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長編”本是有遜于正式專著、有待于繼續提煉的初稿。民國前從未見古人在編撰年譜時用“長編”作書名。近三十年來，忽然一下子涌現了一批數量驚人的年譜長編，我見到過的就有六十來種。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全然不知“長編”一詞的本意。“長編”在現在的意思和做法都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變化。在很多人因為對某一詞語模糊理解，別解甚至誤解，并逐步積累，逐步擴散，最終偏離原有的共識而形成新的共識的情況下，個別人也是無能為力的。就像“空穴來風”“每下愈況”等古代成語，現在都有了新的“理解”，新的用法。“長編”看來亦是如此，錯用和別解已有年頭，至少從國民黨“黨史辦”的秀才們就已經開始誤導了。但若將“長編”作為“簡編”“略編”這樣的近代才有的名詞的反義詞來用，在邏輯上倒也還可以成立。“長編寧失于繁”之“繁”，亦自應有度。“繁”亦須有價值，無史料意義的“繁”是不能允許之“失”。

吾國史學著作以“長編”名者，據我所知，最初始自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何以名之？《文獻通考》載李燾于乾道四年（1168）第二次上呈《進續資治通鑒長編表》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鑒》也，先使其寮采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于繁，無失于略。’當時祖禹所修長編，蓋六百余卷，光細刪之，止八十卷。今《資治通鑒·唐紀》，自一百八十五卷至二百六十五卷是也。故神宗皇帝序其書，以為‘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臣誠不自揆度，妄意纂集，雖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其間牴牾，要亦不敢自保。區區小忠，前表蓋嘗具之。仰惟祖宗之豐功盛德，當與唐虞三代比隆，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繪畫臻極，訖弗能近，矧令拙工強施丹墨？臣誠愚暗，豈不知罪？然而統會眾說，掊擊偽辨，使奸欺訛訕不能乘隙亂真，祖宗之豐功盛德益以昭明，譬諸海岳，或取涓埃之助。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鑒’？姑謂‘續資治通鑒長編’，庶幾可也。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寧失于繁’，猶光志云爾。……承命踴躍，干冒來獻。夤縁幸會，得御燕閑，千百有一儻符神指，更擇耆儒正直若光者，屬以刪削之任，遂勒成我宋大典，垂億萬年，如神宗皇帝所謂‘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者，則將與《六經》俱傳。是固非臣所能，而臣之區區小忠，因是亦獲自盡，誠死且不朽矣！

可見，“長編”就是更正式、更莊重的“博而得其要，簡而周于事”的編年體史學著作之“初級階段”，或“前期成果”。“長編”的“義例”和特點，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一言以蔽之：“寧失于繁，無失于略”。李燾非常謙虛而又實事求是地說：自己編寫的書沒資格徑稱《續資治通鑒》，而只能稱作《續資治通鑒長編》；若有像司馬光那樣的史學大家來“刪削之”，才能成為一部可以垂諸永久的大典。當然，李燾此書受到宋孝宗贊賞，詔令宮中一依《資治通鑒》用紙和字樣的大小繕寫，并將李燾大名及銜位也一依司馬光在《資治通鑒》卷首的格式標書。因此，《續資治通鑒長編》實際上當時就獲得了與《資治通鑒》同等規格的待遇。后來的史學家，大多也充分肯定李燾之書可以垂諸后世。然而，“長編”一詞本來是有遜于正式專著、有待于繼續提煉的初稿的意思，是確切無疑的。清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按，李燾原書未能完整保存傳世，今見五百二十卷本乃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所輯出者），在《總目提要》中也說：“燾謙，不敢言‘續通鑒’，故但謂之‘續資治通鑒長編’。……燾《進狀》自稱‘寧失之繁，毋失之略’，蓋廣蒐博錄以待后之作者。”應該說，古人是都懂得“長編”的這個意思的。后來，還有人將“長編”用于經部注疏之書名，如清人劉寶楠撰有《論語注疏長編》《毛詩正義長編》《禮記注疏長編》《說文雜注長編》等；甚至還有人用于子部，如清人吳其浚撰有《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也都是“初稿”的意思。但“長編”一詞，自是用于史部編年體之書名為最宜。

