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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是全世界華人最重要的節日，天南海北風俗各不相同，但總是熱鬧的。然而魯迅卻曾說：“舍間是向不過年的，不問新舊。”讀魯迅的日記、書信，我們能看到魯迅如何度過他生命中的許多個春節，他的確少有過節的記錄，但“過年”作為一個特別的時間節點，卻又留下了許多可堪玩味的瞬間，點綴了他曲折而少歡愉的生命。

1928年3月22日，魯迅先生在上海景云里寓中

1917：獨坐錄碑

魯迅日記向來記錄極簡略，多數只是記錄收支情況和基本活動，偶爾綴以閑筆，便多有意味。1917年1月22日的日記記錄如下：

二十二日晴。春假。上午伍仲文、許季市各致食品。午前車耕南來。下午風。晚許季上來，并貽食品。舊歷除夕也，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

“夜獨坐錄碑，殊無換歲之感。”這是魯迅1917年除夕夜的記錄。這正是新文化運動的前夜，而此時的魯迅，用他的話來說，還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而有“好夢”的年輕時代業已結束。魯迅此時更多感受到的是如“大毒蛇”般纏住靈魂的“寂寞”，并深信困住國人的“鐵屋子”沒有告破的希望。

“吶喊”的時刻還未到來。魯迅此時是國民政府教育部的一個普通職員，除了基本的公務，日記中最常見的記載便是去書店買古書或碑帖，埋頭輯佚古籍和抄錄碑帖。但命運的齒輪已然開始轉動，在除夕的五天前，魯迅日記中記錄他給二弟周作人寄去“《教育公報》二本，《青年雜志》十本”。此時《青年雜志》已更名為《新青年》，而1917年的1月1號《新青年》的第2卷第5號發表了日后大名鼎鼎的胡適所作《文學改良芻議》。

1924：失眠與《祝福》

1924年的春節對魯迅而言并不好過，他的日記中記載：

四日晴。……舊歷除夕也，飲酒特多。

……

六日雨雪。休假。下午許欽文來。夜失眠，盡酒一瓶。

魯迅雖酒量不低，但像“飲酒特多”“夜失眠，盡酒一瓶”這樣的描述卻也很罕見。自1918年發表了《狂人日記》，魯迅先生正式開始了白話文的創作。此后，他買碑錄碑的記錄少多了，同《新青年》雜志同仁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人交往則越見頻繁。這段時間也是他與周作人友愛深篤的時期。家人、友情與創造，使他暫脫“寂寞”絕境。然而，1923年中兄弟失和，魯迅不得不搬出八道灣的房子。這一年，魯迅多方輾轉，經濟亦十分拮據，年中更生了一場大病，可說是生命中又一個黑暗時期。

“飲酒特多”“夜失眠，盡酒一瓶”大概便是這種心情的反映。然而，也就是在這種痛苦的心境下，魯迅于年初三完成了《祝福》，這一講述祥林嫂故事的小說背景也恰在新年，但基調卻灰暗、沉重，祥林嫂悲劇的生命正與魯鎮繁響熱烈的新年“祝福”成一對比，劃破舊歷年“幸福”的假象。“還鄉”與“過年”是魯迅小說中常見的主題，他似乎慣常于年關前后追憶，1921年創作了《故鄉》，1925年則是《風箏》，基調大都是灰暗的。他用筆在鑼鼓喧天的繁飾里留下銳利、深刻的沉思。

1926：罵聲中過年

1926年的年過得很是“熱鬧”。年關前后的一二月間，魯迅光是與人論戰的文字就寫了近十篇數萬字，矛頭主要針對陳西瀅和章士釗，也附帶著掃射了拉偏架的徐志摩等“正人君子”。剛過去的1925年，魯迅“命交華蓋”，從北師大風波到五卅運動，一年到頭“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同時罵人的文章也寫了許多，以至于年末編集時忍不住感嘆：“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但隨即，一二月他又再次投入“戰斗”。

這一年，魯迅斗的人個個有權有勢，還因此丟了教育部的職，甚至第二年因為在“三一八慘案”中的仗義執言上了最高當局的名單，不得不東躲西藏，他一邊深感無力，“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一邊又繼續冒著危險拿起“匕首與投槍”，“然而，世界豈真不過如此么？我要反抗，試他一試”。也正是那些“無聊的東西”，在民國動蕩慘烈的黑暗時期里，刻下了他在絕望中反抗的印記。

魯迅日記手稿

1929：《草花模樣》一部贈廣平

1927年，魯迅同許廣平定居上海，自此在上海度過了余生。這幾年的年關，魯迅雖仍保持著“向不過年”的習慣，但也已不像前幾年那樣動輒徹夜寫作翻譯。上海時期魯迅保持了和青年的廣泛交往，如柔石、姚雪峰、胡風、蕭紅等，都常常前來做客。過年期間，他常同許廣平、周建人等一起逛書店、訪友與看電影，平淡中透著少許溫馨。1929年2月8日的日記記載：

八日晴。午后往內山書店，得《草花模樣》一部，贈廣平。

內山書店是魯迅在上海期間最常去的書店，魯迅一家也同書店老板內山完造一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內山書店今位于上海市四川北路2050號，毗鄰魯迅公園，游人仍可前往觀覽、閱讀。

1933：為了忘卻的紀念

1929年，魯迅與許廣平的兒子海嬰出生，從此魯迅的日記與書信中便多了許多關于兒“孺子”的記錄。但時局動蕩，這幾年年關前后往往多事。1931年1月17、18日，柔石、殷夫、胡也頻等五位左翼青年作家被捕，并于次月遇害。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魯迅不得不離家避難，在外顛沛四十余天方得返家。或許也因此，1933年除夕夜，魯迅罕見地買來花爆慶祝起了新年，他在日記中記道：

二十五日 晴。……舊歷除夕也，治少許肴，邀雪峰夜飯，又買花爆十余，與海嬰同登屋頂燃放之，蓋如此度歲，不能得者已二年矣。

早年魯迅最厭煩春節期間的花爆，常因此而不能入眠，“我因為聽北京過年的鞭爆聽厭了，對鞭爆有了惡感”，但在歷盡劫波之后，燃放花爆而安慰“悲憤、勞作的英雄”，卻也是難得的體驗。這一年的年關將盡時，正是柔石等人的忌日，魯迅寫下了《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過去兩年的“悲憤”，卻也為了“忘卻”這些悲憤而繼續向前：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1936：遲來的“年禧”

魯迅生命的最后幾年，多少有些改變了對“過年”的態度，他在1934年的文章里寫道：“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我不過舊歷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在家人和青年朋友們的陪伴下，魯迅最后幾個春節過得相對平靜，尤其是小兒子海嬰，帶給家人許多歡樂，海嬰在幼兒園獲得第一名，魯迅在日記和書信中多次提及，也曾說起海嬰因認識了二百字，曾對魯迅說“你如果字寫不出來了，問我便是”，流露出許多溫馨。

1935年春節前后，魯迅第一次在與友人的書信中出現了“并頌年禧”的字樣，1936年甚至張羅著請一些朋友在舊歷年到家中做客，1936年年關前后的書信中，都附有“頌年禧”的字樣，可見魯迅對于過年態度的變化。或許在人生的晚年，魯迅終于可以稍放下緊繃而沉重的神經，體會較單純的“休息和高興”了。可惜這便是他遲來的和最后的“年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