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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一詞如今已廣泛應用于語言學以至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領域。“‘文本’一詞，來自英文text，另有本文、正文、語篇和課文等多種譯法”。與文本密切關聯的概念有文本解讀、文本細讀和細讀批評等，它們雖互相重疊，但各有側重。各種文藝理論為“文本解讀”打造了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武器庫。諸如社會—歷史批評、道德批評、印象主義批評、心理學批評、文化學批評、文體學批評、新批評、結構主義批評、解構批評、讀者批評、女權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等批評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文本解讀中，客觀上拓展了中國當代文本解讀的多元景觀。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文本解讀的問題已經解決。今天，以“細讀批評”之名進行討論的問題意識何在？細讀批評如何處理好創造性闡釋與過度闡釋、細節批評與總體性批評的關系？細讀批評如何建立有效的批評話語？這些問題仍亟須關注。

一、文本解讀、文本細讀和細讀批評

今天，為什么要討論細讀批評？細讀批評這一概念顯然不如文本細讀、文本解讀這兩個概念常用，那細讀批評跟它們有何區別？當我們談論細讀批評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么？細讀批評與文本細讀、文本解讀并非對同一對象的不同稱謂，命名差異背后透露了理論重心和指向的不同。

文本細讀是一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被廣泛接受的概念。文本細讀強調深入文本的肌理和張力等形式要素，在方法上有深刻的英美“新批評”烙印。“新批評”派是20世紀英美文學批評中卓有影響的流派之一。“新批評派作為一個形式主義文論派別于20世紀20年代在英國形成，30年代至50年代在美國獲得長足發展，達到它的鼎盛期，60年代以后漸趨衰落。”英美新批評流派主要代表包括瑞恰慈的語義學批評、蘭色姆的本體論批評、布魯克斯的“細讀法”批評、燕卜蓀的復義理論等，艾略特、維姆薩特、韋勒克等人也為“新批評”貢獻了十分獨特的理論。顯然，“新批評”理論的共性在于主張超越社會、作者、讀者等分析要素，從文學本體出發進行研究。“新批評”理論內部雖有其豐富性和多元性，但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批評界，“新批評”幾乎等同于“細讀”。這跟彼時中國文學界對庸俗社會學方法的反思有關。“在當代文學史上，曾經存在過長期把文學當作思想演繹工具的危害。直到1985年，尋根文學崛起以后，創作才從文學觀念上形成走向審美境界、轉向語言與形式革命以及開始重視文學的主體性的趨勢。”“新批評”的文本細讀內在于中國80年代文學的審美返歸，促使人們更多關注“文學本身”。

歷史地看，英美新批評助推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界審美自覺意識的形成，但基于英美“新批評”的文本細讀理論，并不能解決中國當代文學文本的解讀問題。李歐梵曾將“文本”喻為一座各路西方理論強攻不下的城堡，攻城者包括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接受主義，“更有‘新馬’師門四宗、拉康弟子八人、新批評六將及其接班人耶魯四人幫等等”。事實上，80年代以來，幾代中國當代批評家從理論到實踐已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文本解讀經驗。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本解讀的主要方式有：審美化文本解讀、“歷史化”文本解讀、解構主義文本解讀、介入主義文本解讀等。不同路徑形成于不同的歷史語境下，問題意識各異，也各有其指向和限度。它們之間并非互否，而是互補關系。孫紹振、錢理群、洪子誠、陳曉明、陳思和、許子東、江弱水、格非、畢飛宇等中國學者、作家的文本解讀，顯然大大豐富了審美主義文本解讀的方式和內涵，形成了中國當代文本解讀的多元性。

