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王彬彬教授2002年起即在《鐘山》雜志撰寫專欄文章，專欄名有“文壇舊事”“欄桿暗拍”等，后多為“欄桿拍遍”。他以歷史隨筆的形式，談論近現代以來文學、政治、軍事等領域的事件與人物。2022年，王彬彬轉換筆墨，開設“荒林拾葉”散文專欄，新欄目“更多地注入自身的生命情感，以其冷峻、犀利的筆調揭示人間萬象，敘寫自己的生命故事。”2024年，他再度回歸“欄桿拍遍”，重拾歷史隨筆。王彬彬在《鐘山》的專欄寫作，持續時間達二十余年，其產量之豐、影響之大，著實令人矚目。他的歷史隨筆以豐富的知識結構為依托，常于歷史的細微之處，勘探真相、申辯常識、洞燭人性，凸顯出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與悲憫情懷。

劉知畿在《史通》中闡述史家三長，曰“才，學，識”。它們之間是互補相融的關系，此三長“世罕兼之，故史者少”。才如刀刃，學如刀背，識如刀柄，而“識”尤為重要。王彬彬的歷史隨筆，才、學、識皆有所長。他有著豐富的知識結構，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文學創作，都能溝通文史，旁及近現代政治、軍事、醫學等細類。論述問題又環環相扣，極有邏輯。知識性與學理性兼備，是他文章的重要特征，此為“才”“學”之出眾。更難能可貴的是，王彬彬對歷史的關注，從來不以“博識”為目的，他有著強烈的問題導向與批判意識，每每借重返歷史，剖析近現代人物、思想與文化的癥候，得出不與流俗的見解。此為“識”之所長。王彬彬的“才”“學”“識”，建立在多元的知識結構與敏銳的問題意識之上。正是因有了豐富的知識結構，他才能見人所不能見，才能從尋常史料中發現不尋常的問題，才能在前人的“定論”中發現新的闡釋空間。

一.

“微雕”的歷史

2024年《鐘山》的“欄桿拍遍”欄目，王彬彬再度轉換視角，他關注的是近代以來西醫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歷程。這六篇文章以小見大，皆由具體的歷史人事勾連起近代中西醫學的科學之爭與倫理碰撞。分別敘寫了伍連德東北抗疫與西方醫學的扎根、西醫來華后中醫遭受的打擊及自救運動、孫中山病革背后的中西醫較量、梁啟超“割腎”與知識分子的中西醫認知。西方醫學在中國的落地生根，打擊了中醫存在的合法性。王彬彬從中既看到了近代中國醫學科學觀念普及的曲折歷程，也剖析了傳統醫學觀念、文化思維背后的倫理與思想謬誤。

如前所述，王彬彬的歷史隨筆學術性甚強，其秉持歷史敘事必須建立在嚴謹的史料基礎上的原則，即對于起碼的史實必不能出紕漏，這就使得他的文章征引了多方史料。但讀王彬彬的歷史隨筆，卻從不覺得枯燥，反而會被他娓娓道來的敘事所吸引，被他充滿批判鋒芒的夾敘夾議所嘆服。究其原因，是王彬彬藝術性地采取了“微雕”般的歷史敘事的結果。他以豐富的史料建構起歷史背景，以文學性的微雕手法，創設出充溢著“情感”的歷史情境。所謂微雕手法，王彬彬在學術論文《趙太爺用哪只手打了阿Q一嘴巴——〈阿Q正傳〉片論》中即有精到論述，文章論及魯迅在塑造阿Q的過程中，不賦予阿Q任何一種確定性的“名分”，“卻以漫畫化的方式，夸張地敘述著那些碎片化的虛假故事，卻又能讓小說表達著超越性的思想，卻又能讓小說極其富有文學魅力。其成功之道，就在于以十分精細的筆法，把那些往往為人忽略的地方描繪得異常逼真；就在于敏銳地捕捉住那些電光石火般的過渡性動作、神情并加以精雕細刻的敘述，從而讓人對事情的真實性深信不疑。”王彬彬之所以創造性的發現了魯迅寫作中的“微雕”的藝術，或正源自于他自身的文學觀念與魯迅之間的聲氣相通。

歷史敘事從來都不是冷冰冰的歷史材料的堆砌。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指的正是文學追求的不只是歷史的真實，而是“心靈的真實”。王彬彬建立在史料基礎上的對歷史情境的“微雕”，力圖呈現的恰是“心靈的真實”。《孫中山病革與中西醫之爭》一文述及西醫出身的孫中山在病重時選擇接受中醫診治，他的這一行為歷來被中醫學界引以為傲。王彬彬則通過史料辨明孫中山接受中醫治療時的心態是極為復雜的，而僅僅靠史料來澄清事實，無疑抽空了歷史情境中“人”的感情，于是王彬彬“微雕”了孫中山接受中醫診治時的場景：

