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歷史的浩渺煙云中，張元濟是文化傳承的巍峨燈塔。商務印書館遭日軍重創，涵芬樓化為灰燼，他卻如堅毅的舵手，引領復興之舟破浪前行。

張元濟一生矢志典籍整理，匯聚賢才。《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叢刊》等扛鼎之作問世，似熠熠星辰閃耀知識蒼穹。亂世之際，勇立潮頭，聯合同仁組建文獻保存同志會，護古籍于危難，守民族精神之根本。

他于風雨如晦中播撒文化火種，燃起傳承烈焰；在文化荒蕪中播撒希望種子，培育蔥郁的學術森林。張元濟的歲月長卷中，已滿是文化堅守與奮進的墨痕……

汗漫，詩人，散文家。著有詩集、散文集《一卷星辰》《星空與綠洲》《在南方》《紙上還鄉》《上海記》等。曾獲“人民文學獎”“揚子江詩學獎”“雨花文學獎”“清明文學獎”“芙蓉文學雙年榜”等獎項。

燼余猶涵芬

文/汗漫

1

自這一日起，張元濟耳邊與夢中，時常回響著日軍飛機烏鴉群一般密集俯沖的轟鳴聲，炮彈呼嘯炸裂聲，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印刷廠區與編譯館大樓組成的商務印書館墻體倒塌聲，數百萬冊典籍和書稿的嗶嗶剝剝燃燒聲……心臟疼痛，呼吸也急促、困難。他必須用手伸進長衫或被子下，揉搓胸口許久，才松出一口氣來。

這一日，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對于張元濟任董事長的商務印書館，對于上海乃至中國現代史，都是分水嶺般的一天。

前一天，“一·二八”事變在深夜爆發，日軍不宣而戰，進攻駐扎在上海北郊的中國軍隊。這是上一年“九一八”事變，東北軍不戰而退后，中日間首度正面發生的軍事沖突，史稱“淞滬抗戰”。蔡廷鍇將軍帶領十九路軍，拒絕蔣介石反復下達的“顧全大局，少安毋躁”的不抵抗令，以步槍、機槍一類劣勢裝備，與自吳淞口外登陸的日軍、航空母艦上起飛的敵機，一番番殊死拼殺，使日軍“三天占領上海、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妄想破滅了。其間，日軍三次調換戰地指揮官。長江上，黃浦江邊，外國商船密集停泊，物流中斷，歐美各國因戰事而利益受損，故積極調停。至五月，達成停戰協議。中國軍隊撤出主城區，退至安亭布防。此一戰，使全國軍民抗日激情高漲。許多怯懦者由此認識到：日軍并非不可一世，中國絕非僅有茍且一途可走。此一戰，似乎也在為一九三七年將發生的“淞滬會戰”進行預演，蔣介石試圖重演“淞滬抗戰”這一劇本，讓歐美介入調停而不必與日軍對抗下去，繼而集中力量對付中共，未如愿。五年后，上海進入孤島期，南京城破人亡……

“一·二八”事變這一夜，槍炮聲陣雨般喧響于窗外。張元濟通宵難眠，在位于極司菲爾路四十號的家宅中，接商務印書館同仁高夢旦、鄭振鐸的電話，又打電話給《申報》總經理史量才了解戰況。他們都在擔心位于蘇州河以北的商務印書館。此一時期，日軍尚忌憚歐美各國反應，蘇州河以南租界地區大致安全。曾有數千日軍士兵潛伏于租界，欲借道，穿越，自西郊包抄中國軍隊。各國領事與日方代表村井松聚集于法租界內，討論“借道”。村井松氣焰囂張，領事們態度怯懦。杜月笙見此情形，輕輕拍了拍桌子：“各位領事，今日若允許或默認日方借道，我杜某，無須國家出面，兩小時內，把租界夷為平地。小事一件。各位先生，可抓緊收拾家當，一路平安……”領事們面面相覷，忙表態：“中日間沖突，與我們無關，絕無‘借道’之可能。”隨即下令驅逐潛伏的日軍士兵。

這一年，張元濟六十五歲，退休六年，仍為商務印書館工作。在靜安寺旁租用一小樓，率幾位青年學者組成“校史處”，編纂《百衲本二十四史》，已歷時兩年。所謂“百衲本”，就是像僧人縫綴百衲衣，從各種版本的《二十四史》中，逐字揀選最準確的表達，去錯訛，溯原委，重組一個最接近本貌的《二十四史》版本，為古人存心續命。

