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古代士子之為官，由于不存在專業分工，因此，每每是多面手。他們不但在行政中常常能引經據典，而且行文表意，總能把經略天下的普遍道理和文教民人的擅長做法巧妙地加以結合，成就一方治業。與此同時，他們在司法活動中，不但能援法或引經裁判，而且常會探究司法宏義，闡發司法理念，發展成在當下看來具有明顯本土性的司法話術。這其中，除了董仲舒所闡發的“引經決獄”的觀點外，唐代詩人白居易的司法理念與闡述，尤為值得關注。

眾所周知，白居易的詩名，無論生前身后，都令世人矚目。可饒是如此，人們對他有關司法的闡述和見解，所了解者甚少。甚至對彼時影響了不少想考取功名的學子，成為當時無數考生必備的作品《百道判（甲乙判）》，當下人們也知者甚少。盡管《百道判》是白居易為了求取功名，備考當時的“書判拔萃科”而自擬自判的復習材料，但因這些資料設案嚴謹、判斷審當、文采飛揚，令彼時報考該科的學子趨之若鶩。白居易在給友人的信中曾夫子自道曰：“不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為準的”，盡管他同時自謙道：“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白居易《與元九書》），可他陳述的是彼時的事實。所以，元稹跟著為這位朋友賣力宣傳：“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于京師矣！”（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只是隨著時間的遷延，他那廣受時人，尤其舉子們重視的“模擬試題”，成為除了專研法制史或者白居易者外，恐怕無幾人知曉的作品。

在白居易看來，詩歌等文學作品，本來就秉有治國功能。在給元稹的同一封信中，他飽含情感地寫道：

“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用至于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白居易《與元九書》）。

但與詩歌等文學作品這種寬泛意義上的治國工具相較，面對種種社會糾紛而展開的判（詞），不論所針對的是現實世界業已發生的糾紛所作，還是作者純粹為了備考而設計的案例及其判詞，都在一定程度上彰顯著古代中國的司法傳統和裁判智慧。尤其是后者，作者在設計一種糾紛及其判詞時，案件故事要格外特殊，凸顯案件的沖突性、戲劇性，裁判策略要格外嚴謹，說理論證也要格外精當透徹。在此意義上，說判詞是中國古典社會留給今人最為寶貴的司法資源、學術財富和裁判智慧，毫不為過，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復現了古代中國的司法過程，展現著古代中國的裁判理念。

行文至此，需要強調的是，由于我國古代行政司法之合一，人們在關注古代的法制史料時，尤側重于法律之于行政的方面。相應地，對法律之于司法的方面多有忽略。即使研究一位具體的政治人物，人們也多關注其與行政相關的宏觀貢獻，而對其有關司法或案件解決方面的主張、做法的研究很少見到。這一方面或許是古人對司法的地位、作用關注不夠，且司法不過是行政的一部分使然；另一方面，也與古代判詞這種似乎缺乏辭章創意的文體作業不容易廣泛流傳相關。唐代以前的司法判詞流傳至今者甚少，但白居易的《百道判》和張鶩的《龍筋鳳髓判》卻能流傳至今，或許是因其在藝術上、說理方式上都得到了文人的悉心加工，既具有在學子科考時提供參考的功能，也具有在藝術上（如張鶩嚴謹又不乏華麗的駢文判詞）和說理上（如白居易面對諸多兩難案件時獨特工穩的說理）流傳的價值。

這些唐代以前可謂鳳毛麟角的判詞，所彰顯的不僅是作為范例的裁決文書，而且是不同作者對待司法的基本態度和價值選項。如面對“偽造官員‘案’”——“得丁冒名事發，法司準法科罪。節度使奏丁在官有美政，請免罪真授，以勸能者。法司以亂法，不許”，白居易對這一裁斷的具體論證是：

“宥則利淫，誅則傷善；失人猶可，壞法實難。丁僭濫爲心，繩俛從事：始假名而作偽，咎則自貽；終勵節而為官，政將可取。節使以功惟補過，請欲勸能；憲司以仁不惠奸，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見小善而必求，材雖茍得；逾大防而不禁，弊將若何？濟時不在于一夫，守法宜遵乎三尺。盍懲行詐？勿許拜真。”（白居易《百道判》）

面對詐欺為官的事實和詐欺者政聲卓著的另一事實，“案件”的裁決明顯處于兩難境地。判決其有罪，是對人才的浪費和不尊重；但原宥其罪行，則是對既有法律的敗壞。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白居易的如上論證，明確否定把法律置之度外，否定以詐欺手段入徑官家，強調人才固然難得，但三尺之法更需循守。因為愛護一位人才而敗壞法律秩序，不但得不償失，而且必然激勵歪風，自挖法律墻角。這種對“仁不惠奸，議難亂紀。制宜經久，理貴從長”之法律精神的強調，即使擱在今天也不過時，甚至還是建設法治國家必須循守的基本準則。

而面對“進柑過期案”——“得景進柑子，過期壞損。所由科之，稱于浙江陽子江口，各阻風五日”，彼時的白居易，其實所面對的是今時民事法律上所謂的“不可抗力”。在論證進柑人不應為此擔責時，他是這樣說明其理由的：

“進獻失期，罪難逃責；稽留有說，理可原情。景乃行人，奉茲錫貢，薦及時之果，誠宜無失其程；阻連日之風，安得不愆于素？覽所由之詰，聽使者之辭；既異遑寧，難科淹恤。限滄波于于役，匪我愆期；敗朱實于厥苞，非予有咎。舍之可也，誰曰不然？”（白居易《百道判》）

在這例案件的處理及其論證中，白居易的處理方案和理由說明，把古典中國一以貫之的情理關系巧妙地運用于裁判說理中。盡管在今人看來，這里的情和理都被置于法律體系中，是法律體系的應有之義。但在古代中國，情理界限明顯，因此，按照嚴格規則主義，罪行已成，唯求懲罰。但白居易的說理，卻對這種唯法是尚，不容實情和感情“干擾”或參與的追求，以事實為根據予以抗辯和阻卻，強調不可抗力的存在，是為當事人尋求脫罪的事實依據。可以說，他在一千多年前業已關注到這種雖于法無據，但于情可原的棘手事實，并通過洗練簡約的文字，對其作了在當時觀念下妥當的闡述。

可見，白居易不但詩名千古，政聲百代，而且于司法理念卓有建樹，于疑難案件裁判獨到。那么，白居易《百道判》這種明顯具有修辭特色的“判詞”，能否獲得司法的可接受性？能否運用于彼時實際的司法裁判？在現代司法裁判文書中，是否具有借鑒意義？顯然，這不是這篇小文能夠詳細臚列并論證的。在此預先提出，可資以后進一步地探索。

（作者系廣州大學人權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