審美主義強調“文本”的獨立性和自足性，注重揭示層積在文學符號上豐富而微妙的審美信息。審美主義文本解讀生成于20世紀80年代追求文學自主性的歷史語境中，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等理論影響并充實了中國當代審美主義文本解讀。中國式審美化文本解讀以孫紹振為代表。孫紹振持續反思機械運用西方文論進行文本解讀之弊：“西方文論往往追求哲學化的普遍性，以高度抽象甚至超驗的演繹犧牲文學文本的特殊性、唯一性。傳統哲學主客體二元對立統一的思維模式，無法對應文學文本由主體、客體和形式構成的結構”。孫紹振：《文論危機與文學文本的有效解讀》，《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孫紹振拒絕對西方理論亦步亦趨，那些宏大的社會歷史或文化批評理論自不必說，即是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等具有文本中心傾向的理論也難逃他挑剔的審視：“他們將詩歌僅僅歸結為修辭,拒絕作家意圖和歷史背景的參照，無視讀者參與創造正是導致其理論自我窒息的根源。”俄國形式主義“絕對強調陌生化，導致文學流派更迭過速，產生了先鋒派文學中種種文字游戲的垃圾”，忽略了非詩的陌生化及詩的模式化之分野，顯然不能作為有效文本解讀的圭臬。孫紹振是具有極強文本感受力和理論建構能力的學者，他致力于建構一種以“文學性”和審美價值論為觀念基礎，以矛盾律為方法基礎的文本解讀法。他擅長將文本置于互文性網絡（譬如對九種春天詩情的比較），通過“歸類分析法”“還原分析法”等方法敏銳地發現文本的矛盾和錯位，抵達文本審美思維的獨特性和唯一性。孫紹振的文本解讀法，既有實踐示范，也有理論建構，且有鮮明的中國品格。他的《文學文本解讀學》是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對中國當代“細讀”理論有相當推進，在對文本解讀有極大需求的中學語文教育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歷史化”文本解讀路徑是中國當代文本解讀的重要探索之一。不同于“新批評”文本細讀自足自閉的文本觀，“歷史化”文本解讀打破文本自足的幻覺，強調在歷史中讀文本，以及從文本通往歷史的可能。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作為一部“文本為主型”的文學史著，重視文本解讀，也追求讀出文本的歷史信息；洪子誠《我的閱讀史》《讀作品記》等著作，或考察文本的修改史，或研究文本的接受史，或考察讀者的“前理解”對文本接受的影響，也是“歷史化”文本解讀的代表。近年頗為熱門的社會史視野研究，強調將文本放在特定社會史背景中解讀，同樣可納入“歷史化”文本解讀范疇。“歷史化”文本解讀打破了文本“內部性”和“自足性”的幻覺，釋放了“文本”的社會和歷史潛能，是中國當代文本解讀的重要收獲。

解構主義文本解讀是中國當代文本解讀的另一探索。這種文本解讀法借助解構主義理論，強調由差異化細節打開文本的可能，這方面主要以陳曉明《眾妙之門——重建文本細讀的批評方法》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解構主義并非取消主義，解構的核心方法是超越本質化思維和宏大敘事，強調差異性細節對解讀文本的意義和價值。因此，作為文本解讀方法的解構，更像是一種原則，而非具體的準則和典律，它考驗著解讀者的審美敏感性，以及洞幽燭微又高屋建瓴的理論建構能力。陳曉明的文本解讀堪稱解構主義文本解讀的范例。

介入主義文本解讀的突出特點是文本闡釋服務于鮮明的現實問題意識，如李云雷的《新世紀“底層文學”與中國故事》和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等論著便屬于介入主義文本解讀的代表。楊慶祥在分析韓寒、郭敬明等作家作品時，并非將其作為審美對象，而是作為文化癥候。更重要的是，其分析超越靜觀的文學分析，而希望引發對社會現實的反思，以實現文學批評文化介入的功能。以社會介入為目標的文學批評并不標舉文本解讀，但因其涉及文本解讀，因此也應視為當代多元文本解讀之一元。

