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上海人有責任研究魯迅

李浴洋（以下簡稱“李”）：陳老師，最近幾年有幸和您多次聚談，或在上海，或在北京，但正兒八經地給您作訪談，還是第一次。

關于早年經歷，在回答張德強和王賀的訪談時，您已經說過不少（參見張德強《鉤沉輯佚,以小見大——陳子善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19年第1期；王賀《中國現代文學文獻學的自覺——陳子善研究員訪談錄》，《文藝研究》2019年第10期）。您最初的夢想是成為一名新聞記者。無獨有偶，錢理群老師大學讀的也是新聞專業。您當時為何會有這樣的向往？后來沒有做成記者，而是研究了現代文學，您有沒有遺憾？

陳子善（以下簡稱“陳”）：謝謝你的采訪，讓我再一次有機會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

我年輕時想當記者的想法，恐怕與家父常向我提起的他的同學兼好友、新聞學教授蔣蔭恩先生不無關系。1966年11月，還在讀高中一年級的我首次來到北京，拜訪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副主任蔣伯伯，曾當面向他表示過高中畢業后想報考新聞系，想當新聞記者的愿望。沒想到兩年后，蔣伯伯不幸離世。又過一年，我到江西插隊，想當新聞記者的愿望完全落空了。

但現在回憶，當年還是當過“記者”的。1976年10月，我參加上海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前身）魯迅著作注釋組工作后，當了許多次“記者”，雖然所記的不是“新聞”。1977年至1978年，為注釋魯迅書信的需要，曾先后在上海、杭州、北京、西安、溫州等地采訪過許多文壇前輩。其中，采訪巴金的訪談錄刊于《新文學史料》創刊號，采訪鄭伯奇的訪談錄收入進《鄭伯奇文集》，采訪胡風的訪談錄收入進《胡風全集》。這些采訪都經過被采訪者本人審定。

李：參加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被您視為自己學術生涯的起點。在我看來，這段經歷奠定了您此后治學的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廣泛接觸文壇前輩，二是以史料工作為中心，三是文風精準簡潔。是否可以這樣概括？您如何看待那段“南征北戰”的時光？

陳：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我主要負責“書信卷”的下半部分。魯迅晚年的書信保存較好，數量很多。按照當時規定的分工，上海師范大學承擔1934年至1936年以及致外國友人書信部分。我們和北京師范學院（首都師范大學前身）的王景山先生有密切的合作，他負責1933年之前的部分。這段經歷確實是我的學術起點。此前我對于現代文學這一行比較陌生，在參加注釋工作的過程中，我接觸了很多前輩學者，受到許多做學問的啟發。

你的三點概括是準確的。這是注釋工作的要求，也是我的自覺追求。理論闡釋很重要，但有時也很主觀。我更希望用“事實”說話，也就把更多精力用在了史料研究上。我本來就有這樣的認識，參加注釋工作更強化了這一方面的興趣，逐漸形成了你所概括的特點。

《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培養了許多學者，這段歷史值得認真梳理。我特別想提到包子衍先生，他主要負責魯迅日記的注釋，后來還編過《雪峰年譜》。注釋工作結束以后，他到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我和他接觸很多，他很勤奮，搜集了非常豐富的資料，常和我說：“小陳，這個東西你有沒有興趣？你可以繼續做！”他還制定了一個龐大的計劃，訪談當時健在的現代文學研究先輩。但因為去世太早，這些都沒來得及做，很可惜。

李：您最早的一批學術成果是參與《魯迅全集》注釋工作的“副產品”。也是在20世紀80年代，您還和王錫榮老師合編了《〈申報·自由談〉雜文選（1932—1935）》（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直到近年，您還有《〈吶喊〉版本新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8期）這樣的重磅文章問世。可以說，魯迅研究貫穿了您的學術生涯。您平時是會特別留意關于魯迅的史料嗎？