胡適與孫中山說話時，宋慶齡已經握住孫中山手腕，并說陸仲安已經來了，何不請他把一下脈。這種時候，如果孫中山硬把手腕從宋慶齡掌中抽出，那就太不近人情了，就太傷年輕夫人的心了。孫中山雖點頭同意，但“神情惋”。在伸出手讓陸仲安把脈的同時，孫中山扭過了頭，面朝內室，而宋慶齡也連忙轉身，再與孫中山對面坐下看著孫中山的眼睛。宋慶齡知道，孫中山此刻，內心是十分羞愧、十分悲涼、十分酸楚的。孫中山在把手伸向中醫的同時，就覺得自己是在“妥協”，是在“墮落”，是在“背叛”。宋慶齡當然十分明白孫中山此時的心理。她看著孫中山的眼睛，是在安慰，是在鼓勵，是在用目光支撐著孫中山，也是在表達對強迫孫中山接受中醫診視的歉意。

我們無法重現歷史，卻可以重現歷史情境中心靈的真實。王彬彬的歷史“微雕”，堪稱點睛之筆，他不僅合理地復現了逝去的歷史場景，更通過細節將歷史情境中人物的矛盾與掙扎、難堪與無奈、果敢與妥協描繪的淋漓盡致。王彬彬以筆為雕刻刀，為歷史造像，他當然也把自己的愛憎融入了進去，因此他不僅能“雕”出人物與環境的外部特征，更能入乎其內，“雕”出人物復雜的內心世界。在《伍連德東北抗疫與現代醫學在中國的扎根》一文中，王彬彬細致地描述了伍連德與施肇基北京相會的場景。伍連德之所以被委以東北抗疫的重任，與施肇基的舉薦不無關系。他們兩位，一個是醫生，一個是外交家，在晚晴落日余暉的氣象中，彼此惺惺相惜，互為奧援，成功遏制了東北鼠疫疫情的蔓延，并擴大了西醫在中國的影響力。1910年12月21日，伍連德來到北京，施肇基熱情款待，執意邀其留宿一晚。為了呈現伍連德與施肇基北京相會的歷史意義，為了表現伍連德大無畏的犧牲精神，王彬彬在詳細的史料基礎上，沉浸式的對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進行雕刻：

派伍連德前去防疫，很可能就有去無回。留伍連德在自己家住一晚，是要表示囑托，是要表示感謝，也是要表示歉疚。當然，這些意思，這些感情，是朦朦朧朧地混雜著的，施肇基自己也未必明確地意識到。作為研究細菌的專家，伍連德當然十分清楚深入疫區的危險。他能慨然接受任命，也實在有著非凡的勇氣。

有關施肇基與伍連德北京相遇的史料，所反映的不過是歷史人物平常的交游生活，但這卻成為與王彬彬著力雕刻的部分，他能敏銳地發現某一歷史時刻之于文化史、思想史的關鍵之所在，進而對歷史人物的行為做出合理的想象。王彬彬雕刻歷史的技藝，力求纖毫畢現，他以最樸素的情感，最合邏輯的常識，恰如其分的為他筆下的人物賦以神態、心理、動作。于是，習焉不察的歷史暗角遂被照亮。而“微雕”的背后，是王彬彬深刻的同理心，他必須擯棄現實的紛擾，令自己沉浸于歷史語境之中，感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迷失與堅守，感受底層百姓的困窘與心酸，感受政權的無道與昏聵。他的感受力透紙背，絕不浮泛。

這，正是王彬彬歷史隨筆的獨特魅力。

二.

在批判中捍衛常識

文如其人，王彬彬教授想必是眼冷心熱之人。讀他的歷史隨筆，最直觀的感受是語言上的簡省凝練，句式多用短句，文從字順，干凈利落。氣勢上則“一寸短一寸險”，凌厲機敏，從不拖泥帶水，不故弄玄虛，確實應了他所推崇的“是真佛之說家常”，而在神韻上帶有魯迅遺風。王彬彬文章的“冷”是外在特征，其內里則始終包蘊著一顆“熱心”，這表現為他強烈的批判意識與悲憫情懷。筆者始終以為，批判性是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屬性。批判型知識分子永遠保持不滿，永遠保持批判，他們是道德理想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人道主義者，他們始終扮演著不合時宜的角色。而在浸淫了兩千多年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我們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溫、良、恭、儉、讓”，是“中庸”之道，現代意義上的批判型知識分子，往往不被時人所理解，但正因他們的存在，才使得思想界爝火不息。

王彬彬在2024年《鐘山》“欄桿拍遍”欄目中的六篇文章，延續了一貫的批判意識。他從細微的歷史事件入手，批判事件背后道德與倫理觀念的謬誤。如在《伍連德東北抗疫與現代醫學在中國的扎根》一文里，伍連德用科學的方法應對疫情，需要人體解剖以確定病因，但最大的阻力卻來自中國傳統的身體觀念。即便到了20世紀初，中國官方和民間都無法接受醫學上的人體解剖。然而悖論的是，當疫情來臨時，許多病人被“扔到”街上，有的人尚未斷氣，是扔到街上后才成了尸體。王彬彬敏銳地指出，中國人那樣抗拒醫學人體解剖，并不說明中國人尊重人體、敬重尸體：

