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新年，中國作家網邀請多位作家、學者、編輯、媒體人等，回顧他們2024年的文學生活。受邀者或深耕于自己的創作、研究領域，或投身于文學閱讀和文學勞作中，或沉入生活積蓄養分、靜待破土……大家的文學生活各有不同，有收獲和啟示，也有困惑和思考；但都身處鮮活文學現場，共同參與著文學生活、文學生態的塑造。希望回顧過后，我們都能找到更為清晰的坐標，一起朝前走。

——編者

欣喜與不安

紀紅建

紀紅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

2025年的第二個清晨，陽光撒滿大地，透過窗戶照進辦公室。毛澤東文學院鳥語花香，同事們還沒有來，我已經思緒飛揚。這是我多年的堅持，安靜地坐在辦公桌前，面對一杯綠茶、一臺電腦以及一摞摞堆得比我頭還高的書，靈感與晨光一樣在白墻上瞬息變幻。

我辦公桌旁的書堆，則以報告文學作品為主，特別是2024年發表與出版的報告文學作品占比非常大。報告文學是時代的報告，翻閱它們，便是閱讀2024年中國社會的發展與變遷。2024年是意義非凡的一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賀詞中說：“一個個瞬間定格在這不平凡的一年，令人感慨、難以忘懷。”這是作家的創作源泉。作為報告文學作家，我再次深入大興安嶺深處的奇乾中隊采訪，發表和出版了反映消防救援隊伍、新時代年輕人群像的長篇報告文學《大興安嶺深處》，深刻感受到大興安嶺的浩瀚，廣大消防員情感和精神的浩瀚，以及自己的渺小。我還關注到，為慶祝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70周年，兵團文聯聯合中國作家協會、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組織采寫的《此處有青山》《大漠學府》《邊陲如歌》《豐收的綠洲》《戈壁與春的交響》，以及湖南省作家協會組織開展的“湖南百名作家寫百村”大型文學創作活動，催生出以《最遠那個村》為代表的一批優秀報告文學作品。這無疑是對時代及時而生動的回應。

當然，這一年也留下了值得反思與警醒的啟示：面對新科技革命與全媒體時代，與之匹配的優秀作品還不夠。如對時代的精神特質捕捉不夠及時精準，理解不夠深刻，導致作品與時代有隔閡；又如創造力與創新性不夠，沒有充分認識文體藝術流變和經典的意義，導致作品藝術性與感染力不夠，難以與讀者形成有效互動與共鳴。這令人不安。作為一名作家，自我認知極其重要。在創作過程中，如果我們既能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還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不足，沉下心來補齊短板，好作品一定在前方等著我們。

成為好編輯的同時，也能做一個好作者

傅小平

傅小平，《文匯報》“文學報”副刊編輯，西北師范大學傳媒學院兼職教授，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

說到2024年我的文學生活，簡而言之是采訪、寫稿、編輯，再就是寫完了一部長篇小說。倘是以編輯身份談，我就得從多年前主持“環球”欄目談起，因為差不多從那時開始，我才養成了所謂的編輯思維。那些年，我不得已用筆名自寫自編，也對自己提出了一些要求，譬如文章得體現學養深度，但要避免學術化；有客觀理性的評述，也還得有自己的見解；得有合適的角度，讓讀者易于融入作家的文學世界，等等。這些文字刊出后收獲頗多好評，后來居多收入我的隨筆集《普魯斯特的凝視》中，這大概能說明我那時努力的方向是對的。

我之所以從頭談起，是因為就我的工作而言，記者和編輯兩個身份難以截然分開，在很長時間里，我主要扮演的是記者這個角色，編輯更像是我的“副業”。直到后來參與編輯“新批評”版面，再后來輪值做微信，編輯所占比重才越發大了起來，加之從今年開始轉做《文匯報》“文學報”副刊編輯，我確乎越來越是個編輯了。

而編輯所做的工作，無非是策劃、組稿，再是以好的方式加以呈現，可見前提和根本是約到好的文章，只是現在看來內容未必“為王”，更為重要的反倒似乎是醒目的標題、噱頭，以及相當的平臺。怎樣才能給好文章插上飛翔的翅膀？我只能說還在摸索當中。我寄希望于成為好編輯的同時，也能做一個好的作者，這不僅在于我有寫作的執念，還在于對我來說，似乎唯有這樣，才更加能夠保持職業的新鮮感和敏感度。假以時日，我或許是能做到的吧。

