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涉足胡適研究，始于1997年，得緣于擬投考耿云志先生博士生之一念。這年5月，我第一次來北京東廠胡同一號拜謁耿先生，先生同意我報考，并允我抄走其論著目錄。在其后讀胡適、讀耿著的過程中立定了學術路向：胡適研究。考博失敗后，我即謀食于京華某軍事學院，但“胡適”依然是研究主業。2002年，拙編《胡適紅學年譜》殺青，向耿先生求序，再度與先生建立聯系。2004年4月17日，我又來耿府求教，耿先生突然問我：想不想來近代史所工作？我說：太想了。想當初甚至不敢來這最高近代史研究機構求職，今得此機緣，回去后即著手辦理“轉業”事宜。

2005年8月31日，我入職近代史所。這十九年從耿先生受教之多，絕不亞于諸“嫡門”弟子。我受教的方式，不是在課堂上，而是在餐桌上，旅途中，以及一些文件的起草、定稿過程中。當然，耿先生也會幫我改文章。常常，先生閑聊中的一句話，我即受啟發，有所感悟。記得多年前去金華開會，先生在閑聊時特別贊佩梁漱溟評價胡適的“淺而明”三字，說梁氏抓住了胡適著作的特點。在某次教師節聚宴中，耿師說研究歷史人物，一定要特別關注該人物的追求。每聽到這些論斷，總是興奮的。2005年后的十多年，胡適研究會的日常事務（舉辦研討會、座談會，以及編印《胡適研究通訊》這項常規工作），都是在耿師指導下我來落實具體工作。這些工作一般是這樣進行的：耿師提出設想后我起草有關文件，然后請先生審定。對我的初稿，先生略改幾個字，或將順序稍作調整，文件的高度就上去了。因此，我會仔細揣摩這些“初稿”、“改定稿”的異同。2019年夏，我陪先生去青島，高鐵上談到正做最后定稿的《胡適年譜長編》，先生說：無關之材料，可不入；書前不要有《胡適傳論》。我到酒店后的第一事，就是將這兩條記在筆記本上，并記道：“第一條，予之啟發是，材料一定要精練，亦即耿師一再強調之‘剪裁’，譜主本人的材料要精練，相關史料更要精練。第二條，擬置《胡適傳論》于書首的想法，系受來新夏先生影響，但耿師認為，《傳論》、年譜放在一起不協調，決舍《傳論》。”

《胡適年譜長編》“1891年”筆記之一頁，1999年開始做此筆記時尚無個人電腦

2005年，耿云志先生（前排右三）創辦中國近代思想研究中心，任理事長，這是創立會合影

我最早起意為胡適作年譜，是在1999年。所以在涉足這一領域剛兩年就準備做此事，主要是我當時就堅定地認為：如同研究歷史事件要先從編長編開始一樣，研究歷史人物，必須從撰該人年譜開始。近代第一流學者，不乏從編撰年譜入門者。如，錢穆之被學界認可，系基于其成名作《劉向歆父子年譜》；吳晗涉足明史研究，始于其作《胡應麟年譜》；鄧廣銘研究宋史，始于其作《辛棄疾年譜》。此外，我還認為，凡是對人類歷史產生過影響，尤其是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都應有翔實的年譜。總之，從那時起，我即認定：現代年譜于史學極端重要。

我撰此譜，力圖對能見到的胡適材料做一結賬式整理，同時擴張新材料。在博采窮搜的基礎上，材料確實大大擴充了。而排比、考證這些材料，需要對新舊材料反復咀嚼、咂摸，故對胡適和他周圍的人與事的理解亦日見深刻。這些理解，需要另有專文、專書從事。此外，對年譜撰著，亦有新想法。前作《對年譜、年譜編撰的新思考》一文，即是編撰此譜時所思、所想之結晶。