從上面勾勒不難看出，文本細讀這一概念隨著英美“新批評”進入中國，帶有“新批評”鮮明的文本中心主義烙印。相比而言，文本解讀較為中性化，指理解、釋讀文本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就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實踐看，文本解讀的方法和內涵已遠非文本細讀這一概念可以容納。但文本解讀這一概念又稍嫌泛化，不能有效凸現中國式的細讀方法和理論立場。正是在與上述概念的比較中，細讀批評被提出來討論。細讀批評用得不如上述概念廣泛，但其潛在問題意識卻值得進一步發揮和深描。首先，細讀批評并非一般意義上的文本解讀，也非漫無目的的細節分析，而是強調一種致廣大而盡精微，將細節和總體性統一起來的批評方法；其次，細讀批評是一種將問題意識、理論視野和文本精讀結合起來的批評方法。細讀批評強調將細讀發展為文學批評的問題意識。并非所有的細節鑒賞都可稱為文學批評，只有具備學術問題意識的細節研讀才是有效的文學批評；最后，細讀批評強調由實踐探索到話語建設的理論化過程。以中國現當代文學而言，細讀批評實踐所在多有，但將批評實踐上升到理論話語的則還不多見。所以，今天討論細讀批評，雖無法完全撇開文本解讀、文本細讀，但明晰并彰顯這一概念的問題指向，卻十分重要。為廓清細讀批評周邊的迷霧，有必要追問：有效細讀的本質是什么？細讀批評如何處理好過度闡釋和創造性闡釋的關系？細讀如何與問題意識、總體性視野相聯系？

二、細讀批評、過度闡釋與創造性闡釋

事實上，很多所謂的“文本細讀”不能令人滿意，它們固然有著對細節的執著甚至迷戀，但很多細節解讀拉雜繁瑣，糾纏于雞毛蒜皮的細節，有繁瑣冗長的分析卻毫無思想推進。我們不由得發問：有效細讀的關鍵是什么？“細”是細讀的題中之義，卻不是充分條件。“細”既可能探微發幽，帶來思想的敞亮；也可能陷入瑣碎的陷阱而不能自拔。所以，“細”僅是細讀的必要手段，細讀的實質是創造性闡釋。平庸的細讀只能原地打轉；糟糕的細讀甚至會得出荒謬的結論。創造才是細讀的靈魂：創造性地發現被忽略的細節、創造性地讀出被忽略的信息、創造性地得出嶄新判斷。

以畢飛宇《小說課》中的一個例子看看何謂創造性的細讀。《紅樓夢》第十一回王熙鳳探望秦可卿出來，書中有一大段滿園美景描寫，并寫“鳳姐兒正自看院中的景致，一步步行來贊賞”。這句描寫初看十分尋常，很多讀者的目光在此都一滑而過。可是，畢飛宇卻發出驚嘆：“上帝啊，這句話實在是太嚇人了，它完全不符合一個人正常的心理秩序。我想告訴你們的是，這句話我不知道讀過多少遍了，在我四十歲之后，有一天夜里，我半躺在床上再一次讀到這句話，我被這句話嚇得坐了起來。我必須在此承認，我被那個叫王熙鳳的女人嚇住了。這個世界上最起碼有兩個王熙鳳，一個是面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一個是背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和林沖一樣，王熙鳳這個女人‘使人怕’。把我嚇著了的，正是那個背對著秦可卿的王熙鳳。‘一步步行來贊賞’，這句話可以讓讀者的后背發涼，寒颼颼的。它太反邏輯了。”

王熙鳳探病秦可卿是《紅樓夢》中的名場面，無數紅學家分析過，不過畢飛宇似乎是第一個對上述句子發出驚嘆的。“這句話我不知道讀過多少遍了”，說明畢飛宇也并非一開始就能發現這一細節的奧妙；創造性的文本細讀，既需要不放過細節的用心和文學閱讀的素養，也需要人生閱歷和知人論世的經驗。不把現實人生的經驗放進去，就發現不了鳳姐兒的“異常”。她可是剛探望重病的閨蜜出來的。正常的心理邏輯，應該是面對姹紫嫣紅的園子，卻未能從悲傷的情緒中平復過來。果真如此，便不是王熙鳳了。曹雪芹了得，恰在于他將王熙鳳性格的底層邏輯藏在不為人注意的細微處。同為小說家，畢飛宇注意到小說種種反常的細節：包括鳳姐兒剛出得秦可卿的門，小說即“用極其奢華的語言將園子里美好的景致描繪了一通”；包括上述王熙鳳“一步步行來贊賞”的輕盈步態；也包括小說緊接著讓賈瑞出現，寫一個“色鬼”和“美女”調情。在畢飛宇看來，諸多反邏輯的細節，建立的卻是一種自洽的邏輯：王熙鳳“心里頭并沒有別人，包括秦可卿”。