寫那些向陽又背陰的花朵和碎葉

阿微木依蘿

阿微木依蘿，彝族，巴金文學院簽約作家。

還在2024年11月的時候我就在想，到了12月中旬我就寫個年終總結，但一直沒寫（直到今天）。不知寫什么。或者應該總結什么。

人生說輕了就是虛度，說重了是暈頭轉向地虛度。我有很多東西要寫，但實則，興許一個字也不必說。人有時候會失語。一些詞語從記憶中衰退，意味著一些往事被我摘落，生活這條豐富而渾濁、或清澈到一無所蘊的長河，把我推向年輪逐漸攏起的高處，像歲月的浪潮一遍一遍擦洗記憶河岸，在這當中的我，越認為了解世相，越一無所得。而這一切必然與我長期默然寫作和思考有關，獨立的精神世界里，總會綻放一些向陽而又背陰的花朵和碎葉。我既體驗某些殘酷的生活真相，也感到清苦中的幸福。一切開始淡化，也開始濃重，越是模糊也越是清晰。仿佛又讓我回到了最初的一片空白之境，逐漸生長新的東西，像生命一樣有力的，或更蒼茫的世態，讓我的生命變得沉重也豐厚，讓我必須踏上新的征程，一切從頭再來一遍，猶如我們的年年歲歲，它之所以輪回，也正是給我們從頭再來的機緣，讓去的去，讓來的來。像霧色籠罩在眼皮上方，我還需要看見什么，體驗什么呢？在深深的人間，涼薄的露水之下，總是充滿疑惑和追溯。

寫散文才能使我更加深刻地觸摸到自己靈魂的溫度，即便非常執著地寫了一大片小說，而實則，散文才是我的血脈。或者可以說，我所有的小說都是散文。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達，或抵達了什么。唯有這樣，可以間接地解決我所迷惑的人生問題。可越是明白這個道理之后，越更謹慎書寫。人到中年需要最簡便的生活圈子，珍惜一些人，也舍棄一些東西（也包括人），我們都需要更加深愛自己。要我說今后寫作的方向，我必熱愛寫那些向陽而又背陰的花朵和碎葉，因為那就是人間的你我。

新媒介融媒傳播大有可為

許蜜桃

許蜜桃，本名許旸，文匯報首席記者，創辦主理許蜜桃視頻號

很多人會問我，“許蜜桃”是什么意思？說來話長，這個帶有“諧音梗”意味的藝名，第一次公開“出道”是在古早的一場“文學脫口秀”。當時的評委、《收獲》雜志程永新主編的無條件贊美式點評令我倍感暖心。多年后回想站在“文學濃度最高”的作家書店麥克風前，看著窗外夕陽絢爛而不刺眼的光暈，仿佛一場“蓄謀”的命運預演——跨界多重土壤的桃樹就這么水靈靈“生長”出來了。

很多師友打趣說經常刷到“許蜜桃”視頻，看我在鏡頭前的花式講述訪談，但我知道身處融媒體發展日趨白熱化的賽道，“長”得還是晚了，慢了。不過，既然出發了就要學著“騎虎”，呵護捍衛并持續激活一個IP的輸出。

這實屬不易。我迎著凌晨5點的第一縷晨曦準備直播，也曾深夜捧著手機猛烈剪輯……一路走來有幸得到很多師友的支持鼓勵，這都是許蜜桃繼續生長的沃土與燃料。多年深耕閱讀出版、文化熱點報道，作為媒體人我一直在思考怎樣將日常新聞資源以更多元優化的方式進行傳播。無論策劃推出系列短視頻融媒節目，還是結合熱點多場景多模式直播，都希望持續放大專業素養、品牌調性與特色優勢，直擊熱辣滾燙現場，引領文藝強磁場。

