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生活越來越好，‘年味’卻越來越淡。”這是一個困擾人們多年的話題。在許多年輕人看來，春節意味著“長假＋美食＋旅游”，但這些似乎可在任何時間進行，“集體過春節”反生種種不便。那么，當代的年輕人還有多大意愿、在多大程度上能接觸到傳統的“年味”？

這些年，有關春節的書出了不少，童書尤多，但多談物質性的“節俗”，忽略了精神上的“禮”，使春節內涵遭遇“空心化”的窘境。據學者吳白露在論文《中國春節文化海外傳播策略研究》中的調研，在海外，67%的受訪者知道春節，但18%的受訪者不知它是中國新年，僅42.52%的受訪者知道它的主要價值是家庭團圓。

隨著春節申遺成功，世界都在向中國學“過年”。春節不能只是“熱鬧”“奇特”，它還應是對精神的滋養。

法國學者阿蘭·德·伯努瓦說，現代世界“賣的不僅僅是商品和貨物，它還賣標識、聲音和圖像，這不僅僅將房間塞滿，而且還統治著想象領域，占據著交流空間”。把春節的故事講大，講深刻，才能讓“年味”永續。目前，這樣的新書還不多。要找回“年味”，這幾本書該再版了。

能讓人“玩”起來，才叫節俗

常人春先生被稱為北京的“人文物”，他的這本《老北京的年節》勝在細節。

比如“除夕包餃子”人人盡知，本書卻指出：“過年包餃子歷來是不分主仆，全家一齊動手，即便是有廚師的富戶，亦須如此。至少是主婦親手拌餡配調料，以示‘井臼同操’。”除夕餃子中，有“鳳凰餃子”，餡料中放兩根長韭菜葉，包時露在外，一頭短，一頭長，拖著兩根綠尾巴的餃子狀如鳳凰，象征家業興旺。煮餃子時，有人取高粱稈，一劈兩半，嵌入12粒白合豆，再捆好，供在灶王爺板上，后隨餃子下鍋，餃子熟后一同撈起，據豆的膨脹程度，判斷新年各月的水旱年成，稱“歲卜”。

大年初一拜年，普通人只需門房代轉，可不謁見而去；關系親密者到客廳的供案前叩頭，主人陪叩，叩后主人敬以紅棗桂圓白糖水一碗，必須少飲，否則不利主客。大年初二拜財神，文拜比干，比干因忠諫而被紂王挖心，成了無心者，無心即無私，能秉公理財；武拜趙公明或關公，趙公明戴鐵盔、持鐵鞭，全身“多金”，關公講義氣，符合商家標榜的“以義為利”；還有商家拜“五顯財神”或“五路財神”。祭神都在晚上進行，拜財神卻在清早，意在先到先得，但王府仍在晚上設壇致祭。祭財神用“全羊”，但往往用羊頭、前后蹄、尾巴象征“全羊”……

寫得越細，越讓人看到“節俗”不是“死規定”，其中頗有幽默、惡作劇的成分，它讓一代又一代人能“玩”在其中，從而免于孤獨、恐懼和卑微。與永恒相連，使心靈向上，正是過節的目的。

類似的書還有《北京夢華錄·市井風俗》，作者盛錫珊在北京生活了90多年，在他的記憶中，“每年臘八一過，賣松柏枝、芝麻秸兒的就下街了”，老北京祭祀要用三根芝麻秸兒支成架子，上面放幾根松柏枝，用來焚燒神碼、千章（黃紙錢）、元寶等，年三十夜要在院子中撒芝麻秸兒，進出時，踩在上面會發出咯吱咯吱聲，稱為“踩歲”。

這些生動的細節或許今人已無法模仿，但它無疑催人深思：為什么我們有了追求財富的能力，卻喪失了許多追求快樂的能力？我們還能在平庸的生活中“玩”起來嗎？

愛春節，因為它莊嚴

春節申遺成功后，一些外國人表示不解：“全世界都知道春節是中國的，何必申遺？”其實“知道”不等于“懂”。正如明恩溥所說：“設想一個外國人已經在中國居住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個經歷足以使他注意到當地的一些表面現象，但尚不足以察覺這些現象發生的內在原因。”

在《中國鄉村生活》（[美]明恩溥著，陳午晴、唐軍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中，明恩溥認為，中國人愛春節，因日常太苦難：食物上代代節儉，所以“春節那天吃大餅而不是餃子，則公認為是比不過年還要糟糕的一件事”；為了生存，經常骨肉分離，所以“貓被禁錮在牢固的閣樓里，鳥被打折了翅膀，魚被撈離了水面，所有這些都不會比普通中國人春節不能回家更不安和不幸”；平時衣不遮體，過節必換上色彩夸張的新衣……

《中國家庭中的兒童生活》（[英]瑪麗·伊莎貝拉著，鄒秀英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年）應和了此觀點：“中國每周沒有休息日，商店每天都開門，街上每天都擠滿了急切的買主和賣主。”中國人需要一個節日來安慰，努力是值得的，明年會有好運氣。

