集《帶著詩歌上街去》）等。這些詩人的詩作，主打短小精致、貼近生活、輕松有趣，在形制和氣質上有些類似數年前在專業詩歌寫作領域出現的“截句”詩體，同時又更加年輕化，與網絡媒介以及網絡話語表述習慣有更深融合。例如，這些詩作大多會鮮明凸顯隨意感、強調當下流行的“松弛感”，尤其追求“治愈”，甚至焦野綠詩集在宣發上還使用了作者名字的“諧音梗”、亮出了“不蕉綠”（不焦慮）的旗號。同樣是從“小紅書”爆火的詩人，燕七今年也出版了新詩集《找翅膀的人》。燕七不是狹義上的小紅書詩人，也會在傳統紙質刊物上發表詩作，2024年她就在《中國作家》雜志發表了組詩，但其精短、治愈、情感化的文本特點，同樣說明了“網絡爆款”的內在邏輯。這是非常有趣的詩歌現象和創作實踐，并且相關作品已在出版戰績上大獲成功。詩歌出版人沉河曾在一篇文章中列出具體數據，指出“小紅書詩人”的詩集常常可以賣到萬冊以上甚至十萬冊量級，“說明了他的詩讀的人多”，“而我們平時關注到的詩人，哪怕獲得魯獎的詩人”，他們詩集的銷量常常“也只有幾千冊”（沉河《由一本書談到“詩學已死”》，見微信公眾號“守界園”）。

銷量當然不能等同于水準，也不能等同于更長久時段內的“影響力”。但這類寫作也的確能給我們帶來啟發。例如，在嘗試了解這幾位詩人的過程中，我發現有兩個“文本周邊現象”值得分析。一是“融合性”，這些詩歌文本常與攝影、涂鴉等其他藝術文本有深度結合，并且伴生著現實中的創意性“詩歌行動”。二是“對話性”，這些詩作多有話題感、強調共鳴效果，能引發討論對話熱情；許多讀者在小紅書或豆瓣上自由自發開貼討論相關作品，有尖銳的批評、有熱心的維護，匿名網友廣泛參與詩歌評價，評論水平未必多高，但熱情與真實性確實在傳統專業領域少見。尤其是其中有些判斷標準和評價關鍵詞，也存在著與專業學術話語對話或相互激發的可能性。例如，網友在評價焦野綠、隔花人等人的詩作時，常常用到的一個核心詞是“可愛”；那么，“可愛”的概念，在學術話語里對應什么？我們要如何論述當下受眾對“可愛”的需求？這些不那么學術的評價語匯背后，其實也都有學術話語的生產契機。總之，這類作品與現象，其實都構成傳統詩歌生產的有用“參照系”，在“經典化”“專業化”的重點賽道之外，我們對這類“互聯網身份”的詩歌創作實踐，確實應該予以更多的關注和研究。

觀念的賽道

關注什么樣的文本和對象、以怎樣的心態和思維方式去關注詩歌新現象、新群體，是實踐問題，也是觀念問題。因此最后要簡單提及的，還有詩歌的觀念賽道。

例如傳播觀念。近些年來，詩歌擁抱新媒體進行跨界聯合，通過詩電影、紀錄片、網絡直播對談等形式進入公眾視野，在線上線下舉辦各類貼近新時代公眾文化生活習慣的詩歌活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24年，各類詩歌活動繼續保持熱度，并不斷探索新的形式形態。2024年末，由《詩刊》社和“為你讀詩”策劃發起的“一行詩能使我們沉醉——十大詩刊主編聯合直播活動”，較有代表性地體現了詩歌擁抱數字傳媒時代的愿望與實踐。同時，詩歌界有意識地“開門、開課”，主動面向更廣大的社會讀者介紹詩歌之美、交流詩歌藝術。由《青春》雜志社開發的“青春課堂”陸續邀請韓東、胡弦等知名詩人開講，其中韓東的詩歌課講稿《詩人的誕生》已于2024年3月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由《南方周末》開發、7位詩人和評論家（歐陽江河、于堅、張執浩、張桃洲、黃梵、西渡、陳先發）主講的“南方周末詩歌寫作課”也于2024年正式上線。這些面向公眾、具有較寬社會覆蓋面的詩歌普及實踐，有助于提升公眾對詩歌的興趣和認知、擴大詩歌的社會影響力。與現代科技結合、推動詩歌作品多形態轉化傳播，也是當下常見的詩歌實踐。2024年長江詩歌出版中心推出“詩歌音樂計劃”，將詩歌與AI技術結合，創作出別具特色的詩歌音樂作品，截至目前已發布超過70期。