一月二十九日，這分水嶺般的一天來了。清晨，張元濟通過收音機獲悉：史量才、杜月笙等上海名流發起成立“上海市民自救協會”，為未受當局支持的中國軍隊募捐，為受傷士兵和市民建立戰地醫院、難民所，以備長期作戰。張元濟眼里有了淚水。餐桌上的面包，咬了兩口，一杯牛奶未動。起身，要司機阿姚開車送他去商務印書館查看。阿姚為難地看看張夫人。夫人說：“菊生啊，到蘇州河邊吧，看一眼就回來，別過河。”語氣柔和而決絕，眼睛卻看著阿姚。阿姚點頭。“菊生”，是張元濟的字，晚輩或同輩的人，常呼其“菊翁”“菊老”“菊公”。菊花生于歲寒，壯烈士子每每成就于歷史的冷峻關鍵處。

轎車抵達蘇州河，停下來。車窗外，站滿看景致的外國人、記者。對岸，槍炮聲作響，硝煙彌漫，像舞臺上的道具和擬聲器，充滿不真實感。一輛輛卡車滿載上海市民捐獻的物資，呼嘯著越橋而去，朝中國軍隊集結地奔馳，確證眼前的慘烈絕非虛幻。張元濟在后排座位上嘀咕：“我們也過河去看看吧……”阿姚回頭軟語解釋：“夫人的交代，我不能不聽啊，先生也請聽一聽，不安全啊……”河對岸，商務印書館的一座印刷廠，清晰可見。張元濟看著它，像看著一個瀕危的孩子。

這一座印刷廠，因臨近租界、孤立于商務印書館建筑群之外數公里處，成為即將到來的一場劫難的幸存者。多年后，它作為“商務印書館紀念館”迎接我。墻上，當年標語猶在：“為國難而奔赴，為文化而犧牲。”依靠這一幸存者的運轉，半年后，被毀滅的商務印書館恢復出版、印刷業務。所有新版書籍的版權頁，都有“國難后某版某次印刷”字樣——這是張元濟的提議。因轟炸，所有出版物毀滅一空，新出版物無法與原版次相銜接。“如此表述，是紀念，也是新生……”高夢旦表示贊同。張元濟不語，捧著剛裝訂好的新版《共和國教科書》，一頁一頁撫摸。他吸吸鼻子，像一只蜜蜂重回花香，這好聞的油墨氣在印刷廠內蕩漾。時任總經理王云五，臉鐵青，對面前兩位前輩說：“日本人叫囂：炸毀一條街道，中國人三天就能恢復生計，炸毀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中國人永遠不能回過神來。現在，我們已經回過神了，必浴火而重生……”張元濟眼睛一亮，抬頭盯著王云五，點點頭。

此一刻，站在一月二十九日清晨的蘇州河邊，張云濟還不能預見到未來一切，關于商務印書館，關于自我、上海和中國。

八點一刻，張元濟乘車回到家門前。夫人許氏、花工阿喜、傭人高媽等，都站在門口迎他。半小時后，蘇州河方向傳來更強烈的炮彈轟鳴聲。張元濟走到院子里，隱約看見日軍飛機持續盤旋、俯沖。電話鈴響了，傳來消息：日軍開始對商務印書館進行轟炸。張元濟一下子癱倒在地，面色蒼白，一陣陣冷汗濕透內衣。轟炸持續到下午四點，濃煙彌散整個城區。空氣中滿是鉛字和油墨焚燒后的嗆人氣息。不同時代、各種質地的書頁碎片，像前賢士子之斷魂碎魄，亂紛紛撲向大街與弄堂，尋求慰藉和寄托。傍晚，上海《申報》“號外”和電臺等媒體，發布新聞：由張元濟、高夢旦等同仁構建的涵芬樓、東方圖書館，不復存在。由江南各著名藏書樓萃集而來的五十余萬部孤本、經典，不復存在。夏瑞芳在一八九七年創建的商務印書館，不復存在。

晚上，許氏親手做了牛排、沙拉、羅宋湯。張元濟愛吃西餐，在清廷任職期間養成這一習慣。光緒在頤和園里跳交誼舞、學英語、吃西餐，一批謀變求新的知識分子追隨之。張元濟認為，吃西餐，無須主客間頻頻夾菜傳情，耗時短、效率高，干凈、自在。他曾游歷歐洲，以英語演講，用英文寫信，一身西裝，蝴蝶結絢麗如蝴蝶——裝點、渲染咽喉這一發聲部位，有助于杜絕陳詞濫調？回到中國大地上，他始終是一個穿長衫的人。一九四八年，去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與會者合影，只有他和胡適長衫在身。胡適穿皮鞋，體現出“中西合一”風致。張元濟穿一雙布鞋，完全徹底的舊書生打扮。“守舊者中的先鋒，追新者中的后衛。”這是經歷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知識者，共同為張元濟勾勒的一幅肖像。胡適就此詢問：“菊翁同意否？”他淡淡一笑：“無愧我心，不負文心，如此而已……”