陳：會的。和魯迅有關的史料我都會看，前兩天剛完成的一篇短文《魯迅與〈西廂記連環圖畫〉》也是關于魯迅的。我自己寫的文章主要是關于魯迅的史料發現，但對于魯迅的分析闡釋也是我感興趣的。近年出現的一些新的觀點，比如“政治魯迅”，我都持續關注。過去我編《現代中文學刊》時，也常發表魯迅研究的文章，包括不斷推出的紀念魯迅的專輯。

魯迅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研究現代文學，繞不過魯迅。另外，我個人也喜歡魯迅。在我眼中，魯迅不是一個符號，而是活生生的人。我尤其關注他和周邊的人——前輩、同輩、后輩——的關系對于整個中國現代文學進程所起的作用。當然，魯迅晚年生活在上海，這更讓我感到一份責任。全國和海外都在研究魯迅，研究張愛玲，作為上海人，自己不研究他們說不過去。

在史料發掘中接近文學史的本來面目

李：從魯迅研究起家之后，您的第二個重點關注對象是郁達夫。1982年，您和王自立先生合作的《郁達夫憶魯迅》（花城出版社）出版。這是第一本由您編著的正式出版物吧？

陳：當時的廣州走在改革開放的前沿，花城出版社計劃出版兩套大書——《郁達夫文集》和《沈從文文集》，來找我和王自立先生幫忙編《郁達夫文集》。在具體編輯的過程中，我發現郁達夫與魯迅的交集非常多，所以就和出版社商量，有沒有可能先出一個體現他們二人關系的小冊子？這就是《郁達夫憶魯迅》的由來。因為體量小，所以很快就出版了。

我和王自立老師從參加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工作時就在一起合作了。不只是《郁達夫憶魯迅》，《郁達夫研究資料》和《郁達夫文集》也都是我們合作的成果。我們的興趣比較接近，都關注魯迅，關注郁達夫，所以合作得很默契。但有點遺憾的是，后來我們的合作沒有繼續。因為上海師范大學分校，我留在華東師范大學教書，但王自立老師回到上海教育學院了。兩個學校的體制不太一樣，王自立老師的教學任務很重，同時兼做電大課程講授，我們的工作重心也就越來越不同了。

我想引申出來談一個問題，就是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的“合作署名”現象。在我的印象中，我和王自立先生是“合作署名”比較早的，也是比較多的，更早有范伯群先生和曾華鵬先生的“合作署名”。不過我們的工作性質不太一樣，我和王自立先生主要做的是史料辨析工作，范伯群、曾華鵬二位先生是寫作家論。我和王自立先生發表合作文章，有時我署名在前，有時他署名在前，我們遵循的原則是誰起草誰在前，修訂者的名字放在后面。雖然王自立先生比我年長，但他待我很好，我們的合作也是平等的。像《郁達夫憶魯迅》中的年表部分，就是我做的，后來我也收在自己的文集中。

現在“合作署名”的現象還有不少，但似乎更多出于發表需要。這和我們當年的情況不同。當年的“合作署名”反映了一種工作模式，而這種模式在現代文學研究史的特定階段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值得關注。

李：給“第三代”的老師們作這一系列訪談時，我注意到好幾位都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用力于郁達夫。除了您，溫儒敏老師、許子東老師都是如此，趙園老師也在這一時期寫過關于郁達夫的文章。為什么大家當時會不約而同關注郁達夫？有什么具體背景？

陳：我們確實是不約而同關注郁達夫的。影響最大的當然是許子東。溫儒敏當時為了編《郁達夫年譜》還和我聯系交流過，但這部年譜后來沒有出版，挺遺憾的。

我個人認為，郁達夫之所以受到關注，其一是因為他和魯迅關系密切，其二是他在“五四”以后的文壇上影響巨大。魯迅研究是從來沒有中斷過的，與魯迅相關的話題自然引起大家的興趣。1949年以后盡管也有丁易編的和馮雪峰編的《郁達夫選集》先后問世，可總體來說郁達夫被“貶”得比較低。這和郁達夫的實際影響是嚴重不符的。在“五四”一代作家中，郁達夫的書一度賣得比魯迅好，很受年輕人歡迎。文學史研究應當正視這些問題。

