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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來新夏先生赴昆明參加第三屆西南軍閥史討論會途中，遠眺長江三峽神女峰時留影

1946年，來新夏先生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時留影

《一個中國書生的編年史——來新夏學術紀事本末》日前出版，這本書分上下兩卷本，是由出身南開大學的歷史學者劉剛、李冬君與其學生寇德印一起編著的，歷時長達10年。這部書一問世就引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因為傳主來新夏是去世10年的南開大學教授，當代歷史學家、圖書館學家、藏書史研究學者，主要從事歷史學、目錄學、方志學等研究，被學界稱譽為“縱橫三學”的學術權威。來新夏祖籍浙江蕭山，在《二十四史》里，來家多位先賢有傳。

寇德印說，自己在接到劉、李老師邀約共同為來新夏先生作傳時非常高興，但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很快意識到自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來新夏學術門類眾多，他是越做越害怕。“如果最初知道有這么大的體量，可不敢輕易應承。”既然答應了，就不能不做。數年時間收集資料，寇德印笑著說自己干的是體力活，劉剛、李冬君則全盤設定了此書的思想、體例等，他們才是這本書的靈魂。

三人聯手要做的不僅僅是一部個人傳記，而是通過一個人來側面反映中國近代學術史。

寇德印寫初稿時意外斷了腿，吊腳打著石膏，正是炎夏，他寫作時后背倚在墻上，墻被汗水泡得扒了皮。他拄著雙拐把50萬字的“初稿”（資料匯編）交給劉剛、李冬君以及來新夏夫人焦靜宜。焦夫人看后提出了寶貴建議，指出“為人之學”線索明晰，但“縱橫三學”線索還需進一步深化。劉剛、李冬君則在此基礎上，重新修改、調整、再創作，增強了書稿的可讀性、學術性以及思想性，讓書稿質量有了更高水準。

來新夏研究的學術門類眾多，內容豐富，給師生三人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為了收集到更全面、更準確的資料，他們采用了多種方式。一方面，從文獻中尋找線索，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和學術著作；另一方面，寇德印特地前往來先生的家鄉蕭山，采訪他的故友親朋，并進行了鄉土調查。蕭山檔案館里有完整的來氏族譜，為他們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通過這些多渠道的探索，他們盡可能地還原來新夏的學術生涯，也為書稿的撰寫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去年3月，來新夏書院（來新夏方志館）在杭州蕭山開館。當師生三人把樣書交到焦靜宜手里時，她拿著“挺沉”的兩卷書稿，堅決不要別人幫助，一直自己拿著。10年中，三人曾無數次與焦夫人通話，請教各種疑難問題，她未曾催過一句，看她捧著樣書愛不釋手的樣子，不禁令人動容。

來新夏的學術貢獻廣泛而深遠。他著有《北洋軍閥史》《林則徐年譜》《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書目答問匯補》等，綜合各種版本，總數達140種。他的研究不僅在學術圈產生了深遠影響，晚年還通過隨筆等形式將知識反饋給大眾。劉剛說：“他這樣做，是要走出專業領域，把歷史學還給民眾。他覺得自己被民眾供養了一生，無以為報，心有不安，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能回報給民眾的最好的東西，就是大眾史學。”

“臨終前將寫傳記的任務交給了我們”

記者：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和創作背景是怎樣的？

李冬君：先說我和劉剛與來新夏先生的淵源。當年我們寫《中國私學百年祭》，用了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結合起來的寫法，這是我們討論很久后定下的，就是做大事記，讓事件和時代背景發生共鳴。來先生研究版本目錄學，他知道這個寫法的好處，因為編年體展示時代框架，紀事本末闡述傳主在時代中發生的事件，如此有本有末，有始有終。來先生發現了我們這本書，他總結出這是編年紀事本末體，其實我們寫的時候并沒有這個總結。老先生開心得不行，打電話來，不吝贊美。因為這本書，我們成了來先生的私淑弟子。老先生人特別隨和，我們兩個到天津請他吃飯，問他想吃什么，他說硬的鋼鐵不吃，軟的棉花不吃，其他什么都可以吃。

劉剛：后來我們的書和文章，老先生都看，看完就打電話來。來先生在江南長大，是文化世家，有家學有師承。我們寫《文化的江山》參考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江南。他說中國歷史這么寫，你們開了一個路子，這是我們老一輩人做不到的，所以他臨終前將寫他傳記的任務交給了我們。

記者：在寫作過程中，有哪些特別的感悟和難忘的經歷？

李冬君：來先生的委托對于我們壓力是很大的。我們請寇德印先做收集資料的基礎工作，這個過程難在是給來先生寫學術傳記，而不是生活傳記。老先生在學術史上的地位，還有他那么多的學術成果，要爬梳清楚，實在不容易。尤其老先生是書香世家，從小就讀書，不像我們真正讀書是上了大學以后，我們讀書的積累和老先生怎么能比？所以整理他的東西，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搞史學的人要寫一本書，一定要想好體例，我們決定還是用編年體加紀事本末體，因為更契合來先生的學術氣質。

