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99年12月，澳門回歸祖國之際，27集電視連續劇《澳門的故事》在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播出，編劇是時任深圳作家協會副主席的李蘭妮女士。其后，李蘭妮連續出版并創作了《澳門歲月》和《澳門兒女》，成為書寫澳門的代表性作家。

2024年11月，即將迎來澳門回歸25周年之際，本刊編輯部訪談作家李蘭妮和電視劇《澳門的故事》的責任編輯王蕓，一起探討當年的寫作背景和李蘭妮眼中澳門的變與不變。

李蘭妮舊照（李蘭妮 / 供圖）

《書都》：李老師，您1983年來到深圳，1998年便開始創作《澳門的故事》，隨后又出版了《澳門歲月》《澳門兒女》，請問是怎樣的靈感與契機使您決定書寫澳門？

 李蘭妮 ：其實這個不是我自己的選擇，因為當年《澳門的故事》是中央臺重中之重的項目，他們為什么會選擇我這樣一個深圳的作家來做這個工作？請王蕓老師講一講他們當時怎么會做這個選擇，她是這部劇的責任編輯。

 王蕓 ：1997年香港回歸，央視播出了《香港的故事》，所以《澳門的故事》作為姐妹篇，成為迎接澳門回歸的重點作品。當時編劇的人選比較難確定。那時李蘭妮老師是有名的青年散文作家，手頭正有一部寫深圳漁村漁民與香港商人合作、多種經營致富故事的作品《傍海人家》，寫得很好（電視劇制作中心后來把它拍成16集電視劇，獲得了“飛天獎”）。我們希望能選一位南方的、熟悉當地生活的作者。我們根據她前面的作品，就覺得她的寫作能力、文學功底都很強，所以就選定李蘭妮老師。

 李蘭妮 ：我沒有想過寫長篇電視劇，當時電視劇制作中心派了王蕓老師來指導我寫這部《澳門的故事》。

為什么我會接下《澳門的故事》的寫作工作呢？因為我的確和澳門有些淵源。我父親是軍人，我幾歲的時候跟我父親在萬山要塞守島，小島上沒有老百姓，晚上我們會看到對面的霓虹燈，會有隱隱傳來的音樂聲，然后他們就說那是澳門。那時我就對對面的澳門感到很好奇。但在那之前我沒有去過澳門，因為那時候澳門給人的印象一個是黃賭毒，另一個是有黑社會、社會治安不好。當然去了以后真的對我有很大的啟發，也有很大的感動，這就是后話了。

 王蕓 ：央視投入了特別大的心血，對《澳門的故事》期望很高。當時是幾步同時進行，一個是蘭妮老師這邊的創作，還有一個就是在南海那邊建了一個基地，幾乎是為這部劇的拍攝建一個基地，現在都有點兒不可想象，但是當時的重視程度就是如此之高。還有就是聯系去澳門當地采訪，當時（回歸前）辦簽證特別困難，我們堅持要去做這個采訪。當時的電視劇制作中心胡恩主任主管創作，他非常堅定地主張必須去澳門看一看，我們經歷了半年的時間才把簽證和一系列手續辦下來。

蘭妮老師給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她對于創作、對這個題材的投入和認真。隨后，她多次去澳門深入生活和采訪，關注了很多歷史和現實的交織，再化成自己筆下的藝術作品。

這部劇的創作特別成功，潘霞老師是該劇導演，把這部劇呈現出來。這是一部有史詩性質的作品，承載了澳門百年的歷史，又聯系到了回歸的時間節點，所以它的深度、廣度都是可圈可點的，至今也是中央臺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我們在1997年初開始籌備，到1999年12月在澳門回歸期間播出，獲得了“飛天獎”長篇電視劇二等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李蘭妮做客央視《開講啦》節目（李蘭妮 / 供圖）

《書都》：從《澳門的故事》到《澳門歲月》《澳門兒女》，關于澳門的書寫占了您早期創作的很大部分。和您后期用生命寫作的《曠野無人》《我因思愛成病》《野地靈光》等作品比較起來，這段創作經歷相對來說少人所知，這兩段寫作經歷有沒有什么內在的關聯？