而年譜，所謂“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系以年月者，謂之年譜”（朱士嘉《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序》），本屬編年體史書；但令人略感意外的是，民國以前從未見古人在編撰年譜時用過“長編”作書名。現今，最為人所知的年譜長編，是1936年夏完成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當時僅刻印五十部, 每部線裝十二冊, 由譜主家屬分贈親友，并征求意見；而后，因為在大陸、臺灣有好幾家出版社先后出過排印或影印本，甚至在日本亦有譯本，所以最為有名。在那以后近五十年間，人們一般僅知有1979年出版的上海湯志鈞《章太炎年譜長編》和1984年臺灣出版的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及1976年臺灣出版的沈云龍《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其實據我所知，近人最早所撰的年譜長編，大概應數1932年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上述寥寥五種年譜長編，有三種自稱“長編初稿”，顯然那些編著者（沈、湯二先生除外）已經不懂“長編”固有的本意了。蓋“長編”本就是“初稿”也。

大概大陸學者受到臺灣出版的大部頭十巨冊的胡適年譜長編的“刺激”和“誘惑”吧，我猜想。近三十年來，內地忽然一下子涌現了一批數量驚人的年譜長編，我見到過的，屈指數來就有六十來種。譜主除少數古代人物（如孔子、孫覺、秦觀、朱熹、呂留良等）以外，多為近代以來著名人物，譜主名單可寫出一長串：林則徐、莫友芝、張裕釗、張之洞、徐潤、鄭觀應、盛宣懷、沈曾植、林紓、陳三立、劉鶚、孫中山、張元濟、王一亭、蔡元培、黃世仲、黃興、張伯苓、穆藕初、王國維、朱希祖、陳垣、魯迅、馬寅初、劉師培、呂思勉、李大釗、陳寅恪、陶行知、宋慶齡、盧作孚、葉圣陶、洪深、蒙文通、胡先骕、鄒韜奮、楊賢江、徐悲鴻、馮友蘭、陶冷月、郁達夫、瞿秋白、聞一多、石評梅、丁玲、李源澄、艾青、季羨林、丁善德、錢三強、程千帆（與沈祖棻合譜）、盧是……。以上都是正式出書的，還沒提到好多正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的書稿，一些發表在刊物上的年譜長編和一些以年譜長編為題的碩士、博士論文；也沒包括如穆旦年譜那樣的原先叫長編，最后出書時去掉“長編”二字的。內地以外，這期間臺灣也出版了尤侗、趙翼、沈家本、釋印光、閻錫山、蔣介石、張君勱、孫連仲、李玉階等人的年譜長編，香港也出版了唐才常等人的年譜長編。其中如臺灣曾出版的黃郛、沈家本等人的年譜長編，這期間大陸亦重印了。尤可一提的是，近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和中華書局還相繼特設了專門的年譜長編叢書，并積極組稿，成為出版社的主業圖書之一。短短一世三十載，年譜長編竟蔚為如此大觀，不能不令我輩讀書人激動和感嘆！

不過，有個問題一直沒引起大家的注意：這些年譜長編的撰著者和出版者，似乎也全然不知道上述“長編”一詞的本意。因為，事實上這些撰著者和出版者全然都沒有今后“刪削之”以為定稿而再版的打算，相反，有些撰著者本來就是先出了“年譜”而后再出同一譜主的“年譜長編”的。由此，亦可換一種說法：“長編”在現在的意思和做法都已有了很大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變化。“年譜長編”，現在只是“年譜簡編”“年譜略編”（須指出，該二詞古人都不用，或用“年譜略”或“年譜紀略”）的反義詞，略與“年譜詳編”（應該指出，此詞從無人用過）同義。在好多場合，年譜長編成了年譜或年譜簡編的擴大版和升級版。例如，臺灣胡頌平就是先在1971年發表《胡適之先生年譜簡編》，而后十多年才出版長編的。對絕大多數年譜作者來說，“長編”并不是原來意義上的謙詞（所以有些人要再加上一個“初稿”），恰恰相反，是一種自信、自豪的說法；甚至是一種時髦的說法，連有些字數并不太多的年譜也非得叫“長編”不可，大有好像不“長編”就不高級、不完善之概。