這里的一個關鍵背景就是20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此前我們的文學史過于單一，這一時期被重新提出討論的作家不僅有郁達夫，還有巴金、老舍和沈從文，后來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等也加入進來。這樣，我們才逐漸接近了文學史的本來面目。

李：20世紀80年代后期上海學界的一件大事是提出了“重寫文學史”。盡管近年關于文學史的“重寫”與“另寫”問題，您多次發表意見。但在當年，您似乎并未直接參與這一潮流。當時您對于這一主張的觀感是怎樣的？關于20世紀80年代上海的現代文學研究界，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陳：“重寫文學史”的口號是陳思和與王曉明在《上海文論》上提出來的。我在當時的確沒有理論性的發言。但最近參加陳思和兄的新書研討會，我忽然意識到一點：陳思和他們是從理論上提出“重寫文學史”的主張，而我實際上是以史料發掘和整理工作配合他們，呼應他們，提供歷史的支撐，雖然做得未必理想。因為“重寫文學史”不是一句空話，需要落實為對具體作家作品的重新發掘、闡釋和評論。而我的工作主要就是發掘，包括上述對于郁達夫的發掘，當然也是“重寫文學史”的一部分。

關于上海的現代文學研究界，我想特別提兩位先生——許道明先生和陳青生先生，他們都是專門研究海派文學的。許道明先生的《海派文學論》和陳青生先生研究20世紀40年代上海文學史的著作，都是海派文學研究的力作。其實很多研究海派文學的大家不是上海學者，比如李歐梵先生、吳福輝先生。老吳（吳福輝）對于海派文學研究的貢獻尤其大，他雖然是從上海走出去的，但后來不在上海。所以我特別珍視像許道明先生、陳青生先生這樣研究海派文學的上海學者。

最近我和陳思和兄正在主編《海派文學大系》，我們從《海上花列傳》一路編到1949年，希望能夠比較全面地呈現海派文學的成就。這算不算也是一種“重寫文學史”？

李：不久之前，您出版了一冊雅致的《長相憶集：我與文壇名家的往事》（東方出版中心2024年版）。書中回憶了您與許杰、錢谷融等先生的交往。華東師范大學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現代文學研究重鎮，和他們幾位的坐鎮主持有很大關系。您怎樣理解華東師范大學的現代文學研究傳統？

陳：如果用一句話概括，華東師范大學的現代文學研究傳統的核心是注重文本解讀。錢谷融先生的《〈雷雨〉人物談》就作出了榜樣。許杰先生很早就寫過關于《野草》和魯迅小說的分析，徐中玉先生原本也有一個現代作家論的寫作計劃，但后來他被安排去作古代文論研究，就擱置了。

在這個脈絡下，后來真正代表了華東師范大學現代文學研究特色的是許子東和王曉明，他們都以文本解讀見長。我的研究偏于史料文獻，不是這個傳統中的主流，但我在《長相憶集》中也寫了，錢谷融先生認為我的工作有意義，一直支持我做。

許子東在接受你的訪談時提到的上海的三代現代文學研究者之間的關系，是比較準確的。華東師范大學和復旦大學都是如此，這是歷史形成的。我上面舉的例子主要是“第一代”和“第三代”學者，但全面來看，“第二代”其實也在這一傳統中。比如華東師范大學的“第二代”學者，做的也是文本解讀的工作，盡管他們的文學史見解并不一樣，或很不一致。

我們需要更加多樣的文學史實驗

李：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周作人、張愛玲、梁實秋與臺靜農等人進入您的研究視野。對于他們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回歸”，您做了許多實實在在的工作。我注意到您的一個特點：大多數學者在不同時期都有集中關注的研究對象，進入新的課題之后，則會把之前的興趣放下；但您似乎不同，只要進入視野的作家，您都會長期關注。是這樣嗎？