 李蘭妮 ：我覺得內在關聯非常大。在這之前，我自己覺得我眼界可能沒有這么開闊，而且我沒有寫長篇的這種想法。但是，《澳門的故事》實際上是一個長篇的結構。等于是我在這個過程中就鍛煉了長篇的結構能力，包括人物、故事走向、細節等，我覺得很有趣。

在《澳門的故事》中得到的鍛煉，也給我與李凱老師合作的《澳門歲月》打下基礎。當時人們對澳門的了解是不足的。李凱老師當時是中央臺派出的第一個拍攝澳門紀錄片的編導，于是也通過他接觸了很多澳門各階層的人物，從而促成了我第一個長篇紀實作品《澳門歲月》的出版。而這個又影響到我寫電影劇本，當時澳門回歸之前大家都在找合適的作者來寫。中國第五代著名導演何群老師到處找編劇，看到了我和李凱老師合著的《澳門歲月》，于是何群老師邀請我做《澳門兒女》的電影編劇，但其實當時我也沒有寫過電影劇本。也正是這個機緣我結識了何群老師，他停下手頭所有工作，教我如何從寫劇的模式中轉化為電影。這部電影是當時為迎接澳門回歸而拍攝的唯一一部故事片。慶祝澳門回歸一周年時在澳門會堂放映，并在央視第6頻道播出。

所以，從1997年初到1999年底，我就有了電視劇《澳門的故事》、長篇紀實作品《澳門歲月》、電影《澳門兒女》三部作品。當時中央臺電視劇制作中心做了我強大的后盾，劇中心對我的要求就是：不寫黃賭毒，不寫黑社會，除了這些你寫什么都行。這其中，第一是給我很大的信任，第二也告訴我放開思路，這就鍛煉了我的選材能力。

我去澳門深入采訪的時候，發現澳門正在為回歸建設機場，也是在那里第一次去看鄭家大屋，才知道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影響了毛主席的青年時代。

當時采訪籌建中的澳門航空，才知道澳門的航空夢始于孫中山時期，當年孫中山在澳門當醫生搞革命，就有航空夢。于是我就跟電視劇制作中心講，能不能寫三代人，第一代人是跟著孫中山搞民主革命；第二代人參與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第三代人為澳門的機場、航空啊而奮斗。最后那個電視劇的結尾就是澳門航空的第一架飛機從澳門機場飛往北京。

電視劇《澳門的故事》的創作過程，對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鍛煉。我也很感激當時的電視劇制作中心胡恩主任、潘霞老師。當時大家對澳門了解不夠，大家都知道《七子之歌》，但澳門人在做什么、想什么？我在寫劇本提綱時，曾見過一次港澳辦澳門司謝司長，他曾在中葡土地談判小組擔任過首席談判代表，了解澳門，熟悉政策。他給我出了一道題：這部作品應該反映出澳門人的一種精神，你說說，什么是澳門人的精神？我飛快回憶在澳門采訪的見聞和思考，回憶翻閱過的澳門史料，“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當我想到澳門蓮峰古廟里林則徐的這副詩聯時，我心里有了答案，我答道：“是不是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愛國愛澳，忠義雙全。”謝司長對這八個字深表贊同。

從1998年到2000年，我三年開刀兩次，從甲狀腺癌到淋巴轉移癌，實際上在寫澳門的過程中我是個癌癥患者，但那時候自己還不知道。做完《澳門的故事》以后，我去醫院檢查并確診，有五年時間什么都不寫，但是由于澳門的采訪和寫作經歷，奠定了后來“曠野三部曲”的寫作，因為這三部曲也都是長篇紀實作品。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階段是密不可分的。

我很榮幸在90年代和中央臺合作，又在2007—2021年和人民文學出版社合作了“曠野三部曲”。雖然過程很艱辛，但任務很重要，對自己也是一個交代。

我記得那時候我不敢接《澳門的故事》，王蕓老師飛過來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說如果把《澳門的故事》完成了，就相當于爬過雪山，其他的山還能算什么？王蕓老師對我的這個告誡我一直覺得很有用，也非常感謝她。

電視劇制作中心的另一位領導也在努力說服我，他說，港澳回歸，你們深圳的作家必須肩負起責任。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因為深圳是1984年才成立作協，我們一直以為自己只是一個很小的協會，當時也沒有多少作家，這樣的重大題材好像跟深圳關系不大，但電視劇制作中心領導的這句話我聽進去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當時需要我們這樣的作家和編劇，我們應該在關鍵時候站出來，這也是一種使命感。