收獲是令人欣喜的，但其中一些“花絮”也頗值得一記。

在立意作《胡適年譜長編》之初，我即立下決心：不申報課題。因課題均有時限，不能如期完成的話，將會很辣手——就不緊不慢地從容做吧。到了2017年上半年，此書初稿規模粗具，乃開始謀劃出版。當時卻頗犯愁：四、五百萬字的篇幅，如果沒有出版資助，會有出版社接納嗎？這年6月，我到浙江大學開一個研討會，會間與幾位出版界的朋友商酌此事。吳超先生建議：可以申報國家出版基金。申報這種資助，需要至少百分之六十的成稿量，這本不是問題，但既是申報，無論《申報書》還是書稿，都應仔細準備，像個樣子才好。于是，我向吳先生表示：今年太匆促了，明年（2018年）再申報。國家出版基金主要是通過出版社申報，因此還是要先聯系出版社。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事頗令我意外：不少出版社對這個大部頭表示了濃厚的興趣。北京某龍頭出版社甚至表示：即便沒有出版資助，也會給予頗為豐厚的版稅；上海的某出版社也頻頻來電話商洽（后來，我對這些朋友是心懷歉疚的）。而最后確定與湖北人民出版社合作，基于三個理由。除吳超先生鼎力推薦和出版社態度積極外，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是該社2007年出版過拙著《丁文江圖傳》，印象頗佳。《丁文江圖傳》是鄒桂芬女士等策劃的一套叢書的一種，責任編輯是易簡先生。鄒、易二人充分尊重作者的良好印象，一直留在我心間，于是當友人推薦時，就準備與該社“第二次握手”，懷著滿滿的熱情。

申報國家出版基金的材料于2018年六、七月間完成并提交。半年后的2019年1月30日，我回鄉省視雙親，出了高鐵站剛坐上汽車，即得到兩三個電話：國家出版基金通過并公示了。這令我深感欣幸。

出版合同簽訂于2019年6月，我隨即發出第一卷書稿。當時雙方約定：以第一卷為例，商定一個整套書的“則例”，統合全部書稿，以便作者、編輯共同遵循。社方組織了一個由幾位編輯室主任和資深編輯組成的小組，兩周后發回一個關于體例方面的“反饋”。對此，我頗認同。于是，就照此意見對整個書稿（包括早前已發出的幾卷）做一個修訂，每改好一卷就發出一卷。如2019年9月10日，社方項目負責人給我的收到條說：“9月10日收到書稿第四部分，1930-1936，字數406599。”但因篇幅過大，修訂起來頗為費時。到2020年1月中旬，全書只剩最后兩卷待修訂。我打算春節假期完成這兩卷，在庚子年正月初八“開工”時發出。這期間，我在2019年8月27-29日曾到訪出版社，名義是參加“國家出版基金項目《胡適年譜長編》開題”儀式，實際更是為下一步的編校工作而來。8月20日我致函社方項目負責人說：

我此次到貴處，除參加那個重要會議申說拙書的特點、優點之外，有幾點還是極重要的：

一，和各卷編輯碰頭，就編校工作深入、廣泛溝通。

二，和負責搜集底本的助理編輯溝通。

三，和英文編輯溝通。

四，更要與您當面溝通具體事宜。

這些工作均系迫在眉睫之事，因我們的書已經進入編校的關鍵階段。您說，負責第一卷的資深編輯希望看完校樣后再和我面談，這正是內行話，因為只有就問題談問題才有意義。

不過，即將成行時，卻發生了一點小意外。本來出版社幫我訂的是8月27日的東航MU2452航班，但前一晚卻接到航空公司通知：航班取消了。于是，又立即改買高鐵票。但我不主張大肆宣揚此次活動（包括之前的獲國家出版基金資助，2021年被納入國家十四五重點規劃圖書），只由出版社在官網發布一個簡訊，這簡訊和社方在2019年1月獲批國家出版基金資助發布后的簡訊大同小異，核心內容都出自我的申報材料，都提到：

《胡適年譜長編》力圖全面反映胡適的生平、思想、學問、事業、交游及影響等方方面面，以期知胡適其人，兼論胡適之世。項目引用胡適先生各學術領域的代表性著述和個人材料，包括著作、書信、日記等，公私檔案、私人記述、報刊雜志的有關材料。對胡適文獻中不能確定寫作年份的篇目做了扎實的考證工作，以保證權威性；對已刊胡適傳記、著作中的錯訛，亦一一修訂之。力圖體現當下海內外胡適研究水平，并進而發揮未來胡適研究必備參考書之功能，在年譜撰著體例上亦力求有所創新。