顯然，畢飛宇進行的正是一種創造性細讀。他抓住細節，言人所未言，發人所未發。鳳姐兒探可卿這個情節太著名了，分析者眾。很多人也注意到王熙鳳探完病邁進園子的那段風景描寫。普遍認為，這是借鳳姐兒的目光，寫賈府的豪華氣派，也為后面建造大觀園做鋪墊。這個解釋自有幾分道理。可是，畢飛宇的分析緊貼上下文中的人物心理，更細致入微、入木三分。王國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這不是王國維那個時代才有的思想，劉勰《文心雕龍》中便有“情以物興，物以情觀”的說法。所以，將一大段大好風光的描寫安放在鳳姐兒探病出來的節點，絕非隨意，而有深意存焉；將賈瑞戲鳳姐的情節安排在這個節點，也絕非隨意，而有深意存焉；多次寫王熙鳳那種輕盈、自在、心無掛礙的步態，同樣大有深意存焉。如畢飛宇所言，它們都指向王熙鳳深不可測的內心世界。中國古典小說較少直接的心理描寫，但這不意味著古典小說人物的心理世界是一片空白。作者往往將心理形諸于事、言、行，以及事、言、行之縫隙和空白，雖不明言，不難揣度。畢飛宇提示我們，讀《紅樓夢》，不僅要讀實寫的那個部分，更要讀“‘飛白’的那個部分”。不愧是行家里手！

畢飛宇的細讀當然是創造性的，但我們不免要再追問一下，這種創造性從何而來？畢飛宇讀《紅樓夢》，似可提煉出一個口訣——于飛白處留心。問題是，初學者很可能連何處是飛白都不甚了然，談何理解飛白之奧妙。就是畢飛宇本人，四十歲之前，不也沒留意到王熙鳳探完可卿出來的描寫有異嗎？那么，究竟是什么促成了畢飛宇四十歲那年閱讀的妙悟和會心？將之歸因于畢飛宇的才識和突如其來的靈感，并無不可，但對我們認識細讀卻無甚益處。這里閱讀與前見的關系不應該被忽略。伽達默爾認為，“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種前見”，前見“是在一切對于事情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要素被最后考察之前被給予的”。所謂前見，其實是閱讀主體先在的經驗、知識和思維結構。決定閱讀結果的，不僅是閱讀的對象、閱讀的方法和閱讀的態度，作為結構性存在的閱讀前見也不容忽視。可是，“文本細讀”這個概念在強調面向文本，讀不厭精、品不辭細的同時，恰恰忽略了前見的結構性存在。如果說，閱讀是一種解碼行為，那么前見便提供了解碼的程序。由于前見結構的存在，有一些內容永遠不可能被讀出，無論如何“細讀”！畢飛宇何以能讀出王熙鳳探病出來后的諸般異常，跟他作為作家的寫作經驗有密切關系。談到賈瑞和鳳姐兒的第一次“調情”，畢飛宇說“把一個色鬼和女人的調情放在這個地方來寫，放在這個時候來寫，除了曹雪芹，沒有幾個人可以做到，不敢。剛剛探視了一個臨死的病人，回過頭來就調情，這是反邏輯的”。很明顯，這里啟用了創作心理學視角。正因有豐富的創作經驗，畢飛宇很清楚作家通常會怎么進行情節安排和調度。一般讀者，安于作者的敘事安排常對有意味的細節習焉不察；作為作家，帶著豐富的敘事經驗，往往更能發見寫作者的曲筆深心和創造性筆墨。