 王蕓 ：二十多年了啊。我們后來成為好朋友，在生活當中來往也挺密切，但是沒有認真地回顧過這段創作的經歷。今天聽蘭妮老師的回顧，調出了很多回憶。

蘭妮老師當時承擔了這樣一個重任，壓力很大。我當時做了好多工作鼓勵她，因為她老覺得她不行。但從開始創作到電視劇播出，蘭妮老師完成得還是相當不錯的。不夸張地說，在配合澳門回歸這樣的國家重大事件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后來蘭妮生病，癌癥治好了以后又得了抑郁癥，而且是重度抑郁。之后，她又在這個領域開辟了她的文學創作。《曠野無人》是一部特別好也很有名的作品，這部著作在抑郁癥病人群體里廣為流傳，幫助了大量的人。后面她在這個領域去深挖，在抑郁癥領域里開展了很多公益活動。今天她談的也讓我非常欣慰和欣喜。

李蘭妮與金庸合影（李蘭妮 / 供圖）

《書都》：李老師，回頭再看，您認為今天的澳門與您當年筆下的澳門有哪些“變與不變”？

 李蘭妮 ：不變的依舊是“愛國愛澳，忠義雙全”。

我曾經參加過澳門一些社團的活動，發現他們對中國文化的堅守力量非常強。澳門雖然小，但是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中好的東西非常清楚，并視為珍寶。這一點讓我很感動。我當時參加過一個澳門回歸祖國倒計時兩周年的座談會，來自澳門各界的精英爭先在會上發言，對“澳人治澳”、平穩過渡、政權的順利交接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論證，人人滿懷使命感、責任感、緊迫感。我目睹、聆聽，眼前的一切正被歷史銘記。經過四百年的等待和期盼，歷經磨難、永不言敗，澳門在呼喚：“母親——我要回來!”那澳門人怎么樣管好澳門呢？他們提出了很多想法，能讓人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主人公意識。當時我覺得自己責任重大，一定要做好，一定要對得起祖國，對得起澳門。

那時候澳門人擔心經濟的四大支柱產業發展問題，那個時代，澳門的造船業和制香業已經不行了，當時的澳門人也擔心未來的經濟發展。

現在我到澳門，驚喜地發現澳門的變化非常可喜。第一，澳門開始非常重視教育和科技，教育的力量是增強了。第二，澳門非常非常重視文化的傳承。

以前我去澳門的時候只有澳門大學等兩三所大學（學院），現在陸陸續續有很多新成立的大學，不論是公辦的還是私立的。經濟方面更是朝多元化發展，以前博彩業給澳門帶來很多收入，回歸以后，澳門慢慢地加強了對其他產業的支持，包括港珠澳大橋、澳門大橋的通車，對外貿易的積極進行等等。

澳門人有一點讓我很佩服——就是從特區政府官員到學者，再到市民，他們都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知道要背靠祖國發展壯大。這就是我看到的變與不變。

王蕓老師前幾年也去那里進行過采訪，也請王蕓老師說一說。

 王蕓 ：后來我們又去澳門做過很深入的采訪，從政府官員到普通市民，我感覺到澳門這些年的變化非常大。

澳門回歸以后最大的變化是中國恢復行使主權，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澳門的老百姓幸福指數特別高，我覺得真是體現了祖國對于他們深切的愛。我們也采訪到一些葡人和土生葡人，他們對澳門也有非常強烈的歸屬感，以自己是澳門人為榮。蘭妮老師總結的“愛國愛澳，忠義雙全”，這八個字真是非常準確。

《書都》：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澳門文學處于邊緣狀態，近年有一批年輕作家涌現。與此同時，深圳文學也從80年代的紀實文學、青春文學走向多元化。作為深圳市作協原主席，您曾經參與推動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的舉辦，您如何看待兩座城市文學發展的軌跡？提到澳門文學，您認為不得不講的幾件事是什么？

 李蘭妮 ：寫《澳門的故事》的時候，我并不知道澳門到底有什么樣的文學團體。后來我才知道，1983年《澳門日報》就開辟了文學版，1985年就有了澳門作家叢書，1993年就創辦了澳門文學獎。

