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工業革命以來，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鋼鐵工業成為世界工業文明的標志性產業之一。當代中國鋼鐵工業肇始于洋務運動時期，漢冶萍公司是近代鋼鐵工業最具代表性的企業。盛宣懷是晚清洋務名臣，主持中國電報總局、中國鐵路總公司、輪船招商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漢冶萍公司等多家洋務實業，其中，尤以漢冶萍公司傾注心血最多。盡管漢冶萍公司誕生以來命運多舛、困難重重，但是也具備了大機器生產、高級工程師、產業工人、企業制度等工業文明的基本要素，為中國鋼鐵工業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奠定了基礎。回顧漢冶萍公司技術史，對于分析早期中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悲愴的絕唱：盛宣懷與漢冶萍公司》一書運用豐富的史料介紹了盛宣懷主持經營漢冶萍公司的歷史進程。全書既展現了圍繞漢冶萍公司的經濟與政治歷史糾葛，也探討了早期鋼鐵工業的機械化生產等技術問題，特別是放大了大變局之下的諸多歷史細節，使人物、事件、商業博弈、政治斗爭、工程建設、工業生產等問題變得更加清晰飽滿，全景展示了大機器生產時代中國鋼鐵工業蹣跚起步、篳路藍縷的發展歷程。

漢冶萍公司的前身為漢陽鐵廠，由湖廣總督張之洞主持興建，建設初衷是為盧漢鐵路生產軌道鋼材。漢陽鐵廠采取官辦模式，由于技術滯后與經營不善等原因，鐵廠出現嚴重虧損。1896年，盛宣懷接辦漢陽鐵廠，先后任命鄭觀應、李維格等人為鐵廠總辦，按照官督商辦的模式進行生產經營，經過技術革新與改造擴建，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的礦石開采能力、焦炭燒煉水平、冶金技術水平、鋼鐵產量都得到了長足發展，被譽為“中國二十世紀之雄廠”。

1908年，按照完全商辦的模式，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聯合組建“全國富強命脈所系”的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公司規模更加恢宏，鋼鐵產量達到了晚清時期的歷史高峰。然而，由于長期舉借日債，漢冶萍公司逐漸被日本染指，辛亥革命以后，日本進一步擴大了對公司的控制。1916年，盛宣懷去世，一生操勞終成“悲愴的絕唱”。

與以往的漢冶萍公司史不同，《悲愴的絕唱》一書聚焦了公司的一個特殊群體——外國工程師，運用三章內容進行了專題討論。中國近代鋼鐵工業的技術轉移是由外國工程師完成的，因此，外國工程師問題對于漢冶萍公司史研究十分重要。漢陽鐵廠之前，中國曾經建成福州船政局鐵廠、青溪鐵廠、鳳凰崗鐵廠等鋼鐵企業，然而，這些企業的技術水平與生產規模遠遠無法滿足社會需求。為了引進先進生產力，獲得西方先進鋼鐵生產經驗，“訪聘工師”成為盛宣懷主持漢冶萍公司之后的重要工作。

1904年，盛宣懷委派李維格帶領賴倫、彭脫等洋員前往日本、美國、歐洲的鋼鐵企業，考察各國鋼鐵工業，同時造訪梭德等國外鋼鐵專家。在這次“若夜行得燭”的考察中，盛宣懷表現出求賢若渴的熱情，“不拘何國人，但求有本領、有條理、有忠心。此次不惜費用，特派該參贊出洋親自訪求……總以得人為第一宗旨”。