強調細讀與前見的關系，其實是想說：不能過分迷信細讀的方法，相信有一套“科學”的細讀方法，可以指引你走向創造性的結論。當然，也不是說細讀完全沒有方法，應該徹底放棄細讀方法論的追尋。筆者想說的是，細讀批評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過程。如何實現創造性細讀，方法是外在的輔助工具，內里核心還是閱讀者的生命經驗、思想視野和理論儲備構成的綜合性前見結構。創造性細讀，既練招式，也練內功。有細讀方法而無理論和生命積淀，猶如有招式而無內功，終究花拳繡腿，不堪實戰。李歐梵也說：“學了‘新批評’的武功，對于‘微觀’細讀絕對有用，但真正的理論‘武功’卻是綜合起來再加以消化以后的獨門方法。”

細讀的實質是創造，但創造不同于編造，創造性闡釋不能混同于過度闡釋。因此，細讀批評必須處理好創造性闡釋與過度闡釋的關系。細讀批評是以細節為對象、以探微發幽為特征的創造性闡釋。創造性闡釋與過度闡釋都有賴于闡釋者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但闡釋的能動性是否過度，關鍵在于是否具有足夠的理據。過度闡釋常常表現為以局部闡釋演繹宏觀結論。創造性的闡釋必然在局部和整體之間建立辯證關聯，由局部而觀照整體。但并非所有的局部都必然反映整體，局部和整體也不是簡單的等比放大關系。假如不深入局部與整體之間具體而復雜的關系，簡單用局部去解釋整體，就會導致過度闡釋。此外，由偶然性聯系得出必然性結論，強行論證、焊接結論，也是過度闡釋帶來的常規表現。提倡細讀批評，要提倡創造性闡釋，也要警惕過度闡釋。過度闡釋的實質就是闡釋在細節與整體、現象與內質、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的越界、失調和失效。換言之，好的細讀批評品讀局部時有整體觀，精研細節而有問題意識。因而，談細讀批評，必須與理論視野和問題意識結合起來。

三、細讀批評、問題意識和總體性視野

很多研究者拿著文本細讀的放大鏡，對著各種細節一頓分析，頭頭是道，天花亂墜，也不乏新鮮的見解。然而，一味細讀，未必有效。西諺說“上帝藏在細節中”，這句話的意思是表象的細節藏著關乎本質的癥候和線索，卻不意味著所有的細節中都藏著本質和“上帝”。須知，細節與細節之間有著巨大的差別。有些細節是關鍵的、核心的、不可或缺的；有些細節卻只是錦上添花，甚至是無關緊要的。細讀批評并非提倡對細節無差別精讀。任何細節都鑲嵌于某一結構中。解讀者眼中只有細節而沒有結構，必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詩人卞之琳曾說自己“小處精明，大處茫然”，不無自謙，但這個說法倒是很適用于很多文本細讀的盲目實踐者。事實上，對于文本細讀者而言，是否具有問題意識、結構意識、總體意識和歷史意識，結果是大不相同的。沒有問題意識的細讀，為細讀而細讀，看似花樣繁多，實則不明所以、不知所終。取消結構性、總體性和歷史性的細節解讀必是扁平而偏狹的。在結構、總體和歷史視野中思考，才能發現真正有意味、有重量的細節，才能有真正的思想推進。

多年前讀孟悅的《〈白毛女〉演變的啟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歷史多質性》，留下深刻印象。該文論及歌劇《白毛女》：“從舞臺布置到對話和情節安排都很合目的性地呈現著一個民間日常生活的和諧的倫理秩序，以及其被破壞的過程。”“楊白勞冒雪而歸，帶回了門神、白面和給喜兒買的禮物紅頭繩。鄰居王大嬸前來殷勤相請，話里話外透出兩家關系的親密無間”。這些細節體現了民間社會的理想和秩序：家人團圓，平安和諧。因此，黃世仁強霸喜兒的行為不僅冒犯了楊白勞一家，更冒犯了鄉土社會理想的文化意義系統，冒犯了除夕這個節氣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倫理秩序。孟悅相當敏銳地指出：“民間倫理秩序的穩定是政治話語合法性的前提。只有作為民間倫理秩序的敵人，黃世仁才能進而成為政治的敵人”。

