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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評價李白、杜甫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這兩句詩高度概括了李白、杜甫在中國古代詩壇的地位和影響。像杜甫一樣,李白的詩文名篇已傳誦一千余年，達到了婦孺皆知的程度，諸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靜夜思》），等等，都是人們耳熟能詳的詩句。

李白的詩文反映了盛唐的時代特點，表達了一個古代知識分子的追求和理想，抒寫了生活在唐代的一個普通中國人的真誠而純樸的情感。他的懷才不遇的感嘆，他的人生如夢的悲吟，他對祖國大自然發自內心的熱愛，他對友情、親情、愛情真摯而又熱烈的贊美，千百年來深深打動了一代代讀者的心，而他詩文中豐富的想象、大膽的夸張，往往出人意料之外而又在情理之中，使人贊嘆，諸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白發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秋浦歌·其十五》），“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北風行》），“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誦讀這些詩句，人們又怎會不為李白天才的構思和表達所折服呢？試想，如果我們的文學星空沒有李白這一顆明亮的星，那該是多么令人遺憾的景象啊！

李白出生于唐武周長安元年（701），距今已經一千三百多年了，他的詩文是怎樣保存下來，一直流傳到今天，供我們今天的讀者閱讀、吟詠、欣賞的呢？在李白的詩文流傳過程中有哪些曲折的故事？在歷史的長河中，又有哪些為李白詩文的整理和流傳做出特殊貢獻的“功臣”呢？

李白一生自許“懷經濟之才”，他要用這種才能“兼濟天下”“事君榮親”，以達到“海縣清一”的政治理想，但是待詔翰林而無法施展政治抱負的現實和不慎從璘而受到流放夜郎的處罰，這使他的政治熱情受到無情的打擊。到了李白人生的最后幾年，他已感到政治上建功立業的愿望恐怕要化為泡影，故而越來越傾向于文學事業，其《古風·其一》便表達了他此時的想法：“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絕筆于獲麟。”據傳，孔子曾將古時詩歌三千余篇，刪為三百零五篇。這里李白借用“刪述”一詞，表達要整理編訂自己詩文作品的愿望。但在保存自己詩文作品方面，李白不如白居易想得周到。白居易曾有詩說“生前富貴應無分，死后文章合有名”，他親自編訂了《白氏長慶集》，收詩三千八百多篇，為了確保自己的作品能流傳下去，他將自己的著作抄成五部，分藏給家人和不同的寺院。而李白性格豪放，又總是過著四處漂泊的生活，他晚年雖然記掛著收集和保存文稿這件事，卻沒有來得及親自編訂詩文集。從現有資料看，李白生前曾先后三次將編集之事托付給至親好友，也算有所考慮和安排。

李白托付的第一個人是自號“王屋山人”的魏萬（后改名魏顥）。魏顥是李白的“粉絲”，為尋訪李白，他從河南登封出發，經商丘入江蘇境內，行程達三千里，與李白相遇于揚州，二人相攜至金陵同游，分手時李白寫下了《送王屋山人魏萬還王屋并序》贈給魏顥，表達了依依惜別之情：“我苦惜遠別，茫然使心悲。黃河若不斷，白首長相思。”在離別之時，李白把自己抄錄的一份詩文作品交給魏顥，囑托他將這些文稿整理編集。但不幸的是，第二年便發生了“安史之亂”，李白所交付的詩文全都被魏顥丟失了，魏顥說“經亂離，白章句蕩盡”（《李翰林集序》）。一直到上元末（761），魏顥在今山西運城一帶偶然得到李白舊稿，一年以后，他便編成《李翰林集》，共二卷。此書詩文排列，先是李白贈給魏顥的詩作及魏顥寫給李白的詩，表示“不忘故人”之意，繼而是《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交互者，兩舉之”。因為當時李白還在世，所以魏顥在此書前面的《序》里說：“白未絕筆，吾其再刊。”