這一晚的西餐，張元濟一口沒吃，躺床上。家人來床邊坐一會兒、站一會兒，不言。他自責：“怨我……如果不將那些典籍匯合于涵芬樓，讓它們散布四處，也不至于被今天的轟炸連鍋端。日本人，狠，要滅我文化的種……”枕邊，放著從花園里撿來的一個碎片，可見殘余的三個字：“……仰不愧……”通過紙質和字跡，他知道，這碎片，來自宋版《孟子》中關于“君子三樂”的一句話：“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幸虧，張元濟歷時多年編纂、修正、出版的《四部叢刊》，藏于中國各地，使經、史、子、集的精華得以流傳，否則，這一番轟炸的后果更嚴重。

四歲的孫女張小龍，搖搖晃晃地把餐盤端床邊：“爺爺吃一口吧，為小龍吃一口吧……”張元濟眼眶里忍了一天的淚水，一下子涌出來。他朝墻壁方向扭過頭，不看孫女，伸出一只手拍拍她的肩：“去吧，小龍，爺爺沒事，沒事……” 侄孫女、上海圣瑪利亞女中學生張祥保，扶著小龍手中的餐盤，站一旁，也淚流滿面。

次日，在商務印書館殘垣斷壁間，張元濟與同仁磕磕絆絆行走，勘察著，商議著。他代表董事會，當即決定：第一，成立“商務印書館復興委員會”，張元濟任主任，委員由高夢旦、胡適、王云五等人組成；第二，對商務印書館兩千余名職工、五百余名編譯人員進行精簡，或分流至商務印書館外地機構，或解聘，予以補償，確保無生計之大虞；第三，清理、拍照、存續資料，以備向日方提出抗議和索賠；第四，在租界內另辟新址，重建商務印書館總部，盡快恢復書籍出版業務。于是，有了那“國難后某版某次印刷”字樣，與我、與后世國人對視，觸目驚心。

此一刻，廢墟間，滿是典籍冊頁燃燒后的余燼。鉛字融化凝結成鐵黑色溪流。幾個人的皮鞋、布鞋上，蘸滿余燼。走到馬路上，一步一個鐵黑腳印，像正在為苦難中國書寫一首絕句、一紙絕命書。

2

涵芬樓，一九〇四年年初問世，樓名意為“涵蘊文化之芬芳”，由時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張元濟定名。同事曾提議，借用張元濟祖先在故鄉海鹽所建著名藏書樓“涉園”之名，遭其否定：“一座公共性質的藏書樓，屬于同仁和社會，豈能借機抒發菊生一己之情懷。”

此前，一九〇一年，張元濟應夏瑞芳邀請，辭去南洋公學亦即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代理校長一職，投資商務印書館，成為股東。友人不解：為何去一小印刷廠就職，終止教育生涯？他答：“以出版啟蒙、教化更多國人，而非僅僅著眼于少數精英，中國方有希望。”后來，他召集南洋公學同仁高夢旦亦即高鳳謙，也加盟商務印書館，繼任編譯所所長。我曾進入上海圖書館，查閱商務印書館在晚清時期印行的《最新國文教科書》、民國建立后印行的《共和國教科書》，從初等小學，到初級中學、高級中學，各學科、各年級門類齊全，版式莊重大氣。封面右側，豎排兩列字：“福建長樂高鳳謙、浙江海鹽張元濟校訂。”以兩位學人的非凡聲望為廣告、為承諾，從構建現代中國教科書體系入手，相繼出版《辭源》等工具書，整理國故，固本培元。至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轟炸前，張元濟先后選聘留學歸來的青年才俊二百余人，加快歐美文學、科技、文化等出版物的翻譯、傳播，“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且以《小說月報》推出的，高揚“為人生”旗幟的作家作品，深刻影響中國新文學亦即中國現代性新面目。商務印書館原本印刷商務賬冊的小作坊格局，在嬗變中劇變，成為中國文化的守望者與創新者，端賴于張元濟這一靈魂人物。