翻開字典、辭典，我們可以找到許多用來稱謂摧殘人體行為的專用語，諸如剝皮、梟首、凌遲、寸磔；諸如零割碎剮、千刀萬剮、五馬分尸；諸如剖心坼肝、碎戶萬段、截脛剖心；諸如食肉寢皮、破腦刳心、剖腹宛心等等，真是舉不勝舉。對活著的人體，或者說，對人的活體，可以有一千種施諸刀斧的手段。對死了的人體，或者說，對人的尸體，就有著敬畏之心么，也談不上。對被處死的人，可以丟給狗吃。有幾個朝代，皇帝的上諭，常有“著狗吃了”一類的圣音。就是已經埋在土里的尸體，也難保就能享有在泥土里靜靜地爛掉的福分，也可能被官府或仇家掘墓鞭尸。就是死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那幾根還可見的朽骨也可能被挖出來，被鞭打，被踐踏、被焚。

王彬彬喟嘆：“在我們的傳統觀念里，仇恨有著極其崇高的價值。”他揭穿了中國人“敬重身體”的假面，發現我們的民族性格中潛伏著仇恨因子。翻開歷史，歷朝歷代發明的各種刑罰的殘暴性，與神州板蕩之際戰爭攻伐中的屠戮行徑，無不令人觸目驚心。

王彬彬歷史隨筆的批判意識，常通過辨析史料、澄清事實、還原真相等方式呈現出來。1926年梁啟超在協和醫院做了腎部手術，切掉了右腎，其后卻并不見好轉，引起了醫藥界、知識界對西醫的非難。尤其是有著留學歐美經歷的陳西瀅、徐志摩，也對西醫發難，是為西醫來華后的“一次沉重打擊”。王彬彬在《梁啟超的右腎與中西醫之爭》一文中，通過不同材料之間的參證互證，指出陳西瀅《“盡信醫不如無醫”》中對事實的歪曲以及邏輯上的漏洞。至于梁啟超本人的澄清文章《我的病與協和醫院》，王彬彬贊賞其對西醫科學性的維護，并稱“梁任公一生，有許多閃光的表現。我以為，這篇短短的《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也是一次難能可貴的閃光。”

王彬彬這六篇“西醫來華”的文章，其批判性傾向比較明顯，他批判的是中醫病理學上的反現代性，批判的是中西醫之爭背后中國傳統文化模式、思維模式的反現代性，批判的是所述歷史事件體現出的國民性的反現代性。反觀之，亦可以說，王彬彬捍衛的是西醫所表征的科學精神，捍衛的是西方現代價值體系中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捍衛的是基于民主自由觀念的對常識的認同。

三.

以悲憫情懷重建人文精神

批判型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與其悲憫情懷息息相關。所謂悲憫情懷，既是指個體對自我、他人、世間生命的憐憫之情，亦是對世間苦難的深切關懷。這種情懷超出民族、地域、國界，它以強烈的同理心為情感基礎。王彬彬的文學創作于字里行間，正體現出知識分子的悲憫情懷。讀王彬彬的散文、歷史隨筆，筆者常驚異于他超強的體物入微的能力。在這個被信息淹沒、感官遲鈍的時代，我們常常漠視人世的苦難，“悲憫”就更是稀缺的情懷。在王彬彬前些年的散文寫作中，我們已從《廢墟與狗》《懷念一只三腳貓》《赤腳醫生》等篇什中感受到他對世間苦難生命的悲懷。一只受傷的小動物，一個歷史絕境中掙扎的小人物，一個荒謬年代個體身不由己的動作、表情，他都能體會出生命的種種悲楚與無奈。

王彬彬這六篇“西醫來華”的文章亦如是，在寫伍連德東北抗疫時，開篇第一段，即表達著他對伍連德“相逢恨晚”的慨嘆，“說來真是慚愧，我十多年前才知道伍連德這個人。知道了，便對這個人十分敬仰。我想，人世間如果有所謂英雄，伍連德便是，敬仰之余，便想要寫寫這個人。寫他，似乎是一種道義，似乎是一份責任，某種意義上，還似乎是一種擔當。”王彬彬的寫作，關注的問題、選擇的對象、呈現的方式，都有強烈的現實指向。他將寫作視為一種“道義”，一種“擔當”，而少有吟風弄月，無病呻吟的矯飾。他“冷眼”閱世，難以掩蓋的確是“忍不住的關懷”。他的文學觀念，正如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中》所言：“何況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時候，誰還有這許多閑工夫，來賞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呢。”王彬彬以手中之筆，直面現實、揭示病癥、引起療救，其間是大悲憫和大情懷。

王彬彬有多重身份，他是大學里的文學教授，學術研究是其本業。他研究魯迅、高曉聲、汪曾祺等文學人物，研究文學與歷史的錯綜關系，總秉承極強的審美直覺與歷史意識。在學術之外，他又是散文家，于歷史隨筆、抒情散文中直面過去，逼視人性。他是這樣的人：在生活中“冷眼”閱世，是默默的觀察者，內心卻咀嚼著一切悲喜，最終行諸文字，形成批判性的力量。正是有了像王彬彬一類的批判型知識分子的存在，才彌補了我們時代“骨質疏松”、思想扁平的缺陷。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