魏顥編出《李翰林集》二卷，李白并不知道，故而在乾元二年（759），他又把這件事托付給貞倩。這一年李白因從璘之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歸至今武漢武昌，遇到了隨州的一位僧人貞倩，李白稱其為“倩公”。雖然只見了一面，但李白對他印象很好，感到十分投緣，便將“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請他為自己的文稿編訂一個集子，但不知什么原因，這位倩公似乎沒有完成李白的囑托。

上元二年（761）冬，窮困潦倒的李白從金陵來到當涂投奔時任縣令的族叔李陽冰。李陽冰是著名書法家，以篆書名世，被后人稱為“李斯之后千古一人”，他也擅長刻石，顏真卿所書之碑多請他篆額。到當涂的第二年，李白一病不起，在病榻上他將詩文草稿交給李陽冰，將編集之事拜托給李陽冰，并請他為文集作序。《草堂集序》說“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為序”。李陽冰沒有辜負李白重托，把李白詩文編成《草堂集》十卷，并為之作序。作為書法家，李陽冰深知李白作品的價值，他在序文中對李白有很高的評價，他說李白的詩“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甚至說：“千載獨步，唯公一人。”《草堂集》所收詩文并不全是李白手稿，有不少是從別人那里轉抄回來的，故而《草堂集序》說：“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從這一段敘述看，李白生前文稿散失不少，好在他的作品為時人喜歡，多有保存，雖然難免在流傳過程中仍有丟失的情況，但還是保留了不少作品，這實在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草堂集》編訂以后并未成為定本，劉全白說李白“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唐元和十二年（817），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繼續搜求李白作品，“于人間得公（李白）遺篇逸句，吟詠在口”，然后編成文集二十卷。范傳正為之作《序》，《序》里說：

（李白）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代。

范傳正的這個本子是在李陽冰編的《草堂集》的基礎上擴大而成的，雖然搜集仍不完全，卻是唐代最完備的一個本子。《舊唐書·李白傳》說李白“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時”。《新唐書·藝文志》說“李太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也許說的就是范傳正以李陽冰編的《草堂集》為底本增訂的這個本子。但是，很遺憾，以上所說的魏顥編的《李翰林集》、李陽冰編的《草堂集》和范傳正編的這個二十卷本都沒有流傳下來。

如果說唐代由魏顥到范傳正對李白的詩文還是一般的收輯，那么到了宋代，學者們對李白集的增訂、分類和考次則是十分嚴謹的整理了。

宋咸平元年（998），樂史以十卷本的《草堂集》為底本，開始了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增訂。樂史（930—1007）在南唐和北宋仕宦六十余年，一生著述甚多，代表作是歷史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記》。樂史對李白詩文做了增訂和整理后寫了《李翰林別集序》，其中說道：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贊、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

過了七十年，宋敏求在熙寧元年（1068）對李白詩文重新進行了編輯整理。宋敏求（1019—1079），曾任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其家中藏書甚富，有三萬余卷，其中收羅唐人詩集、前人手跡尤多，藏書唯謹，或繕寫別本，以備出入。他注意質量精審，退朝后常與子侄們一同校勘書籍，他曾說：“校書如掃塵，隨校隨有。”當時學者都知道他的藏書多而且質量好，他又樂于借書給別人，因此，有的讀書人愿意住在他家附近，以方便借閱其藏書，據說為此他家周圍的房價因而上漲。當時一些名臣多與之交游，以求借閱，歐陽修就曾多次給他寫信請求借書，王安石也曾向他借唐人詩集。宋敏求的著作也很多，如編訂《唐大詔令集》，著有《長安志》二十卷等。宋敏求在其《李太白文集后序》中說明了自己對李白詩文收集和整理的大體情況：他以樂史所編的《李翰林集》二十卷和《李翰林別集》十卷為基礎，又得到北宋初大臣王溥家藏的李白詩集中的上、中兩卷（可惜沒有見到下卷），增加了一百零四篇詩文，后又得到魏顥所編李白詩集二卷，增加了四十四篇詩作。又從《唐類詩》以及刻石所傳、別集所載中收集了七十七篇，這樣總數大約有了千篇。他又參考其他資料，重新排了順序，編訂了目錄，又收賦、表、書、序、碑、記、銘、贊、文共六十五篇作為“別集”附在文集最后，一共是三十卷。

