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一次對談中，薛超偉用“本能寫作”這一概念來描述自己在系統接受創意寫作訓練以前的寫作：“高中時我喜歡看青春疼痛小說，上大學后，我開始試著去寫，故事大多是青春的、戀愛的、傷感的。本能寫作，主要指這一階段。”而學院化的寫作訓練帶來的寫作自覺則源于語言和邏輯層面的調整。和一些寫作者刻意撇清不同，有著“后青春文學”的自我定位，薛超偉仍對郭敬明這一同樣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賽稍早出道的小說同行有所認可：“他那種沉潛的、對自己內心非常關注的寫法，很吸引我。”但和郭敬明不同，所謂“對內心的關注”，具體到薛超偉的小說中，表現為一種去矯飾、反套路、反類型化的心靈狀態描摹，聚焦個體情緒的激發、波動以及隨之產生的感受差異，少年獨有的靈氣和真氣由此體現。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重新理解薛超偉提出的“本能寫作”，或許可以想象一種青年文學的理想形態：在部分獲取文學寫作的技術和經驗之后，依然珍視、尊重和依賴青年朦朧的感知力、想象力、判斷力和行動的能力，回到“青年”的起點重新認識和檢視自我生成的元氣與可能性，然后開始寫作。

緣此，去技術化的感同身受，既是返璞歸真，也是青年作家重新發現自我潛能、重新聯結自我與世界的文學超克。當“少年感”有淪為話語泡沫的危險時，我們可能忽視真正的“少年感”恰恰源于少年的本能。我注意到，薛超偉的小說集《隱語》出版前后，出版商有意打造的“社恐”“內向”等標簽和相應的話題營銷，對于當下的出版市場而言，由商業資本和技術介入所引導的話題生產和IP運作成為一種常態，這種文學的和生產傳播方式一方面誘導著市場環境下的文學閱讀和消費，也在另一方面影響著作家的寫作。當我們提出今天青年作家的寫作存在普遍的去歷史化和現實經驗匱乏的缺陷時，一個可能忽視的點在于，盡管今天的寫作者沒有直接接觸現實事件，但身處社交媒體時代，觸手可及的資訊、話題和事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構成他們的文學田野。因而，寫作者通向遼闊世界的方法、路徑和經驗結構可能基于一種對公共議題的搜集、辨析、拆解和重組的能力，并由此置換成為自我的認知經驗，重塑個體的感覺結構，并生產出“適配”的文學。因此，純粹技術化和IP化的寫作有可能是借助甚至是迎合外在經驗和知識抵達外部世界，交割和摒棄自我感知能力的“預制”寫作。

從這一角度出發，與出版營銷相對照，可以將薛超偉的小說視作一種消解文學的公共議題性和過度技術化弊病、復興青年感知能力的寫作。《上海病人》中的陳秋是典型的“社恐”，任何與外界的溝通都成為她的負擔，“什么都不要發生”是生活的最好狀態。然而小說對“社恐”心理的刻畫并不過度依賴不同主體間的交際和沖突，而是聚焦個體內心的自我糾纏和猶疑。小說寫到陳秋在病房陪護時對同屋病人的社交恐懼“超過了她對父親的擔憂”，但陪護期間的獨居生活又讓她短暫地擁有了獨處空間，“如果父親死了，在這里的生活就終結了。想著想著她就變得難受”，類似的情緒波動還有陪護母親時產生的“等待事情發生”的詭異想法，以及拒絕王慶輝親密行為后不斷產生的“羞恥的回味”。小說所表現的，是陳秋清醒意識到自己心靈的越軌、恍惚和沖突的瞬間，以及察覺到這種心靈糾纏后嘗試將之壓抑的、轉瞬即逝的“臨界狀態”，小說也借由這種心理的波動完成敘事動力和張力的累積。因此，盡管故事背景所設定的魔都上海和不斷出現的病人形象都可以視作是后現代社會的某種癥候和隱喻，但小說對于“社恐”的刻畫本身卻是偏離了社會學屬性的人性聚焦，類似的描寫在《同屋》中也有所涉及。當我們可以任意套用時興的MBTI人格類型去對應薛超偉小說中的人物類型時，《上海病人》等小說對于“社恐”群體的書寫恰恰是“去群像化”的。

《化鶴》空靈、純真的整體文學氣質容易讓人聯想到汪曾祺，對應前述薛超偉所說的“對內心的關注”，或許可以將之納入中國現代文學的抒情傳統加以討論，這種抒情性來源于少年之眼觀看所居佛堂時敏銳又懵懂的感知能力，是少年心懷心事和秘密后所萌動出的生命漣漪：“他不為陷入虛幻感到苦惱，苦惱已經足夠多了”，“即使他已經過得很辛苦了，他也想象不了那樣的人生”，“他不跟父親說水缸的秘密，有些事，他是準備忘掉的”，演山帶有生命原初的真氣，他的心事和思索不是故作深沉，而是孩童生而為人、與生俱來反身向內的生命本能。演山所感受到的無力和心態的起伏，也恰恰是生之有限面對虛無和消亡時所獨有的情愫，這種情愫與年歲和經驗并無直接關聯，即使演山并不能完全理解佛理，但這并不妨礙他能感受到明寂堂“和小小的他，以及內里更小的心臟，是相映的”；演山所感受到的世界的幽微不可解，以及自己有意鑄成的萬物間新的邏輯，可能是《隱喻》中謎面和謎底之間的關聯，即使解開謎語的悟性和知識量有限，但并不影響閑趣、探索欲和對生命隱微之處玄想的生發。從這一層面來說，薛超偉的創作或許具有同樣的邏輯，寫作本身即是一種朦朧的生活狀態，一種感受并想象自我與世界關聯，然后用文字凝固片刻玄思和感知的“無空講”，謎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者本身能夠清醒意識到自己有不借外力進行感知、思想和行動的生命本能。

2022年，“花城關注”最后一期的主題是“新青年/新文學”，我再次提到青年作家不應只是回到“文學”的起點做一個技術嫻熟的文學手藝人，還要回到“青年”的起點，再造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動能力。在討論薛超偉的《化鶴》時，我談到少年心和文學的真誠質樸——“當此少年，感此少年之世界”，也是強調青年自身具備的原力和元氣。突出“青年性”而非“文學性”，正是希冀作為主體和行動者的青年首先去發現和認識自我的潛能和局限，珍惜、珍視青年內生的元氣和可能性，成為思想者和行動者，然后通向更廣闊的世界。只有在這個意義上開始的寫作，才有可能是真正“青年”的。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