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 吳承學 著 商務印書館

中國古代文體種類之多令人自豪和贊嘆。明代賀復徵的《文章辨體匯選》分別各體132類，晚清吳曾祺《文體芻言》所論文體更達213種，其中包蘊著豐富的人文內涵。但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除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等少數論著外，對古代文體形態的研究還比較薄弱，如何深入多元地研究如此豐富的文化遺產，如何建立具有學科意識的文體學研究格局，學者們還缺少探索，頗有坐擁寶山卻無從下手之感。

從這個意義上看，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以下簡稱吳著）一書的問世就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該書初版于2000年（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既是吳承學的教育部項目和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相關成果，也是他從事文體學研究十余年的經驗結晶。當時傅璇琮先生欣然賜序，稱贊作者“有一種堅實而敏感的學科建設意識”。所謂“敏感”，是指作者敏銳覺察到文體學研究是古代文學研究應有而目前尚待填補的重要板塊；所謂“堅實”，是指作者不尚空言，論從史出，所得結論有很強的說服力；所謂“學科建設意識”，是指文體學學科既需要理論思考和指導，也需要具有方法論意義的具體實踐，而吳著一開始就展現出這種研究格局，堪稱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的領航者，又像一盞明燈，照亮文體學研究前行的道路。

吳著初版計十七章，主要選取古代一些雖重要但尚未引起研究者充分注意的文體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如先秦盟誓、謠讖與詩讖、策問與對策、詩題與詩序、留別詩與贈別詩、題壁詩、唐代判文、集句、宋代櫽括詞、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酒令（《詩牌譜》）、評點等，另外還討論“文體學源流”“辨體與破體”“破體之通例”等文體學理論問題。2002年中山大學出版社又推出增訂本，計十九章，增補了對漢魏六朝挽歌和詩歌文體形態（“詩可以群”）的考察，并將章節順序調整得更為合理和具有歷史時代感，如初版將評點這種特殊文體放置末章，第二版則調整到宋代櫽括詞之后，因為作為一種自覺的批評方式，評點到了宋代才真正形成并走向興盛。在研究中，吳著往往先對文體的體制、淵源、流變及各種文體之間相互影響等問題作歷史的描述和思考，然后在此基礎上闡發文體所反映出來的人類的感受方式、審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態，這種考論結合的研究方式，給當時去路彷徨的文體學研究以極大的啟發，引得后學者紛紛效仿跟進。至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文體學研究已經蔚然成風，成為增長最快的學術生長點之一。

2013年，吳著第三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次除改正舊版中一些學理或文字上的訛誤，還重擬章節目錄，使之更為清晰和便于閱讀。另外，增加了“六朝的懺悔文和雜詩體”及“論序題”兩章，刪減“文體學源流”“辨體與破體”“破例之通例”三章，又將篇幅較短的“留別詩與贈別詩”放入附錄，改題為“唐詩中的留別與贈別”，因此正文計十七章，屬于更加純粹和名副其實的文體形態學研究。到了2024年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的第四版，又增加了“秦漢的職官與文體”“現存評點第一書——論《古文關鍵》的編選、評點及其影響”，“作為批評文體的‘讀法’”三章，補入一篇附錄“復雜的‘雜文’”，內容愈加飽滿厚實，書籍裝幀也愈加美觀。而吳著第三版刪減的三篇文體學理論的文章，則融入了作者另一部集中談古代文體學理論和古代文體學史的名著《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201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2022年中華書局出版增訂本）。這兩部書，對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的成立，都有著柱石之功。特別是前者，先后四版，歷經20余年，恰好動態引領和見證了這一過程的順利展開。商務印書館將之列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術所取得的標志性成就”之一，收入“中華當代學術著作輯要”叢書，無疑是慧眼識珠、采擇允當。

正因為既有功底深厚的微觀考證，又有全面系統的宏觀思考，吳著在研究文體問題時常有閃光的發現，最后的議論也總能高出一層。如將盟誓、酒令、評點、清言等作為文體去研究，本身就具有開創性。但吳著并未止步于對體制源流的梳理，而是揭示出先秦盟誓制度的出現，正反映了禮制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現象；拈出《詩牌譜》不僅是酒令，還蘊含著漢字詩學的豐富意義；指出評點是轉向對文本的語言分析和形式的批評，對于文化的普及和古代修辭學、寫作學等的發展所起的作用；總結晚明清言的審美特征、時代色彩，以及其在文人心態和思想內容方面的兩重性。這就使他的研究上升到了語言學、心理學、美學和社會文化學的高度。

吳著的另一個重要特色，是其有情懷、有思想、有活力。他拒絕將文體形態看作形式的空殼，而是將其看作承載著感覺、記憶、情感、心態、審美、制度、文化等諸多內容的綜合體，看作人類感知世界、把握世界的實踐工具；他對傳統文體中蘊含的中華民族文化特色滿懷溫情和敬意，但又不缺乏理性和思考。如他指出“詩可以群”這種注重創作集體性、功利性與交際功能的傾向是詩歌創作走向普及與繁榮的巨大驅動力之一，也是中國古代文學所固有的民族特色，可以有效表達出親情、友情、同僚之情以及君臣之情。但也指出，詩壇可能因此出現大量歌功頌德、附庸風雅的低劣詩篇，產生大量遵命而作、為文造情甚至重復雷同的無聊作品。“詩歌既可能成為個人性靈的雅品，也可能淪為應酬交際的俗物。”他欣賞晚明清言對功名心和貪欲的蔑視，同時指出崇高的精神和英雄的氣度，也易在逍遙閑適的清言世界中消磨掉。“清言所標榜的是高曠，而最終卻容易使人走向平庸、世故和滑頭。”他念念不忘回到中國本土文體語境來“發現”中國文學自身的歷史，又時時提醒人們要超越中西畛域，打通古今鴻溝，突破學科的樊籬，創造出超越古代文體學的新輝煌。總之，吳著保持了感情和理性的統一，也因而充滿張力和活力。在第四版跋中，作者認為“文體研究應該追求一種有靈氣、有思想的學術境界”，可謂夫子自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一書中，作者再次明確地強調，古代文體學研究應將中國文體的歷史語境和現代學術意識結合起來，他還將具體方法總結為“鑒之以西學，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證之以實物”。從而與《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形成了理論、方法與實踐之間的呼應，共同推動著具有現代學術高度和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古代文體學學科的發展與成熟。可能正是由于這種自覺的文化使命感和責任感，才使作者不逐潮流，默默扎根文體學研究數十年，最終與其他有志于此的學者一起，積木為林、聚溪成河，使文體學研究輝煌于世，其道大光。如今重溫傅璇琮先生序中所說“我們要有一種高層文化導向的自期……有一種‘傲世’的氣骨”，不由對這樣斯文自任的學者肅然起敬！

（作者：張劍，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