宋敏求的增訂使樂史本更為豐富，因而特別受到后人的重視，但這個本子仍是一般的匯集，且在輯佚過程中沒有嚴格辨別真偽，摻入了許多他人之作。清代王琦說：“論太白詩集之繁富，必歸功于宋，然其紊雜亦實出于宋。”“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在宋敏求這個三十卷本基礎上，考證每首詩作時間而先后排序，所謂“考其先后而次第之”。至此，雖然體例上仍存在著一些問題，但這個集子收存詩文較豐富，且有編年考定，大體成為了定本。

宋元豐三年（1080），晏處善為蘇州太守，他把宋敏求、曾鞏的這個本子交給毛漸校正刊行，這便是李白文集的第一個刻本，世稱“蘇本”，以后據此翻刻者有“蜀本”。同時，沿樂史編輯的本子的系統下來的有咸淳己巳（1269）本，簡稱“咸淳本”，題為《李翰林集》三十卷。

宋末，李白詩文的集注本出現了，南宋楊齊賢有《集注李白詩》二十五卷，元人蕭士赟認為這個本子的注“博而不能約”，引用材料錯誤較多，于是刪補楊齊賢注本而成《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二十五卷，是今見最早的李白詩注本。蕭士赟在《序例》里說自己弱冠之時便喜歡李白的詩，但因為要應科舉考試，沒有時間和精力認真研究李白的作品，后來才有條件“專意于此”。他或四處走訪，“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求教，“解所未解”，努力探索李白作品的主旨本義；同時，“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如發現是偽作，則放置卷末，以待專家確認。有一天，他從朋友那里借到楊齊賢的注本，遂在其基礎上，“擇其善者存之”，又“注所未盡者”，楊齊賢未注的八篇賦則“并注之”。蕭士赟在辨別李白詩的真偽方面確實下了功夫，故時有發明，成績明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他“注中多征引故實，兼及意義”，其注材料豐富，很有參考價值，他對李白作品的整理“固不為無功焉”。

明代對李白集的整理與校注又有極大發展。一方面，重刊、翻刻宋元本李白集在這一時期不斷出現；另一方面，明人重新整理、注釋、編刻李白集有數十種之多，達到了李白作品流傳史上的高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朱諫的《李詩選注》十二卷和《辨疑》二卷，二者合之即是一部李詩全集。朱氏此本材料豐富，條理清楚，有分段串講，間有總評，其對李詩的辨疑，頗能啟發后人。朱諫之后，胡震亨駁正舊注，作《李詩通》二十一卷。胡震亨認為宋敏求所收偽作較多，曾鞏的編次體例亦多有不妥，“乃重為編訂”，以樂府居前，其古詩、律詩以類從，為二十卷，把混入的李赤、李益、顧況等人的作品一并改正，而偽作經前人甄辨清楚的專設一卷附在最后。胡氏認為楊、蕭之注煩瑣，故《李詩通》大量刪去舊注，常常在詩題下用短語說明題意，對舊注也多有引正。

清代王琦的《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是歷來李白詩文合注最完備的本子。此本一出，便特別受到研究者與愛好者的重視。王琦這個注本，在南宋楊齊賢、元代蕭士赟、明代胡震亨三家注本的基礎上，“重為編次，箋釋，定為此本”，其注欲補楊、蕭、胡三家之遺闕，材料豐富，考證也力求準確，其對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詮釋考訂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在版本校勘方面也時有創新，從而使這個本子成為李白作品整理的標志性成果。