《白毛女》的故事我們自小就聽過，喜兒系紅頭繩的唱段也耳熟能詳。我們知道黃世仁之惡體現在強搶人未婚妻、強霸人女，是惡對善的欺壓，是地主對農民的壓迫，卻沒想到作品渲染除夕夜喜樂氣氛，包含著深刻的民間倫理秩序。孟悅的分析使我們明白何謂理論對文本細節的有效介入。她的理論視野照亮了人們習焉不察的細節和元素，更重要的是，她的細讀背后包含著更深的問題意識。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延安時期的文學通常被不言而喻地看做純粹的政治運作的產物”，而孟悅希望以《白毛女》為例，“把對‘解放區’文藝的研究盡量放在一個復雜的視野和背景上”。孟悅對《白毛女》的細讀是一種有理論視野和問題意識的細讀。理論觀照與文本細讀的共生是很多優秀學者的自覺追求。江弱水《古典詩的現代性》《文本的肉身》《詩的八堂課》《湖上吹水錄》等著作都不乏精彩備至的文本解讀。江弱水的文本解讀既有闡釋主體敏銳細膩的感受力，也有貫通中西的比較詩學視野；既有錢鍾書和羅蘭·巴特式的旁征博引，又有現代學術隨筆的美文性；既有中國傳統詩話的印象感悟，又有西方文學批評的問題意識。江弱水的細讀洞見假如沒有中西文論兩個理論系統的依傍是不可思議的。

好的細讀批評必是理論與文本的互相增益。理論介入是否恰到好處、曲盡其妙，這是衡量文本細讀的第一個標準；細讀分析是服務于更高的問題意識，還是孤枝傍空、自行其是，這是衡量細讀批評的第二個標準。只有合情合理的理論介入才能讓人信服；只有帶著強烈問題意識的細讀批評才能與既往學術觀點形成對話。

細讀批評除應有理論視野和問題意識之外，還應建立細讀與歷史視野的有機聯系。恩格斯認為，藝術不僅要有細節真實，而且要能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恩格斯這里，典型環境當然是跟歷史總體性密切相關的要素。恩格斯雖沒有指出，必須將細節真實與典型環境統一起來，然而，細節與歷史總體性之間的關聯，對于藝術的成功同樣十分重要。須知，任何場景、事件都由細節構成，但并非所有的細節都具有同等價值。我們既不能在充滿差異性的細節之間建立機械的等級制，推舉部分關鍵的、核心細節，而壓抑、遮蔽甚至徹底過濾其他次要細節；也不能將所有的細節等量齊觀、一視同仁。寫作就意味著細節的想象、遴選和甄別。盧卡契之所以批評左拉的自然主義，就是因為自然主義割裂了文學細節與社會歷史的關聯。盧卡契指出左拉所謂“小說家所必須做的，不過是照邏輯關系把事實聚在一起罷了”“故事越是一般和尋常，也就會越是富于典型性”的錯誤性，在他看來，這是混淆了機械平均數與真正典型的區別。事實上，自然主義強化物描寫而淡化故事沖突并非完全沒有其自身的問題意識。但是，基于某種歷史視野，細節終究有典型與非典型的區別。有志于寫出歷史總體性的作家，必然要精心選擇典型細節；同理，具有歷史抱負的批評家在進行細讀時，也必須能找到具有歷史寄托和總體性潛能的細節予以重點闡釋，而非事無巨細、不加分別地進行細節闡釋。

李楊對《乘風破浪》的解讀，提供了一個蘊含歷史視野的細讀批評范例。在分析這部出版于1959年的長篇小說時，李楊選擇了蔣子龍發表于1979年的《喬廠長上任記》作為對照：“1979年第7期的《人民文學》上發表的《喬廠長上任記》歷來被視為新時期‘改革文學’的發軔之作，當讀者和評論家驚嘆作家蔣子龍的創造性，甚至將這部小說譽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工業題材小說’的巔峰之作時，很少有人意識到這部小說與一部二十年前的舊作之間的關聯。這部作品就是草明出版于1959年的長篇小說《乘風破浪》。”在李楊看來，《乘風破浪》所講述的故事，在《喬廠長上任記》中將得以顛覆式講述，草明“一定想不到二十年后，這個強悍霸道的中年廠長會在一個叫蔣子龍的年輕作家筆下，演繹一段真正的‘王者歸來’，不僅與更名為‘童貞’的汪麗斯重續舊好，更聯袂演出了一場重返科層制的大戲，開啟了一個似新實舊的改革時代……”李楊敏感地讀出《乘風破浪》和《喬廠長上任記》敘事模式上的內在關聯，這是深入細致的細讀；他又從小說故事傾向的差異讀出了兩個不同的時代以及兩種截然相反的價值指向，這便是有歷史視野的細讀。