陳：歸根到底，我覺得還是這些作家本身的魅力很大使然。他們都是“富礦”，值得不斷發掘。而且無論他們的人生還是文學，也都還有很多沒有弄清楚、搞明白的地方。像郁達夫，直到今天仍有很大的發掘空間，梁實秋與臺靜農等人更是如此。我認為我們的史料文獻工作做得還很不夠。之所以長期關注，是因為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

李：1995年，您編的《回憶臺靜農》（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迄今最為全面的臺靜農紀念文集。您為何會想到編這樣一本書？

陳：和關注郁達夫一樣，我關心臺靜農起初也是因為他和魯迅關系密切。魯迅對于臺靜農非常信任，這在魯迅的朋友圈中是少見的。此外，臺靜農后來去了臺灣，成就主要在古典文學研究和書法方面，這也是很特別的。

在我看來，研究一個作家需要做三項基礎工作：編全集，編研究資料，編關于他的回憶文集。研究臺靜農，我沒有條件做前兩項工作，就先編了《回憶臺靜農》。至于編他的全集和研究資料，必須兩岸學者通力合作，單方面很難完成得很好。

李：之所以特別問到臺靜農，是因為臺港文學后來也成為您的一個學術方向。不同區域（大陸、臺港、海外）的現當代文學的關系問題，一直是文學史書寫中的難點。對此，您怎么看待？

陳：目前的文學史對于這些問題處理得都不充分，我希望將來可以有新的文學史著作問世，重新討論。現在的文學史基本是拼盤式的，講某個時期的文學史，最后綴上同一時期的臺港地區或者海外華文文學。這好像在暗示它們是各自發展，但其實不然。

比如，香港有相當一部分作家都是上海去的，像曹聚仁、陳蝶衣、徐訏、沈葦窗、劉以鬯、宋淇、西西等，當然還有更早到香港的葉靈鳳。我認為在他們身上都有海派文學的影響。在這樣的脈絡下看待他們，不僅可以重新認識他們的創作，也可以重新理解海派。

再如，夏濟安在臺灣編《文學雜志》，對于臺灣文學影響深遠。這本雜志與現代文學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文學史應當處理這樣的案例。

強調不同區域中的文學的關系問題，不是回避它們各自的特點，而是基于兩點判斷：其一是它們確實存在關聯；其二是作文學史研究，不能只站在后設的角度，認為“現代文學”應當是什么樣，“臺灣文學”“香港文學”或“海外華文文學”應當是什么樣，我們需要有一種更為開放的文學觀和文學史觀。

李：您個人有寫作現代文學史的計劃嗎？

陳：不敢有?，F在學界已經開始有人作一些新的嘗試，比如王德威先生的《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還不夠，還應當有更加多樣的實驗。文學史不應當追求一下子就寫出一個“定本”，事實上以目前的條件也無法完成?，F在需要做的仍然是解放思想，寫出特色。

我和老錢（錢理群）、老吳（吳福輝）也做過一次實驗，就是編了《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我自己挺看重的，不過那是我們在“前互聯網”“前數據庫”時代做的?，F在伴隨著互聯網和數據庫的普及，又有更多文學廣告被發掘出來。如果今天重寫，那套書的體量估計會增加不止一倍，內容也可以更加豐富。

當然，從文學廣告入手也不是唯一的角度。我當時負責的是第三卷，也就是1937年至1949年這一卷。我發現延安時期很多作品都沒有廣告，而是以另外的方式進行傳播。所以編的時候只好拿其他東西來湊，比如書訊、評論等。

但我現在已經不敢有再編一部文學史的計劃了，畢竟已經到了這個年齡。我不是老錢（錢理群），始終都有雄心。我現在主要是零敲碎打地寫作一些讀書札記，我自己也蠻喜歡這種文體?！恫蝗沼洝罚ü踩?，山東畫報出版社2013年、2015年、2017年版）、《識小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和《梅川千字文》（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版）就是我比較得心應手的作品。我能做的就是盡量為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線索。以后積累更多了，再重加編排，或許會成為一部別致的“迷你”文學史，也未可知。