再此前，一八九八年，北京，張元濟因參與戊戌變法失敗，幸免一死，遭清廷“革職永不敘用”之處罰。自此，“以文化人移風俗”，成為張元濟的終生選擇。經李鴻章指點，他南下上海，先后得到盛宣懷簽名的兩張聘書：南洋公學編譯院院長，代理校長。任職期間，南洋公學添設“特班”，聘蔡元培、趙從藩等知名人士為教習，黃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人為該班學生。每天，張元濟與學生共進午餐和晚餐，以監督餐飲質量。在其推動下，南洋公學迅速對接歐美高校教科書體系。自一九〇〇年始，張元濟屢屢寫信給遠在天津的嚴復，催促其加快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翻譯進程：“此書對國人認識財富之本質極有益，吾國甲午一戰敗于東瀛，根由之一，即在于國力薄弱。”嚴復亦及時回信通報翻譯進程，對張元濟開出的高額版稅，表示滿意——中國版稅制度，也是從這一部書，經張元濟之手，開始建立。一九〇二年，此書以《原富》譯名，由南洋公學編譯院出版，“看不見的手”“分工”“價值”等現代經濟學概念，隨即進入中國知識界。嚴復提出的“信、達、雅”翻譯觀，張元濟也在商務印書館內反復闡釋、倡揚：“要體貼原本而可信不虛，要暢達而不凝滯，要雅正而成就漢語之美。”

再向前追溯，一八九二年，二十五歲的海鹽青年張元濟，與蔡元培同年考中進士，入紫禁城，行走于翰林院。對中國以外的廣大世界，抱持殷殷關切之態度。與陳昭常、張蔭棠、夏偕復等八人，結“健社”，后為避“結黨營私”之禍，改稱“通藝學堂”，招生數十人，教習英語、數學，成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的前身。通藝學堂，建有面向社會的圖書閱覽室，似正為多年后東方圖書館的構建，埋下伏筆。光緒曾開列一張西學書單索書。宮廷內外急忙搜羅，送上來的每部書，扉頁上都有“張元濟”購書時的簽名和閱讀圈點痕跡。一個海鹽人，進入光緒視野，與康有為、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形成維新陣營。

那一日，張元濟等人被光緒召見。入西苑，天色未亮，坐在客房長椅上，幾個人睡意猶存。竟有雞鳴隱隱約約傳來，張元濟笑了，其他人也笑了，精神一振。康有為第一個進入正堂，與光緒談敘良久。其他人隨后陸續進入、出門、竊竊私語而去。待張元濟被傳喚，天地大亮，光緒獨自坐在正堂龍椅上，身形瘦削，臉蒼白。此前，張元濟曾上書變法建議，諸如：興辦教育，消除滿漢族群隔離制度，興發國力，等等。此一刻，光緒只問通藝學堂情況，張元濟一一作答。臨別，光緒咳嗽一聲，問：“海鹽有大潮？”張元濟一愣，答：“有，壯觀無比，陛下春秋時節可撥冗南下，觀瀾后必有卓見。”光緒戴著錦繡小帽的頭顱動了一下，不知是點了點，還是搖了搖。之后，就是戊戌變法失敗，六君子遇難。

晚年某一日，張元濟與友人提起譚嗣同，舉右手，在頭顱邊做出利刃一閃的動作，哽咽良久。

入商務印書館后，張元濟持續搜集譚嗣同等人遺著，在一九一八年，編輯、出版《戊戌六君子遺集》。序言中，張元濟這樣寫道：

六君子者，實世之先覺；而其成仁就義，又天下后世所深哀者……默念當日，余追隨數子輦下，幾席談論，旨歸一揆，其起而惴惴謀國，蓋恫于中外古今之故，有不計一己之利害者，而不測之禍，果發于旋踵。余幸不死，放逐江海，又二十年，始為諸君子求遺稿而刊之。生死離合，雖復刳肝瀝紙，感喟有不能隱喻者矣！

感喟有不能隱喻者矣，唯有以行動，明心志、祭前賢，賦舊邦以新命運。故，張元濟只能成為張元濟，張元濟必然成為張元濟，如霜天雁陣下一地野菊，涵芬蘊芳隨風揚。

張元濟遍訪各著名藏書樓，如陸氏皕宋樓、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丁氏八千卷樓等，購買各種舊本、校刻本、注釋本。耿耿于懷的一件事：他正在籌措一筆購書巨款期間，陸氏違約，將皕宋樓典籍售于日本靜嘉堂。張元濟渡海東赴，用一個半月時間，沉浸在靜嘉堂及京都等地圖書館，面對流散于異鄉的中國典籍，如遇先人，心疼魂慟。日日埋首其中，選擇、抄錄、拍攝，帶回四十六種罕見古籍的攝影膠片，使《四部叢刊》的編纂得以完善。后人由這部叢刊，可目睹宋元明時期善本風貌，卻未必能看見張元濟青燈黃卷間的稀疏白發。我通過一張照片，眺望他，那白發像一朵白菊，額頭闊大而明亮，如一塊高傲巖石。