澳門文學跟深圳文學發展軌跡頗為相似，1983年，我剛調到深圳的時候，也是沒有什么文學組織的，搞創作的人也不多。1984年成立了深圳作協，第一屆會員還不到20人。這一點跟澳門有些相像。

深圳的作家和文學愛好者與澳門的同行有一點很像，就是很清楚自己的不足，很熱愛我們所在的這片熱土，深信我們腳下的土地是一片值得挖掘的寶礦，并且我們都是腳踏實地地去做的。

據我所知，澳門文學獎已經評選了14屆，產生了很多非常活躍和優秀的中青年作家。

談到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也是一件很值得記住的事情。這里要提到吳志良主席。他是澳門文化總會的會長，也是澳門基金會主席。有一次我們一起在北京參加中國作協全委會的時候，吳主席跟我說，應該組建一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我當時還有點轉不過彎來，因為我當時覺得大灣區只是一個經濟概念，吳志良主席不愧是歷史學者，他跟我講，粵港澳是同文同根、共生共存共榮的，而且大灣區文化是既傳承又中外交融，是對外文化輻射的出口和橋梁。他跟我說，因為深圳在經濟、文化上受到關注，深圳應該牽頭發起這個工作。

我覺得吳主席說得有道理，很快向中國作協、省作協和深圳市委宣傳部匯報，得到了大力支持。2017年12月，我們在深圳舉辦了第一屆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當時邀請了香港作聯會長潘耀明、澳門基金會主席吳志良，另外，還邀請了黃子平、陳思和、許子東、陳曉明等五位著名文學評論大家；2018年9月，在深圳舉辦了第二屆大灣區文學發展峰會，大灣區的11個城市作協負責人全部到會，共商如何積極推動大灣區的文學發展大計。

所以說深圳和澳門有這么多相似之處和這么深的淵源。我們都在腳踏實地地做事。文人最怕光說不干，澳門的行動力讓我很佩服。現在我也經常關注澳門文學界的動向，與吳主席、澳門文化聯合總會保持溝通，也為澳門戲劇、舞蹈等文藝發展全面向上的趨勢感到很驚喜。

2012 年澳門新馬路街景（陳顯耀 / 攝）

《書都》：您認為當下的年輕一代應該怎樣理解澳門與深圳兩座城市的聯系與羈絆？對于書寫者而言，應該側重怎樣的表達，讓讀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歷史和文化？

 李蘭妮 ：每一個城市都有不同的生活底蘊、精神氣質、人文環境，這些差異對作者產生著不同的影響。我認為無論是深圳作家還是澳門作家，如今都已形成一種自覺：他們不僅自覺地傳承歷史文化中的精華，還自覺地吸取新科技、新文化，打開新的文學格局。

深圳和澳門的作者有一個和其他地方的作者不同的特點，就是他們處在一個中西文化融通的交匯地，他們求新創新的心氣兒可能比別的地方的作者要格外強烈一些。我所知的一些澳門文學獎獲得者與世界的交流很多，他們的小說、電影、戲劇等作品在海外電影節上獲得了很多好評。深圳和澳門的中青年作家也很關注科幻文學，這也是一種自覺，因為他們身處這樣一座充滿創新和發展機遇的城市。求新求變是這兩座城市的一種文學風格。

《書都》：對于未來深圳、澳門的文學和影視創作，您有什么期待和建議？您認為應該如何更好地展現澳門的發展和變化，以及澳門人民的精神風貌？

 李蘭妮 ：借用吳志良主席的話來回答，他說：“澳門豐富的歷史文化底蘊和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可以為文學創作帶來無限的靈感和素材。”我深以為然。

曾經我向吳志良主席請教過深圳和澳門能有什么樣的文學合作空間，吳志良主席說：“我們要結合深圳的資本和科技力量，共同開發嶺南文化核心地帶。以文學的力量，推動人文灣區建設，推動中國文學更好地走向世界。”回想起1984年深圳成立作協，二十多歲的我就成了深圳作協副主席。當年第一批中國作家代表團來深圳經濟特區參觀、指導，其中有周揚、艾青等很多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他們欣喜地看到這樣一個嶄新的城市居然成立了作協，而且作協里絕大多數是青年作者，還有一位二十多歲的副主席，他們深深感到深圳這片熱土的活力和希望。澳門同樣如此，對于深圳作家和澳門作家來說，在這個歷史階段，我們是身負重任的。對于我個人來說，我可能只是一顆小石子、一塊鋪路石，但這條由我們構成的路是通往遠方、通向世界的。希望未來的青年作家踩著我們鋪的這條路走向世界，第一講好中國故事，第二為世界文學、世界文明有所貢獻。