我想，這一現象似也未可厚非，甚至應該有所肯定。因為對于研究者來說，確實，年譜所載史料越豐富、越詳細越好；對于普通讀者來說，也多有求全求備心理，就像不少人看完長篇電視劇后還很想再看“未刪節版”一樣。但是我又認為，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該有史學常識，“長編”的本義還是必須了解的。至少，“長編初稿”這樣不倫不類的別扭詞，作為史學工作者就不該用。或用于內部征求意見稿那就算了，作為正式問世的書名不免引人匿笑。就像后人給魯迅文集所取的書名《集外集拾遺補編》一樣，疊床架屋，即使很多人見怪不怪，我總感到難受，蓋魯迅本人是絕不會取這樣的怪書名的。

有一件事得老實交代。近年鄙人也在從事《鄭振鐸年譜長編》的研究項目。我為何也用“長編”一詞？一是為爭取國家科研經費。拙著《鄭振鐸年譜》早在1988年就出版了（544千字），2008年又出過修訂版（937千字），那兩次撰寫都沒有得過任何基金資助，現在因想做大規模增補修訂（約增至1500千字）而爭取經費，書名如不變換一下，哪怕你再苦力再需要錢，有關方面咋會批準立項呢？二，我也是“從俗”“隨大流”。既然現在出了那么多“年譜長編”，就強有力地說明有很多讀者、研究者、出版者和科研基金的審查者都特喜歡這個名稱。本來，在很多人因為對某一詞語模糊理解，別解甚至誤解，并逐步積累，逐步擴散，最終偏離原有的共識而形成新的共識的情況下，個別人也是無能為力的。例如像“空穴來風”“每下愈況”等古代成語，現在都有了新的“理解”，新的用法，最后無可奈何，只能是在詞典里新加上一條解釋而已。“長編”一詞看來亦是如此，錯用和別解已有年頭了，至少從國民黨“黨史辦”的秀才們就已經開始誤導了。還有三，若將“長編”作為“簡編”“略編”這樣的近代才有的名詞的反義詞來用，在語言邏輯上，倒也還是可以成立的。

本人申報《鄭振鐸年譜長編》，實是受北京大學商金林教授和南開大學張鐵榮教授諸學兄的啟發和鼓勵。金林兄的《葉圣陶年譜長編》，就是在他的初版《葉圣陶年譜》的基礎上擴大了三四倍。鐵榮兄和我一樣，他的《周作人年譜》也出過初版和修訂版，但他以《周作人年譜長編》的課題得到了國家科研經費。我和金林、鐵榮還有一點相似，就是我們在年譜初版后都一直不停頓地繼續研究譜主，多年間又發現和看到了很多新的資料，因此才有了修訂和補充的強烈愿望。因此，我們想補充的都是“干貨”而非“水分”。而在我看到過的今人所編年譜（不限于“長編”）中，有的是靠大量引文（且都錄自后人編的文集，而非發表的原報刊），靠大量無價值或意義不大的東西來擴充篇幅的，恨不得將譜主的文章、書簡、日記、甚至他人的回憶評述等等全部抄上去（而且有的連筆也不用，是剪刀加漿糊，甚至是電腦上的剪切加粘貼）。我想，若是重要的罕見的材料多引一些也無妨（像梁氏年譜長編那樣），卻偏偏都是最常見的或遠非第一手的東西（這就好像今人出的有些“注釋本”書，別人知道的地方他大注特注，但別人看不懂的地方他偏偏不注，因為他也不懂）。而這樣的東西，居然也有人為之叫好，真是怪事。鄙人認為，“長編寧失于繁”之“繁”，亦自應有度，絕非毫無節制的堆砌，特別是正式出版的長編。“繁”亦須有價值，無史料意義的“繁”就是不能允許之“失”。