寇德印：來新夏先生一生研究年譜，一直以年譜這種特殊的傳記方式呈現其學術面貌，《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還有《林則徐年譜》。所以我們用編年加紀事本末體例來寫作他的傳記，也是向他致敬。內容含一條明線一條暗線，明線是來先生的人生履歷以及他的學術研究，來先生1923年出生，2014年去世，九十多年的人生；暗線是編年所反映的時代性，來先生被稱為中國半部學術史，所以我們還寫了來先生的朋友圈，體現時代的顛簸狀態。

上課口若懸河是學校里的一道風景線

記者：來新夏先生有哪些獨特的教學理念和方法？

李冬君：1979年上大學的時候，老師們很多住在南開大學操場上沒有拆的地震棚里。有個故事在學生中流傳，棚里沒有電燈，來先生點蠟燭，秉燭夜讀，但他來上課時，皮鞋锃亮，還是半高跟的，褲線筆直，頭發梳得整整齊齊，讓我們很吃驚，感覺是上一代老先生的儀表風范。他會雙手寫板書，還不看，確實很有才華。

劉剛：啟功是來先生的中文老師，他也跟啟功先生學過書畫。

李冬君：我和劉剛都選了他的目錄學課，目錄學是絕學。現在都是檢索，我們那個時候沒有這種條件，所以目錄學是一門基礎的工具課。來先生上課是口若懸河的，全部能背下來，我們當時真的是聽傻了，那時候來先生在學校是一道風景線。

劉剛：我第一次聽來先生課是他講《太史公自序》，講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講了許多，我記得最深的就是這一句，真的讓我腦洞大開。做學問其實不在讀多少本書，就在“開”這一下。來先生從中學開始研究太史公，直到晚年沒斷過，不管在哪兒，蹲牛棚也好，在南開大學也好，他一直奉行，我稱其為“來公心史”。

這種“心史”在來氏家族里是一種文化基因，他的祖父來裕恂也是這樣的。來先生曾說：“我的學問比我祖父差遠了。”他給我看過他祖父寫的《易學通論》，還有一本《中國文學史》，那跟我們的文學史不一樣，他是做東西方對比，認為西學是科學，中學是文學，實際上他寫的是“中國學術史”，這是通古今之變的。他們都有這種抱負。

在南開歷史系里，課講得好的，我們經歷的一個是劉澤華先生，一個是來新夏先生，再上面就是鄭天挺先生，但我們只聽過他的一次講座。那時候南開歷史系可說是全國第一。

李冬君：我們上學的時候受老先生們的影響，就是要有學術抱負。我還記得來先生特別語重心長地跟我說過，研究歷史要“為尊者諱”。他是基于反思風盛行之下，各種歷史敘事專門揭名人個性上、生活中的弱點而言，對此來先生不太喜歡。他說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要看你側重的點是什么，歷史人物在他的歷史階段上有著什么樣的影響，至于個人，人性都有弱點。這給我的影響比較大。他有一本書叫《只眼看人》，就是說看人要聚焦，不要自我定性是好人或壞人。

寇德印：來先生教學里有兩句話我印象特別深，第一他說治學，他不認為老師對學生傾囊相授是很好的方式，他將其比喻成倒水，他說老師有一大桶，學生是個小桶，你把水全倒進去，小桶容納不下。所以正確的方式應該是帶學生到河里去挑水，也就是帶學生找到路徑。第二他強調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給你一條魚，不如教打魚的本領。所以他教學的特點就是教你路徑和方法。還有回憶說來先生講課，手不持片紙，全在腦子里，殊不知備課階段他做了多少。

來新夏的工作也是樸學追求而側重于“中”

記者：來新夏先生在歷史學、方志學、目錄學等領域取得了哪些重要學術成就？這些成就對相關領域的發展產生了哪些深遠影響？

劉剛：南開史學有兩個人物，思想史是劉澤華，學術史是來新夏。劉先生是原創型，在自家的自留地一個蘿卜一個坑地深挖；來先生是傳承型，以“心史”傳承《太史公自序》。我們第一次聽他的課，就是講這篇《自序》，來先生是書生意氣的，書生意氣得以表達的時候，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否則呢，那就叫“傷心人別有懷抱”。

現在很多學者是學問做得好，但普遍缺少原創。來先生則為我們展示了一道中國文化史的彩虹，而且他建立學術平臺，為大眾提供服務。

其實來新夏的工作在學術上與錢鐘書先生比較貼近。錢鐘書的《管錐編》，實際上是考據學的樸學傳統，在樸學之中做中西合璧的學問，他是唯一的一個。錢鐘書把中西合璧的樣子做出來了，我們很難將其思想提煉出一句話來概括他，但他做的學問，只有他一個人能夠做，就是絕學。來先生也是樸學追求，但他做的側重于“中”，其中含著中西合璧。