洪子誠《我的閱讀史》也是具有歷史總體性視野的細讀批評范例。“閱讀史”在洪子誠這里是一種自覺的方法論，即通過對“我”在不同時期對同一作品閱讀經驗差異的比較，發現豐富駁雜的“歷史”信息。一般人的閱讀感受，記錄的總是一時一地的感受，總不免有其時代局限性。洪子誠自覺使用的“閱讀史”視角，無疑更具超越性。談到對《日瓦戈醫生》的多次閱讀，洪子誠意識到1958年通過批判性文章讀到《日瓦戈醫生》而接受當時的論斷；20世紀80年代初基于時代而進行“問題式閱讀”；90年代更強調作品的“生活”維度，“作家的關注點……不只是講述生活的‘不能’的‘悲劇’，而且也講述‘可能’，探索那種有意義的生活在特定情境下如何得以延續”。在閱讀契訶夫、丸山昇等作家和《鼠疫》等作品時，“閱讀史”的視角也得以貫徹。尤為難得的是，在《我的閱讀史》中，歷史意識并未沖淡甚至取消細節解讀的重要性，在洪子誠這里，真正有效的歷史總體意識恰恰是由無數飽滿的細節支撐著的。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將細讀歸于內部研究、形式研究；將歷史解讀歸于外部研究、宏觀研究，人為地切斷了形式與歷史的關系。事實上，藝術形式是審美的，審美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所以，缺乏歷史性的形式細讀和抽空細節、凌空蹈虛的宏大敘事，同樣既不全面，也不辯證。文學批評，如果有細節而無結構，則難見全貌，難窺思想。有結構而無細節，輕則無血肉，不動人；重則架空經驗、闡釋無效。好的細讀批評不能不悉心平衡好細讀與歷史總體性的關系。

結語

事實上，細讀是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重要方法和傳統。金圣嘆、毛宗崗、張竹坡、脂硯齋為代表的小說評點家已提供了豐富而獨特的細讀實踐和方法。但是，古典小說評點由于與原文本不可分割的關系，很難作為獨立的批評文章傳播，因此沒有成為現代文學批評的主流范式。現代文學批評的建立內在于現代中國的構建進程，因此，政治性、社會性訴求往往超過自律性、審美性訴求，或者說其審美性正是通過政治性來實現的。其勝處，是中國現代文學深度參與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其遺憾處，則是極端情況下，文學分析常被簡單機械的政治社會分析所替代。某種意義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文本解讀的重視，正是為匡正庸俗社會學分析之弊。幾十年的實踐中，中國的文本解讀實踐超越了英美新批評的文本中心主義，探索了將外來理論與中國經驗相結合、將文本細讀與社會歷史分析相結合、將理論視野與文本個案相結合的廣闊可能。在筆者看來，學術界還需在細讀批評實踐基礎上，自覺構建中國式現代細讀批評話語。目前的細讀批評依然處于多實踐而少理論、有案例而無范疇的狀態。“一般來說，學術指的是有系統的、完備的、較為專門的學問，學科指的是按照學問的性質而劃分的門類，話語則是學術和學科所需要的一些關鍵性的概念和范疇。”如果我們的細讀批評實踐不能提煉出相關的關鍵性概念和范疇，就很難由特殊個案上升為普遍理論。細讀批評有三個層次：其一是運用既有方法進行的細讀實踐；其二是運用具有獨創性的方法進行的細讀實踐；其三是對細讀批評實踐加以理論化，提煉出獨創性的概念和范疇。現實中，很多人仍將“細讀批評”當作一個實踐概念。今天，超越細讀批評的批評性，構建其應有的理論話語品格，既迫在眉睫又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