張宅門口，長期掛一牌子：“收買舊書。”下班，張元濟就整理送上門來的舊書，顧不上吃飯和休息，驚喜與沮喪并存。他尤其注重地方志的收集：地方志里有民間野逸氣息，可補充高雅典籍所無視之盲區。經一番費心經營，涵芬樓如少年，日益壯大、豐沛。夜晚，那座小樓與編譯所巨大辦公樓，一概燈火輝煌，成為蘇州河以北光輝的中心。一九二六年，以涵芬樓為核心，擴建成立“東方圖書館”，由四面建筑物圍合而成的這一宏闊院落，與北平圖書館齊名并立。所藏古籍版本眾多，力壓江南眾多藏書樓，并大量采購歐美政治、經濟、科技、文學、文化、社會等領域最新書刊，利于編譯者查閱資料，且向社會開放。商務印書館由此形成集翻譯、編輯出版、印刷、文具制造、印刷機械制造、電影拍攝、典籍收藏整理、圖書借閱、大眾培訓、幼兒教育、慈善事業等功能為一體的出版集團，聲震亞洲。故遭日寇覬覦，引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轟炸、摧毀，舊恨未消添新仇。

夏瑞芳亦即夏粹芳，未看到涵芬樓、東方圖書館的成長和毀滅。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傍晚，夏瑞芳在租界棋盤街遭槍殺，年僅四十三歲。從青浦鄉村牧童，到上海一家西人印刷廠的排字工，至創立商務印書館并成為出版巨頭，一個壯年人，壯烈如正午烈日，倒地不起，省略黃昏般的晚年，直接陷入漫漫長夜。歹徒逃之夭夭。這一天，《申報》恰好發布新聞：商務印書館完全成為中資企業，日方小股東退出。歹徒是誰？無定論，難免令人猜度。這一“退出與收購”之舉，夏瑞芳與張元濟謀劃、行動一年，其目的，就是以純粹的民族立場，應對中日關系惡化之局面，避免受制于人、授人以柄。日方小股東，看好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出版巨擘之盈利前景，拒絕退出。夏瑞芳數次赴日本談判，用異乎尋常的超高股價，收購其全部股份。

那一天，張元濟聞噩耗急奔醫院，守靈，握著小自己四歲的這一同道之手，緊緊不放。當夏瑞芳靈柩放入萬國公墓內新掘的墓穴，石質墓頂緩緩覆蓋其上，數日未發一言的張元濟，低喊一聲：“粹芳兄，有我在，君可放心上路……”這低喊，令在場者無不動容。

自張元濟、高夢旦等人相繼加盟后，商務印書館隱隱有了“老派”（鮑賢恩、鮑賢昌、徐桂生等企業原創股東）與“新派”（張元濟、高夢旦、王云五、沈雁冰、鄭振鐸、葉圣陶、胡愈之等后來者）之分野。兩派有共識，更充滿沖突與歧異。前者保守，注重短期利潤，偏袒嫡系人員。后者新銳、開放、著眼未來。夏瑞芳作為最大股東和控制人，超脫于老派舊友之羈絆，堅定站在新派一邊。當初，因聯系出版業務去南洋公學，結識張元濟，夏瑞芳即認定：眼前這一個學者、教育家，正是商務印書館需要的堂堂君子，可信賴，可托付。故誠意相邀，終成為同仁、至交。從耗巨資建設涵芬樓，到高薪引進海外才俊，到確定教材編寫方針，再到費時多年編訂《辭源》等工具書、出版《續古逸叢書》等六百余種近兩萬卷古籍，夏瑞芳對張元濟的眼光，始終信而不疑，有口頭禪：“且聽菊翁安排。”令舊派人士沮喪、郁悶。張元濟一系列充滿風險的舉動，為商務印書館帶來巨大聲譽和高額利潤，舊派人士也漸漸無話可說。

粹芳與菊生，兩個人的字，意義貫通，與涵芬樓之意象融會不二。

張元濟對涵芬樓的命名，也有向夏瑞芳致敬之意。萬物芬芳，歷四時風霜而生生不息，這一自然鐵律，豈能被一場轟炸所毀滅？

……

本文為節選，完整版請閱讀《萬松浦》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