李冬君：現在一提林則徐就會提他的一句詩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把林則徐的一生概括得非常準確。這句詩是來先生做《林則徐年譜》時第一個引用出來的，是他做的工作。

來先生是被劉澤華先生請回來上課的。劉先生當時做系主任，他幫過來先生的大忙。來先生在牛棚里寫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書稿，交給了劉先生審看，并希望幫助出版。實際上兩人平時交往不多，最多就是同事，他拿來書稿托付，那是身家性命啊，劉先生敢接著，在當時是很難的。所以這兩個人之間有一種相通的認知，來先生也是認準了人。

我國能夠把考據學寫成隨筆的沒有幾個人

記者：來先生在同輩學者中愛寫隨筆，是不是他在學術之外比較感性率性？

寇德印：我把他的隨筆都讀完了，大概有兩三百萬字。來先生1993年開始大規模寫隨筆，之前他一直做專門學問，退休之后，他把大部分精力轉向了大眾史學，大家評價說他是“衰年變法”，就是說到晚年風格跟從前完全不一樣了。實質上來先生是以另一種形式做學問。這一點劉剛老師概括得很好，說他是把中國學術史打散了寫，目的就是做文化個體性的傳播。他不是率性而為的文字，是有針對性的。

有人統計過來先生晚年的通訊錄，來先生以前的朋友圈，多是大學問家。晚年他的交友對象往草根方向發展，他有一個私淑弟子叫孫偉良，是一個送煤氣罐的工人。孫偉良特別愛讀書，曾經寫信給來先生，交流讀書心得，請教治學方法。晚年來先生把自己收藏的通俗史學的書籍都贈給了孫偉良，后來孫偉良在紹興成立了“來新夏民眾讀書室”。另外兩部分書，一是給了蕭山圖書館，一是給了蕭山方志館。

劉剛：我最喜歡的是他寫蕭山故土的文字，在文學里都算精品。來先生是寫過戲劇的，所以到晚年他找回了文學，他將一生的學術經歷結合起來寫，就是他的讀書人隨筆。他自己摸索出一種歷史敘事的形式，把考據學、目錄版本學的知識普及化。我國能夠把考據學寫成隨筆的，沒有幾個人，來先生隨筆的厲害之處就在這個地方。他的大眾史學跟我們說的通俗歷史是完全兩碼事的。

還有學術交往。他的學術交往都是通過讀書，他把治學的狀態、生活的狀態分享給了大眾，所以我說他的書生意氣是采取了潤物細無聲的方式。他要把自己的文字流傳于世，流傳于民眾，那是他自己的東西，講課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工作，是他的任務。

他做了一輩子的學問其實就是中體西用

記者：來新夏先生對學生的學術啟蒙主要有哪些？

劉剛：提到讀中國300年學術史，總脫不開梁啟超、錢穆，我覺得他們都偏重于講思想，而無考據的動作，所以應該加上來先生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這本書把中國300年學術史中的人物源流搞清，讓人知根知底。梁啟超屬于新學，錢穆實際上是理學的路徑，來先生屬于樸學。樸學的宗旨就是：實事求是，中西合璧。來先生的治學路徑里隱含了自己的心路，所以我說是心史。

來先生也治目錄學，在目錄學里他體現了傳統。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其一輩子的學問成果，其實也是中體西用，也是從樸學中來的。但同樣是中體西用，來先生完成了“中體”的轉型，轉向以文化中國為“體”，以中西合璧為用。

歷史學最重要的是兩種訓練，一是思想史，我覺得我們的導師劉澤華先生是天生的思想家，他對于各種問題都會一層一層地深入思考下去，提出自己的見解。再一個是考據學，在南開，考據學的老前輩要數鄭天挺先生，我們倆曾經聽過他的一個講座，他講歷史的“史”字，了不得，一個字給我們考證了兩個小時。

記者：您認為來先生學術研究對社會發展有哪些貢獻？他的學術精神和研究成果有哪些意義？

寇德印：談到社會意義，從史觀上分析，還有點“資治”的意味，就是《資治通鑒》的那種感覺，但是劉剛、李冬君兩位老師的史觀不是這樣的，他們是以學術個體性來研究歷史，就是反求諸己的一個過程。來先生做的是工具之學，工具之學是對學問本身的貢獻，他的很多的學問已經融入到學術里了，比如后人再研究北洋軍閥史，研究林則徐，研究目錄學，來新夏的研究成果是繞不開的，他做的就是鋪路石子，這是一方面。

劉剛：來先生的時代意義，主要還在于傳承，他以太史公的“史學心蘊”為己任，成就其史學人格，變成了“來公心史”。他是一個書生，他就是這樣帶著歷史使命來的。來先生的書生意氣，能夠在當代社會里發揚起來，中國書生的形象、價值，就有了新的啟蒙意義，而這種啟蒙是一種文化中國的啟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