我所以不愿意大肆宣揚，主要是基于特別地服膺傅斯年先生所說的“學術事業，不尚宣傳，持未完之工作眩之于眾……（非）當務之急”這一為學原則。因此，這一工作從事快二十年的時候，并未向外人道及。我最早向友人談及此事，是2016年。這年的1-2月，我到臺北的一所大學做為時兩個月的“訪問學人”。1月15日晚，陳宏正先生約我在敦化南路誠品書店茶敘，我談到自己正做《胡適年譜長編》。我反復叮囑陳先生：此事雖從事多年，但尚未最后定稿，千萬不要傳出去。陳先生聽到此訊，甚興奮，也很鼓勵我。但他忘記了我的叮囑，很快將這一信息告訴了兩岸的“胡圈”朋友。于是，就收到很多來自臺北、北京的電話問詢。一位認識了二十年的北京熟人還在2017年4月提出和我合作此書。

話題再重新回到2020年1月。1月16日，我致電出版社的項目負責人，聲明這是春節前最后一個電話了，不談工作，只祝賀新年。無奈，“天有不測風云”……這之后的兩三個月，和社方聯系，主要是問候、鼓勁，也不談工作。3月23日，我致函社方項目負責人，第一次談及書稿：

眼見武漢的感染病例，連續幾日都是零，甚為欣慰。……（這里）慰問、問候之外，還要給那邊的朋友，給您打打氣，更加珍愛生命，珍惜生活！

不知道您那邊開工了嗎？如果開工了，就請告知我。因為最后二部分稿件，早已弄好，我當發上。

湖北人民出版社似乎是6月份才復工的。這時，大量的工作積壓要趕工，再加上新的急迫的出版任務，就影響到了本書的進度。對此，我是理解并接受的，因為既是合作，就是一個“共同體”，要充分體諒對方難處，遇坎時共同應對，不能凡事都以“自己”為出發點，而絲毫不顧及對方。不過，我心里也明白：無論如何，《胡適年譜長編》在2020年是出版不了的。

本書的“三審三校”完成于2021年8月上旬。下旬，出版社開始履行出版中的必要申報流程。2022年1月起，又對書稿做最后一次統合性大修繕。這一工作本擬兩個月內完成，但實際是整整持續三個月。這期間，工作緊湊而無任何耽擱——實在是作者和編輯都不想放過任何一個字。這之前的幾個校次亦如是。整部書稿一般是同時工作，我首先要保證每卷編輯都能及時得到需要的資料，所提疑問也能及時得到回復。比如，提供底本階段（年譜之引文供核對的底本均由作者提供），我首先將每卷最前半年的底本提供出去，然后再漸次補充后續的。這樣，就能保證每卷都可同時工作了。而每次收到校樣，也必及時處理、反饋。這五年來的校樣，摞在一起，已超過兩米。在最緊張之時，常常起床后即泡上咖啡，趴在校樣上工作。我有時想，這套書，是用咖啡和茶“泡”出來的！

2019-2024年終日與校樣相伴

本書所歷曲折、艱辛實在太多，由此而產生的苦悶、焦憂也實在太多，這絕非這支禿筆所能盡述。盡管如此，卻也無悔無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實在是一種幸福。人生，不如意才是常態。不如意，太多的不如意，才更會讓人產生刻骨銘心，回腸蕩氣的體驗！這樣的體驗增多了，人生態度也會隨之得以升華。因此，當這套生命之書付梓之際，我沒有狂喜，更多的卻是平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多么高遠的人生境界！對自己而言，這永遠是個目標，但是，創作和出版此書的過程，卻是朝著這個目標在修煉。這是《胡適年譜長編》賜給我的另一種人生收獲。

《后記》似乎還有一個不能少的內容，就是“致謝”。但這里，我不想一一列出名字，因為二十五年來應該感謝的師友、親人實在太多了。對給我鼓勵、幫助、關注的各位友人，我將永銘在心。

最后，誠摯寄望親愛的讀者：請給以批評和指正。

2024年4月29日

宋廣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5月