李：剛才談的很多都是您20世紀90年代的工作。您在1992年至1999年間擔任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副館長。而這也是您編書最多的一個階段，甚至出版的您“編”的書遠遠多于您“著”的書。您的個人著作大量問世，基本是新世紀以后了。您為何對于編書有那么大的熱情？您編書的原則和追求是什么？

陳：這是有歷史原因的。20世紀90年代有一個“新世紀萬有文庫”，后來還有一個“海豚書館”，我的編書生涯很多都和這兩大套叢書有關。他們需要現代文學方面的選題，我就編出來供大家參考。那個時候互聯網和數據庫還不普及，我在學校圖書館工作，編書比較方便。

我編書的原則和追求其實很簡單，就是編我自己認可的作家作品，我的標準是選擇那些值得向讀者和學者推薦的文本。因為在上海生活，我會比較多地關注上海的作家作品。我始終有個觀點，有些作家可能寫不進“中國現代文學史”，但他在“上?，F代文學史”中會占有一席之地。當年的張愛玲就是這樣，張愛玲首先是在上海產生影響，她進入“中國現代文學史”那是另外一個時期的事情了，而她對于上?，F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也是不一樣的。再如東方蝃蝀（李君維），我編過他的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吳福輝把他寫進《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也就只能寫幾句話，沒法再多了，這已經很不錯了。但如果在“上海現代文學史”的背景中看，東方蝃蝀的意義就不同了，分量也更重。在我看來，區域文學不是國別文學的分支，兩者之間當然有隸屬關系，但也有不同的視野和脈絡。寫不進“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上海作家不一定不好，我編書時就希望把他們在“上?，F代文學史”上的價值體現出來。

希望呈現一個完整的張愛玲

李：在您的研究中，最具辨識度和存在感的部分是張愛玲研究?！稄垚哿釁部肌罚êｋ喑霭嫔?015年版）與《不為人知的張愛玲》（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兩部文集收錄了您自1985年以來的“張學”成果，可謂蔚為大觀。您在前者的《前記》中說：“我于一九八五年底寫了《〈傳奇〉版本雜談》。次年二月，此文刊于上海書店《古舊書訊》第四十期，由此開啟了我的張愛玲研究，同時也預示著我的張愛玲研究的路向?！碑敃r張愛玲最為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

陳：1985年8月，上海書店影印出版了張愛玲的《傳奇》，這比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排出版《傳奇》早了半年。當時我和影印的主持者劉華庭先生有過討論，我非常支持影印張愛玲的小說集和散文集，后來《流言》也影印出版了。《傳奇》影印本問世后，我就寫了文章，相當于給出版社宣傳，也由此開始了張愛玲研究。

張愛玲給我的第一印象是新奇，和我之前讀到的其他現代作家都不一樣。而她的寫作與上海關系那么密切，這也讓我十分親切。她在上海成名，又從上海到香港，最后去了美國，自然也就讓我好奇她后來又寫了什么。結果我發現她在海外的影響巨大，對于現代文學來說，這當然是好事。

那時我剛做完周作人1949年后集外文的整理工作，在《亦報》上偶然發現了張愛玲的中篇小說《小艾》，就把發掘的重點轉移到了張愛玲身上。工作方式是一樣的，只是更換了對象。

李：此后40年間，您對于張愛玲考論甚勤。您對張愛玲的認識與理解有沒有階段性的區別？即不同時期您對于張愛玲的關注點都是什么？

陳：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很長一段時間，我的注意力都在張愛玲作品的發掘上，主要作史料工作。后來《小團圓》出版以后，我覺得對于她的“晚期風格”可以進行一些評論，也就進入了文本解讀的層面。粗略區分，是這樣兩個階段。

不過貫穿始終的還是發掘。即便是文本解讀，我也和發掘結合起來。我舉一個例子：張愛玲研究現在看似很繁榮，但對于她的作品的版本間的差異，其實注意得還不夠。比如她的名篇《封鎖》的最后兩段，在《天地》的初刊本、初版本和再版本中都是有的，但到了增訂本出版時，張愛玲自己刪去了。這就值得討論。單從史料文獻的層面或者單從文本解讀的層面都闡釋不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