《書都》：今年正值澳門回歸25周年，您最感興趣的澳門話題是什么？能否透露一下您接下來的寫作計劃？

 李蘭妮 ：最感興趣的是澳門的文化、澳門的人，他們之間的互相支持、共存共榮的精神讓我深感期待。我希望澳門能走向新的輝煌。

我自己現在處于觀察、休息的階段。2000年之前我寫了關于澳門的三部作品，這20年，我寫的是關于精神疾病、精神健康的“曠野三部曲”。我現在處于認真的讀書階段，也在關注新的科技力量給我們文學能夠帶來一種什么樣的新變化。

我們整個世界都處于一種變化、發展的過程中，我覺得我不要匆匆忙忙地去為寫作而寫作。我應該沉下來，讀經典，多思考。前段時期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作品都讀完了，也讀了《圍城》和其他一些國內的文學經典。另外我也很關注現在的社會熱點，在新的歷史時期里，文學應該怎么樣表達？我記得有一段話——天下萬物均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哭有時、笑有時，撕裂有時、縫補有時，爭戰有時、和平有時。在社會發展中，有時候你必須靜下來等待，永遠懷信心、盼望和愛來等待。在合適的時間里，感受到一種靈感沖擊的時候再行動。那時候可能會產生與我之前的創作不同的、嶄新的作品。

《書都》：您怎么看待關于澳門作品創作過程中的壓力，您對于您所說的“愛國愛澳，忠義雙全”還有哪些深刻的體會？

 李蘭妮 ：如何把400年歷程濃縮凝聚放在劇本當中，準確、真誠地呈現出來？當時電視劇制作中心催我說，可以開始寫劇本了，但我覺得還需要消化積累的采訪素材，只有自己真正感動了，才能產生出源源不斷的創作力。我記得當時第一稿還沒拿出來，電視劇制作中心主任胡恩等領導特意帶我去看南海影視城，我站在搭建的澳門大街的現場，心里真的有一種巨大的壓力和兩難。天哪，人家的這個澳門街都建起來了，我的創作還在等待。我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我記得第一稿出來之后，時任全國政協常委、電視劇制作中心導演的潘霞老師就非常認可。我想到我小時候跟著父親在海島遙望澳門，可能這件事就是我的宿命吧。

 王蕓 ：關于澳門的“愛國愛澳，忠義雙全”，我來補充幾句，我記得蘭妮老師在《澳門歲月》一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兩航起義時，起義人員將所有的航空通信器材秘密存放在澳門，臺灣方面在派人緊急追查，美國也正在通過國際法庭，向澳門法庭提出要凍結這批財產，而新中國急需這批航空通信器材發揮作用，澳門知名人士何賢與內地有關人員周密計劃，搶先將這批器材秘密轉移到何賢的貨倉里，選準時機把器材裝上他的船，并派人連夜押船，冒險開往廣州黃埔。

 李蘭妮 ：當時采訪候任特首何厚鏵，他談到過父親何賢的一些事跡。他父親在民間有個稱號叫“澳門王”，對何賢先生來說，無論是做生意賺錢還是做別的事情，首先要為澳門人的福利而做，深得民心。我聽到了很多何賢先生愛國愛澳的故事，由于何賢先生支持新中國，多次給內地提供幫助，臺灣當局曾經幾次派殺手刺殺何賢，其中一個殺手被何賢先生愛國愛澳的忠義感動，放棄刺殺行動，主動說出實情。何賢先生給了他一筆錢讓他遠走高飛。

 王蕓 ：你還碰到過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司機，他參加過抗美援朝，給羅榮桓開過車，他是在澳門參的軍，是他的澳門老師介紹他去的，參軍后去了北京，很快就過了鴨綠江。

 李蘭妮 ：這個老司機剃了個平頭，臉圓圓胖胖的。他說，當年他家老頭還有點錢呢，照樣非走不可，16歲離開澳門。祖國母親需要召喚時，澳門兒女總是挺身而出，愛國之心日月可鑒。所以澳門人的精神可以概括為這八個字：愛國愛澳，忠義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