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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則虞是我國著名文獻學家、詞學家，章太炎先生的入室弟子，他長期從事古籍校勘整理工作，以及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藏書史、詞學的教學和研究，學術成果頗豐，直至今日在文史哲領域依然有較大影響。

吳則虞是安徽宣城人，抗戰時期到了祖國的大西南，在重慶女子師范學院擔任教授，1949年至1955年，在西南師范學院工作，其間承擔了教育部組織編寫教材的任務。1956年1月6日至14日，吳則虞從西南邊隅赴京參加由教育部組織召開的《古典文學》及《中國通史》教材座談會第一次會議，與會者還有施蟄存、夏承燾、徐聲越、李長之、啟功等人，多為師范大學（學院）教授，會議的一個議程是討論吳則虞在西南師范學院主持編寫的《漢魏六朝文學》大綱。這次會議讓吳則虞與在京知名學者、老友接觸，1月9日晚，吳則虞與夏承燾一起去拜訪他們共同的好友顧學頡。教材座談會結束后，人民文學出版社、《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和文學研究所等在京單位共同宴請與會的專家學者。這次會議，吳則虞給在京研究機構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得以很快由西南師范學院調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1957年年初，吳則虞奉調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擔任副研究員，1958年2月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哲學分組成員，同時，還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共中央黨校等高等學府授課。這期間，吳則虞開啟了自己學術生涯的高光時刻，他的數本專著在這個階段陸續出版、學術論文頻頻出現在學術期刊上，他參加學術會議，與各界學人往來探討學術問題。

學術活動與交往

吳則虞供職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后，參加的第一個較為重要的學術會議應是1957年5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這次會議集中討論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論問題、中國哲學史中目前應該和可能進行研究的問題、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等。吳則虞與郭沫若、范文瀾、侯外廬、呂振羽等首都及外地著名學者、專家出席會議。這次會議，《人民日報》進行了連續報道。

5月15日《人民日報》寫道：“與會者普遍對于目前存在的輕視資料工作的錯誤思想提出了批評。王維亭、吳則虞、周輔成等都認為資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本身有其獨立的科學價值和科學地位，不是單純為編寫哲學史服務的。”

會后，吳則虞在會議發言基礎上撰寫了《整理中國哲學史資料的具體建議》，刊發在重要學術期刊《新建設》（1957年第7期）上，吳則虞從古籍翻印工作、輯錄工作、編譯工作、專書整理研究工作、普及工作五個方面，深入而全面地對整理哲學史資料提出了非常具體的建議。

吳則虞參加的這次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與1957年1月在北京大學哲學系舉辦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是我國哲學研究發展史的兩次重要會議，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如何評價唯心主義以及如何繼承中國哲學的遺產等問題展開討論的同時，一定程度上形成較為統一的意見與認識。

此后，吳則虞還參加了若干重要的學術會議。1961年10月26日，吳則虞與鄭昕、趙紀彬、關鋒、林聿時等專家及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等高校的青年教師參加在北京大學召開，由中國哲學會、北京市哲學會聯合舉辦的孔子評價問題討論會。1962年11月18日至26日吳則虞赴長沙，參加由湖南、湖北兩省哲學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主辦的紀念王船山逝世兩百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與會者還有潘梓年、馮友蘭、李達、呂振羽等國內知名專家學者。會議結束后，吳則虞赴武漢，與馮友蘭、關鋒、林聿時、吳傳啟等學者應湖北省哲學社會科學會聯合會之邀在武漢講學并參加座談。

1957年，吳則虞調到北京時，馮友蘭作為籌備委員會一員，在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正式成立時擔任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史組組長。此后，二人工作上有很多交集機會，共同參加很多學術會議，據《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1971年10月 2日“得吳則虞9月30日信”，1972年12月底“吳則虞來信。與先生討論《新編》論魏晉玄學各章”（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6頁）。

吳則虞與書畫家、詩詞學家、京劇藝術研究家張伯駒，科學家童第周等人也多有交往。

參與整理“二十四史”之《晉書》

1957年年初，吳則虞到北京工作，他非常珍惜首都的學術環境，很快承擔了諸多科研工作，在1959年8月30日吳則虞致龍榆生函中提到幾項已承擔的工作，“《晏子春秋集釋》已排成，年內印出”，“現在力疾為《淮南子集釋》，寫定恐待明春”。吳則虞在信中還提到中國科學院“此間新成立哲學古籍整理組，但命主其事，才力薄，屢辭未獲。只得黽勉從事，尚乞誨教。日內忙不堪言”（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第199頁）。

除了上述工作外，吳則虞還與眾多的古籍專家一道參與新中國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標點工作，據1958年10月“標點二十四史（普通本）約稿計劃”記載，《晉書》的點校由“（中國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吳則虞先生承擔，計劃于1959年5月完成，但實際進展緩慢”。