李：直到現在，大概也很難說學界對于張愛玲的認識已經趨于穩定，不同版本的文學史涉及張愛玲的部分也仍然存在明顯差異。如果請您概括心目中的張愛玲，您會如何敘述？

陳：常有一種誤會，認為我是對于張愛玲這個人多么有興趣才作這些研究。其實不是，我感興趣的是她的作品。而研究她的作品，當然不能脫離她這個人。

我心目中的張愛玲，首先是一個完整的人。關于張愛玲的爭議當中，比較大的一個是她前期、后期的創作問題。很多人推崇她的前期作品，認為后期都不行了。我不這么認為，她后期的幾部作品是非常厲害的。實際上，沒有哪個作家會勻速前進，有波瀾起伏很正常，前期、后期存在區別也很正常。張愛玲后期的文學成就，不能簡單地以她的前期作品作為評價標準。她前期的確更加精致一些，“警句”也多；后期則轉向平實，但其中雋永的味道是一以貫之的，對人生和人性復雜性的揭示也更為深刻。

最近回答《中華讀書報》的提問，我就說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最了不起的作家一個是魯迅，一個是張愛玲。正好一男一女，男女平等。

編刊與教書的心得

李：進入新世紀，您的一個新身份是《現代中文學刊》主編，您做了13年半的主編（2009—2022）。在接手《現代中文學刊》之前，您雖然已經編過不少書，卻沒有做過雜志主編。您是怎么編刊的？您認為做好一本學術刊物，最為重要的是什么？

陳：編刊對于我來說的確是一個新的挑戰。這個刊物原來叫《中文自學指導》，后來改名為《現代中文學刊》。中文系找我來編，我想了一下就接受了，原因是我一直有個編副刊的夢想，研究現代文學的人應該很好理解我的這種心愿。但現實中沒有副刊讓我編，那就編一本學術雜志好了。

上任之后，我瀏覽學習了一些核心期刊的編法，有一個印象，就是大同小異?！冬F代中文學刊》當然也有一些常規欄目，但我希望有點新的特色。作為主編，我主要抓兩類稿子：一是“特稿”，一是“專輯”。我認為這是一本雜志出彩的關鍵。在內容方面，有兩類文章是其他刊物不怎么發表的，但我以為不可或缺：一是重要的史料文獻，二是對于前輩學者的紀念文章甚至紀念專輯。常有朋友和我說，史料文獻和紀念文章可以不發或少發，應該多發幾篇論文，解決同行評職稱的需要。特別是成為C刊以后，這樣的意見更多。但我不這么認為。在我看來，史料文獻是學術工作的基礎，前輩學者是學術傳統的象征，這兩類文章也都有學術性，不是只有論文才有學術性。

后來我卸任時，想編一本集子作為紀念，就選了主編期間刊發的懷念前輩學者的文章，出版了《學術林中路》（安徽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

李：這說到我個人和您結識的契機。那是2017年，我在《當代作家評論》上發表《在中國發現“現代主義”——晚年施蟄存與李歐梵的學術交誼》不久，黃平老師拍照轉來您在便箋上寫的一句話，囑他代您向我約寫此類稿件。在黃平老師的幫助下，我和您建立了聯系。當然，很慚愧的是，在您主編任內我個人并未給您投過稿。但后來在您的鼓勵下，我有幾篇訪談發表在《現代中文學刊》上，還配合您組織了臺靜農《亡明講史》研究的專輯。我相信，像我這樣的例子在您那里還有很多。您做主編期間，有什么特別有成就感或者難忘的事情嗎？

陳：得意的事情，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連載了張偉先生整理的《傅彥長日記》。日記原稿在上海圖書館收藏，從1927年至1933年非常完整。傅彥長親身經歷了上?，F代文學最為輝煌的時代，記錄了和許多耳熟能詳的作家的交往。后來陳思和兄看到傅彥長日記的連載，認為非常重要。這是我主動邀請張偉先生整理的。現在張偉先生已經去世了。