相比之下，《閑置的皇城：20世紀30年代德國記者眼中的老北京》（[德]恩斯特·柯德士著，王迎憲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更顯“理解之同情”，作者在一個新派中國家庭中，驚訝地發現全家人在祭壇前下跪，他認真地記錄了家中長者的話：“不是中國人就很難理解，春節對我們中國人的真正含義。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年中唯一的一個日子，在這個日子里，每個中國人都會強烈地感受到生活的意義之所在，即生活中的樂趣和美好……這是生存抗爭過程中的一個片刻喘息機會，是中國人高興地享受自由時光的一種方式。關于這些，沒有一個外國人能真正理解。”

感謝恩斯特·柯德士能寫下這樣的話：“春節，是全中國人最大型、最莊嚴神圣的節日。”他在90多年前就看到，春節的核心不是娛樂，而是莊嚴，所以他“也因此愛上了北京。是的，我幾乎都快成為北京城的一部分了”。這提醒讀者，當心頭涌起“春節可有可無”“春節不過如此”等念頭時，也許恰恰因為我們沒看到春節的莊嚴，甚至是失去了感受莊嚴的能力。

半醉半醒，老舍們這樣過春節

“大新年的，要不喝醉一回，還算得了英雄好漢么？喝醉而去悶睡半日，簡直是白糟蹋了那點酒。喝醉必須說醉話，其重要至少等于新年必須喝醉。醉話比詩話詞話官話的價值都大，特別是在新年。”在《新年醉話》中，老舍這樣寫道。

老舍以清醒溫和著稱，卻嗜酒如命，不惜“破產請客”，曾在詩中寫道：“半老無官誠快事，文章為命酒為魂。”

新年時說醉話，老舍的理由是：“到了新年，有必須喝醉的機會，不乘此時節把一年的‘儲蓄罵’都傾瀉凈盡，等待何時？于是乎罵矣。一罵，心中自然痛快，且覺得頗有英雄氣概。”

老舍寫過許多關于春節的妙文，如《北京的春節》《春來憶廣州》《抬頭見喜》《春來憶廣州》等，沒有一個集子能全收，《老舍散文》（老舍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相對完整。

老舍愛寫春節，因他生于小年（北方是臘月二十三），本名“慶春”。在《正紅旗下》中，他寫道，一次小年，老舍大姐的婆婆家已負債，“大姐婆婆不知由哪里找到一點錢，買了頭號的大糖瓜，帶芝麻的和不帶芝麻的，擺在灶王面前，并且瞪眼下命令：‘吃了我的糖，到天上多說幾句好話，別不三不四地順口開河，瞎扯！’”

這種似是而非、半醉半醒感，構成了老舍的寫作風度。春節是他的“酒神精神”，平日“日神精神”積壓下的一切，在此得到釋放。

民國小品文中，常見這種痛快。《過年日程》中收入了何容的回憶：“一進臘月就盼，初一，初二，初三……簡直是天天兒默讀皇歷。好容易盼到初八，才摸著年邊兒。”“正月十五，是過年的尾聲，這一段要是撐不死，大概本年度就可保無虞了。”暗寫那時一年難得吃飽。

春節給人以時間感——記不住平庸日子，全靠春節提醒時光在流逝，但老舍、何容們有一種懸置能力，即懸于具體生活之外，不被其淹沒，體現了生命中的大智慧——既投入又疏離，在投入中獲得現實感，在疏離中獲得批判能力。

異代同調，春節也是一所大學

“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這是謝靈運的名句。

英國小說家愛·摩·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寫到，讀小說的最好辦法，是想象不同時代作家在同一間屋中，正背靠背寫作。當王爾德感慨生命無常時，夏洛特·勃朗特便在《簡·愛》中寫下：“人生就是含辛茹苦。”

其他生命努力改變自己，以適應環境，人類卻能改變環境，使其適應自己。人類是能在自然進化之外，通過文化實現進化的唯一物種。所以，春節是有用的，讀詩也是有用的，春節時讀詩尤有用。

手頭正有一本給成人看的《春節詩詞》，看點有三：

其一，學會優雅地說話。把大掃除說成“掃除茅舍滌塵囂，一炷清香拜九霄”（戴復古），把守歲說成“兒童強不睡，相守夜歡嘩”（蘇軾），把拜年說成“不求見面惟通謁，名紙朝來滿敝廬”（文徵明），不是賣弄，而是自我淬煉。王國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能寫能觀，才是一次積極、不空過的完整人生。

其二，神交古人。當我們知道，除夕無法回家的白居易用“守歲樽無酒，思鄉淚滿巾”哭，蘇軾用“猶堪慰寂寞，漁火亂江村”哭，戴叔倫用“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哭，韋應物用“日月昧還期，念君何時歇”哭……就會明白，文學是獨有的一個世界，只要掌握了它的語言，就能得到“文學共和國”的撫慰。

其三，找到自我。如白居易所寫：“老過占他藍尾酒（巡酒至末座，需連喝三杯，稱婪尾酒或藍尾酒，代指酒宴之歡），病馀收得到頭身。銷磨歲月成高位，比類時流是幸人。”節日的歡樂、傷感、痛苦、空虛等，都是個體的生命實踐。

在《春節詩詞》中，亦有前人詼諧，如范成大的《賣癡呆詞》，記錄吳地趣俗，除夕夜的街上都是小兒叫賣聲，專賣癡呆，范成大開玩笑要買，賣家說：以您老人家的年齡，就不用掏錢了，直接送。

千年以降的詩人都關在春節這間“房”中，背靠背在寫，從中可見有為的人生、有情的人生和有趣的人生。一本書，便把春節變成了一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