因為承擔的工作很繁忙，吳則虞接受點校《晉書》任務后，先請龍榆生一起對《晉書》進行初校。1959年3月24日，吳則虞專門致函力邀龍榆生：“《晉書》乃金公（金燦然）面托之事，近聞已列入衛星書，于公于私皆不可卻。擬遍力疾標點，公只校百衲本，他本由我了之，如何？”（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第198頁）一年半之后，二人合作整理標點的《晉書》“試稿”交到中華書局，1960年10月20日，吳則虞關于《晉書》點校致函中華書局趙守儼，他在信中寫道：“《晉書》標點本及校記，本紀先交卷，只算是試稿，是否合式，請裁定。”“采用流水作業法，一面交卷，一面審稿，一面付排，一氣呵成，恐已難矣，此十卷校記，并非定稿，閱畢仍請擲下匆匆奉啟，馀再面詳。”（《吳則虞先生關于〈晉書〉點校致趙守儼函》，《書品》2008年第6期）

然而，《晉書》第一批整理樣稿交給中華書局后，在編輯加工過程中，發現仍然存在不少問題。趙守儼在1960年12月10日撰寫的“二十四史的工作情況”中寫道：“《晉書》，吳則虞，本紀部分已交來，審查中，擬退改，估計明年內可陸續交稿并付排。”汪紹楹（為整理“二十四史”年受聘中華書局）在《對校點〈晉書〉重行整理工作經過報告》中，詳細列舉了初校稿的問題，汪紹楹在報告中寫得很尖銳，指出本證疏略、成說去取不當、史實不深入、地理錯誤、校記濫出、重點遺漏、襲成說為已說、異文去取不當等問題。汪紹楹歸納初校稿的“主要缺點是獵奇”式的，“校勘和長編工作沒做好”（《吳則虞先生關于〈晉書〉點校致趙守儼函》，《書品》2008年第6期）。

據《宋云彬日記》1960年12月14日記載：“上午，同蕭項平、張北辰、趙守儼、丁曉先談《晉書》校勘問題……”一周后的12月20日，宋云彬日記記載：“與蕭項平等討論《晉書》校勘問題。”（宋云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第546—547頁）。

從這些往來信函和日記可以看到當年參與到標點整理《晉書》工作中的，除了吳則虞、龍榆生、黃君坦外，還有中華書局方面的宋云彬、汪紹楹、蕭項平、張北辰、趙守儼、丁曉先等人。

吳則虞收到中華書局的修改意見后，1961年2月25日專門致函趙守儼：“尊組三一五號函奉讀，至慰。《晉書》初校已及載記，列傳覆校及標點改正工作，亦正在進行，頃哲學所交下一稿，赳日審改;又科學院正籌備善本書展覽，尚須幫忙審定；哲學史編寫工作目前又正快馬加鞭，三者紛錯，約三月十日左右，始可摒擋妥帖，今后即可從事《晉書》覆勘工作。《樂志》《食貨志》稿細讀畢即奉上，列傳稿返工后可奉繳一卷左右。四月前如無突擊工作，列傳返工工作，或可及五十卷左右。”（《吳則虞先生關于〈晉書〉點校致趙守儼函》，《書品》2008年第6期）。

按照中華書局提出的修改意見，吳則虞繼續整理《晉書》，這一時期他請黃君坦參與到整理《晉書》工作中。1961年11月18日黃君坦致龍榆生函寫道：“《晉書》仍須復閱，弟已再讀一遍，聞則虞云，將再寄兄一閱。此系書局覆核意見，星名已不標（本來標號太繁反形瑣碎矣），較為干凈……書局持稿分致數人閱看，彼此求疵，苛摘殊甚，但此項正史，以慎重為是。能詳加覆核，以期勿誤，亦佳耳。（覆閱較初閱為易，可抽暇于臥榻上流覽即可，不須伏案招惹頭痛也，一笑）……”（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第208頁）。

與黃君坦致龍榆生函相呼應的是1962年1月3日吳則虞致龍榆生的一封信，吳則虞寫道：“賜橢及《晉書》均拜收，書局折騰實令人扼腕，曾將此事反映我領導，益感人之無良，此中蘊結，君坦兄頗能道其奧妙，太息而己，校記寫定者已一百卷，校出錯字無慮萬五千字，事已至此，只得鎮而靜之。”（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第209頁）。

黃君坦和吳則虞寫給龍榆生的信中，都能看到他們對整理《晉書》的“吐槽”，一方面是中華書局投入的人力較多，勢必也各抒己見給出不同點校整理意見；另一方面是標點整理《晉書》工作之艱難之曲折可見一斑，而一句“此中蘊結，君坦兄頗能道其奧妙”，是吳則虞視黃君坦為知己的真誠表達。

此后，吳則虞與中華書局就《晉書》的標點整理工作進行了多次商討、返工，直到1963年底才開始分批定稿。然而，因為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幾經停頓與重啟，《晉書》亦受到影響，直到1974年11月才正式出版，《出版說明》中明確寫道：“本書點校初稿由吳則虞同志擔任。”（〔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晉書 · 出版說明》，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第5頁）。