按照盛宣懷的用人方針，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聘任了一批洋員，包括鐵廠工程師賀伯生、白乃富、德培、呂柏、堪納第、時維禮、卜聶、拉夫、戈阿士、約翰生、威德、史麥爾、尼·連斯、弗·連斯、阿林伯路、哀敷郎子、波拉等人，礦務工程師賴倫、馬立師、郭師敦、畢盎希、巴庚生、司辰茲、帕德波古、克本、馬克斯、莫凱、科納等人。這些外國雇員分別擔任總工程師，以及制圖、裝機、化學、高爐、鐵軌、軋鋼、烘鋼、煉焦、礦務等項工程師，推動了西方鋼鐵工業的技術轉移。以鐵廠洋總管呂柏為例，呂柏主持建造了多座馬丁爐與混鐵爐，建成了軋鋼廠、鋼軌廠、鋼板廠、軋輥廠、機器修理廠、電機廠等設施，使公司的鋼鐵產量得到大幅提升，其工作能力得到了公司上下的肯定，“洋匠責任以呂柏為最重，辦公亦以呂柏為最勤”。

《悲愴的絕唱》一書在討論日本侵奪漢冶萍公司利益的過程中，也論及了日本工程師的工程技術活動，與西洋工程師相比，日本工程師的技術活動具有更加明顯的經濟與政治企圖。通過簽訂一系列合同，日本取得了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的使用權，將派遣工程師作為侵占中國煤鐵資源的重要手段，“德國工師遂被辭退，而代之日人，此大冶鐵礦由德而入日人之歷史也”。日本的大島道太郎等工程師名義上是企業生產環節的技術人員，實則是侵占中國礦務權益的代表。作為日本在華利益的代理人，日本工程師的主要職責就是勘探、開采、控制、運輸中國的礦產資源，侵奪中國的煤鐵權益。

漢冶萍公司的機械化生產

《悲愴的絕唱》一書介紹了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實施機械化生產的歷史過程。歷經晚清多場商戰，盛宣懷已經具備了資本主義工商業文明的技術革新思維，接手漢陽鐵廠之后，他意識到技術滯后是限制鐵廠發展的主要原因，于是派遣李維格出洋考察。，李維格歷經八個月考察后向盛宣懷遞交了近萬言的《出洋采辦機器稟》，詳盡闡述了漢陽鐵廠的改造擴建方案，建議購買新型鋼鐵生產設備，從煉鐵、煉鋼、軋鋼三個方面推進鐵廠的機械化技術革新。

盛宣懷接納了李維格的建議，漢陽鐵廠分別安裝了煉鐵高爐、大型堿性馬丁煉鋼爐、混鐵爐、鋼坯機、工字橋料機、鋼板機、鋼軌機等生產設備，可以生產鋼軌、魚尾板、枕釘、螺絲、鉤釘等產品。與早期漢陽鐵廠相比，漢冶萍公司的技術革新路徑更加明確，也更加符合工業革命以來以大機器生產為標志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模式。

關于漢陽鐵廠煉鋼方法由貝色麻酸性轉爐變為馬丁堿性平爐這一重要技術問題，《悲愴的絕唱》一書也給出了自己的觀點，而且頗具獨到之處。按照《中國近代經濟史1840-1894》等多部作品的觀點：由于大冶鐵礦含磷較多，使用貝色麻酸法不能有效去磷，以致煉出的鋼材含磷過多，因此，李維格出洋考察之后，遂全面改為馬丁堿法。然而，本書則認為，此說實為以訛傳訛，大冶鐵礦并非全部是高磷礦石，中國曾長期對日本輸出低磷優質的大冶礦石。由于萍鄉焦炭含磷較高，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原本可以采取低磷礦石搭配含磷焦炭的貝色麻酸法煉鋼方案，這樣一來可以充分利用現有資源，并且減少煉鋼成本。然而，面對日本的重重壓力，盛宣懷只得承諾，“飭冶局選運磷輕好礦，留磷重自用，藉表交誼”。由于低磷優質礦石優先供給日本，漢陽鐵廠被迫放棄貝色麻酸法，采用馬丁堿法，以高磷礦石煉鋼。上述論證過程展現了作者扎實的文獻功底與敏銳的歷史嗅覺。