文化熱點“同題巧做”。面對公共文藝事件時，找到相對靈巧的切入口，短平快為讀者搭建“樹洞”，也是對新聞熱點背后社會情緒的捕捉回應；作家訪談“硬軟兼做”。受訪者作為多年筆耕文壇的名家，很多作品和觀點廣為人知。如何作出差異化與辨識度？我摸索著盡可能體現他們的不同側面，比如蘇童在創作美學之外的生活方式、教育理念等維度，豐富讀者對心儀作者的理解；新聞生產“帶溫度做”。一個個為許蜜桃送出的點贊轉發，背后更是對一個“互聯網活人”的認可。讓視頻與直播間傳遞人文溫度，需要專業理性之外的親和感染力。

我想，新媒介融媒傳播大有可為。

潛入大都會的心靈深處

程皎旸（中國香港）

程皎旸,青年作家，碩士畢業于香港大學

2024年以前，我的寫作是爛漫的，鬼馬的。在香港這個維多利亞港那么大的鉆石里生活，無時無刻不被走馬燈般的魔光吸取注意力。白天在國際企業里，圍觀多國籍辦公室里的“職場斗爭”，周末去半山慢跑，流連在上流社會的“后花園”，偶爾乘坐工業大廈里虎頭鍘似的斑駁老式電梯探險，和好友奔跑在幽長鬼魅的公屋隧道，感受那些被網友熱議的都市怪談。它們豐富我大腦里的奇思妙想，成為我小說里的魔幻情節。然而2024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癌癥，迅速猛烈地吞噬了我爸的生命，仿佛只是一瞬間，我就失去了他。與至親的生死離別，好像洪水壓頂，雪山爆炸，讓我分崩離析。很多我以前不屑思考的問題，沒日沒夜在我心里嗡鳴。我想知道，人死了以后，會去哪里？意外是否有規律？如果死亡可以來得如此蠻不講理，那么人為何還要努力去生活？人生的意義何在？種種追問之下，我改變了我的寫作。從魔幻到現實，從外化探險到內化深思。我最新創作的故事依然發生在大都會，但我已隱身，縮小，潛入角色心靈最深之處，用放大鏡凝視其神秘的脈搏。

欣喜的是，2025年，我有兩本新書將出版，《打風》（作家出版社）預計在一月中上架，《飛往無重島》（香港三聯書店）預計在二月上架。

期待，2025，寫作順意，萬事如意。

2024，那些光一樣穿過我的事物

楊不寒

楊不寒，原名楊雅，青年詩人，云南大學文學院博士生。

嗯，該怎么說呢，面對過去這迅疾又悠長、枯燥又豐盈、疑竇重重又馬不停蹄的一年，要找到一個話頭真是不容易。微信朋友圈不愧為一個好幫手，替我記住了一些閃著火花的時刻。把朋友圈記錄從年頭翻到年尾，所得是一些照片，一些碎語，一些文章、目錄或者名單的鏈接。就是這些東西，構成了我的2024年嗎？那些沒有被記錄在案的經驗溜去了哪里？

我承認我所擁有的更多光陰，是在書齋之中寂然流逝的。那些光一樣穿過我的事物，讓我得以改變，卻沒有留下它自己的形體。幸好，用柏拉圖的話來說，它們終究是把影子，真實不虛地留在了我的稿紙上。

今年3月份左右，我把自己2023年寫的、以我故鄉三峽為核心的詩稿交給了一個出版計劃。從那時候起，我開始寫新的詩集。9月初，我把新寫的詩稿投給《詩刊》社第四十屆青春詩會，而后有幸忝列其中。這一組詩稿，題為“窈窕之章”。

同樣是在9月，我與某出版方達成合意，籌備出版一部散文詩集。于是，我又開始了新的改稿與趕稿階段，并給這本書擬了個總題：“白鶴的下落”。終于，趕在年終歲尾，這項工作初步告罄。

我想，另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是我在今年構想出了一種有著我自己風格烙印的詩學假說。我稱其為“角色詩學”。此假說將詩理解為現代文明體系中一種變動不居的角色，試圖把過去零散的、不乏對峙的種種寫作，整合進一個無限開放的序列當中，從而照見乃至于激活詩人的獨創性、感知力以及詩與現實世界之間日益疲軟的關聯性。

把“角色詩學”這個概念盡可能地論證清楚，或將是我明年的主要任務。畢竟，梅花快開了。時間將綿延下去，寫作也將繼續下去。舊時說書人在評書結尾留下的懸念，謂之扣子。來年我究竟會寫出什么，能寫好什么，只有天知曉。且借來評書扣子一句以自寬：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