今人對李白集的整理與研究與時俱進，除了十幾種李白詩文選注本以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四部李白作品全集：一是瞿蛻園、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二是安旗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注釋》（1990年，巴蜀書社）；三是詹锳先生主編的《李白集校注匯釋集評》（1996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四是郁賢皓先生的《李太白全集校注》（2015年，鳳凰出版社）。這四部李白作品集注本各有特色，瞿、朱注本出版較早，對前人繼承較多，對后來學者影響亦較大；安旗先生的本子努力為李白詩文系年，其中多有新創；詹锳先生的注本資料豐富，便于研究者使用；而郁賢皓先生的校注本因是一人獨立完成，風格統一，他的學術創見均融入其中，是有關部門推薦的全集注本。

總的說來，李白詩文整理與流傳的線索還是清楚的，千余年來，雖然經過頻繁的社會動蕩和苛刻的光陰淘洗，李白不朽的作品還是保存并傳承下來，成為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瑰寶，李白也成為中華文化地平線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細細想來，也真是不容易啊！我們知道，李白、杜甫是中國古代詩壇的雙子星座，但歷史上注杜者號稱千家，而注李者則少了許多，這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思索的文化現象。在李白詩文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流傳的時間長河里，不時閃出魏顥、李陽冰、范傳正、樂史、宋敏求、曾鞏、晏處善、楊齊賢、蕭士赟、朱諫、胡震亨、王琦以及清以后一大批學者的名字，他們都是文學家或學者，對李白的詩文有獨特的感知，對李白的價值有深刻的認識，他們又具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文化傳承意識，從而促使他們參與了一件對中華民族極有價值的事情，從而使他們的生命多了一層意義，那就是對盛唐詩人李白的作品，或廣泛收集，或甄別取舍，或錙銖必校，或確解字詞，或探求意旨，總之，既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為后人提供了新的資料、新的角度、新的課題。經過一代又一代學者的努力，李白的詩文作品才能以今天這樣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清代俞樾在其《春在堂隨筆》里說近代學者段朝端為宋代邵思《姓解》作《辨誤》一卷，其所糾正，“頗足為邵氏功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為李白詩文集的整理和流傳做出過貢獻的所有人都是“李白的功臣”。再往大里說，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功臣，甚至是整個人類的功臣，似乎也不言過其實。李白的作品之所以能如日月一樣高懸長空，當然，首先是這些詩文具有日月一樣的品質，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功臣”的貢獻，滄海遺珠的事情也是可能發生的。一句話，歷史應該記住這些“功臣”的名字，今天的讀者應該感謝他們的貢獻，這實際上就是對文化的尊重，就是對歷史的尊重……

我想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前輩樓適夷先生的話：編輯工作是一件特殊的工作，有學問的人不愿意做，沒有學問的人又做不了。的確，編輯工作不僅需要相當的專業知識，更需要一種奉獻精神，甘愿花時間和精力“為他人作嫁衣裳”。但是，編輯工作也自有其樂趣，自有其回報。我相信，李白的“功臣”們一定會在收集整理、保存傳承李白詩文的過程中獲得一種成就感，一種樂在其中的滿足感，晚唐司空圖在《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其六》里寫出了欣賞杰作的樂趣，其詩曰：“浮世榮枯總不知，且憂花陣被風欺。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的確，得到思想的啟迪和美的感受，是每一個認真閱讀李白作品的人都會有的收獲，而充滿感情認真整理李白詩文的“功臣”們更是會受益匪淺，這豈是一般所謂“功名”可以代替的？同時，他們的名字也同李白一起載入了史冊，李白在《江上吟》中說“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多少感慨，盡在詩句之中。如果說李白的作品也同日月一樣會永遠高懸在長空的話，那么，李白“功臣”們的貢獻也就會永遠為人們所銘記，這也許就是歷史對那些為中華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做出卓越貢獻的“功臣”的回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