再如傳統意義上的詩學觀念。《詩刊》社與《星星》詩刊、《綠風》詩刊在新疆石河子聯合舉辦“新詩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研討會，意在推動詩學觀念革新。與會詩人、批評家圍繞“中國傳統詩脈與當代詩歌的現代化融合”“創作主體的‘人民立場’與構建‘人民詩學’”“打造新時代‘史詩’的難度與可能”“奮斗的詩意與創造的詩意”“‘新時代詩歌’與詩歌刊物如何守正創新”“營建‘生態詩學’與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新詩譯介現狀、‘民族性’與‘世界文學’格局”等多個議題展開討論。2023年轟轟烈烈的“未來詩學”討論在2024年繼續推進，并結出一系列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文藝爭鳴》雜志刊出“九十年代詩歌研究專輯”，刊發張偉棟、李章斌、王東東、張光昕的論文；《東吳學術》也推出了李章斌主持的“九十年代詩歌研究”專輯。同時，與此一討論相配套的詩歌論壇、詩歌節和“拾壹月詩歌獎”也陸續推出。在這里，向“九十年代詩歌（詩學）”的發難，顯示出詩歌和詩學“求變”的迫切要求，可理解為試圖重修姜濤曾言及的詩壇“十年變速器”動力裝置。當然，在所有熱鬧的詩學論爭面前，我們也依然要有強大的定力甚至警醒，以便隨時察覺那些把觀念革新矮化為“重分蛋糕”“重拉圈子”的哪怕最細微的風險苗頭。

那么，定力來自何處？我想歸根到底，還是來自于我們對詩歌——以及詩歌背后的生活——最本真的熱情和最本初的愛。有兩個例子在此簡單提及，權且作為這篇綜述的結尾。一是霍俊明2024年編選出版的《夜雨修書》。這本書信集收入詩歌評論家陳超自20世紀80年代初至去世數十年間與近百位朋友的重要書信上百通，這些書信呈現出的是一種私人化的、因而更隱秘也（或許）更真實的文學歷史現場，許多細節及觀點構成了與現有文學史敘述的極富意味的互文。而在學術價值之外，這本書更加動人也更為本質的力量在于，它重現了一種基本已滅絕的交流方式，以及依托于此方式的那種對詩歌的誠摯熱愛。看著當年的詩人們在紙頁上長篇累牘、多年如一日地往復談論專業詩歌問題，那種熱情令我們感動，也多少會令我輩省思。二是謝冕先生關于“天真/深刻”的言論。第41屆“青春詩會”發布會上，謝冕的“天真說”（從對青年詩人尹東在詩作的認可談起，相關報道及視頻見《詩刊》社公號推文《北大教授謝冕寄語青年詩人：不要深刻，要天真，要純粹！》）引起詩歌界廣泛關注（當然也有爭論）。謝冕建議青年詩人回到自然純粹的狀態，“現在詩寫得太成熟了……不要一下子追求深刻，要天真，要純粹”。“成熟”“深刻”與“天真”，在此當然不能僅從字面意義上作解讀。我個人的理解是：不要油膩、不要“裝”，不要“太會了”。現在的詩歌、乃至現在的文學，“會”的人太多，但最重要的事情首先不是“會”，而是“有”——要真正有感知、有熱切、有活生生的痛感和快感，有實實在在的話想要說出來。今天，文學像許多行業一樣產能過剩，我所能想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便是，我們在書榜和期刊上看到的，大量是“無話可說”但“特別會寫”的作品。那將意味著一代人心靈的枯竭。因此，最根本的，乃是重建我們的生命感受力、重建我們對詩歌的信與愛，重新以赤子的身份及態度站到藝術和語言的面前。這是我們踏上一切“賽道”的前提，也是遠遠超越于所謂“賽道”的事情。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理論研究處副處長、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