除了漢陽鐵廠之外，萍鄉煤礦也引進了機械化生產技術，成為中國近代重要的大型煤礦。萍鄉煤礦早期采用土法挖煤和土法煉焦，焦炭產出效率較低，質量也無法得到保證。隨著漢陽鐵廠建立機械化生產方式，萍鄉煤礦的手工業生產方式已無法滿足鐵廠的焦炭需求，因此必須進行技術革新，實現機械化生產。經過張贊宸、賴倫等人的努力，萍鄉煤礦引進了采煤、洗煤、煉焦、通風、提升、鑿巖、動力、照明等機械化生產設備，修筑了便于煤鐵運輸的株萍鐵路，成為中國最早實現機械化采煤、運輸、洗煤、煉焦的煤礦企業，為漢陽鐵廠的鋼鐵生產提供了有力支持。盛宣懷述萍鄉煤礦成就謂：“臣親履煤井，深遠六七里內用電氣車，巷如棋盤，其所出煤每日已千數百噸。仿用西法以洗煤機滌盡渣滓，以煉焦爐制成焦塊，極合镕化鋼鐵。此礦開辟華礦利源，抵制洋煤漏卮，綜其勞績，實逾尋常。”

漢冶萍公司的發展歷程是大機器生產方式取代手工業生產方式的歷史進程，先進技術在這一進程中居于關鍵地位，對于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變革產生了重要影響。漢冶萍公司是中國近代機械化生產企業的集中代表，其發展歷程推動了西方煉鋼、軋鋼、采礦、洗煤、煉焦、電氣、運輸等工程技術的轉移，在中國工業化道路上留下了厚重的歷史遺產。

關于本書的幾點思考

漢冶萍公司史已經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一門顯學，各類學術研究與社會討論巨細靡遺。在此背景之下，作者能夠別開生面，著成一部近百萬字的作品，其史學思路值得深入品味。《悲愴的絕唱》一書沒有停留在漢冶萍公司史的線性描述之上，而是關注了前人較少專門討論的外國工程師、機械化生產、江浙資本等歷史問題，運用數章內容對這些問題進行專題研究，使漢冶萍公司史的深度與廣度得到進一步拓展。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悲愴的絕唱》一書極其重視人物關系的歷史細節，使讀者可以全面了解當時的人物心態、政治斗爭、經濟博弈、社會矛盾等歷史問題，更多地回到歷史現場，感知漢冶萍公司與中國近代史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盛宣懷接辦鐵廠時的“耕釣之思”、盛宣懷如何獲得翁同龢的支持、盛宣懷與譚嗣同短暫的煤礦之緣，以及辛亥以后盛宣懷、袁世凱、日本人之間的利益博弈等，不僅讀來頗有一番味道，而且使漢冶萍公司史的傳統線性研究變得更加豐富多元。

然而，從核心史料“盛宣懷檔案”的使用情況來看，仍有一些檔案文獻尚未得到充分發掘，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小小的遺憾。盛宣懷檔案藏于上海圖書館和香港中文大學，本書使用的盛檔主要為《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盛宣懷未刊信稿》《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盛宣懷實業函電稿》《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清末議訂中外商約交涉》等早期文獻，與之相比，近十年出版的《盛宣懷檔案選編》（全一百冊）和《香港中文大學藏盛宣懷檔案全編》（全四十八冊）卻并未涉及。值得一提的是，《盛宣懷檔案選編》和《香港中文大學藏盛宣懷檔案全編》均為影印版，可以看到信函、批文等文獻的修改痕跡，對于分析人物思想、人物關系、商務交涉、政治斗爭等歷史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另外，上海圖書館藏盛檔中還有大量機器與產品的檢驗單據，可以用來評估公司的技術路線與工業水平。當然，全書運用的史料已經相當豐富全面，足以支撐研究結論。

《悲愴的絕唱》一書并非科學技術史著作，但研究內容卻與科學技術史關系密切。根據本書研究思路，漢冶萍公司史可以拓展到科學技術史研究的許多領域。同時，漢冶萍公司技術史研究也可以借鑒本書的寫作思路，將技術問題輻射至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探討漢冶萍公司工程技術背后的多重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