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

1958年2月，國務院科學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大會，吳則虞與齊燕銘、金燦然、鄭振鐸、翦伯贊、馮友蘭等八十余位小組成員參加了大會并簽名。擔任古籍小組成員期間，吳則虞主要為培養古籍人才、整理古籍圖書等做了大量工作。

吳則虞早年間即在高校任教，從事培養人才的工作，1949年后，他在西南師范學院擔任教授時開設有中國古典文學史、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目錄版本學、戲曲史等課程。1957年調到北京工作后，同時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黨校講授中國哲學史、文學史、校勘學等，吳則虞一生培養學生眾多。

吳則虞曾為學生專門撰寫《版本通論》，當時吳則虞在西南師范學院任教，圖博科學生缺乏教材，吳則虞的《版本通論》以油印本的形式印發給學生。1978年吳則虞去世后，《版本通論》在《四川圖書館》和《四川圖書館學報》上連載，受到圖書館界、古籍整理出版界研究人員的歡迎。吳則虞在西南師范學院中文系教過的學生史繼林，曾撰文《要做壽世的學問，不做售市的學問——憶念我的老師吳則虞先生》（《阿壩師范學院報》2012年9月30日 第四版），文中回憶吳則虞對學生講：“同學們，你們牢記一定要做壽世的學問，不做售市的學問！”

吳則虞擔任古籍小組成員期間，為1959年剛剛開設的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授課，為研究生講專題課《國故論衡》，這與古籍小組辦公室主任、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非常重視古籍整理出版人才的培養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當時金燦然不但為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開設鼓與呼，而且為開設課程、邀約專家授課做了大量工作，除了他本人親自去北大為學生講課外，還請了齊燕銘、吳晗等古籍小組成員赴北大授課，吳則虞作為古籍小組哲學分組成員，也在被邀之列。1959年8月30日吳則虞致龍榆生函：“北大中文系文獻專業下月中即開課，虞為研究生講《國故論衡》，每周出城一二次，益感勞勞。”（張暉：《龍榆生先生年譜》，學林出版社，2001，第199頁）。1959年9月，北京大學正式開設古典文獻專業，招收首屆學生，能夠為首屆學生授課，可見當時吳則虞得到了北京大學和古籍小組的高度認可。從吳則虞信中還可知，當時古典文獻專業除了招收本科學生，還同時招收研究生。

1962年，吳則虞應北京大學哲學系邀請，為哲學系四五年級學生開設選修課程《論衡》，課程使用的教材是吳則虞撰著的《論衡集解》。在教授《論衡》期間，吳則虞經常為學生布置標點古籍的練習，讓學生通過實踐，獲得校勘、訓詁方面的基本知識，并得到這方面的初步訓練。1962年第6期《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對此做了專門報道。

除培養人才之外，吳則虞還做了大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他點校整理的古籍有《晏子春秋集釋》《清真集》《山中白云詞》《白虎通疏證》等，編著的工具書、學術圖書有《唐宋文學》《中國工具書使用法》《論包世臣》《續藏書紀事詩》等，這些學術成果，時至今日對研究者還有較大影響。

吳則虞在20世紀60年代參與編纂的新《中國哲學史》，對后世影響較大。1961年夏《中國哲學史》第一卷的編寫開始啟動，到1963年三卷全部完成。參與編寫工作的有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等單位，參與人員除吳則虞外，有王明、石峻、任繼愈、容肇祖、湯一介、樓宇烈等知名專家學者。該書于1963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此外，吳則虞還在《西南師范大學學報》《文學遺產》《哲學研究》《新建設》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清真詞版本考辨（附版本源流表及清真集考異）》《皖人書錄》《試談諸宮調的幾個問題》《楊雄思想平議》等多篇。

吳則虞晚年身體狀況不佳，1964至 1965年，他在寫給黃永年的信中多次提及“弟久病成廢，日坐哭禪”“去年黃山抱病歸來，至今未痊，終日偃息，書史盡廢，可嘆也”“弟病久不出門，查書艱難”（曹旅寧：《黃永年與心太平盦》，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13頁）等語，在這種情況下，吳則虞仍堅持臥榻讀書著稿，“病中親手寫定《曼榆館詩集》、《曼榆館詞》及《諸子校議》等稿本。不幸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六日逝世，終年六十五歲”（吳受琚：《悼念我的父親——吳則虞教授》，《四川圖書館學報》1979年第4期）。

當年11月約20日，82歲高齡的馮友蘭先后從他人及吳則虞女兒來信中得知吳則虞去世的消息，隨信一并收到的還有吳受琚為父親吳則虞所作《祭文》。1985年9月，吳受琚將父親吳則虞的主要專著整理完成，致函馮友蘭請其作序，馮友蘭當即回復吳受琚，稱其“做了一件大事”，但同時表達了“承命作序，本屬義不容辭。奈年老精神不好，不能寫作”。馮友蘭未能為吳則虞著作集作序雖然是件憾事，但他對吳則虞給予了高度評價：“令尊謂此道權威，眾所周知，其著作當行出色，自必風行，亦無需別人多說閑話也。”（馮友蘭：《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