還有一件事情是北京大學一個碩士生給我投稿，我看后覺得不錯就發表了。后來那位同學和我聯系，已經在美國留學了。《現代中文學刊》發過不少在校學生的文章，有華東師范大學本校的，也有外校的；有的是導師推薦，也有自然來稿。我甚至還發過一位醫生的文章，人家確實寫得好，不能因為不是這個專業的學者就不發吧？這是我比較得意的事情。

現在的學術刊物有太多自我設限?？锖貌缓茫Q于發表的文章質量好不好，而不是其他。過分關注其他方面的指標，容易本末倒置。

我不贊成對學術刊物分級過細?？梢愿鉉刊，但在C刊內部再分三六九等，就完全沒有必要了。發表在所謂“權威C刊”上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嗎？我雖然自己也編過刊物，但不認為刊物就應當掌握學術評價的權力。刊物應當是服務學術發展的，和作者應當是一種平等合作的關系，而不是相反。現在許多高校中文系辦自己的學術刊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很贊成。

李：在擔任主編之外，您還從2003年開始獨立招收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如今您的弟子（廣義上的，碩士、博士以及“私淑弟子”都算）已經成為一支在現代文學文獻學領域頗具聲勢的隊伍。在指導學生方面，您有什么經驗？

陳：經驗談不上。學生們發展得好，主要是他們自己努力。如果他們本身沒有興趣，老師再怎么敲打也沒有用。其實學生們的發展并不是齊頭并進，成績也有大有小。但作為老師，我很欣慰的一點是他們對于學術都有熱情，而且態度認真。比如廖久明，他是典型的“帶藝投師”，來跟我讀書時已經很成熟了。他沒有驕傲，而是非?？炭啵崆耙荒昃屯瓿闪瞬┦繉W業。畢業以后也繼續勤勤懇懇，現在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郭沫若研究專家了。

對于學生，我唯一的建議就是一定要回到文學和歷史現場，必須通過一手史料作研究。有條件的話，一定要看原刊和原書。我在圖書館工作的時候，每次上課都會準備一些初刊本和初版本讓學生看，做學問的感覺就是這樣逐漸培養起來的。但現在有個大的問題，就是不用說學生，很多學者都接觸不到原刊和原書了，只能通過互聯網和數據庫做學問。一方面，這擴大了史料搜集的范圍；但另一方面，大家是隔著屏幕閱讀，而不是通過實物，許多實物上的信息在數據化過程中會遺失（我就是在《晨報副刊》的中頁里找到《志摩的詩》的廣告，但數據庫一般不掃描中頁），如果看掃描件習慣了，也會帶來新的問題。

李：為了這次訪談，我最近又把您的20余種著作瀏覽了一遍，得到一個印象：盡管您平時為文多就具體話題展開，就像您喜歡的“拾小”一詞一樣，但背后綴合的卻是整個文學史圖景中相當重要的部分，比如周氏兄弟、創造社、新月派，以及海派文學。今天對于這些對象的認識，很多就因為您的工作而更新。如果把您的全部成果放到一起，重構文學史與再造文獻學的抱負還是很鮮明的。所以，最后一個問題想請您從大處說一說，您理想的現代文學史與現代文學研究是怎樣的？感謝您接受訪談。

陳：你講得完全對。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圍繞大作家展開的。當然，如果再作一點補充，那就是圍繞有個性的作家展開的。就像前面談的編書的標準一樣，我研究一個作家，首先是基于認可，我不太會去研究一個自己不認可或者不知道他的意義是什么的作家。

文學史也好，現代文學研究也好，都應當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同時要解放思想，進行多種多樣的探索。我們的文學史著作數量已相當多，但史觀和寫法其實還比較單一，應當歡迎多元的嘗試，多種多樣的嘗試。只有在不斷實驗中，現代文學研究才能進步。

（訪談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黎啟康協助整理，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