在現今年譜出版如此花團錦繡之際，講這樣“煞風景”的話，實在要請原諒。蓋鄙人早已感到，現在所出的年譜和年譜長編，其質量良莠相雜，參差不齊，有的盡管印得很漂亮，甚至是大開本、影印本，其實根本就不夠格，可謂不值識者一哂。因為怕得罪人，姑且不舉今人編的年譜來說事，就談談有名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吧。此譜最大的特點就是大量引用梁氏家屬當時手中保存的譜主書簡，這當然對研究者來說很有用；但此譜最大的缺陷也正在此，即除了這批書簡以外，撰寫者幾乎就沒下過大力，不曾去查閱浩如煙海的報刊、檔案、以至譜主的全部著作。梁氏是那么著名的著作家、政治家、思想家，而他有很多重大的活動和重要的作品、演講等卻常常不能在此譜中看到該有的記載。因此，從年譜應有的標準來看，此譜實際是并不合格的。該譜問世已近八十年，早就應該重編了。到現在還只會將它反復簡單重印，實非崇仰先賢之道，也是沒出息的一種表現。老實說，梁氏一生所寫文字、所編報刊、國內外媒體對其之報道等等，幾乎是從不間斷的，編寫他的年譜并非特難之事。不像有的人物，名氣雖響，單篇文章不多，又沒有大量日記書信，編其年譜就很難。而有的編者既無真功夫，又不肯下笨工夫，只會抄錄多年后他人的回憶，甚至大抄譜主被審查時被迫所寫的“交代”之類來填補其人生記載的空白，對這樣的所謂“長編”，真是“自劊以下”，吾不欲譏之矣。

我想，當今年譜撰著應遵循的，無非就是我們老祖宗說的“知人論世”“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等等，以及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和方法，并力求將二者相結合。如果借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和乾嘉學派相結合。這種方法是永新的。撰著者當銘記這樣一段經典指示：“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里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史料的搜集方面，應力求采山之銅，竭澤而漁，日積月累，集腋成裘。須知目前在國內，不，甚至在世界各國，除了少量舊時書籍報刊已被數字化以外，絕大部分的史料都還處于時時被自然風化、人為損棄、蟲蛀鼠嚙的狀態。因此，要想撰著一部高質量的年譜，絕大部分材料都是要從各種報紙、雜志、檔案、書簡、日記、筆記、方志、譜牒、碑傳﹑選集、文集等等原始的紙面記載，包括很多未刊手稿孤本中，捲地毯式地細致搜索，一條一條爬梳而得，皆非“聰明人”在電腦網上簡單搜索而可獲。而且，翻檢原始材料，如果僅僅看一遍也常常是不能一下子就有所發現的。許多看似無關卻十分緊要的材料，都是逐字逐句反復仔細閱讀，經“批判地審查過”，才能辨別其真偽，發現別人沒有發現的價值。

當今世上，愿意老老實實花費精力編撰年譜的，本來就都是一些被人看不起的笨伯、愚人；“聰明人”是不屑一顧的，他們的本領、學問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玩理論、冥證、玄虛為終南捷徑。不過，風水輪流轉，他們那套把戲現在也有很多人不屑一顧了，而年譜、年譜長編好像也開始有點吃香起來，于是便有一些“聰明人”也想來玩了。不過魯迅先生說過：“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寫在〈墳〉后面》）他老人家又辛辣地調侃那些“聰明人”說：“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卻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濕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濕土里的水：那可真要支撐不住了。”（《隨感錄·四十七》）畢竟歷史本身是不好騙的，當代和后代也終有識貨者，我們還是老老實實向工人農民學習吧。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